二十多年前，我上初三。
　　整个初中阶段，我都是在离家十多里远的一个叫岳师的村子里度过的。我家所在的村子当时也有初中，但岳师初中是全县重点初中，而向全县招生，每届收两个班，我是学校而向全县招收的最后一届学生中的一个。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寄宿制学校的条件非常差，宿舍是一问旧房子，几十个人挤在一起，夏天热得让人发晕，冬天却又藏不住一丝暖气。伙房只提供最简单的饭食，早晚是稀汤、馒头，中午是捞面条。大多数学生都是从家里带咸菜来下饭，所以伙房基本上是不提供菜的。一个班分男女生两组，每组的饭都是打在一个桶里，再由值日生分给报饭的人。伙房经常停水，每到这时，放学就不能先打饭，而是要到村里或田里的水井去提水，有时要跑几里路才能提来一桶水。把水交到伙房，才能吃上饭，吃完饭还要再去打水洗碗。吃饭都是露天蹲着或站着。遇到下雨，只有挤在屋檐下，雨水往往会滴到饭里。冬天洗碗，池里的水冻成了冰，还要砸开冰来洗。那个时候，每到冬天我的手就冻得红肿溃烂，吃尽了苦头。
　　如果不提这些物质生活上的艰苦，我的初三生活还是充满了乐趣的，
　　那个时候学生的负担远没有现在重，我们除了上课，就是做些课本上的练习。每天下午放学到晚上上课之间，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春日的傍晚，吃过饭后，住校的老师和学生们都不急于进教室，老师们三五成群到村外的小路上散步，我们就成群结队地到田野里去玩儿。夕阳的余晖洒在泛青的麦田里，温暖的生机充盈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中。男生们有用不完的精力，在田间奔跑追逐；女生们则在地头摘野花拔小蒜，说些悄悄话。直到太阳完全落山，大家才尽兴而归。
　　有些农田里种着豌豆，春天豌豆长出了嫩绿的豆荚，吃在嘴里甜丝丝的。每周村里都会在学校大门前的马路上放电影，遇到放电影时，放学后我们都会出去看电影。这时，常有人提议去摘些嫩豆荚来，一边吃一边看电影，于是大家纷纷跑到田地里去。可晚上天太黑，找不到那片豌豆地，又担心被人发现，只好嘻嘻哈哈笑着返回。
　　因为学习的压力不大，初三的时候我迷上了课外阅读。但可读的书太少，我只能读一切能借来、能找到的书，比如一本只有前三十回的《红楼梦》，一本没头没尾的《封神演义》。我把《红楼梦》中的许多诗词抄下来，如痴如醉地背诵，有一次父亲要到县城办事，我缠着也要去。到了县城，父亲问我要去哪里，我说想去新华书店看看，父亲就把我领到了书店。柜台里摆满的书一下子震撼了我。那时还不是开架售书，我隔着柜台远远地看着那些厚厚薄薄的书，长时间说不出话来。父亲问我想买什么书，我想到了看过的电影《青春之歌》和课本上介绍的高尔基的《在人间》，说就买这两本，父亲买下了。这是我第一次拥有自己的课外书。这两本书我看过很多遍。有书的引领，我的心飞得更高，我的目光看得更远。
　　清明节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到县城烈士陵园扫墓，父亲给了我五块钱让我零花。在当时，那是一笔巨款。扫墓结束后，学校让我们自由活动，我和同学到市场上闲逛。忽然，我的视线被一个小书报亭吸引了，那里面摆满了书刊。和书店不同的是，有一些书刊就摆在柜台上触手可及的地方。我小心翼翼地上前翻动着，那些都是文学杂志，《收获》《当代》《十月》等，长长短短的小说把我牢牢地钉在那里，同学怎么也拉不走我。老板笑着问：“小姑娘，你很喜欢看书吗？”我点点头。“这些都是以前的杂志，就便宜卖给你吧。五毛钱一本怎么样？”我呆住了——这是真的吗？那么五块钱就可买十本厚厚的大书了7我几乎不敢相信，赶快点点头，拿出钱来，递到老板的手里。“全买吗？”这次是老板吃惊了。我肯定地点点头。老板说：“那你挑吧，干脆我再送你两本好了”我就挑了十二本厚厚的大书，装满了书包，沉甸甸地抱在胸前，如获至宝。同学用一种可惜的口气说：“五块钱啊，你就买这一堆书，真是可惜了。”她哪里知道，用五块钱就换来这么一大笔精神财富，我觉得真是赚到了。之后的每个假日里，我都会如饥似渴地阅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莫言的《红高粱》，都是在这些杂志中读到的。
　　在阅读的快乐中，我迎来了中考。父亲提前一天把我送到了县城，安排我和一个同学一起住到了一个远房亲戚的家里。亲戚家的院子里一树夹竹桃开得红红白白，正灿烂。考试的两天，父亲一直守在考场外，考试第一天的中午，父亲带我和同学到考场对面的鼓楼国营食堂吃饭，那是我第一次下馆子，吃到了平日里很少吃的米饭。父亲点了红烧肥肠、干炸带鱼——很奢侈的菜，以至于多年后我对这两样菜还是情有独钟。第二天下午考试结束后，父亲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上师范没问题。父亲说，那咱们去看电影吧。
　　1988年的夏天，小县城的电影院里热映的电影《红高粱》，正是由我在书中看过的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改编的。我的初巾生活就在那铺天盖地的红高粱的绚丽色彩中谢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