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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邓小平作为实事求是思想的忠实践行者，在主政瑞金期间以实事求是的工作迅速稳定了瑞金苏维埃政局，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都瑞金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中央苏区的创建、发展、壮大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反“江西罗明路线” 斗争进一步证明邓小平就是一个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典范。
[关键词] 中央苏区 邓小平 实事求是 历史贡献
早在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中就提出“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那时，他对这条思想路线的认识是：“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1]p55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邓小平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践行着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成功地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了生动的诠释和应用，较早地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都瑞金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中央苏区的创建、发展、壮大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深入调查研究，及时纠正乱肃“社会民主党”的严重错误，阻止了工农革命群众的内耗
中央苏区瑞金县的党组织曾一度由中共闽西特委领导。1931年3月，中共闽粤赣苏区特委派李添富来瑞金，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到瑞金时，正值闽西苏区大肃所谓“社会民主党”之时，他效仿闽西肃反委员会主任林一株在闽肃“社党”大搞刑讯逼供的一套做法，到瑞金上任不久，就不分青红皂白，自任肃反委员会主任，在全县开展大规模肃“社党”运动。他对那些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党员、干部，或者是对他那套“左”的做法表示不满的人，以及有某些错误缺点的人，通通指为“社党分子”，随意捕杀，一县之地被杀害者多达435人。其中有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邓希平等28人，区、乡一级干部77人。苏区中央局巡视员霍步青在1931年8月8日从瑞金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曾提及：“瑞金……目前党及政权因打社会民主党打垮了，整个党团六百余人现究竟剩下几多人，简直不能考查出。现在只有县委三四人，区委支部小组都没有了。”[2]p131-132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所致，瑞金全县处于一片惊惶与恐怖之中。“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死气沉沉。”[3]p87
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抵达中央苏区。邓小平（时任红七军前委书记）是与张云逸等率领红七军从广西千里转战来到江西，于1931年2月抵达崇义的。随后，他根据红七军前委决定，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1931年8月，年仅27岁的邓小平、金维映（阿金）一起，由中共中央派往中央苏区工作，从上海来到瑞金。时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要邓小平、金维映等一起，调查解决李添富乱肃“社党”的问题。随后，由中央派到苏区工作的余泽鸿、吴静焘夫妇也来到瑞金。鉴于当时瑞金的复杂情况和邓小平的资深经历，大家一致推举邓小平出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4]p132
邓小平临危受命，与金维映、余泽鸿等一起，冒着风险，深入到瑞金城乡作调查研究，通过深入不同阶层找人谈话、了解真实情况，查清了李添富乱肃“社党”的事实真相及其严重恶果。随即召开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和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讨论过去肃反的偏差”，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李添富在肃“社党”中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宣布撤销李添富的一切职务，并拘捕公审，予以处决。同时，邓小平果断地采取有效措施：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凡被怀疑是“社党分子”的一律不抓；第三，已被关押在狱的，如是贫农、中农的一概释放，回原地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如是地主、富农的罚钱释放，罚不到钱的取保释放。于是，全县300多名无辜被关押者幸免于难。瑞金县干部群众交口称赞邓小平是“包公再世”。由于邓小平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工作方针路线，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作调查研究，善于在实际中发现问题，并且敢于在问题中纠正错误，及时地纠正了乱肃“社会民主党”的严重错误，阻止了工农群众的内耗，这才保全了瑞金地方党组织的革命力量。
二、从实际出发，建立、恢复、整顿苏维埃基层政权，迅速稳定瑞金全县政局，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都瑞金创造了有利条件
邓小平果敢纠正乱肃“社会民主党”问题，结束了瑞金县惊惶与恐怖的政治氛围，全县政局迅速稳定。但乱肃“社会民主党”期间造成的组织涣散、干部力量薄弱等问题严重影响到瑞金苏维埃革命工作的开展。如何有效地调动广大工农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是此时摆在他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基于对瑞金苏维埃县情的了解，邓小平一方面着力搞好基层政权建设，狠抓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恢复和整顿，成立了以黄正为主席的县苏维埃政府。同时，他在县城“同善社”兴办干部培训班，培养了胡荣佳等一批60余人的本地干部，为瑞金苏维埃革命积聚了大量的革命干部。另一方面，为区别对待不同阶层群体，最大限度地争取革命群众的主体力量，他十分重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坚决维护分田成果，发展农业生产，特别强调不要侵犯中农利益，也不要过分打击富农，十分注意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创办了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领导全县干部开展节省运动，要求每个人月节省8斤口粮，以供前线之需等。邓小平卓有成效的工作，使瑞金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这也为后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都瑞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1年9月28日，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进驻瑞金叶坪。邓小平与他心仪已久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首次会见。
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苏维埃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以前曾先后四次到过瑞金，但每次都是来去匆匆，未对瑞金情况作深入了解。这次东入福建在瑞金停留时，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军委的领导人，通过赣东特委和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的介绍，对瑞金及周围各县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当时的情况是：宁都县城还被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占据；会昌、安远两县都没有赤化，这两县城都被地主武装占据着；石城县南部地主武装强大，“土围”白点甚多；于都县城虽为红军占领，许多乡村还是白色，离敌军据点赣州很近；汀州虽好，但地方偏了一些。从目前情况看，红军主力应分散在石城、长汀、会昌、安远、于都等县，消灭地主武装，拔除白色据点，红军总部自然以留驻瑞金“居中指挥”为宜。同时，定于11月7日召开的一苏大会，只有在瑞金召开最为妥当；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当然也以设在瑞金为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都瑞金，不失为历史的最佳抉择。历史学家们认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都瑞金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也跟邓小平主政瑞金的出色工作是分不开的，没有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工作路线，就没有瑞金的稳定工作政局，也就没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都瑞金的决策。
三、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决抵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拥护、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邓小平于1932年5月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7月出任中共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又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他是个务实派，在中央苏区工作时，讲究实事求是，善于从实际出发去确定工作方针和方法，突出表现于所谓的反“江西罗明路线”这场斗争中。他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就对王明等人做法表示“不信任”感，邓小平来到中央苏区后特别是主政瑞金期间，经过多方了解和对苏区实际的观察判断，认定毛泽东的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切合实际的。在中央苏区当时有邓、毛、谢、古“四大金刚”之说。毛泽覃是毛泽东的胞弟，曾任东固区委书记、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等职，自然是拥护毛泽东的。谢唯俊曾任红四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赣东特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红军独立第五师师长、江西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这位从井冈山下来的老红军战士，一直是十分赞赏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古柏曾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江西省苏裁判部长兼内务部和党团书记、苏维埃中央政府劳动部秘书长等职，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邓、毛、谢、古四人同在中央苏区工作，平时有些接触，共同语言比较多，尤其是在“赣南会议”上，曾挺身而出，一起批驳过“左”倾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无端指责，他们针对“左”倾领导人攻击毛泽东领导的苏区“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大声疾呼：“大城市上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讥讽“左”倾教条主义者只是一伙“洋房子先生”“空谈家”，根本不懂得苏区的实际斗争。
他们同“左”倾领导人之间的主要分歧是：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左”倾领导人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和交通大道”，他们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苏维埃，肃清苏区内部的白色据点；在土地问题上，“左”倾领导人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而他们则坚持按照“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分配土地；在作战原则上，“左”倾领导人大反“游击主义”，主张脱离根据地到白区作战，他们则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伺机歼灭敌人；在扩红、征粮、推销公债等工作中，“左”倾领导人无视苏区的人力、物力状况，信口提出“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等许多不切实际的指令性要求，而邓小平他们认为应考虑边区的实际情况，不宜提出过高指标，党也不要包办代替政府的工作，等等。其实这些分歧的实质，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之间的对立和斗争。由于“左”倾领导人慑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崇高威望，不敢轻举妄动，便“指桑骂槐”，大反所谓“罗明路线”。这其中的底蕴，正如后来罗迈回忆所言：“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
这些话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让我们明白了发动这场运动的真实意图。同时再让我们看看在中央局成员直接领导下的“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的具体情况：
会议是1933年4月16日至22日由中共江西省委主持在省委驻地宁都县城北边七里村的赖芳汉屋召开的，江西苏区各县的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省直机关党的负责人和军中党的负责人共2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奇怪的是，会议主持人、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上台后，刚宣布开会就离开主席台，退坐到台下一角去了。会议的实际主持人为中央局成员罗迈。罗迈是中共资深领导人，曾主持过党的八七会议，当过党中央的组织部长、政治局常委，后赴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回国后于1933年抵达中央苏区。过去老同志在谈到党内第三次“左”倾领导人时，曾有一句八字口头禅，叫做“王明博古，罗迈洛甫”。
王明没有到过中央苏区，但思想影响犹在。博古、洛甫、罗迈都是1933年1月后进入中央苏区的。罗迈刚到中央苏区一个月，就投入“左”倾营垒的高层行列，参加了宁都“七里村会议”。据他自己在《回忆与研究》里的回顾说：我到中央苏区“几天以后，碰上开会（昌）、寻（乌）、安（远）活动分子会议，他们要我参加。我在会场上才知道从二月开始，在福建已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三月，又开始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对邓小平。张闻天还写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在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上，我没有讲话，只是听取反‘罗明路线’的报告。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弄不清楚反‘罗明路线’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来找我说，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当时他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上展开斗争时才把他找来的。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来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四个人中我有两个熟人，即邓小平、毛泽覃，其他两人我当时不认识。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
罗迈在会上确实很积极，他在会上作了一个题为《为党的路线而斗争——要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主题报告，声称“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条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而完全相反的路线”，诬指邓、毛、谢、古“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当邓、毛、谢、古拒不承认他们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领袖”、提出申辩和抗议时，还气势汹汹地下令江西省保卫局局长葛耀山：“把他们的枪下掉！”当时曾参加会议的江西省委妇女干部危秀英回忆说：当时我负责在会场上倒茶水。不知为什么，省委书记李富春坐在台下角落里，蔡畅大姐站在后面，会上宣布撤销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四位同志党内一切职务，还下了他们的枪，让大家上台批判。 会议开了整整7天。中央局成员控制了7天会议的议程和方向。邓、毛、谢、古四人在会上一次次作检查，一次次申辩，一次次受批判，总过不了关。当“左”倾领导人胁迫邓小平作进一步“深刻检查”时，邓小平“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他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面对中央局“左”倾领导人，邓小平等人正气凛然，毫不妥协，以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和磊落态度，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一点，当时刊登的《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等一些批判文章和会议决议都可得到佐证。
这些文章、决议指责邓小平“始终不肯诚恳地认识和揭发自己的机会主义”，竭力“替自己的机会主义辩护”等等。邓小平承认在会寻安工作有某些缺点错误，但拒不承认犯有“罗明路线”和“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错误”。他在作了一二次书面“检查”之后，就一概拒绝，坚定、冷峻地表示：“我没有什么可再说的”，“我写的是真话”，说完“把腰板一挺，不再作进一步的检查”，从容地向“拘留室”走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于是，中央局“左”倾领导人便恼怒地采取组织手段进行处置。是年5月5日，经中央局批准，作出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请书的决议》，指责他们“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面前解除武装”，宣布撤销邓、毛、谢、古的一切领导职务，将他们调往县区基层做巡视员和突击队的工作。邓小平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乐（安）、宜（黄）、崇（仁）中心县委书记胡嘉宾没有避嫌，热诚相待，事后被中央局得知，胡嘉宾也随之被撤职。邓小平到乐安南村不到10天，又被指令“回到省委”，说乐安是白区，“怕出问题”“逃跑”。邓小平被调回后，指令他在宁都县城附近的赖村石街，接受“劳动改造”。
几十年后，毛泽东在一个文件谈到邓小平时写道：“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毛泽东说邓小平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所谓”一词表明毛泽东是不认同什么“毛派”的。半个世纪以后，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回忆往事，曾说：“我是‘三落三起’。”“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可见，邓小平也认为“没有什么毛派”。不是“毛派”，那又是什么呢？邓小平曾这样解说：“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历史证明：中央苏区时期的邓小平，不是什么“毛派”，而是党内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4]p67-89
四、树立坚定的信念，办好《红星》报，注重宣扬党的实事求是的导向性
1933年8月，邓小平调到红军总政治部负责《红星》报工作。当时连他一起，只有两名办报人员。邓小平既是主编，又是编辑、记者，每期报纸几十篇文章，从征稿采访、写稿改稿、版面设计、编辑校对，几乎他一人包干。只有一名通讯员给他当帮手，协助印刷、发行等事务。他在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办过《赤光》一刊，被人称赞为“油印博士”。担任《红星》报主编后，重操旧业，得心应手。他将《红星》恢复为4开版铅印报纸，并重新开始编号。1933年10月22日起加出《红星附刊》，随报附送。邓小平主编的《红星》，到1934年10月止在中央苏区共出版66期。
在邓小平主持下，《红星》报办得很有特色。第一，《红星》成了“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红军总部作出的关于军事斗争和红军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红星》报都给予及时宣传。第二，《红星》报是“一架大无线电台”。该报通过“最后电讯”“捷报”“前线通讯”“革命战争”等专栏，迅速及时地报道了红军的战斗情况和胜利消息。第三，《红星》报成了红军的“政治工作的讨论会”。该报经常以社论、署名文章和开辟“党的生活”“支部通讯”专栏以及专题报道形式，从各个侧面全面反映红军党的建设、青年工作、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教育训练、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情况，总结交流经验，指导部队建设。第四，《红星》报是红军部队的“一面大镜子”。该报开辟了《铁锤》《自我批评》等专栏，揭露红军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消极怠工、贪污浪费等不良现象。《红星》报敢于碰硬、既敢于批评普通干部战士，也敢于批评高级领导干部。第五，《红星》报还是“红军的俱乐部”。诸如“军事测验”“军事常识”“卫生常识”“猜谜”“问题征答”“小玩意”“诗歌”“列宁室工作”等专栏，深受红军战士喜爱。
邓小平为《红星》报殚精竭智，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特别注重报纸的导向性言论。几乎每一期，他都要编发一篇社论或重要署名文章。凡涉及红军建设的重大问题，几乎都有社论或文章予以引导。其中未署名的社论，基本上都出自邓小平的手笔。他很注重典型宣传，用先进典型的事迹和经验带动红军部队建设。邓小平还十分注意将报纸版面编排得生动活泼，栏目多样，通俗易懂，图文并茂。1934年8月，中央苏区曾出版过一本苏区军民爱不释手的战地通讯专集——《火线上的英雄》，该书就是由《红星》报“前线通讯”刊发的近百篇文章汇集成书的。
《红星》报还拥有一支500多人的通讯员队伍。这些通讯员中，既有党政机关和红军部队中的各级领导干部，也有在连队基层工作的干部战士。他们既能持枪杀敌，又能挥笔写稿，怎样打就怎样写，写出的文章有血有肉，生动真实。这些通讯员中，罗荣桓、袁国平、彭加伦、罗瑞卿、萧华、张爱萍、向仲华、张际春、舒同等人，写得最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贺昌等人，也为《红星》报写过不少社论和文章。1933年8月11日《红星》署名“子任”，描写1930年10月4日红一军团攻占吉安英雄事迹的《吉安的占领》一文，就是邓小平特约毛泽东撰写的。
《红星》报犹如一朵战火中绽放的奇葩，在苏区大地上争芳斗艳，受到苏区军民尤其是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它的发行量，1933年仅在中央苏区就达17300份。[5]p818-890邓小平这位坚定的革命者，以他特有的方式在工作、在战斗，《红星》的光芒照耀了中国，油墨博士——邓小平在中央苏区书写了新闻事业不朽的历史传奇。
中央苏区的斗争历史风云激荡、岁月峥嵘，对敌斗争惊心动魄，党内斗争错综复杂。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以坚定的信念、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革命风范，在中央苏区创造一等工作，开创斗争工作新局面，为创建、巩固、捍卫中央苏区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参考文选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1986.
[2]中共赣东特委步青给中央的报告——三次战争形势及瑞金党的状况.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C]，1931.
[3]邓小平.我的自述[N].1968.
[4]余伯流.毛泽东与邓小平[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
[5]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冷 波
[关键词] 中央苏区 邓小平 实事求是 历史贡献
早在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中就提出“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那时，他对这条思想路线的认识是：“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1]p55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邓小平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践行着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成功地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了生动的诠释和应用，较早地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都瑞金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中央苏区的创建、发展、壮大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深入调查研究，及时纠正乱肃“社会民主党”的严重错误，阻止了工农革命群众的内耗
中央苏区瑞金县的党组织曾一度由中共闽西特委领导。1931年3月，中共闽粤赣苏区特委派李添富来瑞金，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到瑞金时，正值闽西苏区大肃所谓“社会民主党”之时，他效仿闽西肃反委员会主任林一株在闽肃“社党”大搞刑讯逼供的一套做法，到瑞金上任不久，就不分青红皂白，自任肃反委员会主任，在全县开展大规模肃“社党”运动。他对那些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党员、干部，或者是对他那套“左”的做法表示不满的人，以及有某些错误缺点的人，通通指为“社党分子”，随意捕杀，一县之地被杀害者多达435人。其中有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邓希平等28人，区、乡一级干部77人。苏区中央局巡视员霍步青在1931年8月8日从瑞金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曾提及：“瑞金……目前党及政权因打社会民主党打垮了，整个党团六百余人现究竟剩下几多人，简直不能考查出。现在只有县委三四人，区委支部小组都没有了。”[2]p131-132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所致，瑞金全县处于一片惊惶与恐怖之中。“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死气沉沉。”[3]p87
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抵达中央苏区。邓小平（时任红七军前委书记）是与张云逸等率领红七军从广西千里转战来到江西，于1931年2月抵达崇义的。随后，他根据红七军前委决定，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1931年8月，年仅27岁的邓小平、金维映（阿金）一起，由中共中央派往中央苏区工作，从上海来到瑞金。时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要邓小平、金维映等一起，调查解决李添富乱肃“社党”的问题。随后，由中央派到苏区工作的余泽鸿、吴静焘夫妇也来到瑞金。鉴于当时瑞金的复杂情况和邓小平的资深经历，大家一致推举邓小平出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4]p132
邓小平临危受命，与金维映、余泽鸿等一起，冒着风险，深入到瑞金城乡作调查研究，通过深入不同阶层找人谈话、了解真实情况，查清了李添富乱肃“社党”的事实真相及其严重恶果。随即召开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和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讨论过去肃反的偏差”，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李添富在肃“社党”中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宣布撤销李添富的一切职务，并拘捕公审，予以处决。同时，邓小平果断地采取有效措施：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凡被怀疑是“社党分子”的一律不抓；第三，已被关押在狱的，如是贫农、中农的一概释放，回原地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如是地主、富农的罚钱释放，罚不到钱的取保释放。于是，全县300多名无辜被关押者幸免于难。瑞金县干部群众交口称赞邓小平是“包公再世”。由于邓小平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工作方针路线，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作调查研究，善于在实际中发现问题，并且敢于在问题中纠正错误，及时地纠正了乱肃“社会民主党”的严重错误，阻止了工农群众的内耗，这才保全了瑞金地方党组织的革命力量。
二、从实际出发，建立、恢复、整顿苏维埃基层政权，迅速稳定瑞金全县政局，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都瑞金创造了有利条件
邓小平果敢纠正乱肃“社会民主党”问题，结束了瑞金县惊惶与恐怖的政治氛围，全县政局迅速稳定。但乱肃“社会民主党”期间造成的组织涣散、干部力量薄弱等问题严重影响到瑞金苏维埃革命工作的开展。如何有效地调动广大工农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是此时摆在他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基于对瑞金苏维埃县情的了解，邓小平一方面着力搞好基层政权建设，狠抓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恢复和整顿，成立了以黄正为主席的县苏维埃政府。同时，他在县城“同善社”兴办干部培训班，培养了胡荣佳等一批60余人的本地干部，为瑞金苏维埃革命积聚了大量的革命干部。另一方面，为区别对待不同阶层群体，最大限度地争取革命群众的主体力量，他十分重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坚决维护分田成果，发展农业生产，特别强调不要侵犯中农利益，也不要过分打击富农，十分注意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创办了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领导全县干部开展节省运动，要求每个人月节省8斤口粮，以供前线之需等。邓小平卓有成效的工作，使瑞金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这也为后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都瑞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1年9月28日，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进驻瑞金叶坪。邓小平与他心仪已久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首次会见。
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苏维埃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以前曾先后四次到过瑞金，但每次都是来去匆匆，未对瑞金情况作深入了解。这次东入福建在瑞金停留时，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军委的领导人，通过赣东特委和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的介绍，对瑞金及周围各县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当时的情况是：宁都县城还被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占据；会昌、安远两县都没有赤化，这两县城都被地主武装占据着；石城县南部地主武装强大，“土围”白点甚多；于都县城虽为红军占领，许多乡村还是白色，离敌军据点赣州很近；汀州虽好，但地方偏了一些。从目前情况看，红军主力应分散在石城、长汀、会昌、安远、于都等县，消灭地主武装，拔除白色据点，红军总部自然以留驻瑞金“居中指挥”为宜。同时，定于11月7日召开的一苏大会，只有在瑞金召开最为妥当；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当然也以设在瑞金为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都瑞金，不失为历史的最佳抉择。历史学家们认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都瑞金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也跟邓小平主政瑞金的出色工作是分不开的，没有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工作路线，就没有瑞金的稳定工作政局，也就没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都瑞金的决策。
三、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决抵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拥护、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邓小平于1932年5月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7月出任中共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又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他是个务实派，在中央苏区工作时，讲究实事求是，善于从实际出发去确定工作方针和方法，突出表现于所谓的反“江西罗明路线”这场斗争中。他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就对王明等人做法表示“不信任”感，邓小平来到中央苏区后特别是主政瑞金期间，经过多方了解和对苏区实际的观察判断，认定毛泽东的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切合实际的。在中央苏区当时有邓、毛、谢、古“四大金刚”之说。毛泽覃是毛泽东的胞弟，曾任东固区委书记、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等职，自然是拥护毛泽东的。谢唯俊曾任红四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赣东特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红军独立第五师师长、江西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这位从井冈山下来的老红军战士，一直是十分赞赏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古柏曾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江西省苏裁判部长兼内务部和党团书记、苏维埃中央政府劳动部秘书长等职，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邓、毛、谢、古四人同在中央苏区工作，平时有些接触，共同语言比较多，尤其是在“赣南会议”上，曾挺身而出，一起批驳过“左”倾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无端指责，他们针对“左”倾领导人攻击毛泽东领导的苏区“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大声疾呼：“大城市上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讥讽“左”倾教条主义者只是一伙“洋房子先生”“空谈家”，根本不懂得苏区的实际斗争。
他们同“左”倾领导人之间的主要分歧是：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左”倾领导人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和交通大道”，他们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苏维埃，肃清苏区内部的白色据点；在土地问题上，“左”倾领导人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而他们则坚持按照“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分配土地；在作战原则上，“左”倾领导人大反“游击主义”，主张脱离根据地到白区作战，他们则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伺机歼灭敌人；在扩红、征粮、推销公债等工作中，“左”倾领导人无视苏区的人力、物力状况，信口提出“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等许多不切实际的指令性要求，而邓小平他们认为应考虑边区的实际情况，不宜提出过高指标，党也不要包办代替政府的工作，等等。其实这些分歧的实质，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之间的对立和斗争。由于“左”倾领导人慑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崇高威望，不敢轻举妄动，便“指桑骂槐”，大反所谓“罗明路线”。这其中的底蕴，正如后来罗迈回忆所言：“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
这些话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让我们明白了发动这场运动的真实意图。同时再让我们看看在中央局成员直接领导下的“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的具体情况：
会议是1933年4月16日至22日由中共江西省委主持在省委驻地宁都县城北边七里村的赖芳汉屋召开的，江西苏区各县的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省直机关党的负责人和军中党的负责人共2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奇怪的是，会议主持人、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上台后，刚宣布开会就离开主席台，退坐到台下一角去了。会议的实际主持人为中央局成员罗迈。罗迈是中共资深领导人，曾主持过党的八七会议，当过党中央的组织部长、政治局常委，后赴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回国后于1933年抵达中央苏区。过去老同志在谈到党内第三次“左”倾领导人时，曾有一句八字口头禅，叫做“王明博古，罗迈洛甫”。
王明没有到过中央苏区，但思想影响犹在。博古、洛甫、罗迈都是1933年1月后进入中央苏区的。罗迈刚到中央苏区一个月，就投入“左”倾营垒的高层行列，参加了宁都“七里村会议”。据他自己在《回忆与研究》里的回顾说：我到中央苏区“几天以后，碰上开会（昌）、寻（乌）、安（远）活动分子会议，他们要我参加。我在会场上才知道从二月开始，在福建已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三月，又开始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对邓小平。张闻天还写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在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上，我没有讲话，只是听取反‘罗明路线’的报告。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弄不清楚反‘罗明路线’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来找我说，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当时他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上展开斗争时才把他找来的。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来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四个人中我有两个熟人，即邓小平、毛泽覃，其他两人我当时不认识。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
罗迈在会上确实很积极，他在会上作了一个题为《为党的路线而斗争——要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主题报告，声称“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条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而完全相反的路线”，诬指邓、毛、谢、古“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当邓、毛、谢、古拒不承认他们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领袖”、提出申辩和抗议时，还气势汹汹地下令江西省保卫局局长葛耀山：“把他们的枪下掉！”当时曾参加会议的江西省委妇女干部危秀英回忆说：当时我负责在会场上倒茶水。不知为什么，省委书记李富春坐在台下角落里，蔡畅大姐站在后面，会上宣布撤销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四位同志党内一切职务，还下了他们的枪，让大家上台批判。 会议开了整整7天。中央局成员控制了7天会议的议程和方向。邓、毛、谢、古四人在会上一次次作检查，一次次申辩，一次次受批判，总过不了关。当“左”倾领导人胁迫邓小平作进一步“深刻检查”时，邓小平“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他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面对中央局“左”倾领导人，邓小平等人正气凛然，毫不妥协，以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和磊落态度，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一点，当时刊登的《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等一些批判文章和会议决议都可得到佐证。
这些文章、决议指责邓小平“始终不肯诚恳地认识和揭发自己的机会主义”，竭力“替自己的机会主义辩护”等等。邓小平承认在会寻安工作有某些缺点错误，但拒不承认犯有“罗明路线”和“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错误”。他在作了一二次书面“检查”之后，就一概拒绝，坚定、冷峻地表示：“我没有什么可再说的”，“我写的是真话”，说完“把腰板一挺，不再作进一步的检查”，从容地向“拘留室”走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于是，中央局“左”倾领导人便恼怒地采取组织手段进行处置。是年5月5日，经中央局批准，作出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请书的决议》，指责他们“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面前解除武装”，宣布撤销邓、毛、谢、古的一切领导职务，将他们调往县区基层做巡视员和突击队的工作。邓小平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乐（安）、宜（黄）、崇（仁）中心县委书记胡嘉宾没有避嫌，热诚相待，事后被中央局得知，胡嘉宾也随之被撤职。邓小平到乐安南村不到10天，又被指令“回到省委”，说乐安是白区，“怕出问题”“逃跑”。邓小平被调回后，指令他在宁都县城附近的赖村石街，接受“劳动改造”。
几十年后，毛泽东在一个文件谈到邓小平时写道：“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毛泽东说邓小平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所谓”一词表明毛泽东是不认同什么“毛派”的。半个世纪以后，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回忆往事，曾说：“我是‘三落三起’。”“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可见，邓小平也认为“没有什么毛派”。不是“毛派”，那又是什么呢？邓小平曾这样解说：“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历史证明：中央苏区时期的邓小平，不是什么“毛派”，而是党内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4]p67-89
四、树立坚定的信念，办好《红星》报，注重宣扬党的实事求是的导向性
1933年8月，邓小平调到红军总政治部负责《红星》报工作。当时连他一起，只有两名办报人员。邓小平既是主编，又是编辑、记者，每期报纸几十篇文章，从征稿采访、写稿改稿、版面设计、编辑校对，几乎他一人包干。只有一名通讯员给他当帮手，协助印刷、发行等事务。他在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办过《赤光》一刊，被人称赞为“油印博士”。担任《红星》报主编后，重操旧业，得心应手。他将《红星》恢复为4开版铅印报纸，并重新开始编号。1933年10月22日起加出《红星附刊》，随报附送。邓小平主编的《红星》，到1934年10月止在中央苏区共出版66期。
在邓小平主持下，《红星》报办得很有特色。第一，《红星》成了“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红军总部作出的关于军事斗争和红军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红星》报都给予及时宣传。第二，《红星》报是“一架大无线电台”。该报通过“最后电讯”“捷报”“前线通讯”“革命战争”等专栏，迅速及时地报道了红军的战斗情况和胜利消息。第三，《红星》报成了红军的“政治工作的讨论会”。该报经常以社论、署名文章和开辟“党的生活”“支部通讯”专栏以及专题报道形式，从各个侧面全面反映红军党的建设、青年工作、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教育训练、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情况，总结交流经验，指导部队建设。第四，《红星》报是红军部队的“一面大镜子”。该报开辟了《铁锤》《自我批评》等专栏，揭露红军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消极怠工、贪污浪费等不良现象。《红星》报敢于碰硬、既敢于批评普通干部战士，也敢于批评高级领导干部。第五，《红星》报还是“红军的俱乐部”。诸如“军事测验”“军事常识”“卫生常识”“猜谜”“问题征答”“小玩意”“诗歌”“列宁室工作”等专栏，深受红军战士喜爱。
邓小平为《红星》报殚精竭智，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特别注重报纸的导向性言论。几乎每一期，他都要编发一篇社论或重要署名文章。凡涉及红军建设的重大问题，几乎都有社论或文章予以引导。其中未署名的社论，基本上都出自邓小平的手笔。他很注重典型宣传，用先进典型的事迹和经验带动红军部队建设。邓小平还十分注意将报纸版面编排得生动活泼，栏目多样，通俗易懂，图文并茂。1934年8月，中央苏区曾出版过一本苏区军民爱不释手的战地通讯专集——《火线上的英雄》，该书就是由《红星》报“前线通讯”刊发的近百篇文章汇集成书的。
《红星》报还拥有一支500多人的通讯员队伍。这些通讯员中，既有党政机关和红军部队中的各级领导干部，也有在连队基层工作的干部战士。他们既能持枪杀敌，又能挥笔写稿，怎样打就怎样写，写出的文章有血有肉，生动真实。这些通讯员中，罗荣桓、袁国平、彭加伦、罗瑞卿、萧华、张爱萍、向仲华、张际春、舒同等人，写得最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贺昌等人，也为《红星》报写过不少社论和文章。1933年8月11日《红星》署名“子任”，描写1930年10月4日红一军团攻占吉安英雄事迹的《吉安的占领》一文，就是邓小平特约毛泽东撰写的。
《红星》报犹如一朵战火中绽放的奇葩，在苏区大地上争芳斗艳，受到苏区军民尤其是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它的发行量，1933年仅在中央苏区就达17300份。[5]p818-890邓小平这位坚定的革命者，以他特有的方式在工作、在战斗，《红星》的光芒照耀了中国，油墨博士——邓小平在中央苏区书写了新闻事业不朽的历史传奇。
中央苏区的斗争历史风云激荡、岁月峥嵘，对敌斗争惊心动魄，党内斗争错综复杂。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以坚定的信念、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革命风范，在中央苏区创造一等工作，开创斗争工作新局面，为创建、巩固、捍卫中央苏区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参考文选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1986.
[2]中共赣东特委步青给中央的报告——三次战争形势及瑞金党的状况.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C]，1931.
[3]邓小平.我的自述[N].1968.
[4]余伯流.毛泽东与邓小平[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
[5]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冷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