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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背后是国共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国共关系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对后来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75年前皖南的那片山区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变发生的原因又是怎样的，直到今天，依然扑朔迷离。
关键词：皖南事变；国民党；共产党；国共合作
一、皖南事变的爆发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
第一种观点：杨奎松认为，皖南事变的爆发，有着相当复杂的背景，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
皖南事变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必然性。它与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和共产党必欲独立自主有很大的关系。国民黨人以正统自居，盲目自大和坚持一党独裁的心态，难以适应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和必欲发展壮大自身力量的政策，使得皖南事变的爆发存在着某种必然性。
但是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国民党要想重新拾起军事“剿共”的办法来防止共产党的壮大，也并非易事。因此，皖南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又不能不带有相当的偶然性。
蒋介石作为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无法简单的只从国民党一党的角度来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因为一旦批准此计划，不仅中共做出激烈反应会有碍于抗战的全局，而且在国共日三方力量交错牵制的情况下，此计划未必能达到目的。
作战计划批准后，蒋介石的内心还是忐忑不安，他特别暗示周恩来，若不听令将难免一战，说：“我也不愿意内战，不愿意自相残杀，问题是新四军“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绝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但是共产党并没有遵从蒋介石的北移命令，而是选择了南渡。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并非想要蓄谋消灭皖南新四军，他对军方剿共的作战计划一压再压，就是力图避免过早地引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至于其后批准的军方的作战计划，夜雨对苏联政策的估计和新四军不遵从北移命令为前提的。所以皖南事变的爆发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蒋介石没有处心积虑地想消灭皖南新四军。
二、无论走哪条路线，均避免不了蒋介石的袭击。
第二种观点，房列曙认为：皖南新四军不管走哪条路线，都避免不了蒋介石的袭击。
当时，有“北线”、“东线”、“南线”三条北移路线可供叶挺、项英选择。最终，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还是选择了南线，而没有遵从国民党要求新四军走“北线”的命令。
“曹甸战斗”陈毅部与韩德勤部打了个平手，蒋介石为使皖南新四军不致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的攻击，遂不准我军由镇江北渡，只准由原地北渡或由顾祝同另予规定路线亦可。顾祝同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忽然命令新四军改道铜陵、繁昌间渡江，即走“北线”。
所以说这两条路线的制订都是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制定的，在当时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心态下，反共已成定局。
三、皖南事变的发生主要是内因
第三种观点，胡雪艳主要强调皖南事变发生的内因。
1.新四军军部形成项英一人独尊的局面。
1938年1月在南昌成立新四军军部，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后中共东南分局吏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同时成立，项英又分别担任这两个党组织的书记。新四军的党政军各个组织看似很健全，既有集中领导，又有分工负责。而实际上，新四军的领导权都落在项英一个人身上。
在新四军的领导人当中，项英是唯一的政治局委员，他凭借光辉的革命经历和显赫的军政职务以及熟悉游击战的优势，掌握了党政、军、民、财、文的决定权，形成了绝对的权威。因此，在新四军军部的东南局，很容易形成项英一人独尊的局面，存在着严重的家长制作风。
2.新四军军部指挥能力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叶挺作为新四军的军长，受过比较完整的正规军校的训练，但是他对游击战争缺乏相应的经验。而项英作为副军长，具有较高的游击战争素质，但是没有正规军团作战的经验。这两个人的特点正好可以优势互补。可是，他们两个人根本谈不拢，叶挺提倡克服游击习气，坚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而项英却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样就把我军保持的优良传统丢掉了。所以，新四军军部的指挥能力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3.新四军军部对党关于新四军向东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的理解和执行存在着重大分歧。
早在1938年，党中央为新四军制订了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的东进方针。但是新四军军部的领导层对此方针产生了分歧，项英很推崇王明“一切强调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以各种理由继续直流在皖南地区。他还一直不同意皖南部队北渡，基本上不服从中央的决定，总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向南发展，构思了一个所谓的“三山计划”，又称“南进战略”。由此可见，新四军军部对党关于新四军向东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的理解和执行是不统一的。
四、对日妥协投降不是皖南事变的重要原因
针对过去许多研究者认为对日妥协投降是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重要原因，上海师范大学的李亮在《皖南事变研究中两个问题的再探讨》一文中指出：“对日妥协投降不是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重要原因。首先，皖南事变发生前，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使英美和日本的矛盾正日趋激化，在这种有利形势下，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不可能对日妥协投降；其次，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自身安危受到严重威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主要倾向是抗日；最后，从历史发展的事实看，日本的诱降活动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而对于新四军失败的责任问题，他认为皖南新四军的失败项英应负主要责任，第一，项英在执行中央北移方针上，犹豫动摇，错误地选择了新四军北移时机；第二，军事指挥失误，使皖南军队丧失了化险为夷的机会。但项英的错误不是全部，中共中央对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也负有一定的责任。首先，中共中央对形势和时局估计存在某些失误，影响了项英北移的决心，是造成皖南新四军错过北移时机的原因之一；其次，项叶不和导致皖南惨败，中共中央负有一定责任。那项英和中共中央对皖南新四军的失败都负有一定责任，那究竟哪一方负主要责任呢？作者认为，正因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形势和时局的判断失误并没有直接导致皖南新四军北移失败，因此，皖南新四军失败的责任应划分为：一方面，项英在执行中央北移方针上，犹豫动摇，错误地选择了新四军北移时机，在北移行动中又处置失当，擅自离开指挥岗位，使皖南部队丧失了化险为夷的机会，对皖南新四军的失败负主要责任；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对局势估计存在着某些失误，又未能及时解决叶、项矛盾，因而对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也负有一定责任。
皖南事变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推行反动政策的必然结果，皖南事变之所以发生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国共矛盾长期演化的深层次背景，又有黄桥战役、曹甸战役对蒋介石、顾祝同的刺激。既有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美英远东政策发生转变，中苏关系趋于淡化，膨胀了蒋介石的反共决心的因素，又与皖南和华中地区国民党有较强的军事实力存在，更与日益壮大的人民武装力量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极度恐慌和仇恨等因素相关。
参考文献：
[1]刘淑珍.新四军与“皖南事变”[J].中国档案.2010（03）
[2]王真.皖南事变与苏联对华政策[J].中共党史研究.2009（01）
[3]许作海.国际因素对国民党处理皖南事变的影响[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01）
关键词：皖南事变；国民党；共产党；国共合作
一、皖南事变的爆发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
第一种观点：杨奎松认为，皖南事变的爆发，有着相当复杂的背景，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
皖南事变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必然性。它与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和共产党必欲独立自主有很大的关系。国民黨人以正统自居，盲目自大和坚持一党独裁的心态，难以适应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和必欲发展壮大自身力量的政策，使得皖南事变的爆发存在着某种必然性。
但是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国民党要想重新拾起军事“剿共”的办法来防止共产党的壮大，也并非易事。因此，皖南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又不能不带有相当的偶然性。
蒋介石作为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无法简单的只从国民党一党的角度来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因为一旦批准此计划，不仅中共做出激烈反应会有碍于抗战的全局，而且在国共日三方力量交错牵制的情况下，此计划未必能达到目的。
作战计划批准后，蒋介石的内心还是忐忑不安，他特别暗示周恩来，若不听令将难免一战，说：“我也不愿意内战，不愿意自相残杀，问题是新四军“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绝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但是共产党并没有遵从蒋介石的北移命令，而是选择了南渡。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并非想要蓄谋消灭皖南新四军，他对军方剿共的作战计划一压再压，就是力图避免过早地引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至于其后批准的军方的作战计划，夜雨对苏联政策的估计和新四军不遵从北移命令为前提的。所以皖南事变的爆发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蒋介石没有处心积虑地想消灭皖南新四军。
二、无论走哪条路线，均避免不了蒋介石的袭击。
第二种观点，房列曙认为：皖南新四军不管走哪条路线，都避免不了蒋介石的袭击。
当时，有“北线”、“东线”、“南线”三条北移路线可供叶挺、项英选择。最终，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还是选择了南线，而没有遵从国民党要求新四军走“北线”的命令。
“曹甸战斗”陈毅部与韩德勤部打了个平手，蒋介石为使皖南新四军不致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的攻击，遂不准我军由镇江北渡，只准由原地北渡或由顾祝同另予规定路线亦可。顾祝同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忽然命令新四军改道铜陵、繁昌间渡江，即走“北线”。
所以说这两条路线的制订都是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制定的，在当时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心态下，反共已成定局。
三、皖南事变的发生主要是内因
第三种观点，胡雪艳主要强调皖南事变发生的内因。
1.新四军军部形成项英一人独尊的局面。
1938年1月在南昌成立新四军军部，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后中共东南分局吏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同时成立，项英又分别担任这两个党组织的书记。新四军的党政军各个组织看似很健全，既有集中领导，又有分工负责。而实际上，新四军的领导权都落在项英一个人身上。
在新四军的领导人当中，项英是唯一的政治局委员，他凭借光辉的革命经历和显赫的军政职务以及熟悉游击战的优势，掌握了党政、军、民、财、文的决定权，形成了绝对的权威。因此，在新四军军部的东南局，很容易形成项英一人独尊的局面，存在着严重的家长制作风。
2.新四军军部指挥能力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叶挺作为新四军的军长，受过比较完整的正规军校的训练，但是他对游击战争缺乏相应的经验。而项英作为副军长，具有较高的游击战争素质，但是没有正规军团作战的经验。这两个人的特点正好可以优势互补。可是，他们两个人根本谈不拢，叶挺提倡克服游击习气，坚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而项英却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样就把我军保持的优良传统丢掉了。所以，新四军军部的指挥能力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3.新四军军部对党关于新四军向东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的理解和执行存在着重大分歧。
早在1938年，党中央为新四军制订了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的东进方针。但是新四军军部的领导层对此方针产生了分歧，项英很推崇王明“一切强调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以各种理由继续直流在皖南地区。他还一直不同意皖南部队北渡，基本上不服从中央的决定，总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向南发展，构思了一个所谓的“三山计划”，又称“南进战略”。由此可见，新四军军部对党关于新四军向东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的理解和执行是不统一的。
四、对日妥协投降不是皖南事变的重要原因
针对过去许多研究者认为对日妥协投降是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重要原因，上海师范大学的李亮在《皖南事变研究中两个问题的再探讨》一文中指出：“对日妥协投降不是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重要原因。首先，皖南事变发生前，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使英美和日本的矛盾正日趋激化，在这种有利形势下，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不可能对日妥协投降；其次，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自身安危受到严重威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主要倾向是抗日；最后，从历史发展的事实看，日本的诱降活动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而对于新四军失败的责任问题，他认为皖南新四军的失败项英应负主要责任，第一，项英在执行中央北移方针上，犹豫动摇，错误地选择了新四军北移时机；第二，军事指挥失误，使皖南军队丧失了化险为夷的机会。但项英的错误不是全部，中共中央对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也负有一定的责任。首先，中共中央对形势和时局估计存在某些失误，影响了项英北移的决心，是造成皖南新四军错过北移时机的原因之一；其次，项叶不和导致皖南惨败，中共中央负有一定责任。那项英和中共中央对皖南新四军的失败都负有一定责任，那究竟哪一方负主要责任呢？作者认为，正因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形势和时局的判断失误并没有直接导致皖南新四军北移失败，因此，皖南新四军失败的责任应划分为：一方面，项英在执行中央北移方针上，犹豫动摇，错误地选择了新四军北移时机，在北移行动中又处置失当，擅自离开指挥岗位，使皖南部队丧失了化险为夷的机会，对皖南新四军的失败负主要责任；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对局势估计存在着某些失误，又未能及时解决叶、项矛盾，因而对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也负有一定责任。
皖南事变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推行反动政策的必然结果，皖南事变之所以发生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国共矛盾长期演化的深层次背景，又有黄桥战役、曹甸战役对蒋介石、顾祝同的刺激。既有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美英远东政策发生转变，中苏关系趋于淡化，膨胀了蒋介石的反共决心的因素，又与皖南和华中地区国民党有较强的军事实力存在，更与日益壮大的人民武装力量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极度恐慌和仇恨等因素相关。
参考文献：
[1]刘淑珍.新四军与“皖南事变”[J].中国档案.2010（03）
[2]王真.皖南事变与苏联对华政策[J].中共党史研究.2009（01）
[3]许作海.国际因素对国民党处理皖南事变的影响[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