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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紧密。广州市作为全国首批六个服务型制造示范城市，近年来服务型制造发展迅速。文章论述了制造业服务化的文献研究情况，探讨了广州市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现状，分析了广州市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认为广州市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绩效是一种“马鞍型”曲线关系，呈现的是“上升—下降—再上升”的过程。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制造业服务化;绩效分析;广州市
中图分类号：F272.7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enterprise performance. As one of the first six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demonstration cities in China，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of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in Guangzhou，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in Guangzhou.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rv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in Guangzhou is a“saddle shaped”curve， which presents a process of“rise decline rise”.
Key words： supply side reform; serv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performance analysis; Guangzhou city
0 引 言
2015年5月國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这为制造业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2016年广东省出台《广东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方案（2016-2018年）》及五个相关行动计划，明确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结构性改革工作发展目标。与广东省相似，全国其他各省市也先后出台了相应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方案（2016-2018年）》及五个行动计划，纷纷表明了加强供给侧改革的行动和决心。当前，我国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矛盾突出，并已跃升为制约我国制造业转型发展的瓶颈。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业企业加快结构调整、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化的升级机理进行研究意义重大。
近年来，制造业服务化发展受到了广大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由于制造业服务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所以关于制造业服务化对于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另外，加之我国企业经营绩效评价方法和体系的不完善，制造业服务化绩效分析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基于此，本文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对制造业服务化的绩效进行探索，希望能为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有效的参考。
1 文献综述
制造业服务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投入服务化，即在企业的生产资源中服务要素的比重越来越重要;二是产出服务化，即企业的产品中服务产品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大。对此，专家们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产出服务化是学者们研究的侧重点。Vandermerwe和Rada（1988）等学者认为服务化是由提供物品向提供物品+服务包转变。White，Reiskin，Fishbein（1999）等认为服务化就是制造商的角色由物品提供者向服务提供者转变，且是一种动态变化过程。Szalavetz（2003）则认为服务化对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顾客满意度日益重要。Gebauer，Kastalli（2013）等学者提出了“服务化陷阱”的概念。肖挺、聂群华（2014）则通过分析得出了制造业“服务化困境”的区间。
“服务化陷阱”被提出以后，学者们便十分关注服务化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黄群慧、霍景东[1]（2014）利用有代表性的制造业国家数据，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分析了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要素，这些宏观因素包括推动因素和抑制因素。王小波、李蜻雯[2]（2016）认为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如市场竞争强度、资源依赖性、服务经济水平等会影响投入服务化水平，而企业规模、盈利能力等会影响产出服务化水平;且企业的地理位置、行业特性也会影响服务化程度。
与此同时，服务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也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Fang（2008）指出当企业服务投入规模达到总收入的20%～30%时，服务化对企业绩效存在正影响。Neely（2008）则通过对全球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分析发现，服务化企业由于需要支付较高的人力成本、运营成本，导致服务型制造业虽然有较高的销售收入但是利润水平较低。肖挺（2014）、李靖华（2015）通过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指出企业服务化水平与企业经营绩效存在“马鞍形”的曲线关系，认为服务化水平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 综上所述可知，国内学者围绕制造业服务化的内涵、路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这为本文开展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2 广州市制造业服务化现状
2018年，广州市在第二届中国服务型制造大会上被列为全国首批六个服务型制造示范城市之一。随后，广州市结合自身产业特征，通过实施设计创新专项行动、开展服务型制造试点、加快制造业电子商务应用、建设生产服务业功能区等措施加快了服务型制造发展步伐。
（1）政策支持条件良好。制造业是广州市的支柱和基础产业，并已形成由汽车、石油化工、电子、电力热力生产供应、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等构成的现代工业体系。2017年，广州出台《广州市先进制造业发展及布局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明确了广州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发展目标;指出通过加快发展服务型制造、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了重点发展汽车、电子信息、新材料与精细化工、轨道交通装备等制造业。
（2）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迅速。2018年，全市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达9 038亿元，同比增长9.4%，规模位居全国前列。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为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个性化定制全国领先。广州市各行各业都充斥着个性化元素，尤其以家具定制成为行业标杆。广州市定制家具营业收入占全国市场份额的10%，广州市连续九年举办的定制家具展更是被誉为“中国定制家具第一展”。
（4）信息基础设施牢固。信息基础设施为制造业提供了良好的信息服务。广州是“中国软件名城”，有信息和软件服务企业总数近40万家，有两千多家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同时，广州市建设了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顶级节点，工业互联网资源极为丰富，是广东省工业互联网产业示范基地和广东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还构建了国家、省、市三级工业设计中心创新能力建设体系，培育了5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3 制造业企业服务化、企业绩效的测度分析
3.1 制造业服务化
制造业服务化是指企业经营过程中服务要素所占比例逐步提升的过程，包括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由于数据获取困难，制造业服务化程度往往难以测算和衡量;国外一些关于制造业服务化的研究主要以案例分析、问卷调查为主。为此，本文对于制造业服务化的衡量主要是参照Neely（2008）、陈洁雄（2010）、李靖华（2015）等的研究，认为服务化程度的衡量包括两个维度，即服务数量和服务深度[3]。在服务深度方面，对于不同深度的服务模式，可以在测算的时候赋予不同权重予以加权。根据制造企业服务发展演进阶段，可以将服务模式分为三类，即产品延伸服务（面向产品）、整体性解决方案（面向方案）、功能性服务（面向应用）[4]。例如“整体性解决方案”的服务深度就比“产品延伸服务”的服务深度要深，因而在测算时候可以获得更大的权重。
3.2 企业绩效
净资产报酬率（ROE）又称净资产收益率，是企业一定时期内净利率与平均净资产（所有者权益）的比率，该指标反映了企业资产综合利用的效果，该指标越高，表明企业净资产的使用效率就越高，企业绩效就越好。因此，本文采用该指标衡量企业绩效。
4 广州市制造业企业服务化与绩效关系分析
为探讨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本文以广州市汽车制造业、装备制造业为研究对象，查阅了大量的文献。有学者认为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绩效之间是“U型”（先抑后扬）或“倒U型”（先扬后抑）曲线。在此，本文支持肖挺（2014）、李靖华（2015）的观点，认为广州市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马鞍型”曲线，也即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反复的，呈现的是“上升—下降—再上升”的过程。这其中的“下降”过程，可以理解为学者们所说的“服务化困境”。为了更好地理解制造業服务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马鞍型”曲线关系，接下来将从“上升—下降—再上升”三个过程进行分析。
4.1 “上升”过程。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服务化的重要性，于是，制造业企业在产品生产制造、供给的过程中，为产品增加配套的服务元素以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制造业为提升与同行相比的竞争力，将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开展服务，一个是销售服务，一个是售后服务。售后服务主要是指产品的安装、维修、维护和技术检测等。一方面，在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市场发展趋势下，售后服务和销售服务是制造业开展服务型制造的雏形，也是制造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起点。另一方面，制造业生产制造的最终目的是将产品销售出去，在拉动式供应链的作用下，企业的生产制造都是基于市场需要而开展的，市场需要什么产品企业才生产什么产品，销售服务势必成为企业利润的重要来源。因此，在“上升”阶段，制造业企业通过开展以销售服务和售后服务为主要特征的服务化模式，将有效促进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
4.2 “下降”过程。研究表明，随着制造业服务化程度的加深和企业服务投入的增加，企业并未实现相应的高投资回报，甚至在刚开始的时候，服务化不但没有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反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4]，这其实就是学者们所述的“服务化困境”。在装备制造业具有典型的“服务化困境”现象，在这个困境区间内，企业的收益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可能出现下滑，与企业实施服务化战略的初心相悖，阻碍了服务化战略的进一步推进。这一区间，制造业企业提供的服务模式主要倾向于整体性解决方案，如定制化的设计方案、金融服务、服务咨询、服务培训、产品设计与开发服务等。显然，在提供销售服务和售后服务的基础上，制造业主要是加强了服务深度、增强了服务属性。出现困境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制造能力还不是很强、技术研发受限，在增加服务数量的同时，服务质量并未得到突破性的提高。另一方面，服务深度的提高、服务数量的增多带来了服务成本的增加，在缺乏规模经济的支持下，这部分成本就转嫁到了服务价格上。 4.3 “再上升”过程。随着服务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制造业企业克服了“服务化困境”区间，成功地实现了收益的增加，企业经营绩效得到了提升。此时，制造业提供的服务深度最深、服务属性最强，服务主要集中在面向应用的功能性服务，如租赁、运营外包服务，以“产品—服务包”的形式提供一体化、个性化、差异化的服务模式，摆脱传统的简单附加服务形式，帮助企业创造、实现价值。“产品—服务包”的形式要求企业既重视产品制造，也重视服务，将服务上升到与制造同等的重视高度，形成产品与服务的融合发展，实现范围经济，提高企业收益、提升经营绩效。在此区间，由于企业在服务化程度加深的道路上，实现了制造与服务的有效融合，成功地迈过了服务化困境的门槛，借助规模经济克服了传统的“成本病”。
5 结 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制造业供给体系应加强改革和创新以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制造业企业服务化发展，其本质上是供给侧在大数据、互联网、信息技术、商业模式的支持下，对产业链的重新优化升级，使整个采购到制造再到营销的循环被增強和提升。通过供给侧改革与创新，实现制造业服务化发展，是制造业适应现代消费理念成熟、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也是制造业企业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实现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并最终实现转型升级的必然途径。然而，制造业服务化发展并非易事，企业在实施服务化的道路上，要做好应对“服务化困境”的思想准备，从企业文化、意识形态上提高企业转型发展理念，并通过产品与服务的融合，促进产品服务化的推进，实现企业绩效的提升。
参考文献：
[1] 黄群慧，霍景东. 全球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国际投入产出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管理，2014，36（1）：1
-11.
[2] 王小波，李靖雯. 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0（5）：53-60.
[3] 陈洁雄. 制造业服务化与经营绩效的实证检验：基于中美上市公司的比较[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10（4）：33-41.
[4] 李靖华. 我国制造企业“服务化困境”的实证分析[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6）：36-45.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制造业服务化;绩效分析;广州市
中图分类号：F272.7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enterprise performance. As one of the first six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demonstration cities in China，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of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in Guangzhou，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in Guangzhou.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rv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in Guangzhou is a“saddle shaped”curve， which presents a process of“rise decline rise”.
Key words： supply side reform; serv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performance analysis; Guangzhou city
0 引 言
2015年5月國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这为制造业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2016年广东省出台《广东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方案（2016-2018年）》及五个相关行动计划，明确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结构性改革工作发展目标。与广东省相似，全国其他各省市也先后出台了相应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方案（2016-2018年）》及五个行动计划，纷纷表明了加强供给侧改革的行动和决心。当前，我国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矛盾突出，并已跃升为制约我国制造业转型发展的瓶颈。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业企业加快结构调整、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化的升级机理进行研究意义重大。
近年来，制造业服务化发展受到了广大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由于制造业服务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所以关于制造业服务化对于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另外，加之我国企业经营绩效评价方法和体系的不完善，制造业服务化绩效分析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基于此，本文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对制造业服务化的绩效进行探索，希望能为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有效的参考。
1 文献综述
制造业服务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投入服务化，即在企业的生产资源中服务要素的比重越来越重要;二是产出服务化，即企业的产品中服务产品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大。对此，专家们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产出服务化是学者们研究的侧重点。Vandermerwe和Rada（1988）等学者认为服务化是由提供物品向提供物品+服务包转变。White，Reiskin，Fishbein（1999）等认为服务化就是制造商的角色由物品提供者向服务提供者转变，且是一种动态变化过程。Szalavetz（2003）则认为服务化对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顾客满意度日益重要。Gebauer，Kastalli（2013）等学者提出了“服务化陷阱”的概念。肖挺、聂群华（2014）则通过分析得出了制造业“服务化困境”的区间。
“服务化陷阱”被提出以后，学者们便十分关注服务化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黄群慧、霍景东[1]（2014）利用有代表性的制造业国家数据，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分析了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要素，这些宏观因素包括推动因素和抑制因素。王小波、李蜻雯[2]（2016）认为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如市场竞争强度、资源依赖性、服务经济水平等会影响投入服务化水平，而企业规模、盈利能力等会影响产出服务化水平;且企业的地理位置、行业特性也会影响服务化程度。
与此同时，服务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也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Fang（2008）指出当企业服务投入规模达到总收入的20%～30%时，服务化对企业绩效存在正影响。Neely（2008）则通过对全球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分析发现，服务化企业由于需要支付较高的人力成本、运营成本，导致服务型制造业虽然有较高的销售收入但是利润水平较低。肖挺（2014）、李靖华（2015）通过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指出企业服务化水平与企业经营绩效存在“马鞍形”的曲线关系，认为服务化水平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 综上所述可知，国内学者围绕制造业服务化的内涵、路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这为本文开展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2 广州市制造业服务化现状
2018年，广州市在第二届中国服务型制造大会上被列为全国首批六个服务型制造示范城市之一。随后，广州市结合自身产业特征，通过实施设计创新专项行动、开展服务型制造试点、加快制造业电子商务应用、建设生产服务业功能区等措施加快了服务型制造发展步伐。
（1）政策支持条件良好。制造业是广州市的支柱和基础产业，并已形成由汽车、石油化工、电子、电力热力生产供应、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等构成的现代工业体系。2017年，广州出台《广州市先进制造业发展及布局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明确了广州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发展目标;指出通过加快发展服务型制造、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了重点发展汽车、电子信息、新材料与精细化工、轨道交通装备等制造业。
（2）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迅速。2018年，全市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达9 038亿元，同比增长9.4%，规模位居全国前列。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为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个性化定制全国领先。广州市各行各业都充斥着个性化元素，尤其以家具定制成为行业标杆。广州市定制家具营业收入占全国市场份额的10%，广州市连续九年举办的定制家具展更是被誉为“中国定制家具第一展”。
（4）信息基础设施牢固。信息基础设施为制造业提供了良好的信息服务。广州是“中国软件名城”，有信息和软件服务企业总数近40万家，有两千多家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同时，广州市建设了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顶级节点，工业互联网资源极为丰富，是广东省工业互联网产业示范基地和广东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还构建了国家、省、市三级工业设计中心创新能力建设体系，培育了5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3 制造业企业服务化、企业绩效的测度分析
3.1 制造业服务化
制造业服务化是指企业经营过程中服务要素所占比例逐步提升的过程，包括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由于数据获取困难，制造业服务化程度往往难以测算和衡量;国外一些关于制造业服务化的研究主要以案例分析、问卷调查为主。为此，本文对于制造业服务化的衡量主要是参照Neely（2008）、陈洁雄（2010）、李靖华（2015）等的研究，认为服务化程度的衡量包括两个维度，即服务数量和服务深度[3]。在服务深度方面，对于不同深度的服务模式，可以在测算的时候赋予不同权重予以加权。根据制造企业服务发展演进阶段，可以将服务模式分为三类，即产品延伸服务（面向产品）、整体性解决方案（面向方案）、功能性服务（面向应用）[4]。例如“整体性解决方案”的服务深度就比“产品延伸服务”的服务深度要深，因而在测算时候可以获得更大的权重。
3.2 企业绩效
净资产报酬率（ROE）又称净资产收益率，是企业一定时期内净利率与平均净资产（所有者权益）的比率，该指标反映了企业资产综合利用的效果，该指标越高，表明企业净资产的使用效率就越高，企业绩效就越好。因此，本文采用该指标衡量企业绩效。
4 广州市制造业企业服务化与绩效关系分析
为探讨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本文以广州市汽车制造业、装备制造业为研究对象，查阅了大量的文献。有学者认为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绩效之间是“U型”（先抑后扬）或“倒U型”（先扬后抑）曲线。在此，本文支持肖挺（2014）、李靖华（2015）的观点，认为广州市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马鞍型”曲线，也即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反复的，呈现的是“上升—下降—再上升”的过程。这其中的“下降”过程，可以理解为学者们所说的“服务化困境”。为了更好地理解制造業服务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马鞍型”曲线关系，接下来将从“上升—下降—再上升”三个过程进行分析。
4.1 “上升”过程。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服务化的重要性，于是，制造业企业在产品生产制造、供给的过程中，为产品增加配套的服务元素以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制造业为提升与同行相比的竞争力，将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开展服务，一个是销售服务，一个是售后服务。售后服务主要是指产品的安装、维修、维护和技术检测等。一方面，在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市场发展趋势下，售后服务和销售服务是制造业开展服务型制造的雏形，也是制造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起点。另一方面，制造业生产制造的最终目的是将产品销售出去，在拉动式供应链的作用下，企业的生产制造都是基于市场需要而开展的，市场需要什么产品企业才生产什么产品，销售服务势必成为企业利润的重要来源。因此，在“上升”阶段，制造业企业通过开展以销售服务和售后服务为主要特征的服务化模式，将有效促进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
4.2 “下降”过程。研究表明，随着制造业服务化程度的加深和企业服务投入的增加，企业并未实现相应的高投资回报，甚至在刚开始的时候，服务化不但没有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反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4]，这其实就是学者们所述的“服务化困境”。在装备制造业具有典型的“服务化困境”现象，在这个困境区间内，企业的收益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可能出现下滑，与企业实施服务化战略的初心相悖，阻碍了服务化战略的进一步推进。这一区间，制造业企业提供的服务模式主要倾向于整体性解决方案，如定制化的设计方案、金融服务、服务咨询、服务培训、产品设计与开发服务等。显然，在提供销售服务和售后服务的基础上，制造业主要是加强了服务深度、增强了服务属性。出现困境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制造能力还不是很强、技术研发受限，在增加服务数量的同时，服务质量并未得到突破性的提高。另一方面，服务深度的提高、服务数量的增多带来了服务成本的增加，在缺乏规模经济的支持下，这部分成本就转嫁到了服务价格上。 4.3 “再上升”过程。随着服务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制造业企业克服了“服务化困境”区间，成功地实现了收益的增加，企业经营绩效得到了提升。此时，制造业提供的服务深度最深、服务属性最强，服务主要集中在面向应用的功能性服务，如租赁、运营外包服务，以“产品—服务包”的形式提供一体化、个性化、差异化的服务模式，摆脱传统的简单附加服务形式，帮助企业创造、实现价值。“产品—服务包”的形式要求企业既重视产品制造，也重视服务，将服务上升到与制造同等的重视高度，形成产品与服务的融合发展，实现范围经济，提高企业收益、提升经营绩效。在此区间，由于企业在服务化程度加深的道路上，实现了制造与服务的有效融合，成功地迈过了服务化困境的门槛，借助规模经济克服了传统的“成本病”。
5 结 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制造业供给体系应加强改革和创新以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制造业企业服务化发展，其本质上是供给侧在大数据、互联网、信息技术、商业模式的支持下，对产业链的重新优化升级，使整个采购到制造再到营销的循环被增強和提升。通过供给侧改革与创新，实现制造业服务化发展，是制造业适应现代消费理念成熟、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也是制造业企业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实现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并最终实现转型升级的必然途径。然而，制造业服务化发展并非易事，企业在实施服务化的道路上，要做好应对“服务化困境”的思想准备，从企业文化、意识形态上提高企业转型发展理念，并通过产品与服务的融合，促进产品服务化的推进，实现企业绩效的提升。
参考文献：
[1] 黄群慧，霍景东. 全球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国际投入产出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管理，2014，36（1）：1
-11.
[2] 王小波，李靖雯. 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0（5）：53-60.
[3] 陈洁雄. 制造业服务化与经营绩效的实证检验：基于中美上市公司的比较[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10（4）：33-41.
[4] 李靖华. 我国制造企业“服务化困境”的实证分析[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6）：3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