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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厦门人特别感念一位先贤——陈嘉庚先生。4月初，他曾倾尽一生的厦门大学，迎来了100周年校庆。
【嘉庚之梦】
1919年8月7日，筹办中的厦门大学出现在《申报》上。这一天，《申报》一口气发布了《南方将有私立大学》《厦门将设大学》两条新闻，以充满赞誉、期望的语气报道了陈嘉庚筹办厦大一事：“使南方有中国自办之最高学府。孜孜兴学，以为国家百年树人之计，诚教育界之明星。”
这一年，陈嘉庚一直为此事多方奔走。1919年5月，他请胞弟陈敬贤到新加坡主持商务，自己则准备“长住桑梓，致力办学，不复南来操心商业”。在告别会上，他阐明心愿：“余蓄此念既久，此后本人生理（闽南语“生意”——笔者注）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除花红之外，我留一部分添入资本，其余所剩之额，虽至数百万元，亦决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是乃余之所大愿也。”
1874年，陈嘉庚出生在集美一个华侨家庭。9岁，入读集美社南轩私塾；14岁，读《四书集注》；16岁，应父召前往南洋，从此走上营商、兴学之路。
1910年，陈嘉庚当选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六届委员会协理，成为闽籍侨领之一。当时，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以新加坡为基地，华侨受其影响，民族意识高涨，在积极支持革命的同时，也积极兴办华文教育。
同年，陈嘉庚加入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也是从那时起，他萌生了兴办大学的想法。后来，在接受社会学家陈达采访时，他回忆了这样一件事：清末时，他们一群同乡在新加坡共创一所小学，待到校址、经费及学生都有着落了，却因没有教员而无法开学……这是我注意学校教育最早的动机。教育有极深切的意义，我是极端相信‘教育救国’的人。”
当陈嘉庚踏上兴学之路后，他更是在兴起于清末的“商战”说之外，提出了“学战”说（今日所说的创新能力），并且认为后者才是根本所在。他说：“何谓根本？科学是也。今日之世界，科学全盛之世界也。科学之发展，乃在专门大学。有专门大学之设置，则实业、教育、政治三者人才，乃能辈出。”
陈嘉庚回厦之日，正值五四运动浪潮高涨之时。救亡的呼声，以及青年们对德先生、赛先生的渴望，让他的兴学之心更加迫切。
他印发了《筹办福建厦门大学附设高等师范学校通告》，阐明办学目的：“专制之积弊未除，共和之建设未备，国民之教育未遍，地方之实业未兴。此四者欲望其各臻完善，非有高等教育专门知识，不足以躐（读liè，意为超越——编者注）等而达……”
7月13日，在浮屿陈氏宗祠的特别大会上，陈嘉庚正式宣布创办厦大。他对各界人士痛陈时弊，呼唤“南方之强”：“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唯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人心耳。若并此而无之，是置国家于度外，而自取灭亡之道！夫公益义务，固不待富而后行……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就像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一样，这注定将是一篇永远闪光的演讲。蔡元培使旧北大焕然一新，而陈嘉庚则通过创办厦大，把新生于这个古老国度的现代公民精神发扬光大。
【“南方之强”】
1919年6月26日，沪上名流、教育家黄炎培来到厦门，未及安顿，就接到了陈嘉庚的邀约——到演武场参观厦大校址。
两年前，二人在新加坡相识，基于对教育共有之热忱，一见如故。1919年初，黄炎培再至新加坡，陈嘉庚以兴办厦大之计划相告，又相约二人都归国后，共同筹办厦大。
对于在厦门的这次会面，黄炎培写道：“君亟亟导观演武亭地，语余曰：‘吾之归自南洋，晨七时至，八时即来观。今君晨七时到，亦亟亟以八时导君观，知君必急吾之急，亦樂吾之乐也。’”
随后，在筹办厦大的特别大会上，陈嘉庚当场认捐厦大开办费100万元，当年交清。经常费300万元，分12年交付。两者合计为400万元，相当于陈嘉庚当时的全部资产。
在此之前，黄炎培从未见过有人竟以如此之大的热情来办学。他写道，陈嘉庚此举，简直可谓“毁家兴学”。他还写道，视厦大办学之目的，可知陈嘉庚同时也是出色的教育家——“君之散财，非为名高，非为情感，盖卓然有主旨如此”。
那么，“嘉庚精神”的来源又在何处呢？对此，黄炎培写道，陈嘉庚自奉甚薄——“吾游集美乡，观陈君之所居，入门而圭窦其形，循墙而伛偻其容，盖犹是先人之敝庐，未尝加一椽、覆一瓦，其不私也如此”。
他还注意到了陈嘉庚的性格：“心力强毅而锐敏，不苟言笑，利害烛于几先，计划定于俄顷；临事不惊，功成不居；严于处物而宽于处人……”
他认为，见教育为欧美富强之发动力，其实是“嘉庚精神”之形成的外部刺激，其真正根基，实为那个看似古老、其实生机勃勃的闽乡的内部传统。如果说，南洋塑造了“嘉庚精神”的现代格局，那么，桑梓之地才是“嘉庚精神”的真正起点。
对此，黄炎培感慨道：“民族之特性在是欤！”这种“特性”，也使“嘉庚精神”显示出一种鲜明的风格——它有着崭新的社会理想，却深植乡土；它热烈地拥抱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心系故国。在极具时代性的外在色彩之下，“嘉庚精神”实际上是把传统的修齐治平理想，以兴实业、办教育的形式，无缝地嫁接到了现代商业和公益行为之上。
比如，陈嘉庚曾写道：“凡有诚意为公益者，必须先近后远。”“对祖宗庐墓所寄之桑梓，理宜更加注意。”
1921年3月1日，厦大在福州、厦门、新加坡等地进行首次招生考试。一个月后，在厦门进行复试，录取新生98人，分为师范部和商学部。4月6日，因厦大校舍尚未兴建，厦大暂借集美学校即温楼，举行开校典礼，正在访华的美国学者杜威等各界名流以及地方人士等3000余人参加了这一盛典。
厦大学生合唱赵元任作曲的校歌：“自强，自强，学海何洋洋！谁欤，操钥发其藏？鹭江深且长，致吾知于无央。吁嗟乎！南方之强！” 在昂扬的校歌中，厦门大学诞生了。从筹办到开校，陈嘉庚仅用了不到两年时间。他为何如此念兹在兹？校歌过后，陈嘉庚发表演讲，特意解释为何要“速办”厦大。他说：“当此风雨飘摇之际，国势岌岌可危，岂能久待？不如先将一部分之青年培养，亦可救国。”他勉励学生们：“当求实厚，不可以得一毕业文凭，遂自诩为莫大光荣，此求学者当切戒也。”
【止于至善】
对一所大学来说，校长人选至为重要，尤其是对初创的大学而言，如蔡元培之于北大、张伯苓之于南开。但是，厦大偏偏在初创时遇到了校长更替风波。
陈嘉庚先是聘汪精卫为校长。当时，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名望极高，然而他没有赴任，以政务繁忙为由请辞。而后，陈嘉庚又聘邓萃英为校长，当时邓萃英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赴任厦大校长未久，即辞职北返。情急之中，陈嘉庚连发电报到新加坡，邀林文庆出任厦大校长。
林文庆为南洋侨生（在南洋出生的华人）。1869年，他出生在新加坡。18岁时，他成为新加坡第一位“女王奖学金”华人得主，而后留学爱丁堡大学学医，当时爱丁堡大学为世界级医学中心。
回到新加坡后，他长期担任海峡殖民地立法局华人议员，拥有巨大声望。此外，他还是新加坡的实业家、改革者、教育家和儒学复兴运动领袖，并由于在当地最早倡导和经营橡胶园，而有“橡胶种植之父”之称。
按照当时新加坡民间的说法，在整个新加坡，只有两个人拥有“一架马车”的资格，一为总督，一为林文庆。也就是说，在当时，林文庆的社会地位远在陈嘉庚之上。
那么，陳嘉庚为什么要请林文庆当厦大校长呢？因为他深知，这也是林文庆的心愿。民国初年，有一次，陈嘉庚和林文庆同船从国内返回新加坡。在茫茫海上，二人“议论时政，相顾唏嘘，因慨民智未开，则共和基础，终无由巩固”。不久之后，当陈嘉庚决心在家乡兴学时，即咨询林文庆的意见。林文庆认为，如果“创办一间大学，对国家的贡献必大”。
当接到陈嘉庚的邀请时，林文庆也接到了孙中山邀请其回国参政的电报。他不愿直接拒绝孙中山，回电请其代为决定。孙中山复电赞成他执掌厦大，林文庆随即辞掉了在新加坡的一切职务，赶赴厦大。
7月4日，林文庆抵达厦门，一头扎入厦大创办初期千头万绪的事务之中。首先是制定办学计划及校旨，主要分为三项：拟设理、医、工、农、文、商、教育、美术、宗教、哲学诸科；对学生之自治精神及体育之发达，学校予以特别关注；关于道德问题，采取世界最有价值之人生观念，并阐明中国固有之伦理学说，使之适应于现代之人类生活。
简而言之，厦大之办学目的，在于融汇中国固有文化与现代文明，创造一种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新文化。以此为出发点，林文庆以《大学》中的“止于至善”四字为厦大校训。
另一要务为增聘名师，在这一方面，林文庆以其优势，在国内学者之外，先后聘请了美国学者莱德以及法国学者戴密微等外籍名师。
这时，在陈嘉庚的主持下，厦大校舍也陆续落成。1921年5月9日，陈嘉庚与厦大师生百余人乘船来到演武场，举办了厦大校舍奠基典礼。按照他的设计，厦大初期的五座校舍呈“一”字形排开，背倚五老峰，与南太武隔海相望。校舍外墙采用花岗石清水墙，屋身之上冠以闽南风格的琉璃瓦顶。一种融合了西洋、南洋和闽南风格的创造性风格由此诞生。后来，古建筑园林艺术学者陈从周将之命名为“嘉庚风格建筑”，并评说：“陈老先生不是建筑师，但他做出了比建筑师更杰出的作品……在近代建筑史上有其不可磨灭的地位。”
1922年2月，厦大首座校舍映雪楼落成，全体师生迁入新校舍。随后，集美楼、群贤楼、同安楼和囊萤楼也相继落成。至此，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厦大办学进入正轨。一如今日一样，“游客路过厦门，专来本校参观者络绎不绝”。各地的青年学生则不断向厦大“请愿求学”。
【大学之大】
厦门大学开办之日，也是中国第一批现代大学成长之时。
在林文庆的主持下，厦大的校务和办学成绩蒸蒸日上。1926年6月28日，上海《申报》报道厦大：“内部渐臻安固……经校务会通过，分设文、理、教育、商、法、医、工等七科，并增设国学研究院。”
这一年，因北京时局动荡，大批学者纷纷南下。自3月至12月，林语堂、沈兼士、鲁迅、张星烺、顾颉刚、张颐等著名学者先后加入厦大，一时之间，厦大名师如云。
在这样的师资阵容下，当时厦大平均每位教师所教的学生不超过5个，一些专业课甚至采取了个别授课的方式。比如，当时听鲁迅授课的学生一共23人，其中包括女生2人。这些学生既包括了当时国文系的全部学生，也包含了英文和教育系的部分学生。当时厦大的动物学系全系只有1名学生，“天天和教员对坐”，授课者为留美归来的著名学者、中国现代生物学的主要奠基人秉志。这样的课堂情景，今人难以想象。时人评论说：“其能超然独立，专心以从事于研究者，在华北惟有南开，在华南惟有厦大而已。”
1927年，英国伦敦会海外秘书霍金斯在访问了中国多所大学后，特意致信林文庆，称赞厦大：“成绩之优良……从未见有胜于贵校者。”
1929年，厦大教育系主任孙贵定自信地说道：“在目前的中国，私立大学，只要经费充裕，办理得人，实在比国立大学安定得多。厦门大学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但也是在这个时候，厦大遭遇了办学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当时，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正在席卷南洋各地。1928年底，陈嘉庚公司的三年总结算表明，受橡胶价格下降等因素影响，公司已损失过半资产，随后之经营愈加艰难。
之前，陈嘉庚一直认为，即便由他一人支持校费也没有问题。他曾这样说道，在倡办厦大之时，他“存有资产四百万元，至五十二岁增至一千二百万元，而两校设备及经常费，年开八九十万元，自度决无过限”。虽然陷入困境，陈嘉庚在办学上依旧极为执着。其时，有人劝他停止校费，他回答说，他不愿意放弃义务：“何可遽行停止。一经停课关门，则恢复难望。” 1931年，陈嘉庚的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仍以利润提成维持学校费用，但已不足以维持厦大正常运转。对此，陈嘉庚还特意解释说，希望公众切莫以为他的困境乃源于校费之累：“盖自不景气来临，平素较我殷裕者尚多，既无如我之负担，乃现下之困难，固不减于我……愿国人勿引我之困厄为口实，致阻公益事业之发展，陷我于罪人。”
1935年，为度过校费危机，林文庆到新加坡为厦大募捐。募捐开始后，每天早上5点多，林文庆就起床做准备，9点多出发，沿街叩户，向侨胞募捐，一直到下午6点，回家后，忙碌到凌晨一两点才休息。有人劝他：“你年纪这样高了，天天这样辛苦，明天早上应当休息半天，下午再工作吧。”他指着募捐团里的其他成员说：“我老的可以不要，看看他们少年的要不要休息。”
募捐归来，林文庆向全校师生报告：一共募得30余万元：“此次南渡的结果，不仅在经济方面获得大量而有力的帮助，而且把‘厦大’的校誉传遍于南洋的社会中。”
这时的厦大，在林文庆的主持下继续发展。他一边继续延请名师，一边在校舍、教授住宅楼和图书馆之外，兴建动植物博物馆、自来水厂、电灯厂、医院、浴室等教学、生活设施。对此，《海关十年（1922—1931）报告》写道：“在那里（厦大），能干的教员为学生将来的伟大工作打基础……许多学生来自外省。现在，每十个大学生中有一名女生。校园宽敞，风景如画……”
1937年，在厦大迎来16周年校慶之际，教员何励生写道：“我们厦大历史虽是不长，但老早就能够和国内各著名大学并驾齐驱……自民国十四年到现在，共有十二届，五百八十四名毕业生，他们个个都能出其所学，为国家社会热心服务。”在这为数并不多的毕业生中，日后成为中科院院士者即有5人，成为知名专家者则数十倍于此。简言之，凡入校者，几乎皆可成才。
后来，在改为国立大学后，厦大依然延续这一办学风格。究其原因，林文庆曾这样说道：“我们深信，学校成绩之良窳，并不与学生数之多寡成正比例。”这个理念，与“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可说是异曲同工。
1935年，有人以上海某大学较厦大迟办，在校学生数量却已远远超过厦大为由，认为厦大“落后”了。对此，陈嘉庚驳斥说，办大学是为养成人才，不是为颁发文凭，厦大在招生和教学上一向“不为情面而破格”，绝不只追求办学规模而仿效“其他等处招生之随便，或规定程度之浅低”。
1937年，在苦撑数年之后，陈嘉庚不得不申请改厦大为国立大学。当年6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电复陈嘉庚，批准厦大改国立。7月26日，新任校长萨本栋到校。年近七旬的林文庆至此卸下了16年的校长重任，携家人返回新加坡。
又过一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按照《捐资兴学表彰条例》，发布《关于表彰厦门大学创始人陈嘉庚、陈敬贤、林文庆的训令》：
“国立厦门大学前由陈嘉庚、陈敬贤、林文庆捐资创建，林文庆并亲任校长十余年，同心协力，惨淡经营，固能成就多才，规模大备。乃至抗战军兴，暴敌恣意摧残我们教育文化机关，该校竟为炸毁。政府于迅筹恢复之余，轸念陈嘉庚等艰辛创业，愿力宏毅，嘉惠士林，足资矜式，特予明令褒扬，以彰殊绩，而励来兹。”嘉庚先生，就此“作别”（非完全告别，后来他归国定居，又全力扩建校园）厦大。
从此，他已是永远的“校主”。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嘉庚之梦】
1919年8月7日，筹办中的厦门大学出现在《申报》上。这一天，《申报》一口气发布了《南方将有私立大学》《厦门将设大学》两条新闻，以充满赞誉、期望的语气报道了陈嘉庚筹办厦大一事：“使南方有中国自办之最高学府。孜孜兴学，以为国家百年树人之计，诚教育界之明星。”
这一年，陈嘉庚一直为此事多方奔走。1919年5月，他请胞弟陈敬贤到新加坡主持商务，自己则准备“长住桑梓，致力办学，不复南来操心商业”。在告别会上，他阐明心愿：“余蓄此念既久，此后本人生理（闽南语“生意”——笔者注）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除花红之外，我留一部分添入资本，其余所剩之额，虽至数百万元，亦决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是乃余之所大愿也。”
1874年，陈嘉庚出生在集美一个华侨家庭。9岁，入读集美社南轩私塾；14岁，读《四书集注》；16岁，应父召前往南洋，从此走上营商、兴学之路。
1910年，陈嘉庚当选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六届委员会协理，成为闽籍侨领之一。当时，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以新加坡为基地，华侨受其影响，民族意识高涨，在积极支持革命的同时，也积极兴办华文教育。
同年，陈嘉庚加入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也是从那时起，他萌生了兴办大学的想法。后来，在接受社会学家陈达采访时，他回忆了这样一件事：清末时，他们一群同乡在新加坡共创一所小学，待到校址、经费及学生都有着落了，却因没有教员而无法开学……这是我注意学校教育最早的动机。教育有极深切的意义，我是极端相信‘教育救国’的人。”
当陈嘉庚踏上兴学之路后，他更是在兴起于清末的“商战”说之外，提出了“学战”说（今日所说的创新能力），并且认为后者才是根本所在。他说：“何谓根本？科学是也。今日之世界，科学全盛之世界也。科学之发展，乃在专门大学。有专门大学之设置，则实业、教育、政治三者人才，乃能辈出。”
陈嘉庚回厦之日，正值五四运动浪潮高涨之时。救亡的呼声，以及青年们对德先生、赛先生的渴望，让他的兴学之心更加迫切。
他印发了《筹办福建厦门大学附设高等师范学校通告》，阐明办学目的：“专制之积弊未除，共和之建设未备，国民之教育未遍，地方之实业未兴。此四者欲望其各臻完善，非有高等教育专门知识，不足以躐（读liè，意为超越——编者注）等而达……”
7月13日，在浮屿陈氏宗祠的特别大会上，陈嘉庚正式宣布创办厦大。他对各界人士痛陈时弊，呼唤“南方之强”：“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唯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人心耳。若并此而无之，是置国家于度外，而自取灭亡之道！夫公益义务，固不待富而后行……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就像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一样，这注定将是一篇永远闪光的演讲。蔡元培使旧北大焕然一新，而陈嘉庚则通过创办厦大，把新生于这个古老国度的现代公民精神发扬光大。
【“南方之强”】
1919年6月26日，沪上名流、教育家黄炎培来到厦门，未及安顿，就接到了陈嘉庚的邀约——到演武场参观厦大校址。
两年前，二人在新加坡相识，基于对教育共有之热忱，一见如故。1919年初，黄炎培再至新加坡，陈嘉庚以兴办厦大之计划相告，又相约二人都归国后，共同筹办厦大。
对于在厦门的这次会面，黄炎培写道：“君亟亟导观演武亭地，语余曰：‘吾之归自南洋，晨七时至，八时即来观。今君晨七时到，亦亟亟以八时导君观，知君必急吾之急，亦樂吾之乐也。’”
随后，在筹办厦大的特别大会上，陈嘉庚当场认捐厦大开办费100万元，当年交清。经常费300万元，分12年交付。两者合计为400万元，相当于陈嘉庚当时的全部资产。
在此之前，黄炎培从未见过有人竟以如此之大的热情来办学。他写道，陈嘉庚此举，简直可谓“毁家兴学”。他还写道，视厦大办学之目的，可知陈嘉庚同时也是出色的教育家——“君之散财，非为名高，非为情感，盖卓然有主旨如此”。
那么，“嘉庚精神”的来源又在何处呢？对此，黄炎培写道，陈嘉庚自奉甚薄——“吾游集美乡，观陈君之所居，入门而圭窦其形，循墙而伛偻其容，盖犹是先人之敝庐，未尝加一椽、覆一瓦，其不私也如此”。
他还注意到了陈嘉庚的性格：“心力强毅而锐敏，不苟言笑，利害烛于几先，计划定于俄顷；临事不惊，功成不居；严于处物而宽于处人……”
他认为，见教育为欧美富强之发动力，其实是“嘉庚精神”之形成的外部刺激，其真正根基，实为那个看似古老、其实生机勃勃的闽乡的内部传统。如果说，南洋塑造了“嘉庚精神”的现代格局，那么，桑梓之地才是“嘉庚精神”的真正起点。
对此，黄炎培感慨道：“民族之特性在是欤！”这种“特性”，也使“嘉庚精神”显示出一种鲜明的风格——它有着崭新的社会理想，却深植乡土；它热烈地拥抱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心系故国。在极具时代性的外在色彩之下，“嘉庚精神”实际上是把传统的修齐治平理想，以兴实业、办教育的形式，无缝地嫁接到了现代商业和公益行为之上。
比如，陈嘉庚曾写道：“凡有诚意为公益者，必须先近后远。”“对祖宗庐墓所寄之桑梓，理宜更加注意。”
1921年3月1日，厦大在福州、厦门、新加坡等地进行首次招生考试。一个月后，在厦门进行复试，录取新生98人，分为师范部和商学部。4月6日，因厦大校舍尚未兴建，厦大暂借集美学校即温楼，举行开校典礼，正在访华的美国学者杜威等各界名流以及地方人士等3000余人参加了这一盛典。
厦大学生合唱赵元任作曲的校歌：“自强，自强，学海何洋洋！谁欤，操钥发其藏？鹭江深且长，致吾知于无央。吁嗟乎！南方之强！” 在昂扬的校歌中，厦门大学诞生了。从筹办到开校，陈嘉庚仅用了不到两年时间。他为何如此念兹在兹？校歌过后，陈嘉庚发表演讲，特意解释为何要“速办”厦大。他说：“当此风雨飘摇之际，国势岌岌可危，岂能久待？不如先将一部分之青年培养，亦可救国。”他勉励学生们：“当求实厚，不可以得一毕业文凭，遂自诩为莫大光荣，此求学者当切戒也。”
【止于至善】
对一所大学来说，校长人选至为重要，尤其是对初创的大学而言，如蔡元培之于北大、张伯苓之于南开。但是，厦大偏偏在初创时遇到了校长更替风波。
陈嘉庚先是聘汪精卫为校长。当时，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名望极高，然而他没有赴任，以政务繁忙为由请辞。而后，陈嘉庚又聘邓萃英为校长，当时邓萃英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赴任厦大校长未久，即辞职北返。情急之中，陈嘉庚连发电报到新加坡，邀林文庆出任厦大校长。
林文庆为南洋侨生（在南洋出生的华人）。1869年，他出生在新加坡。18岁时，他成为新加坡第一位“女王奖学金”华人得主，而后留学爱丁堡大学学医，当时爱丁堡大学为世界级医学中心。
回到新加坡后，他长期担任海峡殖民地立法局华人议员，拥有巨大声望。此外，他还是新加坡的实业家、改革者、教育家和儒学复兴运动领袖，并由于在当地最早倡导和经营橡胶园，而有“橡胶种植之父”之称。
按照当时新加坡民间的说法，在整个新加坡，只有两个人拥有“一架马车”的资格，一为总督，一为林文庆。也就是说，在当时，林文庆的社会地位远在陈嘉庚之上。
那么，陳嘉庚为什么要请林文庆当厦大校长呢？因为他深知，这也是林文庆的心愿。民国初年，有一次，陈嘉庚和林文庆同船从国内返回新加坡。在茫茫海上，二人“议论时政，相顾唏嘘，因慨民智未开，则共和基础，终无由巩固”。不久之后，当陈嘉庚决心在家乡兴学时，即咨询林文庆的意见。林文庆认为，如果“创办一间大学，对国家的贡献必大”。
当接到陈嘉庚的邀请时，林文庆也接到了孙中山邀请其回国参政的电报。他不愿直接拒绝孙中山，回电请其代为决定。孙中山复电赞成他执掌厦大，林文庆随即辞掉了在新加坡的一切职务，赶赴厦大。
7月4日，林文庆抵达厦门，一头扎入厦大创办初期千头万绪的事务之中。首先是制定办学计划及校旨，主要分为三项：拟设理、医、工、农、文、商、教育、美术、宗教、哲学诸科；对学生之自治精神及体育之发达，学校予以特别关注；关于道德问题，采取世界最有价值之人生观念，并阐明中国固有之伦理学说，使之适应于现代之人类生活。
简而言之，厦大之办学目的，在于融汇中国固有文化与现代文明，创造一种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新文化。以此为出发点，林文庆以《大学》中的“止于至善”四字为厦大校训。
另一要务为增聘名师，在这一方面，林文庆以其优势，在国内学者之外，先后聘请了美国学者莱德以及法国学者戴密微等外籍名师。
这时，在陈嘉庚的主持下，厦大校舍也陆续落成。1921年5月9日，陈嘉庚与厦大师生百余人乘船来到演武场，举办了厦大校舍奠基典礼。按照他的设计，厦大初期的五座校舍呈“一”字形排开，背倚五老峰，与南太武隔海相望。校舍外墙采用花岗石清水墙，屋身之上冠以闽南风格的琉璃瓦顶。一种融合了西洋、南洋和闽南风格的创造性风格由此诞生。后来，古建筑园林艺术学者陈从周将之命名为“嘉庚风格建筑”，并评说：“陈老先生不是建筑师，但他做出了比建筑师更杰出的作品……在近代建筑史上有其不可磨灭的地位。”
1922年2月，厦大首座校舍映雪楼落成，全体师生迁入新校舍。随后，集美楼、群贤楼、同安楼和囊萤楼也相继落成。至此，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厦大办学进入正轨。一如今日一样，“游客路过厦门，专来本校参观者络绎不绝”。各地的青年学生则不断向厦大“请愿求学”。
【大学之大】
厦门大学开办之日，也是中国第一批现代大学成长之时。
在林文庆的主持下，厦大的校务和办学成绩蒸蒸日上。1926年6月28日，上海《申报》报道厦大：“内部渐臻安固……经校务会通过，分设文、理、教育、商、法、医、工等七科，并增设国学研究院。”
这一年，因北京时局动荡，大批学者纷纷南下。自3月至12月，林语堂、沈兼士、鲁迅、张星烺、顾颉刚、张颐等著名学者先后加入厦大，一时之间，厦大名师如云。
在这样的师资阵容下，当时厦大平均每位教师所教的学生不超过5个，一些专业课甚至采取了个别授课的方式。比如，当时听鲁迅授课的学生一共23人，其中包括女生2人。这些学生既包括了当时国文系的全部学生，也包含了英文和教育系的部分学生。当时厦大的动物学系全系只有1名学生，“天天和教员对坐”，授课者为留美归来的著名学者、中国现代生物学的主要奠基人秉志。这样的课堂情景，今人难以想象。时人评论说：“其能超然独立，专心以从事于研究者，在华北惟有南开，在华南惟有厦大而已。”
1927年，英国伦敦会海外秘书霍金斯在访问了中国多所大学后，特意致信林文庆，称赞厦大：“成绩之优良……从未见有胜于贵校者。”
1929年，厦大教育系主任孙贵定自信地说道：“在目前的中国，私立大学，只要经费充裕，办理得人，实在比国立大学安定得多。厦门大学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但也是在这个时候，厦大遭遇了办学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当时，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正在席卷南洋各地。1928年底，陈嘉庚公司的三年总结算表明，受橡胶价格下降等因素影响，公司已损失过半资产，随后之经营愈加艰难。
之前，陈嘉庚一直认为，即便由他一人支持校费也没有问题。他曾这样说道，在倡办厦大之时，他“存有资产四百万元，至五十二岁增至一千二百万元，而两校设备及经常费，年开八九十万元，自度决无过限”。虽然陷入困境，陈嘉庚在办学上依旧极为执着。其时，有人劝他停止校费，他回答说，他不愿意放弃义务：“何可遽行停止。一经停课关门，则恢复难望。” 1931年，陈嘉庚的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仍以利润提成维持学校费用，但已不足以维持厦大正常运转。对此，陈嘉庚还特意解释说，希望公众切莫以为他的困境乃源于校费之累：“盖自不景气来临，平素较我殷裕者尚多，既无如我之负担，乃现下之困难，固不减于我……愿国人勿引我之困厄为口实，致阻公益事业之发展，陷我于罪人。”
1935年，为度过校费危机，林文庆到新加坡为厦大募捐。募捐开始后，每天早上5点多，林文庆就起床做准备，9点多出发，沿街叩户，向侨胞募捐，一直到下午6点，回家后，忙碌到凌晨一两点才休息。有人劝他：“你年纪这样高了，天天这样辛苦，明天早上应当休息半天，下午再工作吧。”他指着募捐团里的其他成员说：“我老的可以不要，看看他们少年的要不要休息。”
募捐归来，林文庆向全校师生报告：一共募得30余万元：“此次南渡的结果，不仅在经济方面获得大量而有力的帮助，而且把‘厦大’的校誉传遍于南洋的社会中。”
这时的厦大，在林文庆的主持下继续发展。他一边继续延请名师，一边在校舍、教授住宅楼和图书馆之外，兴建动植物博物馆、自来水厂、电灯厂、医院、浴室等教学、生活设施。对此，《海关十年（1922—1931）报告》写道：“在那里（厦大），能干的教员为学生将来的伟大工作打基础……许多学生来自外省。现在，每十个大学生中有一名女生。校园宽敞，风景如画……”
1937年，在厦大迎来16周年校慶之际，教员何励生写道：“我们厦大历史虽是不长，但老早就能够和国内各著名大学并驾齐驱……自民国十四年到现在，共有十二届，五百八十四名毕业生，他们个个都能出其所学，为国家社会热心服务。”在这为数并不多的毕业生中，日后成为中科院院士者即有5人，成为知名专家者则数十倍于此。简言之，凡入校者，几乎皆可成才。
后来，在改为国立大学后，厦大依然延续这一办学风格。究其原因，林文庆曾这样说道：“我们深信，学校成绩之良窳，并不与学生数之多寡成正比例。”这个理念，与“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可说是异曲同工。
1935年，有人以上海某大学较厦大迟办，在校学生数量却已远远超过厦大为由，认为厦大“落后”了。对此，陈嘉庚驳斥说，办大学是为养成人才，不是为颁发文凭，厦大在招生和教学上一向“不为情面而破格”，绝不只追求办学规模而仿效“其他等处招生之随便，或规定程度之浅低”。
1937年，在苦撑数年之后，陈嘉庚不得不申请改厦大为国立大学。当年6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电复陈嘉庚，批准厦大改国立。7月26日，新任校长萨本栋到校。年近七旬的林文庆至此卸下了16年的校长重任，携家人返回新加坡。
又过一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按照《捐资兴学表彰条例》，发布《关于表彰厦门大学创始人陈嘉庚、陈敬贤、林文庆的训令》：
“国立厦门大学前由陈嘉庚、陈敬贤、林文庆捐资创建，林文庆并亲任校长十余年，同心协力，惨淡经营，固能成就多才，规模大备。乃至抗战军兴，暴敌恣意摧残我们教育文化机关，该校竟为炸毁。政府于迅筹恢复之余，轸念陈嘉庚等艰辛创业，愿力宏毅，嘉惠士林，足资矜式，特予明令褒扬，以彰殊绩，而励来兹。”嘉庚先生，就此“作别”（非完全告别，后来他归国定居，又全力扩建校园）厦大。
从此，他已是永远的“校主”。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