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是秦汉以来的历史名城，其履历源远流长；长沙，也是历代无数诗人歌哭啸傲的一方胜地，其文化辉光耀彩。作为虽不生于斯却长于斯的长沙人，我以拥有长沙的籍贯而自豪，更以长沙拥有深厚的文化传统而自豪。长沙与时俱进而与日俱新。穿行在现代的车水马龙中，长年呼吸在高楼大厦的水泥丛林里，我却常常悠然怀古，在月已不白风已不清之夜，侧耳倾听前人遥远的歌声，其中就包括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这一曲千古绝唱。
　　“安史之乱”中漂泊西南天地间的杜甫，以57岁的老病之身，挈妇将雏，由蜀入鄂而复入湘。从大历三年（768年）到大历五年夏日，他在湖南漂泊了三年，一叶孤舟寄泊在长沙南门外的南湖港，如一片苍老的浮萍。因避风湿有时也寄居在湘江之畔的江阁，那是临时的不知是否有青青柳色的客舍。杜甫现存的湖湘诗有一百余首，他创作生涯中的最后一首绝句，就是写于大历五年暮春的《江南逢李龟年》。如果说湖湘诗是杜甫诗歌的澎湃的晚潮，那么，这首诗就是继初入湖南所作的《登岳阳楼》之后的又一个巨浪。在寥寥28个字中，容纳了邈远的时间与阔大的空间，而在邈远阔大的时空结构中，诗人又以今昔对比与景物对比的艺术方式，极大地加深了作品的容量。李龟年与彭年、鹤年兄弟三人，都是唐开元、天宝时代的顶尖艺术人才，其中尤以龟年为最。他善歌，又擅长羯鼓与觱篥（bìlì,古代管乐器，也作筚篥），当年唐玄宗宣诏李白立成《清平调》三章，就是由他“持金花笺宣赐”并谱曲的。岐王李范是唐睿宗第四子，雅好文艺，宅第在洛阳尚善坊；崔九，即出入禁中与玄宗关系密切的殿中监崔涤，宅第在洛阳遵化里。他们的宅第厅堂，可以说是当时洛阳的文艺沙龙和会演中心。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即今日之巩义市，少年时寄居于洛阳姑母家，以才华秀发的文坛新锐身份与老一辈名流交往，颇得前辈赏识，如同他在《壮游》一诗中所说：“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杜甫年少时多次在岐王宅、崔九堂听李龟年鼓乐和歌唱，而李龟年可说是开元、天宝盛世的一个标志与象征。渔阳鼙鼓动地来，李龟年早于杜甫许多年流落到江南，“每逢良辰胜景，为之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唐人郑处诲《明皇杂录》）。杜甫是在长沙什么场合碰到李龟年这位数十年不见的故人的呢？也许是在一次聚会或者宴会上邂逅的吧？空间从北国到南方，时间从过去到现在，这首绝句前两句是忆昔，后两句是伤今，两者互为对比和反衬。“正是江南好风景”一句，暗用南朝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中的故事：“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江南的风景本是而且仍然是美好的，但国事已非，彼此都已经徒伤老大，何况偶然相逢时还是在花谢花飞令人感伤的暮春。“落花时节”既是写实，也是象征，实写的是相逢的时节，象征的是国势的衰败与个人的沦落，亦如风中的落花。
　　杜甫流传至今的诗作1400余首，其中五绝51首，七绝107首，约占全部作品的十分之一。在《江南逢李龟年》一诗中，今昔之感，盛衰之悲，国事的沉沦，年华的迟暮，时代的巨变，个人的感怆，那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沧桑感与历史感，被28字一网打尽而又余韵悠然，刺激读者做联想不尽的审美再创造。这首诗，无论从写作时间还是从艺术价值来说，都堪称杜甫绝句中的“绝唱”，即使置于唐人杰出的绝句之林中，也不遑多让。先于杜甫的王昌龄是七绝圣手，李白也是七绝名家，可惜他们等不及杜甫写出此诗了。如果他们有缘读到，该也会击节叹赏的吧？
　　杜甫，不仅是诗国的众体皆工的多面手，也是诗家的挽弓当挽强的射雕手。今天，究竟有多少从事新文学创作的诗人作家，可以和杜甫一较长短呢？究竟有多少抒写湖湘的新文学作品，可以望见杜甫湖湘诗的项背呢？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没有来过湖南的台湾诗人余光中，为了表达他对诗圣的仰慕追怀，就曾写过《湘逝——杜甫殁前舟中独白》一诗。1999年秋日他初访长沙，我曾陪他去湘江岸边仰天俯水，去千年前历史的烟云深处，寻觅杜甫贫病交迫的暮年和忧国忧民的诗篇。我指着江畔一叶颇为沧桑的帆船说：“光中兄，那就是杜甫漂泊湖湘所乘的客舟，《江南逢李龟年》就是在那船舱中写成的吧？”余光中沉思有顷，笑而作答：“你是异想天开，我是不胜低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