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代新疆与中原地区很早就有着往来交流。随着汉代丝绸之路的畅通、丝路贸易的繁盛，两地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更为频繁。而乐舞文化的交流又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本文试图从目前新疆境内出土的有关乐舞的文物中，去探寻西域乐舞艺术东渐对中原乐舞艺术产生的影响及促进作用。
　　[关键词]西域乐舞；中原乐舞；乐舞文化；丝绸之路
　　作为“歌舞之乡”的新疆，乐舞艺术早在距今3000年前的遥远古代便在天山脚下拉开了帷幕。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以来，西域就与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始了密切的往来，相互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尤其突出表现在乐舞艺术方面。西域的乐舞艺术经丝绸之路逐渐传入中原，对中原乐舞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相互交流、影响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描写西域乐舞的精美诗词，唐代著名诗人岑参、杜甫等挥笔写下了“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 高堂满地红氍毹，试舞一曲天下无”等许多描述西域乐舞的诗篇，成为中原与西域乐舞文化交流的真实写照。
　　新疆作为古丝绸之路的枢纽、东西方文化荟萃之地，因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乐舞方面的传播更受到人们的关注。这种超越了民族、语言、文字、地域的沟通，以文化交流中最美好的形式，冲击着人们的心灵。
　　一、从古文献记载看西域与中原乐舞文化的交流
　　西域与中原乐舞艺术文化的交流，可能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存在。尤其是与中原乐舞在节奏、动作、意境、内涵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的胡乐胡舞，一经传入，就受到中原人们的广泛关注。如《西京杂记》中记载说，汉初，高祖宫中曾演奏过“于阗乐”。而中原乐曲正式吸收西域乐曲的记载见于崔豹《古今注》：“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可·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1
　　在此之后，西域的疏勒乐、龟兹乐、天竺乐、高昌乐等在南北朝时期又相继传入中原。《隋书·音乐志》记载：“疏勒”、“安国”、“高丽”并起自后魏平冯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后渐繁会其声，以别于太乐。2
　　西域与中原乐舞文化的交流情况，从新疆及丝路沿线保留下来的遗址及文物中也可窥见一斑。例如吐鲁番阿斯塔纳唐西州时期墓葬中出土的彩绘舞蹈女泥俑（图1），从舞姿和服饰装扮看，就具有一定的中原风格，显然是受到中原乐舞文化的影响；陕西出土的一件三彩骆驼载乐俑（图2），驼背上塑造了五位乐舞人正在舞蹈、演唱、弹奏的形象，其中位于乐队中央的绿衣舞者为典型的胡人形象。这些文物体现出西域与中原乐舞交汇融合的文化现象。
　　二、从文物图案看西域乐舞及其在内地的传播
　　乐舞是古代先民在日常生产劳作中创造出来的，在新疆地区发现的一些古代文物遗迹中，我们可清楚地看到古人是如何通过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
　　其中较为典型的舞蹈之一要数“苏幕遮”舞，“苏幕遮”是一种大型歌舞戏，又称“乞寒舞”，古龟兹国人在每年7月份都会举行，具有强烈的群众性和娱乐性。其表现的内容主要是乞寒求水、破灾辟邪，演出场面声势浩大，人物众多，气氛十分热烈。1903年，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在库车县苏巴什佛寺遗址中发现的一件木质彩绘舍利盒，形象展现了这一舞蹈场景（图3）。此舍利盒的盒盖上描绘的是四身美声鸟迦陵频伽分别手持竖箜篌、筚篥、曲项琵琶和类似五弦琵琶的乐器正在演奏，最为精彩的盒身部分绘有21位身穿华丽舞蹈服的舞者。其中十人头戴各式假面具，五位腰间佩剑，六人手持各类乐器，这些舞者中有仪仗胜蟠，也有童子击掌合节，鼓舞气氛热烈。这些形象具有强烈的表演成分，人们用充满象征意味的舞蹈来演绎美丽的神话传说，表达对生命生生不息的企盼。这种戏剧性舞蹈随着丝绸之路传到中原，经过不断交汇融合后，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地方舞蹈形式。
　　除了“苏幕遮”这种带有些许神秘色彩的舞蹈外，西域各地的其他舞蹈也很有特色，它们将西域人民所具有的奔放、豪迈、热情等性格特点，都融入了舞蹈中。比如著名的 “胡旋舞”、“胡腾舞”等就因其在舞蹈时活力四射、节奏明快，在传入中原后深受热捧。这两种舞蹈的名字，虽然都是由中原文人所命名，但从其前缀的“胡”字来看，就十分清晰地指明其来自古西域。
　　早在北周时期，突厥公主阿史那嫁给北周武帝于文邕，这位精通音乐舞蹈的公主在西出玉门关抵长安时，带出一支由龟兹、疏勒、安国等地组成的300人的庞大西域乐舞队。这些人中可能有很多舞伎，她们所跳的西域舞，受到内地广大民众的关注，所以才有唐代开元、天宝后西域专门进贡胡旋舞女之事。
　　“胡旋舞”最初是由康国（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一带）传来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民间舞，从北周至隋唐，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跳此舞时，舞者需极速左右旋转，因而得名。“胡旋舞”的美妙舞姿在中原诗人的记载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胡旋舞》中就描述：“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这是对该舞蹈极为生动形象的写照。在唐诗中，有许多诗篇曾指出“胡旋舞”是以毡毯为舞台，舞者身穿鲜艳舞衫，节奏铿锵明快，舞蹈过程中有许多连续旋转的动作，这些在现今维吾尔、乌兹别克等民族传统民间舞蹈中也经常看到，显然是汲取了古代西域乐舞的精华。
　　“胡腾舞”起源于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帶），动作以蹲、踏、跳、腾为主，讲究急蹴的跳腾，故名“胡腾”。“胡腾舞”是一种男子独舞，流行于北朝至唐代，其特点是既雄健迅急、刚毅奔放，又柔软潇洒、诙谐有趣。由于表演“胡旋舞”和“胡腾舞”时所演奏的乐器以打击乐器为主，乐器音量宏大、节奏急促，因此渲染出明快欢腾的气势，传到中原后风靡一时。
　　时移世易，我们虽无法一睹胡腾舞的热烈奔放，但可以从遗留下来的唐代胡腾舞文物中，领略到这种曾经风靡全国的传奇舞蹈。如敦煌壁画中的胡旋舞图（图4），宁夏出土陶釉瓶及河南出土石质墓门上的胡腾舞（图5）等，石质墓门两扇门上均刻画着一名男子脚踩毡毯、手臂高举，做扭动跳跃舞蹈状。 　　盛唐时期，别具韵味的龟兹乐舞几乎风靡了中原大地。著名诗人元稹在《连昌宫词》中生动地描述了这一盛况空前的“龟兹热”的壮丽景象：“逡巡大遍凉州彻，色色龟兹轰绿续。”“胡腾舞”、“胡旋舞”在唐朝时期可谓是盛行成风，从宫廷到民间，人人学胡舞、胡乐。唐玄宗的宠臣安禄山为了讨好唐玄宗，虽然体态肥胖，却腾跳自如、旋转如风，看得唐玄宗不禁为他拍手叫好。唐代诗人刘言史看胡腾舞后写下《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槿花西见残月。”诗句前几句都是在描写胡腾舞的细节，是在强调胡腾舞的观赏性极强，最后一句说的是等看完舞、喝完酒、听完曲子，天已经快亮了。由此可见“胡旋舞”和“胡腾舞”在中原地区的热捧程度。
　　除了“胡旋舞”和“胡腾舞”以外，“长袖舞”、“阔袖舞”、“狮子舞”、“柘枝舞”等在当时也十分流行，西域舞蹈在汲取外来乐舞精华的同时，保留了原本的地域特色，并將其融合发展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域舞蹈。通过舞蹈这种艺术性极强的形式，极大促进了西域和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
　　三、西域乐舞对中原乐舞产生的影响
　　西域乐舞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后，不同程度上对中原地区人们的审美观念、生活情趣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和汉民族自古推崇的婉约含蓄的美比较起来，西域乐舞韵律迥然，以铿锵有力、节奏明快的特征给人以全新的感受，正是这种异域情调的强大魅力冲击着我国古老的乐舞文化，足以让人耳目一新。这种区别于以往的、全新的乐舞形式让中原地区的人们为之振奋，一种全新的审美情趣建立起来，胡风也油然兴起。
　　胡服、胡舞、胡乐等在汉至隋唐时期一度成为一种时尚。胡乐、胡舞在中原流行的巅峰时期是唐代，如唐代著名诗人元稹诗中所写：“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3西域胡风就这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原人民固有的文化观念和精神生活。同时，中原先民对西域乐舞的热衷程度，为西域乐舞在中原更深更广更持续的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
　　自汉代起，中原乐舞在风格和结构等方面就受到了西域乐舞的影响。乐舞艺术在唐代时期发展到了顶峰，我们从这一时期的乐舞艺术方面的造诣便可了解。按《乐府杂录》和《教坊记》所记载健舞共11个，而西域乐舞就占了7个。此外，软舞和歌舞戏中也有西域乐舞。4由此可见西域乐舞占到了相当比重。
　　在西域乐舞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龟兹乐，轻快活泼、热烈激昂是龟兹舞乐的典型特征，所谓“铿锵镗镗，洪心骇耳。”唐代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为后人描述了龟兹乐舞的独特风貌：“胡舞铿锵，洪心骇耳……或踊或跃，乍动乍息，翘脚弹指，撼头弄目，情发于中，不能自止。”5龟兹乐舞散发出的这种独特魅力，在新疆各地发现的石窟壁画及出土文物中得到充分体现，如库车县苏巴什佛寺遗址中出土的彩绘舍利盒上的舞蹈形象，克孜尔千佛洞、库姆吐喇石窟等壁画中也可见到。
　　西域舞乐自古就闻名于世，古有“试舞一曲天下无”，今有“万方乐奏有于阗”，由此可见西域乐舞对中原乐舞所产生的影响之深远。
　　四、结语
　　乐舞作为一种独具魅力的艺术表现形式，是音乐与舞蹈的紧密结合，其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和文化内涵，是了解一个民族文化及审美观念发展演变的重要窗口。绚丽多姿的西域乐舞的传入和兴盛，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融合，为中原乐舞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并成为丰富灿烂的华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西域古代乐舞表演到底有多么震撼人心，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值得庆幸的是，历史却将这些场面定格在了各类文物、壁画及古迹中，让我们有幸重温历史、感受乐舞艺术给我们带来的无穷魅力。
　　[注释]
　　1234 垣丁：《当代敦煌舞蹈溯源--西域与中原乐舞文化的交流与影响》《新疆艺术》，1998年第2期。
　　5罗雄岩：《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教程 舞蹈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