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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学术出版;学科建设;耦合作用;助推作用
【作者单位】金鑫荣，南京大学出版社;还星，南京大学出版社。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高校出版单位精品出版战略研究”（19YJAZH036）成果。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14.001
2017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同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自此，中国拉开了建设“双一流”的巨幕。“双一流”建设成为高校“985”“211”之后新的发展目标，更是新时代中国高校的时代使命和时代责任。
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学术出版相生相连，它们是发展共同体。在新时代的发展进程中，如何以一流学术出版反哺一流学科建设，一流学科建设如何回馈一流学术出版，两者如何在共生共融的学术氛围中相互促进、以一流学术出版助推一流学科建设，值得出版界深思。
一、追求卓越：一流学术出版的使命与责任
“双一流”语境下的一流学科建设和一流大学的推进，都离不开一流学术出版，它们之间是共生共融、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系。没有一流的学科就没有一流的大学，没有一流的大学则产生不了一流的学术出版。因此，关注一流学术出版成为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议题。大学是社会的知识库、思想库、智库的源生地和始发地，也是科技创新成果的孵化基地，大学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一流学术出版，能够支撑起社会发展的最新思想和科技创新成果。从历史维度来看，西方自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到现代化乃至后工业化、信息化以来的社会变革和时代进步，均由人类思想和科技进步而推动，均离不开一流学术出版和一流大学的辅助作用。著名大学培养一流的学术成果，截至2019年，剑桥大学培育了120位学人获得诺贝尔奖，哈佛大学培育了160位诺贝尔奖获奖者。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科技与文化发展日新月异，建设一流大学成为国家的既定目标，致力于办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着力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产生一流的学术出版成果，让中华思想文明、科技文明散发出璀璨的东方之光。因此，办好一流大学是出版一流学术成果的根本保证，也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桩基工程”。
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内容建设，深化改革创新;保证出版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一步明确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定位，并提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总体目标。此外，2019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作为文化传播、知识传输、文明传承的出版业，理应回应国家重大关切，在文化高原上建设文化高峰，向出版强国坚定迈进。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砥砺奋进、不断拼搏，中国的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在世界顶尖杂志《科学》《自然》上的发文数量位居世界前列;在人工智能、5G建设、通信技术等方面实现了从“并跑”到“领跑”等。在世界高水平大学建设方面也同样取得了卓越成就，我国多数“双一流”大学的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学科行列，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初见成效。
同时，我们也可以在国家教育、科研、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探寻一流学术出版发展的核心要素。例如，我国人文社科一流学术出版的核心功能是扩大和提升国家的学术话语权。2016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为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当前，在科技成果的发布以及评价体系上，由于依赖“SCI”论文评价，形成了“基础研究在国内、成果发表在国外”的局面，这并不利于我国一流学术成果的及时发表与应用。因此，要加大对一流科技期刊的支持力度，使我国不但成为一流科技成果的源生国，更成为世界一流科技成果的发表重镇[1]。
二、共生共融：一流学术出版与一流学科建设的耦合作用
大学的核心竞争力首要是一流学科建设和一流学术声誉。国外一流学科如哈佛大学的物理、数学、生物、商学、政治、文学;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社会学;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天体物理、建筑学;哥伦比亚大学的金融学、教育学;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等。国内一流学科如北京大学的人文科学，中国人民大学的社会科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的文学、历史、外语等。相关学科的一流学术成果大多由这些学校的学者出版。
以南京大学为例。1952年院系调整后，南京大学主要留存下来的是文理兼容的学科，如天文、地质、地理、气象、物理、化学，文史哲等，这些学科虽历经风雨，但至今在国内依然是优势学科。南京大学出版社因地制宜，紧紧抓住优势学科的一流大家，出版了南京大学物理系院士闵乃本教授的《介电体超晶格》一书，“介电体超晶格”成果曾在2006年荣获“国家自然科学技术一等奖”，该书是介电体超晶格的系统总结;此外，闵院士编写的教材《晶体生长的物理基础》曾在1983年获全国科技图书一等奖。
在人文学科中，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一流学科有国际关系史、太平天国史、中华民国史等，国际关系史的教师有蒋孟引、王觉非、钱乘旦、时殷弘等著名学者。针对该优势学科，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国际关系史专家王觉非先生的《欧洲史论》《近代英国史》，南京大学太平天国研究专家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三卷本），民国史专家张宪文教授的《中华民国史》（三卷本）等著作。特别是由张宪文先生主编的《中国民国专题史》，2020年荣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南京大屠杀全史》（三卷本）荣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同时，《南京大屠杀史》还以英语、日语、法语、韩语、阿拉伯语、哈萨克语、希伯来语等11种语言出版，以学理性角度充分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暴行，让全世界的读者全面了解这场民族劫难。此外，南京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历史学院张生教授主编的《钓鱼岛问题文献集》，这是目前国际上规模最大的钓鱼岛问题专题资料集。该文献集分为中文之部、西文之部、日文之部3个序列，共10卷，433万余字，汇集了美国、日本、英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档案馆、图书馆、资料馆的语言文字资料，涵盖外交、政治、历史等多个方面，充分说明了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和利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史实。该书榮获“第五届郭沫若历史学奖”。以上这些高质量、高水平学术著作的出版极大地助推了南京大学历史学科的高水平建设。 南京大学文学院历史悠久，近现代出现了一批学术大师，如吴梅、胡小石、罗根泽、程千帆、陈白尘、陈廋竹、吴白陶、钱南扬、吴新雷、董健等，为此，南京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吴新雷主编的《中国昆剧大辞典》、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程章灿主编的国家社科重大出版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10卷本，即出）、南京大学戏剧研究集刊《南大戏剧》等。特别是由程千帆先生、张宏生主编的《全清词》（雍乾卷、嘉道卷），是清代词作集大成式巨制，入选了国家古籍出版重点规划项目，《雍乾卷》《嘉道卷》出版先后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对南京大学“两古学科”（古代文学、古代文献）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由此可见，一流学术与一流学科共生共融，并发生耦合作用，进而推动了一流学科的发展。促成这种耦合的关键是学术平台的建设，也就是一流大学的综合教学和科研水平。中外高水平大学的建设经验表明，一流学术必须依附于一流大学的环境和氛围，才能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
三、学术助推：一流学术助推一流学科建设
学科的发展通常要遵循学术逻辑和社会逻辑。学术组织与环境的互动使新的学科从原有的学科体系中分离出来，并在边界的争夺中划定自己的领域，形成制度化的组织形式[2]。学科制度是特定学科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行为准则体系以及支撑学科发展的基础结构体系[3]。因此，大学学科制度的建立需涵盖学系组织架构、人员配置、学术平台、学术资源等多个方面[4]。
以中外大学社会学一流学科发展建设为例。社会学是从稳定的农业社会向快速变化的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门新的社会科学。1892年，芝加哥大学首任校长威廉·哈珀建立了世界上首个社会学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自此，芝加哥大学开始了社会学学科制度的建立。芝加哥大学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制度化、学科化的社会学学科组织，率先建立了学科学术共同体和学术成果交流平台，确立了自身的研究范式，形成了社会学学派。1895 年，《美国社会学杂志》创刊，这是全美第一本研究社会学的学术期刊，也一直是全球社会学研究者发表高质量论文的主阵地，其编辑单位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承担。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科制度的建立包括学科组织架构、师资队伍、专业协会与学术期刊三部分，并在社会学学科建设中形成了三大研究领域，即社会心理学、城市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其中，社会心理学家米德提出了符号互动论;专注城市发展问题的帕克出版了城市社会学的奠基性作品《城市》;威廉·托马斯出版了社会人类学的著作《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5]。可见，一流学科建设除具备大师级研究人才、组织架构等学科建设基本要素外，一流的学术著作（包括期刊）同样助推着一流学科的建设。
社会学对于中国大学学科教育来说，属于西方的“舶来品”，它与传统的文史哲等人文学科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明显带有治理社会、“经世致用”的性质。1986年，由费孝通撰写的《江村经济》一书重版，该书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之作。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学的作用愈发凸显，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著名高校开始开设社会学学科，出现了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周晓红（南京大学）、李强（清华大学）等著名的社会学学者。而另一學科美学的学科建设也是高校人文艺术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悲剧心理学》、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等美学家著作的出版，高校纷纷开设美学学科专业，该学科的建设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使我国的美学研究渐成气候。
一流的学术出版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来说尤为重要。古人有所谓“立功立德立言”之“三不朽”之说，其中的“立言”，就是“著书立说”。孔子的《论语》就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文集，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集中体现了孔子及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教育原则，是中国儒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一流学科体系如果没有一流的大师、一流的学者为一流的学术著作提供支撑，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科建设便无从谈起。因此，如果办好一流大学非“大楼之谓也，而是大师之谓也”，那么也可以说，建设一流学科既是“大师之谓”，更是“一流学术著作之谓”，毕竟在现代学科体系建设后，古人所谓的“述而不作”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缜密、科学的逻辑体系，只有通过出版载体建言立说、著书立说，才能完整地体现学术思想和学科建设思路。
一流学术对一流学科的助推作用是显然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一流学术培育一流学科建设。前文说到，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在建设之初并没有专业的学科人才，许多学者来自于其他学科，甚至是跨学科的专业人才。但随着20世纪初芝加哥城市的迅猛扩张，许多社会问题接连出现，社会治理亟待学者提供解决方案。当时的芝加哥大学学者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因此首创者整合校内以及其他人才资源，建成了社会学系，使社会学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制度化、学科化的学科。此外，芝加哥大学还率先建立了学科学术共同体和学术成果交流平台，本校社会学学者还出版了许多极具影响力的社会学本科教材。帕克与伯吉斯于1921年出版的《社会学科学导论》作为经典教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社会学专业学生，该教材确定了美国社会学后续发展的方向和内容。1952年，我国一些以理工学科为主的高校在院系调整后，陆续恢复了人文社科的学科建设，如清华大学恢复文科建设之后，集聚了一批人文社科学者，陆续出版了《社会学原理》（李强）、《国际政治与中国》（闫学通）等学术著作。东南大学张道一教授出版的《造物艺术论》《工业设计全书》等著作，其阐发的关于“民艺学”等学术主张以及艺术学系列学术著作的出版，使得东南大学的艺术学学科一跃跻身到一流学科的行列。
第二，一流学术凝聚一流团队。一流学科需要集聚一流的学科人才，而一流学术则是凝聚一流人才的“压舱石”。优秀的学术人才在寻找适合自身发展平台的过程中，最为关注学科平台的学术水平，以达到共赢目标。例如，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的学科建设与程千帆先生所倡导的学术研究方向一脉相承。程千帆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转至南京大学后，老骥伏枥、厚积薄发，出版了《校雠广义》《史通笺记》《文论十笺》《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两宋文学史》《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闲堂文薮》《古诗考索》等优秀的学术著作，并培养了莫砺锋、张伯伟、张宏生、蒋寅、程章灿等著名学者，由程千帆先生建立的学科团队几乎重塑了南京大学的“两古”学科建设，凝聚成一流的学科团队。美学是北京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1921年，在蔡元培先生的提议下，北京大学在全国最先开设美学课。如今的北京大学美学学科集聚了朱良志、叶朗、张世英等著名学者，而普通读者对美学的了解更多的是通过朱良志、叶朗合著的《中国文化读本》以及叶朗所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国小说美学》等优秀的学术著作。2004年11月，依托北京大学美学学科成立的“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被教育部确立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一流学术的建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流团队的凝聚更需要学术向心力和学术凝聚力，希望短时间内引进学术大咖“弯道超车”式的学科建设只会违反学科建设规律，只有通过长期的一流学术的积累，以一流学术成果吸引更多同道者、同业者加盟，共同以学科专业建设为指引，一流学科建设方为可期。
第三，一流学术提升学科影响力和美誉度。一流学术→一流学科→一流大学，是“双一流”建设的“路线图”。一流大学尤其关注自身卓越的学术声誉，除了大学本身悠久的历史、杰出的校友，为科学创新、社会发展乃至人类文明做出杰出贡献等，一流的学术成果无疑是提升学科影响力和美誉度的核心要素。一流大学一般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学术积淀，例如，牛津大学人文社科大家辈出，有提出“国富论”的亚当·斯密，提出“进化论”的达尔文，提出“人口论”的马尔萨斯，经济学家凯恩斯，哲学家培根、罗素，文学家王尔德等。又如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为股份制、市场经济呼吁呐喊，“厉股份”“吴市场”的倡导者厉以宁、吴敬琏均出自于北京大学，正是这两位著名学者的学术建树，奠定了北京大学经济学学科的一流水平。因此，人文社科领域著书立说，出版其学术主张的学术著作，能极大地提升学科的学术影响力和美誉度。学科建设“因人而贵”，也构筑了学者在学科建设中的崇高地位。
四、结语
“双一流”建设中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的基础有赖于一流学术的建树，一流学术才是“双一流”建设的基础工程。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和理论创新，需要一流学术提供强大的原创动力，需要学术界、理论界、出版界的协同努力和砥砺奋进，使一流学术真正成为助推一流学科发展、助推“双一流”建设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参考文献|
[1]金鑫荣. 一流学术出版的发展模式和出版生态[J]. 中华读书报，2021-06-16.
[2]孟照海. 制度化与去制度化：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内在张力：以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为例[J]. 中国高教研究，2018（5）：20-25.
[3]方文. 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视角[J]. 中国社会科学，2001（6）：126-136+207.
[4]郭建如，阎凤桥. 北大教育管理研究：学科制度化的回顾与反思[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4）：23-39+188.
[5]屈廖健，刘宝存.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史考察： 兴起、路径及困境[J]. 清 华 大 学 教 育 研 究，2017（4）：48-56.
【作者单位】金鑫荣，南京大学出版社;还星，南京大学出版社。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高校出版单位精品出版战略研究”（19YJAZH036）成果。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14.001
2017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同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自此，中国拉开了建设“双一流”的巨幕。“双一流”建设成为高校“985”“211”之后新的发展目标，更是新时代中国高校的时代使命和时代责任。
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学术出版相生相连，它们是发展共同体。在新时代的发展进程中，如何以一流学术出版反哺一流学科建设，一流学科建设如何回馈一流学术出版，两者如何在共生共融的学术氛围中相互促进、以一流学术出版助推一流学科建设，值得出版界深思。
一、追求卓越：一流学术出版的使命与责任
“双一流”语境下的一流学科建设和一流大学的推进，都离不开一流学术出版，它们之间是共生共融、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系。没有一流的学科就没有一流的大学，没有一流的大学则产生不了一流的学术出版。因此，关注一流学术出版成为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议题。大学是社会的知识库、思想库、智库的源生地和始发地，也是科技创新成果的孵化基地，大学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一流学术出版，能够支撑起社会发展的最新思想和科技创新成果。从历史维度来看，西方自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到现代化乃至后工业化、信息化以来的社会变革和时代进步，均由人类思想和科技进步而推动，均离不开一流学术出版和一流大学的辅助作用。著名大学培养一流的学术成果，截至2019年，剑桥大学培育了120位学人获得诺贝尔奖，哈佛大学培育了160位诺贝尔奖获奖者。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科技与文化发展日新月异，建设一流大学成为国家的既定目标，致力于办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着力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产生一流的学术出版成果，让中华思想文明、科技文明散发出璀璨的东方之光。因此，办好一流大学是出版一流学术成果的根本保证，也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桩基工程”。
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内容建设，深化改革创新;保证出版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一步明确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定位，并提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总体目标。此外，2019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作为文化传播、知识传输、文明传承的出版业，理应回应国家重大关切，在文化高原上建设文化高峰，向出版强国坚定迈进。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砥砺奋进、不断拼搏，中国的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在世界顶尖杂志《科学》《自然》上的发文数量位居世界前列;在人工智能、5G建设、通信技术等方面实现了从“并跑”到“领跑”等。在世界高水平大学建设方面也同样取得了卓越成就，我国多数“双一流”大学的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学科行列，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初见成效。
同时，我们也可以在国家教育、科研、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探寻一流学术出版发展的核心要素。例如，我国人文社科一流学术出版的核心功能是扩大和提升国家的学术话语权。2016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为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当前，在科技成果的发布以及评价体系上，由于依赖“SCI”论文评价，形成了“基础研究在国内、成果发表在国外”的局面，这并不利于我国一流学术成果的及时发表与应用。因此，要加大对一流科技期刊的支持力度，使我国不但成为一流科技成果的源生国，更成为世界一流科技成果的发表重镇[1]。
二、共生共融：一流学术出版与一流学科建设的耦合作用
大学的核心竞争力首要是一流学科建设和一流学术声誉。国外一流学科如哈佛大学的物理、数学、生物、商学、政治、文学;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社会学;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天体物理、建筑学;哥伦比亚大学的金融学、教育学;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等。国内一流学科如北京大学的人文科学，中国人民大学的社会科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的文学、历史、外语等。相关学科的一流学术成果大多由这些学校的学者出版。
以南京大学为例。1952年院系调整后，南京大学主要留存下来的是文理兼容的学科，如天文、地质、地理、气象、物理、化学，文史哲等，这些学科虽历经风雨，但至今在国内依然是优势学科。南京大学出版社因地制宜，紧紧抓住优势学科的一流大家，出版了南京大学物理系院士闵乃本教授的《介电体超晶格》一书，“介电体超晶格”成果曾在2006年荣获“国家自然科学技术一等奖”，该书是介电体超晶格的系统总结;此外，闵院士编写的教材《晶体生长的物理基础》曾在1983年获全国科技图书一等奖。
在人文学科中，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一流学科有国际关系史、太平天国史、中华民国史等，国际关系史的教师有蒋孟引、王觉非、钱乘旦、时殷弘等著名学者。针对该优势学科，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国际关系史专家王觉非先生的《欧洲史论》《近代英国史》，南京大学太平天国研究专家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三卷本），民国史专家张宪文教授的《中华民国史》（三卷本）等著作。特别是由张宪文先生主编的《中国民国专题史》，2020年荣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南京大屠杀全史》（三卷本）荣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同时，《南京大屠杀史》还以英语、日语、法语、韩语、阿拉伯语、哈萨克语、希伯来语等11种语言出版，以学理性角度充分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暴行，让全世界的读者全面了解这场民族劫难。此外，南京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历史学院张生教授主编的《钓鱼岛问题文献集》，这是目前国际上规模最大的钓鱼岛问题专题资料集。该文献集分为中文之部、西文之部、日文之部3个序列，共10卷，433万余字，汇集了美国、日本、英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档案馆、图书馆、资料馆的语言文字资料，涵盖外交、政治、历史等多个方面，充分说明了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和利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史实。该书榮获“第五届郭沫若历史学奖”。以上这些高质量、高水平学术著作的出版极大地助推了南京大学历史学科的高水平建设。 南京大学文学院历史悠久，近现代出现了一批学术大师，如吴梅、胡小石、罗根泽、程千帆、陈白尘、陈廋竹、吴白陶、钱南扬、吴新雷、董健等，为此，南京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吴新雷主编的《中国昆剧大辞典》、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程章灿主编的国家社科重大出版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10卷本，即出）、南京大学戏剧研究集刊《南大戏剧》等。特别是由程千帆先生、张宏生主编的《全清词》（雍乾卷、嘉道卷），是清代词作集大成式巨制，入选了国家古籍出版重点规划项目，《雍乾卷》《嘉道卷》出版先后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对南京大学“两古学科”（古代文学、古代文献）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由此可见，一流学术与一流学科共生共融，并发生耦合作用，进而推动了一流学科的发展。促成这种耦合的关键是学术平台的建设，也就是一流大学的综合教学和科研水平。中外高水平大学的建设经验表明，一流学术必须依附于一流大学的环境和氛围，才能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
三、学术助推：一流学术助推一流学科建设
学科的发展通常要遵循学术逻辑和社会逻辑。学术组织与环境的互动使新的学科从原有的学科体系中分离出来，并在边界的争夺中划定自己的领域，形成制度化的组织形式[2]。学科制度是特定学科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行为准则体系以及支撑学科发展的基础结构体系[3]。因此，大学学科制度的建立需涵盖学系组织架构、人员配置、学术平台、学术资源等多个方面[4]。
以中外大学社会学一流学科发展建设为例。社会学是从稳定的农业社会向快速变化的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门新的社会科学。1892年，芝加哥大学首任校长威廉·哈珀建立了世界上首个社会学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自此，芝加哥大学开始了社会学学科制度的建立。芝加哥大学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制度化、学科化的社会学学科组织，率先建立了学科学术共同体和学术成果交流平台，确立了自身的研究范式，形成了社会学学派。1895 年，《美国社会学杂志》创刊，这是全美第一本研究社会学的学术期刊，也一直是全球社会学研究者发表高质量论文的主阵地，其编辑单位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承担。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科制度的建立包括学科组织架构、师资队伍、专业协会与学术期刊三部分，并在社会学学科建设中形成了三大研究领域，即社会心理学、城市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其中，社会心理学家米德提出了符号互动论;专注城市发展问题的帕克出版了城市社会学的奠基性作品《城市》;威廉·托马斯出版了社会人类学的著作《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5]。可见，一流学科建设除具备大师级研究人才、组织架构等学科建设基本要素外，一流的学术著作（包括期刊）同样助推着一流学科的建设。
社会学对于中国大学学科教育来说，属于西方的“舶来品”，它与传统的文史哲等人文学科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明显带有治理社会、“经世致用”的性质。1986年，由费孝通撰写的《江村经济》一书重版，该书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之作。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学的作用愈发凸显，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著名高校开始开设社会学学科，出现了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周晓红（南京大学）、李强（清华大学）等著名的社会学学者。而另一學科美学的学科建设也是高校人文艺术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悲剧心理学》、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等美学家著作的出版，高校纷纷开设美学学科专业，该学科的建设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使我国的美学研究渐成气候。
一流的学术出版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来说尤为重要。古人有所谓“立功立德立言”之“三不朽”之说，其中的“立言”，就是“著书立说”。孔子的《论语》就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文集，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集中体现了孔子及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教育原则，是中国儒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一流学科体系如果没有一流的大师、一流的学者为一流的学术著作提供支撑，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科建设便无从谈起。因此，如果办好一流大学非“大楼之谓也，而是大师之谓也”，那么也可以说，建设一流学科既是“大师之谓”，更是“一流学术著作之谓”，毕竟在现代学科体系建设后，古人所谓的“述而不作”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缜密、科学的逻辑体系，只有通过出版载体建言立说、著书立说，才能完整地体现学术思想和学科建设思路。
一流学术对一流学科的助推作用是显然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一流学术培育一流学科建设。前文说到，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在建设之初并没有专业的学科人才，许多学者来自于其他学科，甚至是跨学科的专业人才。但随着20世纪初芝加哥城市的迅猛扩张，许多社会问题接连出现，社会治理亟待学者提供解决方案。当时的芝加哥大学学者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因此首创者整合校内以及其他人才资源，建成了社会学系，使社会学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制度化、学科化的学科。此外，芝加哥大学还率先建立了学科学术共同体和学术成果交流平台，本校社会学学者还出版了许多极具影响力的社会学本科教材。帕克与伯吉斯于1921年出版的《社会学科学导论》作为经典教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社会学专业学生，该教材确定了美国社会学后续发展的方向和内容。1952年，我国一些以理工学科为主的高校在院系调整后，陆续恢复了人文社科的学科建设，如清华大学恢复文科建设之后，集聚了一批人文社科学者，陆续出版了《社会学原理》（李强）、《国际政治与中国》（闫学通）等学术著作。东南大学张道一教授出版的《造物艺术论》《工业设计全书》等著作，其阐发的关于“民艺学”等学术主张以及艺术学系列学术著作的出版，使得东南大学的艺术学学科一跃跻身到一流学科的行列。
第二，一流学术凝聚一流团队。一流学科需要集聚一流的学科人才，而一流学术则是凝聚一流人才的“压舱石”。优秀的学术人才在寻找适合自身发展平台的过程中，最为关注学科平台的学术水平，以达到共赢目标。例如，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的学科建设与程千帆先生所倡导的学术研究方向一脉相承。程千帆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转至南京大学后，老骥伏枥、厚积薄发，出版了《校雠广义》《史通笺记》《文论十笺》《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两宋文学史》《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闲堂文薮》《古诗考索》等优秀的学术著作，并培养了莫砺锋、张伯伟、张宏生、蒋寅、程章灿等著名学者，由程千帆先生建立的学科团队几乎重塑了南京大学的“两古”学科建设，凝聚成一流的学科团队。美学是北京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1921年，在蔡元培先生的提议下，北京大学在全国最先开设美学课。如今的北京大学美学学科集聚了朱良志、叶朗、张世英等著名学者，而普通读者对美学的了解更多的是通过朱良志、叶朗合著的《中国文化读本》以及叶朗所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国小说美学》等优秀的学术著作。2004年11月，依托北京大学美学学科成立的“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被教育部确立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一流学术的建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流团队的凝聚更需要学术向心力和学术凝聚力，希望短时间内引进学术大咖“弯道超车”式的学科建设只会违反学科建设规律，只有通过长期的一流学术的积累，以一流学术成果吸引更多同道者、同业者加盟，共同以学科专业建设为指引，一流学科建设方为可期。
第三，一流学术提升学科影响力和美誉度。一流学术→一流学科→一流大学，是“双一流”建设的“路线图”。一流大学尤其关注自身卓越的学术声誉，除了大学本身悠久的历史、杰出的校友，为科学创新、社会发展乃至人类文明做出杰出贡献等，一流的学术成果无疑是提升学科影响力和美誉度的核心要素。一流大学一般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学术积淀，例如，牛津大学人文社科大家辈出，有提出“国富论”的亚当·斯密，提出“进化论”的达尔文，提出“人口论”的马尔萨斯，经济学家凯恩斯，哲学家培根、罗素，文学家王尔德等。又如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为股份制、市场经济呼吁呐喊，“厉股份”“吴市场”的倡导者厉以宁、吴敬琏均出自于北京大学，正是这两位著名学者的学术建树，奠定了北京大学经济学学科的一流水平。因此，人文社科领域著书立说，出版其学术主张的学术著作，能极大地提升学科的学术影响力和美誉度。学科建设“因人而贵”，也构筑了学者在学科建设中的崇高地位。
四、结语
“双一流”建设中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的基础有赖于一流学术的建树，一流学术才是“双一流”建设的基础工程。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和理论创新，需要一流学术提供强大的原创动力，需要学术界、理论界、出版界的协同努力和砥砺奋进，使一流学术真正成为助推一流学科发展、助推“双一流”建设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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