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西郊幽静的肯辛顿公园东北角的长湖畔，矗立着一尊雕像。那不是英雄伟人或文化名人，而是一个小小的男孩。那孩子叉开两腿，挥舞双臂，口吹一支芦管，象要提脚奔跑，又象要腾空起飞。他浑身散发着青春活力，神气活现，十足一个快乐之神。他，就是彼得·潘，一个不愿长大也永不长大的孩子。他出生的第一天，为了害怕长大，就从家里逃了出来。肯辛顿公园曾是他游荡的地方，如今他长住一座远离英国本土的海岛——永无乡。那是个奇异而热闹的地方，住着一个印第安人部落，一帮子海盗，各种野兽，人鱼，小仙人，还有一群被大人不小心丢失了的孩子，他们的队长就是彼得。他们不用上学读那劳什子的书，不用学规矩，还不时碰上冒险的乐事，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可就有一点美中不足，他们是男孩，不会料理自己的生活，需要一位母亲。但彼得瞧不起人世间所有的成年母亲，他想找一位小姑娘做母亲。于是在一个繁星满天的夏夜，他飞到伦敦，趁达林先生太太出门赴宴而狗保姆娜娜又被锁住的时机，飞进育儿室，诱使小女孩温迪和她的两个弟弟跟他飞到了永无乡。温迪做了孩子们的小母亲。从此，三个来自内陆的孩子真正过上了只有在童话和睡梦里才见到的奇妙生活。他们住在地下的家里，出入经过树洞；在礁湖里玩人鱼的水泡球戏；和印第安人进行游戏战争，搭救过他们的首领，美丽高傲的虎莲公主；彼得和温迪绝处逢生，被知恩图报的永无鸟救了性命；孩子们被掠上了海盗船，为救他们，彼得和阴险残暴的海盗头子胡克决一死战，使他掉进了鳄鱼的血盆大口。温迪终于想念母亲，央求彼得送他们回到了伦敦的家。多年后，温迪长大了，做了母亲，彼得又来把温迪的小女儿带去永无乡。于是，一代复一代，小母亲不断更换，彼得却始终是个满口乳牙的长不大的小男孩。
　　象我们的孙悟空和哪吒，彼得·潘是每个英国孩子心上的宠儿。创作这个童话人物的人，是苏格兰著名的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詹姆斯·巴里。
　　巴里生于一八六○年，卒于一九三七年。他的文学生涯，跨着古典文学臻于极盛的维多利亚时代和现代主义蓬勃兴起的二十世纪初期。他在世时，主要以剧作家闻名，一生创作过四十多部剧本。有些在伦敦和纽约演出过数百场，颇为轰动。剧本的主题，多为对中产阶级社会风尚和因袭观念的讥讽。他曾与福尔摩斯的创造者柯南·道尔合写过喜剧。为了他的文学建树，他被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授与了文学博士学位，曾获荣誉勋章，并被英王赐与从男爵的贵族称号。在他死后数十年，他的那些有着过多伤感情调的剧本，不大合现代口味，与同时代的易卜生和肖伯纳相比，降到了次要的地位。然而，他的成名作剧本《彼得·潘》和同名小说，却成为不朽的英国文学名著留传下来。
　　在巴里的创作中，彼得·潘这个人物形象不是一次形成的。这个名字首次出现在一九○二年的小说《小白鸟》中。一九○四年，剧本《彼得·潘》发表，次年在纽约尼克博克剧场首演，打破了卖座纪录，大获成功。以后每上演一次，巴里就将剧本修改一次，最后定本直到一九二八年才出版。一九○六年，巴里将这剧本写成儿童故事《肯辛顿公园的彼得·潘》。一九一一年，小说《彼得·潘》出版，又名《彼得和温迪》，最后加了一章“温迪长大以后”。这一章绝非画蛇添足，而实在是画龙点睛。它使小说超出了单纯的儿童故事，成为英国文学中少数为大人和孩子共赏的艺术作品之一。
　　《彼得·潘》的出现，绝非偶然。英国儿童文学的传统源远流长。然而，如果不算那些世代相传的儿歌童谣、民间故事，那么，在十八世纪中期以前，专为儿童创作的文学可以说没有。这是因为，在过去，儿童被看成是不完善的人而不受重视。不过，还是有些文学作品被儿童当作故事书来读。例如，十七世纪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一六七八)，原是一本旨在进行宗教道德教育的寓言小说，几乎家家必备，作为《圣经》的辅助读物。在那缺少真正的儿童读物的年代，它那生动的寓言形象，却也成了有趣的故事的替代物，很受小读者喜爱。十八世纪初，丹尼尔·狄福的高度写实的幻想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一七一九)，虽也不是为孩子写的，却成了少年儿童极佳的探险小说。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讽刺寓言《格利弗游记》(一七二六)，恰似我们的《镜花缘》，以它引人入胜的妙想，吸引着儿童。大约在这时，法国的童话集《鹅妈妈的故事》跨过海峡，上了英国孩子的精神餐桌。至此，才有真正为孩子的儿童文学。这该说是个进步。不料这种天真的趣味竟触犯了清教的道德观。有人板起面孔，斥之为荒诞无稽之谈，硬说儿童原本性恶，必须教育他们改恶从善。于是出现了一批以玛丽·玛莎·舍伍德的《菲尔柴尔德一家》(一八一八)为代表的“改进文学”。这类作品，部分接受了卢梭的教育小说《爱弥儿》的影响，却排斥他的开明思想，而赋以英国清教的严峻色彩。它们不懂得儿童的心理和需要，难免遭到后人的讪笑。
　　对这种道貌岸然的“严肃”文学的反动，便是一种“反严肃”的倾向。出现了一批为娱乐儿童而不事说教的作品，所谓“荒唐”诗文。
　　“荒唐诗歌”的代表作有诗人威廉·布莱克的《天真之歌》(一七八九)，泰勒姐妹的《幼儿歌谣》(一八○六)和爱德华·李尔有名的幽默诗集《荒唐书》(一八四六)。“荒唐小说”的顶峰当然是刘易斯·卡罗尔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一八六五)和它的姊妹篇《镜中世界》(一八七二)。这类文学，以丰富的想象、睿智的幽默和有意逆反常理和逻辑的大胆构想，把儿童的思维领进了一个充满奇趣的新天地。正是在十九世纪中期，欧洲和亚洲著名童话的输入，大大扩展了英国儿童文学的眼界。德国的《格林童话》是在二十年代、瑞典的《安徒生童话》和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是在四十年代译成英文的。而不列颠帝国的海外扩张，又推动了另一类传统儿童文学的繁荣一一描写航海、荒岛、探险、寻宝等的小说，如罗伯特·史蒂文生的《宝岛》(一八八三)。查尔斯·金斯利的《水孩》(一八六三)，在叙述方法上结合了荒唐文学的虚幻和航海小说的写实，而它宣扬基督教道德和社会良心的主旨，又与“改进文学”一脉相承。一些成人文学名家和萨克雷(《玫瑰与指环》，一八五五)、罗斯金(《金河王》，一八五一)、王尔德(《快乐王子》，一八八八)也都涉足童话领域，给它添加了抒情和诗意的感伤色彩。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不是童话，但也完全可以归入儿童文学类别。女作家如尤文夫人和莫尔斯沃思夫人，把维多利亚女性的细腻温情带进了儿童文学。如果扩大到英语文学范围，儿童文学的典籍当然首推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一八七六)和《哈克伯利·费恩》(一八八四)。儿童文学不再仅仅是讲个故事，而是有了性格刻画、风物描绘、社会和哲学思想内容等因素，成了真正的文学。十九世纪，如同文学艺术的其它领域，儿童文学也步入了黄金时代。
　　儿童文学中这五色缤纷的不同素质，到了二十世纪初，便奇特地融汇在《彼得·潘》里。这个剧本和小说把荒诞的幻想、仙人故事、惊险情节、性格刻画和心理描写、讽刺和幽默，以及成年人的人生感喟，全都编织在一个小小的故事里。有位评论家说，它活象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马戏。我却以为，它更象一首狂想曲，梦幻的狂想曲。作者的想象力犹如一条活泼顽皮的山溪，它奔腾跳跃，把流经之处的有趣事物顺手拈来，携过一段路，又随手抛下。它时而欢唱，浪花飞溅，时而低吟，仿佛陷进了沉思。作者似乎并不打算说明什么问题，只是塑造一些可爱的、可笑的或逗乐的形象，用一些异想天开的奇巧构思，使人开心解闷，或者用奇幻的颜料涂出一幅幅绮丽的画面，使人赏心悦目。对我来说，最令我神往的莫过于一些闪光的片断：那只被达林夫妇用作保姆的大狗；彼得试着肥皂水来粘他那被切断的影子；星星们凑拢在达林家的上空，好奇地想看个热闹，它们不住地眨眼，那是它们在窃窃私语；每个婴孩第一次笑出声来，就有一位小仙人诞生，而每当一个孩子说他不再相信仙人，就有一位仙人死去；蔚蓝的礁湖里，人鱼们用尾巴拍着水泡玩球戏，球门就是天边的彩虹；鳄鱼吞下了一只钟，从此肚里便不住地嘀嗒作响；一听到这声音，正在作恶的胡克就吓得逃之夭夭。……我初读这书，尽管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可这些富有奇趣的片断，仍不时在记忆中闪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