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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九月，《拥抱战败》中译本出版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三联书店联合召开了座谈会,本刊编辑部约请参加座谈的部分学者在发言的基础上就相关重要专题写成文章，刊登如下，供读者参阅。——编者
成功与遗憾——日本战后宪法的制定李 薇
民间的期待和参与
《拥抱战败》用两章的篇幅记述了战后日本宪法的制定过程。道尔将关注点锁定在GHQ（美国占领军司令部）与当时的日本政府之间的交涉上，从中引导出一个结论，即战后的日本宪法是由美国人起草并以日本政府颁布的形式诞生，其全部过程都是由美国人导演的。这容易使人忽视日本民间对宪法起草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以“主权在民”、“放弃战争”为核心原则的战后宪法之雏形最早出自日本人自己的草案纲要中。
根据日本一九九五年为纪念战后五十年公开的相关资料和其后媒体对日美双方参与宪法起草的相关人员的采访和对私人保存的笔记等资料的追踪调查，可以肯定，主权在民、放弃战争、取消天皇统治权力、生存权、义务教育的延长等基本原则最早出现在宪法研究会《宪法草案纲要》等日本民间的草案中。根据美国方面公开的资料，可以认定一个被长期忽视的事实，即GHQ提供给日方的草案实际上是在这些民間草案基础上生成的，在日本国会的宪法审议委员会的讨论中，重要的条款也是在宪法研究会成员的建议下采纳的。因此，关于战后宪法，至少应当承认日本的知识分子是最早的提案者，也是主要起草者，宪法研究会的成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美国的GHQ则是宪法颁布过程的具体推动者。
依照《波茨坦宣言》，日本必须放弃以天皇为最高政治权力的国家政治结构，实行民主政治并放弃战争。麦克阿瑟于日本宣布战败两周后抵达日本，随即要求日本政府为实现民主化和非军事化着手准备制定新宪法。同时，GHQ积极推进言论自由，民间被压抑的政治主张得到释放，国体、天皇制等重大政治问题成为社会团体和政党的集中话题。在GHQ民政局法规处收到的来自民间的宪法建议和草案中，最引起GHQ注目的是宪法研究会起草的《宪法草案纲要》，该纲要已经包括了象征性天皇制的雏形以及主权在民、和平主义、言论自由、男女平等等重要原则。
宪法研究会的七名成员高野岩三郎、森户辰男、杉森孝次郎、马场恒吾、铃木安藏、室伏高信、岩渊辰雄均为当时进步学者、评论家、新闻记者，战争中都曾经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遭到开除、逮捕或关押。宪法研究会在讨论如何废止天皇制时，提出了将天皇的政治权力全部废除、保持主持礼仪功能等与象征性天皇制近似的主张。森户辰男原本是东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被开除教职后到德国学习了魏玛宪法，在宪法起草和后来的国会审议中，坚持将基本生存权的原则写入宪法；宪法学者铃木安藏受大正民主主义思想家吉野作造的影响，主张将自由民权运动所提倡的主权在民思想写入宪法。
杜鲁门图书馆保存的录音资料显示，GHQ把宪法研究会的草案翻译成英文并进行了仔细分析研究，法规处长拉威尔表示，“从条文上看，这是个民主主义的提案，完全可以接受”，“是令麦克阿瑟司令官满意的草案”，“对这个民间草案只稍做修改就可使用”。在研究民间草案的同时，GHQ要求日本尽快拿出政府草案。
由于美国方面急于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底远东委员会成立之前完成新宪法的制定，当日本政府费时近三个月作成的“非常保守”的松本草案被麦克阿瑟否定后，GHQ法规处受命起草新草案。法规处原本没有亲自动手的任何准备，突然接到秘密任务时，只有麦克阿瑟给出的保留天皇和放弃战争的原则，他们“吓了一跳”。如果没有宪法研究会的草案在先，GHQ法规处是不可能在一周内完成草案的。
GHQ的推进与关注
由十一国组成的远东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包括修改宪法在内的美国的一切对日本决策都要经过委员会的最终认可。对于美国来说，最大的担心是委员会成员国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和对天皇制的否定。
麦克阿瑟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与当时的日本首相币原喜重郎进行了单独密谈。根据保留下来的记述，会谈的核心问题是确定维持天皇制和放弃战争两大原则。日本NHK提供的资料显示，会见的第二天麦克阿瑟在发给华盛顿的密电中写道，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将会引起日本的混乱，美国在日兵力将不得不增加至少一百万，如果利用天皇的作用，美国对日本的统治则容易得多。麦克阿瑟的这个判断与美国国内对日政策的判断是一致的。
为了不让筹备中的远东委员会得到消息，GHQ的起草工作是秘密进行的。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二日由十一章九十二条构成的GHQ草案交给了日本政府，日本方面在翻译上用尽暧昧表述手法之后，于三月四日提交到GHQ，双方经过连续三十个小时的讨论和调整，三月五日以“日本政府草案”的名义对社会公布，麦克阿瑟于次日戏剧性地公开表示支持。这时，远东委员会已经成立，委员会成员国正在就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展开议论。
日本新宪法草案的公布，意味着把既成事实强加于远东委员会。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的议事记录显示，远东委员会为争取话语权和日本新宪法的原则、制定过程等问题召开了多次会议。如，三月十四日的会议特别强调了委员会的权力，同时指出宪法的起草应当首先在全体人民中进行广泛的讨论；七月二日的会议要求对草案的暧昧表述进行修改；九月二十一日的会议对重要条款提出意见，其中，中国代表谭绍华、杨觉勇以及英国、澳大利亚的代表对第九条的表述表示了担忧，认为第九条的表述仍旧存在日本“为了自卫而进行战争”的可能性，苏联代表则提出应将“文民”组阁写入草案等。历次会议还就天皇的战争责任和永久放弃战争展开辩论。
为了保留天皇制，美国提醒日本方面为确保天皇制需参照委员会的意见，适当调整有关条文的文字表述。修改后的宪法草案采纳了苏联的建议（第六十六条第二款），但是没有顾及中国代表关于第九条的警告。据说，美国国会的代表拜会了当时国民政府驻美国的顾维钧大使，以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换得国民政府代表不再坚持对第九条的质疑。顾维钧在远东委员会上的解释为，既然加入了文民组阁的规定，对日本能否复活军事攻击的问题就没有必要担心了。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国的操作，价值取向是明确的，为了维持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和远东战略安排。道尔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是清楚的。
和平宪法的遗憾
新宪法推翻了明治宪法下的天皇主权，确立了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的民主主义政治体制以及放弃战争的和平主义原则。国际国内的舆论对新宪法给予了正面的理解和评价，特别是因第九条规定了放弃战争而使新宪法获得“和平宪法”的称谓。
左派政党和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对保留天皇制提出批评，对美国在宪法起草过程中的政治操作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也有学者对法律条文的表述提出质疑。如果说天皇制的问题早已是美国的既定方针，那么法律条文设计上的漏洞则是美国有意无意的闪失，而这个闪失恰好为日本配合美国“冷战”合作体制和制定防卫相关特殊法提供了方便。
宪法第九条留下了重大原则性争论的空间。
第九条规定：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在高度评价第九条宣布放弃战争的同时，有法律学家指出了条款的漏洞，即所谓“前项目的”是指“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还是指“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如果是后者，为了自卫，则可以使用武力。这一重要之处最早是由参与定稿的日本议会法制局的佐藤达夫提出的，但日本帝国议会宪法修改委员会小委员会委员长芦田均等都没有在意他的意见。远东委员会上也有代表指出，历史上有些战争是在自卫的名义下发生的，但这个提醒也没有受到重视。到底是为了和平放弃任何条件下的武力还是只在解决国际争端时放弃武力而因自卫可以使用武力，不同的解释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多年来，当有人为了拥有军队而呼吁修改第九条时，也有人认为即便不修改第九条也可以为了自卫而拥有军队和动用武力。
六十多年来围绕保宪和修宪的各种议论、批评和担忧都集中在第九条上，当我们高度评价第一部向世界宣布放弃战争的和平宪法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个“陷阱”，听到了另外的一种解释，不能不感到莫大的遗憾。
从宪法修改过程看到，日本政治体制的解体与重构是在瞬间完成的，日本全民参与讨论的缺位和天皇制的保留以及旧官僚体制的复活，导致日本社会没有得到完成彻底意识变革的机会。本来，国家宪法的重大修改意味着社会的重大变革，需要社会民众彻底的意识变革的伴随。但是，日本是在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情况下否定了明治宪法。这种来自于外部的强力推动，不能不使得日本的“市民革命”带有外观性，缺少内在的自省。战败、失落甚至精神处于虚脱状态，日本需要在摸索中通过反省摆脱过去走向未来，这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而美国没有给予日本自己“精神审判”自己的机会和时间。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进步的知识分子还可以如同宪法研究会成员那样将始自于自由民权运动的自由、民主思想賦予新的宪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走出牢狱后还可以参与对国家建设的设计，但他们很快就被“冷战”的氛围围剿了下去，战后初期的日本一切都服从了美国的政治需要。这是一九四六年修改宪法留给日本的又一个遗憾。
细节的力量刘晓峰
做学问容易大而化之，很多人习惯把大的观念搬来搬去，但阅读这本书时给人最深感受的恰恰是许多微小的细节。细节当然是局部，然而历史叙述中抓住重要细节，却可以让读者鲜明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特征。
不妨举书中一个细节为例。战后，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天皇在日本有一个大巡行，除了冲绳，几乎把日本各地都走遍了。书中写到这次费时一百六十五日、行程三万三千公里的大巡行，还插有一帧照片，照片中美国兵拿着卡宾枪给天皇开路。战后不久的这场巡行秀有什么意义？这是应当解读的一个问题。“二战”轴心国中德国的希特勒下场是因战败不得不自杀。意大利墨索里尼是被愤怒的国民绞死。而同是轴心国的日本，战后的国家首脑则在各地到处巡行。几百万日本士兵死在战场上，多少妇女失去丈夫，多少孩子失去父亲，多少父母失去儿女，但当天皇经过的时候，没有暗杀，没有抗议队伍，甚至没有人站出来对天皇表示愤恨。这是为什么？
这就需要考虑天皇在日本社会中的特殊性。首先是信仰的力量。日本天皇制长期存在，天皇一直有着极高的宗教威权；其次是历史的力量。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成功完成向现代国家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面对来自西洋的巨大压力，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三代天皇都一直是推动日本走向富国强兵道路的领导者，是国民精神动员的精神基础所在。以国家神道为媒介，天皇一族既家又国，在许多人的观念中是与国家一体的。明治维新以后，天皇和维新政府合力推动，将日本实实在在变成了东方最强大的国家。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以后，日本人在亚洲和世界上获得了主人感，这是他们以前没有体会过的，而这一切都是在天皇家族的领导下进行的。有了这些支撑，战败这一事实，在很多个层面上并没能根本损害以天皇为中心的势力集团的动员能力。
《拥抱战败》把这个细节写得很详细。天皇巡行中前有美国吉普开路，接着有美国宪兵护卫，在人围得特别多的时候，美国兵会向天鸣枪示警。这小小的细节足以告诉我们，其实是美国人选择让天皇继续存在。这很大程度是美国人从自己切身利益出发的选择。天皇当时确实对社会最深层次有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对美国人来说是实实在在的。美国人计算过要花多少士兵的代价来推翻天皇。当美国兵占领日本时，日本人几乎全都做出了完全协助的姿态，因为天皇下了命令。这本书把这种计算的细节都交代得非常清楚。战争结束时的日本，是由昭和天皇实际领导的，这是一个有实际操作力量与经验的统治集团。当战败到来之际，这个集团中的成员或在前台和美国人来往，或在后台积极配合发挥作用。加之天皇通过请求美军占领冲绳等手段与美国人完成的交易，终于达到了保住天皇制的目标。这一过程小森阳一在《天皇的玉音放送》中有过详细分析。因为大陆中国的国民党在国共较量中日见下风，美国出于“冷战”格局的全盘考虑，对于日本的战略地位有了一个重新定位，与此相呼应，对于战争罪犯的清算越向后越敷衍了事，天皇在战后日本的地位也就愈发安泰了。战前日本政府的统治网络，因此在战后日本一直存在。战后伊始日本这种对旧势力的温存已经留下孽因，今天的战争责任问题只是历史的一个必然展开而已。
为什么天皇一族能够长期存在？天皇真正的力量何在？我们经常说日本是武士社会，很多人从武士道的精神来理解日本，但“天皇真正的力量究竟何在”这个问题，联系着日本社会特别重要的另一部分，牵涉到怎样理解日本社会的发展历程。天皇一直存在，意味着天皇从古代一直到今天，作为一个权力中心，无论是作为祭祀之王还是实际操纵政治的王，是实际存在的。与之共同存在的，还有一个由皇族、贵族组成的在日本史上被称为公家的势力集团。历史上有的时期，这个集团没落到某些成员被迫去为人看病、教人歌道、茶道、插花以维持生计，但这个集团一直是存在的，并且是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核心。所以，我们不能到了今天还仅仅从武士道的角度来分析日本。史学家黑田俊雄以权门体制分析日本中古史，指出当时控制日本的就有三部分大的力量——武家之外，还有公家和寺家。中古以后，公家在对社会的实际支配层面上确实日渐衰弱，但公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依旧非常大，公家文化渗透进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战后日本文化中仍旧有其影响之余绪。比如公家文化重祭祀，祭祀仪式讲次序，一步步都要按部就班，这对于日本人讲规矩有相当大的影响。这涉及观察日本的多面性问题。
“战败”只是两个字，但对于日本，战败是一种巨大的时代变化。这种变化涉及社会各个重要方面，当然最为巨大的是对人心的影响。这种影响因为社会的多层次性而有各种色彩的呈现。犹记读永井荷风《断肠亭日记》的感受。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荷风在日记中说看到军队随意征用被美军轰炸后烧毁的居民用地，写下了“军部如此横暴，愚昧之极，令人愤慨万千，剩下的只有对之采取无视的态度”这样的句子。八月十五日，荷风又写“夹竹桃花正在盛开，稻田之间时见开放的莲花”，映照在文人眼中的景观，映射的实际上是内心的情感。这一天，荷风是从朋友那里听到战争结束的消息的，他在同一天的日记中写道：“真是太好了！日暮时分开染坊的婆婆拿来鸡肉和葡萄酒。在停战的庆祝宴席上，大家都酩酊大醉而寝。”日记中记载的都是这样的细节，今天读来犹有历历在目的感觉。有了这些细节，再加那些跑到皇宫前切腹的军国主义信徒们自尽的场面，小学校长默默地把天皇的照片从教室墙上摘下来放进储藏室的场面，这一切叠加在一起，我们今天读来才能明白战败带给当时日本社会的是什么。而这一切，正是战后日本社会的出发点。埋在这个时间段的一粒粒种子，会在后来的六十多年生根发芽，长成今天日本社会的一部分。
象征天皇制：战后改革的政治遗产高 洪
近代以来的日本社会变迁有许多复杂因素，其中有两个因素带有根本与决定性质。一个是“天皇”，另一个是“美国”，二者构成了今天日本国家与社会再生、存续、演变过程中最为基本的内因和外因。
这个外因，用作者道尔的说法，幕末以来（从一八五三年算起）激荡的百年史是一场“由美国军舰引发和终结的噩梦”，也随之成为战后至今，美国因素始终笼罩日本的外部世界的逻辑起点和决定性要素。一方面，美国对天皇及其制度所做的“天皇民主制战后处理”，给当今日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造成了深远影响，另一方面，日本的天皇制度作为这个国家在过去六十多年中的内因，又始终是日本战后嬗变的根据。即从侵略战争失败到被迫接受占领时期，从媾和后美国卵翼下的独立到谋求摆脱美国实现大国目标的今天，天皇及其制度一直处于社会运动原发与核心的地位，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成为一种不可侵犯的神圣与禁忌。
“美国因素”与“天皇因素”两者相互作用、缺一不可，甚至在某种特定的场合互为因果。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回答“日本为什么不肯反省侵略战争历史？”的提问。面对这个长久以来令日本研究者以及一切关注日本的人士焦灼的诘问，道尔在书中以另一个提问一针见血地做了破解——“无论如何，天皇的道义责任是无法推卸的，而美国人选择不是忽略而是否认这一点，近乎是将整个‘战争责任’问题变成了一个笑话。假使一个以其名义处理日本帝国外交和军政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人，都不为发动和领导这场战争负起应有责任的话，那么，还怎么能指望普通老百姓费心思量这些事情，或者严肃地思考他们自己的个人责任呢？”（《前言》，9页）况且，“既然国家政治和精神上的最高领袖都可以对事态发展不负责任，那么何以指望他的普通臣民能够自我反省呢？”（254页）
事实恰恰印证了保留“天皇民主制”给日本留下深刻久远的烙印。尽管有占领初期作为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造”产物的“天皇人间宣言”，而且麥克阿瑟以及GHQ也始终是君临天皇乃至日本国家之上的“太上皇”，但天皇作为“国家权力象征”得以保留，就使战前时代国家的所有符号——国旗、国歌以及天皇族徽等不加改动地延续到战后日本。于是，根源于战前的旧保守政治势力很容易把自己同战前政府联系到一起。如果说小泉纯一郎把自己参拜靖国神社的理由解释成是“纪念奠定近代国家基础的先人”还属于个案的话，那么，今天日本众参两院里公开出售的“历任首相脸谱茶杯”，从伊藤博文到东条英机及至麻生太郎等九十多位首相的连续排列，就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除革新政党以外的政治高端，都是怀有将战前、战后的日本看做一以贯之的国家的思想方法与政治主张。至于处于大众政治层面的普通老百姓，除少数和平进步团体成员外，大多在政治势力的引导及媒体的引领下，不加区分地把战前日本政权和战后日本政府视为连贯的国家机器。
其实，这种被日本当做“自然”和“平常”的问题，在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是非同小可的大是大非问题。人们还清楚地记得二○○五年底，伊朗总统为攻击以色列，称“犹太人遭大屠杀是个传说”，率先表示谴责和最强烈抗议的就是德国政府和德意志民族的政治领导人。因为，今天的德国政府、政治家、公众绝不会把自己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战前纳粹政权的基础上。人们常常把德国总理为死难犹太人纪念碑下跪与日本政要的暧昧态度相比较，却忽略了今天的德国是从彻底否定法西斯政权建立起来的这一基本前提。
那么，究竟谁是混淆战争责任的最终受害者呢？我以为恰恰是日本自己。如果说不肯反省侵略战争历史在受害国引起的是痛苦和愤懑，那么对日本自己来说则是一种类似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推石头上山的故事，置身一种“永无止境的失败”的怪圈。因为，不肯从根本上正视历史罪恶的日本很难真正放下历史包袱，并必定要为此付出高昂的政治成本。的确，战后半个多世纪里，日本在和平宪法的规范下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通过联合国为国际社会做出的各种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且通过ODA形式提供了大量对外援助。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打消别国，尤其是战争受害的邻国对它的疑虑。究其缘由，就在于不曾彻底割断自身与帝国主义时代法西斯军部政权的血脉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天皇的战后处理是当时的美国政府和占领当局留给日本保守政治的一个“魔咒”，一方面使其沉溺其中无法自拔，同时又要折磨其心灵，使日本无法像德国那样顺利地融入地缘政治秩序，难以得到邻国的宽恕和原谅。
实事求是地讲，战后的天皇家族在努力地发挥积极良好的政治作用。我们从昭和天皇晚年坚持不去供奉着战犯的靖国神社，以及平成天皇一家对中国和世界的友善态度，不难理解今天的“象征天皇制”与战前“绝对主义天皇制”之间的本质区别。然而，单凭天皇家族的努力就能够改变现实么？世人公认日本民族富有聪明才智，日本政治保守政治家们也不乏治国的方法与智慧。可是，“战后处理”固定下来的国体与政体早已在今天的日本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了稳固的闭锁结构，况且也很难想象日本的保守政治势力会下决心自己解除这个“魔咒”。因此，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还要走很长很长的路。
殖民逻辑与东亚战后体制 赵京华
《拥抱战败》第十五章《胜者的审判，败者的审判》，处理东京审判问题，是全书中比较精彩的一部分。
一般认为，“二战”结束后不久发生的朝鲜战争以及随之而来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东西方“冷战”格局，是导致东亚地区内部冲突和至今无法实现和平共生之政治生态的主要原因。但深入追究下去将会发现，在历史的深层还有一个更大的体制背景和国际法法理逻辑问题远远没有得到普遍的关注和理解，那就是近二百年来形成于西方的殖民主义体制以及这个体制背后的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观念，并没有在战争结束后，通过东京审判等得到有效的清算。而由于“二战”前后欧洲老牌殖民主义者及“新殖民主义”国家美国在对待殖民地统治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导致了东亚在民族独立运动方面与东南亚等地区的不同走向，东亚地区被深深地拖入东西方“冷战”格局而分裂为两个矛盾抗争的集团。五十年代以来于世界各地出现的殖民地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在现实和道义上对旧殖民主义体制及其历史罪恶构成了强烈的冲击，但这被同时出现的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斗争所掩盖，殖民主义的思维方式及其无意识观念仍然阴魂不散。
面对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浩劫，东京审判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内完成，不仅在某种程度上伸张了人类正义，也推动了世界重归和平状态的进程，其不朽的历史意义毋庸置疑。这是我和道尔的“好莱坞式表演”的东京审判观略有不同的地方。不过，东京审判也确实留下了一长串的历史遗憾和缺失，其最大问题就在于： 日本战争犯罪限定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五年之间，此前的殖民主义战争罪行如占据台湾、吞并朝鲜等都不在审理范围之内。二十八名被告中没有一个旧殖民地官僚，因为美、英、法、苏的法官认为： 殖民地问题不适用于“破坏和平罪”和“反人道罪”的定罪标准。正因为殖民主义体制问题没有得到质疑和清算，美、苏等审判方在后来依然可以做出有损于东京审判之道义性的行径，使人们不能不对其“文明的审判”性质产生怀疑。这直接影响到东亚战后体制的形成。
大沼保昭曾在《从东京审判到战后责任的思想》(一九九七)一书中提出，东京审判的主要缺失是亚洲主体的缺席，道尔对此亦表示认同。这实质上源自于当时的国际法对殖民主义体制的姑息。东京审判当初预定由美、中、苏、英等九国法官组成，最后增加印度和菲律宾变成十一国，但即使如此，来自亚洲国家的法官只有三名，我们不得不承认东京审判的法官组成结构是不正常的。其实，所谓后来增加的菲律宾和印度的法官得以出席东京审判，也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祖国与主导审判的美、英在当时有一种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特殊关系。道尔认为，他们不过是做摆设的“亚洲人”，而东京审判中无论是法官还是检察官中都没有朝鲜人的身影，则更深刻地反映了胜者审判的特征。就是说，那场大战并不是发生在亚洲独立主权国家间的，而是在因殖民主义而分成不同颜色的地图上进行的战争。“东京战犯法庭基本上是在无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世界与追究破坏和平罪和反人道罪的高迈理想之间的严重矛盾情况下进行的。”这构成了东京审判在历史、现实与国际法法理逻辑上的根本性悖论。
印度法官帕尔向法庭提交二十五万字的判决书，认为根据法律条文和起诉书内容只能得出被告全部无罪的判定，对东京审判的根底里存在着的双重标准问题提出的尖锐质疑。它涉及帝国主义能否制裁帝国主义的问题。而更为严重的现实状况是，就在以美国为主导的东京审判开庭之际，在东南亚那些曾经被日本占领的地域中，作为战胜国的欧洲各国正在忙于重新获得旧殖民地统治权的军事行动。例如，法国在印度支那、荷兰在印度尼西亚、英国在马来西亚半岛展开的再次进入该地区的战斗。道尔不无讽刺地指出，面对这些血腥的侵略，曾经在东京审判开庭演说中高唱“文明的审判”的首席法官美国人凯南，已不可能用破坏和平罪和反人道罪来断罪了，因为他的国家美国正在支持这些濒临灭亡的老牌帝国主义的最后挣扎。
道尔还透露了这样一个历史背景： 随着东西方“冷战”的骤然升温，人们对东京审判通过国际法恢复世界和平已不再抱有希望。在东京，甲级战犯审判结束之际，世界发生了变化。战胜一方的联合国之“联合”因“冷战”而陷入崩溃，向东京法官席位派出代表的各国正在日夜忙于内战和在亚洲各地的殖民地战争。到了一九四八年，几乎没有人再相信纽伦堡和东京会牢固确立起国际上法和正义的新秩序。结果，如栗屋宪太郎所言，判决之后，法官方面曾计划再进行一两场同样的审判。但不久之后，辩护律师团方面开始出现了煽动“冷战”的言论，而法官方面对甲级战犯嫌疑人的释放则是与之对抗的举措。这招来了苏联方面的愤怒而欧美法官则不想再与苏联方面坐在一起继续开庭。这样，原本对东京审判的诸多缺失还有可能予以纠正和弥补的机会，也就因“冷战”的出现而付诸东流了。在此，于深刻影响战后世界走向的起源上，我们看到复杂重叠的历史结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带动起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解放和民族独立的运动，这本身已经对殖民主义体制及其历史罪恶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同时以意识形态上的东西方对抗，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矛盾斗争的“冷战”不断升温，导致本该彻底清算的二百年来殖民主义历史及其意识形态问题被隐蔽起来，甚至得到了长久的温存。
仅就亚洲而言，这种历史结构使战后的地区发展出现了复杂而不曾预料的动向。随着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军从亚洲的广大地区撤退，其殖民统治自动瓦解。而暂时填补这个制度空白的乃是如上所述的东南亚地区的旧殖民地宗主国重新进入该地区成为统治者，这引起了殖民地人民大众的激烈反抗。一九四七年印度宣布独立和一九五四年在日内瓦签署印度支那休战协定而法国军队撤出该地区，标志着东南亚的民族解放斗争初战告捷。如果再考虑到稍早的台湾光复和朝鲜半岛的解放，可以说，整个亚洲的民族独立和殖民地解放运动已蔚为大潮。到了一九五五年在万隆成功召开“亚非会议”，人们似乎看到了殖民主义体制退出历史舞台的曙光。然而，另一条历史线索也在平行运动。据道尔所言，早在东京审判进行当中的一九四八年一月，美国陆军长官便发表讲话声言要使“日本成为反共防线”，美国政府也开始悄悄修正战后不久制定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对日政策。朝鲜战争如火如荼的一九五二年，日美双方单独媾和，《旧金山和约》迅速签署，这全在于美国出于“冷战”的考虑，把日本迅速划归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一员。为了把日本变成朝鲜战争的军事基地，在签署《旧金山和约》的同时，美国还制定了《日美安全保障协定》。这个协定一直延续至今，不仅左右着日本战后的国际定位特别是与美国及东亚地区的特殊关系，而且也牵制了东亚战后体制的改变。
在此，东京审判未曾清算的旧殖民主义体制问题需要重新加以审视。直到“二战”为止，亚洲地区除了日本之外，几乎都成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二战”后原殖民主义国家对待旧殖民地的态度很不相同，这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模式：一是日本那样因战败而自动放弃殖民地统治的；二是美国那种“没有殖民地的帝国”，即在原则上“反殖民”但又通过强调“门户开放”而以绝对优势君临世界的“新殖民主义”模式；三是欧洲老牌殖民主义国家，面对战后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独立运动大势，从当初仍然想维持殖民地宗主国统治权到开始转向解除殖民体制以实现“光荣撤退”的模式。其中，后两种模式作用于不同地区，导致了东亚与其他亚洲国家战后体制的不同。所谓“东亚战后体制”正是在日本的自动撤出和美国的“新殖民主义”影响之下形成的。
“二战”之后，东亚地区的战后体制没能朝着整个亚洲的民族独立和殖民地解放的历史走向发展，反而形成了维持至今的“冷战”体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矛盾斗争甚至冲破了历史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界线，而人为制造出一个民族被分裂为两个国家或地区的现象。这个“冷战”体制的遗存，已然构成了我们构筑二十一世纪崭新的和平共生之政治生态的坚固瓶颈。而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东京审判没有在国际法法理逻辑层面清算二百年来的殖民主义体制，五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独立和殖民地解放运动也因“冷战”的遮蔽，没有对殖民主义构成真正的颠覆。当然，东京审判是一个军事法庭，从技术上讲它可以不去触及作为历史的殖民主义体制问题。但是从理想的角度讲，如果当时能够向前迈出这一步，是不是有可能改变后来东亚不合理的格局呢？
道尔的拟想读者是谁孙 歌
这本书资料的选取、剪裁和使用方式的后面有一个非常精确的结构性安排。我相信很多日本读者是认同那个结构性安排的，这是该书在日本引起轰动的原因。虽然里面有些具体分析不到位，有些不该淡化的地方被淡化了，但这并不影响它在结构安排上的价值。
我认为道尔写这本书，主要针对的读者群不是日本人，他是写给美国人看的，当然他也愿意日本人阅读和理解它。为什么做这种判断？因为他讨论问题的方式针对的是美国的脉络。
关于书名有多种理解，可以引申出一个问题： 日本问题一直不是单独存在的。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问题同时是日美关系问题，可以说，这种状况不断变形但却一直持续到今天。所以讨论日本问题，同时也要讨论美国问题。这本书对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后开始的远东政策进行了历史性的批判。当然，道尔的立场不是批判知识分子的立场，而是历史学家的立场。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揭示历史曾经如何发生过。当然经过不同史学家的眼光剪裁后，历史状态是不同的。而道尔给出的剪裁是，美国以正义之名行了战胜国占尽所有便宜之实。我觉得这是他这本书中真正要说的话。可是他只说出这句话，并不说占这个便宜是好是坏，这是他和批判知识分子最大的区别，就是说他不直接做价值判断，把自己的批判严格限定在史料的剪裁和分析框架之内。我觉得有几个关键环节是这个结构的支撑点。
第一是它對于四十年代中期以后“冷战”结构在东亚的形成做出了一个整体性分析。这个整体性分析恰恰是我们今天看日本的时候无法回避的。为什么麦克阿瑟要在日本保留天皇制？书中揭示出一些事实：在麦克阿瑟进驻日本的时候，他并非忠实执行美国政府的每道指令，他有非常大的自主权。而在他行使自主权时，他所依靠的日本专家对日本缺少理解，他本人对日本的社会、历史也毫无兴趣。在这个前提下他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在推行这些政策时，每个过程里又都充满了混乱。应该说占领并非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史学家的眼光。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复杂的历史过程基本上都是以这样一些混乱的形态往前推进的。注视这种混乱与强调历史的偶然性是两回事。东北亚“冷战”格局在当时形成的过程中，是通过麦克阿瑟在日本推行一系列政策特别是天皇制来实现的。后面有一个不动摇的预设：宁可要天皇制、宁可要美国式民主。要美国式民主意味着对占领是有危险的，但宁可要这个，也不要赤化的可能，不要共产主义的可能，这是当时非常明确的、毫无混乱的标准。这形成了整个战后东北亚政治格局的基本轮廓。这也是“冷战”格局形成后为什么中日和解如此困难的根本原因。
还有一点道尔没有展开，但他点到了。就是对于中国今天重新谈战争责任问题而言，最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是与东京审判同时并行的中国内部的政权更迭问题。共产党合法政权产生后，紧接着爆发了朝鲜战争，所以我们很难一条直线地简单看待日本为什么不认罪这样一个问题。书中还谈到，在接下来的《旧金山和约》里，美国要求日本必须和中国台湾签署一个附带条约。当时英国承认大陆的合法政权，而美国只承认台湾，日本政府也选择承认台湾不承认大陆。这导致最佳和解时机无限期地错过。
当一个历史事件不能在最佳历史时期解决时，后面附加的债务会越来越沉重，这也是我们重新谈日本赔偿问题时如此艰难的重要原因，那个根子和“冷战”结构有直接关系。在这个结构性的眼光中看美国的占领，道尔给出的历史分析，对我们今天重新看中日关系有很大的参考作用。
还有一点是东京审判。东京审判一直是我们没有解开的死结。因为不能简单地说东京审判的对错好坏，在正反两极上我们都遇不到这一历史事件的复杂性。还有一个复杂的问题，战后很长时间日本的左翼没法直截了当地说要否定东京审判的合法性，因为右翼一直这么说。左翼在很大程度上必须说东京审判代表了正义，但是又会有一些保留。那么这个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如果我们用价值判断方式去讨论这个问题，基本上是没办法讨论的。我认为道尔这本书中写得最成功的一章应该是东京审判那部分。相对来说他写美国起草日本宪法这部分把问题单纯化了，不够丰富。
道尔通过东京审判的资料选取和剪裁，给我们提示了非常复杂的图景，他说这场审判是一个就连美国当事者也承认的表演。天皇被免罪、亚洲被殖民国家代表的缺席使得这场审判从根本上失掉了法律的公正性，但它使用了纽伦堡审判中也使用的、后来得到国际法认可的罪名，比如反人类罪和战争罪，这些审判标准今天仍然具有价值。印度的帕尔法官后来被日本右翼引为知己，除了断章取义对他进行曲解之外，实际上也跟他的反共政治立场有关；可是当时他从法理角度对东京审判合法性的质疑在法庭上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所有的线索都缠到一起，因此我们很难用单一标准来判断它，于是复杂性被呈现出来了。这个复杂性道尔没有进一步展开，但他留下了一些暗示，他说东京审判留下一些种子，在战后漫长的时间里发芽，引发了后面一次次的论争。这个逻辑关系给得很清楚。
道尔处理得比较薄弱的是日本人如何拥抱的问题。因为他有意采取了社会史方式而排斥了思想史方式，由于社会史的方式我们看到了一些非常新鲜的资料，看到了社会的混乱和多样性。但同时由于排除了思想史的方式（这个排除本身我认为很有价值），以至于我们不再能夠从习以为常的知识分子视角进入历史，这个视角被安排在很次要的层面，书中也引用了少量日本知识分子的讨论，至于这个讨论的社会效果，道尔不去讨论。他认为重要的是整个日本在最初那几年拥抱战败时，带来了什么样的转型，日本人怎么接受美国强加给他们的新的社会雏形，怎么反过来改造利用。反过来改造这一面道尔讲的不多，这也是日本读者不满意的原因所在。因为事实上历史没有那么简单。
（《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美］约翰·W. 道尔著，胡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八年九月版，59.00元）
成功与遗憾——日本战后宪法的制定李 薇
民间的期待和参与
《拥抱战败》用两章的篇幅记述了战后日本宪法的制定过程。道尔将关注点锁定在GHQ（美国占领军司令部）与当时的日本政府之间的交涉上，从中引导出一个结论，即战后的日本宪法是由美国人起草并以日本政府颁布的形式诞生，其全部过程都是由美国人导演的。这容易使人忽视日本民间对宪法起草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以“主权在民”、“放弃战争”为核心原则的战后宪法之雏形最早出自日本人自己的草案纲要中。
根据日本一九九五年为纪念战后五十年公开的相关资料和其后媒体对日美双方参与宪法起草的相关人员的采访和对私人保存的笔记等资料的追踪调查，可以肯定，主权在民、放弃战争、取消天皇统治权力、生存权、义务教育的延长等基本原则最早出现在宪法研究会《宪法草案纲要》等日本民间的草案中。根据美国方面公开的资料，可以认定一个被长期忽视的事实，即GHQ提供给日方的草案实际上是在这些民間草案基础上生成的，在日本国会的宪法审议委员会的讨论中，重要的条款也是在宪法研究会成员的建议下采纳的。因此，关于战后宪法，至少应当承认日本的知识分子是最早的提案者，也是主要起草者，宪法研究会的成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美国的GHQ则是宪法颁布过程的具体推动者。
依照《波茨坦宣言》，日本必须放弃以天皇为最高政治权力的国家政治结构，实行民主政治并放弃战争。麦克阿瑟于日本宣布战败两周后抵达日本，随即要求日本政府为实现民主化和非军事化着手准备制定新宪法。同时，GHQ积极推进言论自由，民间被压抑的政治主张得到释放，国体、天皇制等重大政治问题成为社会团体和政党的集中话题。在GHQ民政局法规处收到的来自民间的宪法建议和草案中，最引起GHQ注目的是宪法研究会起草的《宪法草案纲要》，该纲要已经包括了象征性天皇制的雏形以及主权在民、和平主义、言论自由、男女平等等重要原则。
宪法研究会的七名成员高野岩三郎、森户辰男、杉森孝次郎、马场恒吾、铃木安藏、室伏高信、岩渊辰雄均为当时进步学者、评论家、新闻记者，战争中都曾经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遭到开除、逮捕或关押。宪法研究会在讨论如何废止天皇制时，提出了将天皇的政治权力全部废除、保持主持礼仪功能等与象征性天皇制近似的主张。森户辰男原本是东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被开除教职后到德国学习了魏玛宪法，在宪法起草和后来的国会审议中，坚持将基本生存权的原则写入宪法；宪法学者铃木安藏受大正民主主义思想家吉野作造的影响，主张将自由民权运动所提倡的主权在民思想写入宪法。
杜鲁门图书馆保存的录音资料显示，GHQ把宪法研究会的草案翻译成英文并进行了仔细分析研究，法规处长拉威尔表示，“从条文上看，这是个民主主义的提案，完全可以接受”，“是令麦克阿瑟司令官满意的草案”，“对这个民间草案只稍做修改就可使用”。在研究民间草案的同时，GHQ要求日本尽快拿出政府草案。
由于美国方面急于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底远东委员会成立之前完成新宪法的制定，当日本政府费时近三个月作成的“非常保守”的松本草案被麦克阿瑟否定后，GHQ法规处受命起草新草案。法规处原本没有亲自动手的任何准备，突然接到秘密任务时，只有麦克阿瑟给出的保留天皇和放弃战争的原则，他们“吓了一跳”。如果没有宪法研究会的草案在先，GHQ法规处是不可能在一周内完成草案的。
GHQ的推进与关注
由十一国组成的远东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包括修改宪法在内的美国的一切对日本决策都要经过委员会的最终认可。对于美国来说，最大的担心是委员会成员国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和对天皇制的否定。
麦克阿瑟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与当时的日本首相币原喜重郎进行了单独密谈。根据保留下来的记述，会谈的核心问题是确定维持天皇制和放弃战争两大原则。日本NHK提供的资料显示，会见的第二天麦克阿瑟在发给华盛顿的密电中写道，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将会引起日本的混乱，美国在日兵力将不得不增加至少一百万，如果利用天皇的作用，美国对日本的统治则容易得多。麦克阿瑟的这个判断与美国国内对日政策的判断是一致的。
为了不让筹备中的远东委员会得到消息，GHQ的起草工作是秘密进行的。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二日由十一章九十二条构成的GHQ草案交给了日本政府，日本方面在翻译上用尽暧昧表述手法之后，于三月四日提交到GHQ，双方经过连续三十个小时的讨论和调整，三月五日以“日本政府草案”的名义对社会公布，麦克阿瑟于次日戏剧性地公开表示支持。这时，远东委员会已经成立，委员会成员国正在就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展开议论。
日本新宪法草案的公布，意味着把既成事实强加于远东委员会。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的议事记录显示，远东委员会为争取话语权和日本新宪法的原则、制定过程等问题召开了多次会议。如，三月十四日的会议特别强调了委员会的权力，同时指出宪法的起草应当首先在全体人民中进行广泛的讨论；七月二日的会议要求对草案的暧昧表述进行修改；九月二十一日的会议对重要条款提出意见，其中，中国代表谭绍华、杨觉勇以及英国、澳大利亚的代表对第九条的表述表示了担忧，认为第九条的表述仍旧存在日本“为了自卫而进行战争”的可能性，苏联代表则提出应将“文民”组阁写入草案等。历次会议还就天皇的战争责任和永久放弃战争展开辩论。
为了保留天皇制，美国提醒日本方面为确保天皇制需参照委员会的意见，适当调整有关条文的文字表述。修改后的宪法草案采纳了苏联的建议（第六十六条第二款），但是没有顾及中国代表关于第九条的警告。据说，美国国会的代表拜会了当时国民政府驻美国的顾维钧大使，以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换得国民政府代表不再坚持对第九条的质疑。顾维钧在远东委员会上的解释为，既然加入了文民组阁的规定，对日本能否复活军事攻击的问题就没有必要担心了。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国的操作，价值取向是明确的，为了维持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和远东战略安排。道尔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是清楚的。
和平宪法的遗憾
新宪法推翻了明治宪法下的天皇主权，确立了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的民主主义政治体制以及放弃战争的和平主义原则。国际国内的舆论对新宪法给予了正面的理解和评价，特别是因第九条规定了放弃战争而使新宪法获得“和平宪法”的称谓。
左派政党和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对保留天皇制提出批评，对美国在宪法起草过程中的政治操作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也有学者对法律条文的表述提出质疑。如果说天皇制的问题早已是美国的既定方针，那么法律条文设计上的漏洞则是美国有意无意的闪失，而这个闪失恰好为日本配合美国“冷战”合作体制和制定防卫相关特殊法提供了方便。
宪法第九条留下了重大原则性争论的空间。
第九条规定：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在高度评价第九条宣布放弃战争的同时，有法律学家指出了条款的漏洞，即所谓“前项目的”是指“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还是指“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如果是后者，为了自卫，则可以使用武力。这一重要之处最早是由参与定稿的日本议会法制局的佐藤达夫提出的，但日本帝国议会宪法修改委员会小委员会委员长芦田均等都没有在意他的意见。远东委员会上也有代表指出，历史上有些战争是在自卫的名义下发生的，但这个提醒也没有受到重视。到底是为了和平放弃任何条件下的武力还是只在解决国际争端时放弃武力而因自卫可以使用武力，不同的解释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多年来，当有人为了拥有军队而呼吁修改第九条时，也有人认为即便不修改第九条也可以为了自卫而拥有军队和动用武力。
六十多年来围绕保宪和修宪的各种议论、批评和担忧都集中在第九条上，当我们高度评价第一部向世界宣布放弃战争的和平宪法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个“陷阱”，听到了另外的一种解释，不能不感到莫大的遗憾。
从宪法修改过程看到，日本政治体制的解体与重构是在瞬间完成的，日本全民参与讨论的缺位和天皇制的保留以及旧官僚体制的复活，导致日本社会没有得到完成彻底意识变革的机会。本来，国家宪法的重大修改意味着社会的重大变革，需要社会民众彻底的意识变革的伴随。但是，日本是在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情况下否定了明治宪法。这种来自于外部的强力推动，不能不使得日本的“市民革命”带有外观性，缺少内在的自省。战败、失落甚至精神处于虚脱状态，日本需要在摸索中通过反省摆脱过去走向未来，这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而美国没有给予日本自己“精神审判”自己的机会和时间。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进步的知识分子还可以如同宪法研究会成员那样将始自于自由民权运动的自由、民主思想賦予新的宪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走出牢狱后还可以参与对国家建设的设计，但他们很快就被“冷战”的氛围围剿了下去，战后初期的日本一切都服从了美国的政治需要。这是一九四六年修改宪法留给日本的又一个遗憾。
细节的力量刘晓峰
做学问容易大而化之，很多人习惯把大的观念搬来搬去，但阅读这本书时给人最深感受的恰恰是许多微小的细节。细节当然是局部，然而历史叙述中抓住重要细节，却可以让读者鲜明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特征。
不妨举书中一个细节为例。战后，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天皇在日本有一个大巡行，除了冲绳，几乎把日本各地都走遍了。书中写到这次费时一百六十五日、行程三万三千公里的大巡行，还插有一帧照片，照片中美国兵拿着卡宾枪给天皇开路。战后不久的这场巡行秀有什么意义？这是应当解读的一个问题。“二战”轴心国中德国的希特勒下场是因战败不得不自杀。意大利墨索里尼是被愤怒的国民绞死。而同是轴心国的日本，战后的国家首脑则在各地到处巡行。几百万日本士兵死在战场上，多少妇女失去丈夫，多少孩子失去父亲，多少父母失去儿女，但当天皇经过的时候，没有暗杀，没有抗议队伍，甚至没有人站出来对天皇表示愤恨。这是为什么？
这就需要考虑天皇在日本社会中的特殊性。首先是信仰的力量。日本天皇制长期存在，天皇一直有着极高的宗教威权；其次是历史的力量。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成功完成向现代国家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面对来自西洋的巨大压力，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三代天皇都一直是推动日本走向富国强兵道路的领导者，是国民精神动员的精神基础所在。以国家神道为媒介，天皇一族既家又国，在许多人的观念中是与国家一体的。明治维新以后，天皇和维新政府合力推动，将日本实实在在变成了东方最强大的国家。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以后，日本人在亚洲和世界上获得了主人感，这是他们以前没有体会过的，而这一切都是在天皇家族的领导下进行的。有了这些支撑，战败这一事实，在很多个层面上并没能根本损害以天皇为中心的势力集团的动员能力。
《拥抱战败》把这个细节写得很详细。天皇巡行中前有美国吉普开路，接着有美国宪兵护卫，在人围得特别多的时候，美国兵会向天鸣枪示警。这小小的细节足以告诉我们，其实是美国人选择让天皇继续存在。这很大程度是美国人从自己切身利益出发的选择。天皇当时确实对社会最深层次有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对美国人来说是实实在在的。美国人计算过要花多少士兵的代价来推翻天皇。当美国兵占领日本时，日本人几乎全都做出了完全协助的姿态，因为天皇下了命令。这本书把这种计算的细节都交代得非常清楚。战争结束时的日本，是由昭和天皇实际领导的，这是一个有实际操作力量与经验的统治集团。当战败到来之际，这个集团中的成员或在前台和美国人来往，或在后台积极配合发挥作用。加之天皇通过请求美军占领冲绳等手段与美国人完成的交易，终于达到了保住天皇制的目标。这一过程小森阳一在《天皇的玉音放送》中有过详细分析。因为大陆中国的国民党在国共较量中日见下风，美国出于“冷战”格局的全盘考虑，对于日本的战略地位有了一个重新定位，与此相呼应，对于战争罪犯的清算越向后越敷衍了事，天皇在战后日本的地位也就愈发安泰了。战前日本政府的统治网络，因此在战后日本一直存在。战后伊始日本这种对旧势力的温存已经留下孽因，今天的战争责任问题只是历史的一个必然展开而已。
为什么天皇一族能够长期存在？天皇真正的力量何在？我们经常说日本是武士社会，很多人从武士道的精神来理解日本，但“天皇真正的力量究竟何在”这个问题，联系着日本社会特别重要的另一部分，牵涉到怎样理解日本社会的发展历程。天皇一直存在，意味着天皇从古代一直到今天，作为一个权力中心，无论是作为祭祀之王还是实际操纵政治的王，是实际存在的。与之共同存在的，还有一个由皇族、贵族组成的在日本史上被称为公家的势力集团。历史上有的时期，这个集团没落到某些成员被迫去为人看病、教人歌道、茶道、插花以维持生计，但这个集团一直是存在的，并且是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核心。所以，我们不能到了今天还仅仅从武士道的角度来分析日本。史学家黑田俊雄以权门体制分析日本中古史，指出当时控制日本的就有三部分大的力量——武家之外，还有公家和寺家。中古以后，公家在对社会的实际支配层面上确实日渐衰弱，但公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依旧非常大，公家文化渗透进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战后日本文化中仍旧有其影响之余绪。比如公家文化重祭祀，祭祀仪式讲次序，一步步都要按部就班，这对于日本人讲规矩有相当大的影响。这涉及观察日本的多面性问题。
“战败”只是两个字，但对于日本，战败是一种巨大的时代变化。这种变化涉及社会各个重要方面，当然最为巨大的是对人心的影响。这种影响因为社会的多层次性而有各种色彩的呈现。犹记读永井荷风《断肠亭日记》的感受。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荷风在日记中说看到军队随意征用被美军轰炸后烧毁的居民用地，写下了“军部如此横暴，愚昧之极，令人愤慨万千，剩下的只有对之采取无视的态度”这样的句子。八月十五日，荷风又写“夹竹桃花正在盛开，稻田之间时见开放的莲花”，映照在文人眼中的景观，映射的实际上是内心的情感。这一天，荷风是从朋友那里听到战争结束的消息的，他在同一天的日记中写道：“真是太好了！日暮时分开染坊的婆婆拿来鸡肉和葡萄酒。在停战的庆祝宴席上，大家都酩酊大醉而寝。”日记中记载的都是这样的细节，今天读来犹有历历在目的感觉。有了这些细节，再加那些跑到皇宫前切腹的军国主义信徒们自尽的场面，小学校长默默地把天皇的照片从教室墙上摘下来放进储藏室的场面，这一切叠加在一起，我们今天读来才能明白战败带给当时日本社会的是什么。而这一切，正是战后日本社会的出发点。埋在这个时间段的一粒粒种子，会在后来的六十多年生根发芽，长成今天日本社会的一部分。
象征天皇制：战后改革的政治遗产高 洪
近代以来的日本社会变迁有许多复杂因素，其中有两个因素带有根本与决定性质。一个是“天皇”，另一个是“美国”，二者构成了今天日本国家与社会再生、存续、演变过程中最为基本的内因和外因。
这个外因，用作者道尔的说法，幕末以来（从一八五三年算起）激荡的百年史是一场“由美国军舰引发和终结的噩梦”，也随之成为战后至今，美国因素始终笼罩日本的外部世界的逻辑起点和决定性要素。一方面，美国对天皇及其制度所做的“天皇民主制战后处理”，给当今日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造成了深远影响，另一方面，日本的天皇制度作为这个国家在过去六十多年中的内因，又始终是日本战后嬗变的根据。即从侵略战争失败到被迫接受占领时期，从媾和后美国卵翼下的独立到谋求摆脱美国实现大国目标的今天，天皇及其制度一直处于社会运动原发与核心的地位，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成为一种不可侵犯的神圣与禁忌。
“美国因素”与“天皇因素”两者相互作用、缺一不可，甚至在某种特定的场合互为因果。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回答“日本为什么不肯反省侵略战争历史？”的提问。面对这个长久以来令日本研究者以及一切关注日本的人士焦灼的诘问，道尔在书中以另一个提问一针见血地做了破解——“无论如何，天皇的道义责任是无法推卸的，而美国人选择不是忽略而是否认这一点，近乎是将整个‘战争责任’问题变成了一个笑话。假使一个以其名义处理日本帝国外交和军政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人，都不为发动和领导这场战争负起应有责任的话，那么，还怎么能指望普通老百姓费心思量这些事情，或者严肃地思考他们自己的个人责任呢？”（《前言》，9页）况且，“既然国家政治和精神上的最高领袖都可以对事态发展不负责任，那么何以指望他的普通臣民能够自我反省呢？”（254页）
事实恰恰印证了保留“天皇民主制”给日本留下深刻久远的烙印。尽管有占领初期作为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造”产物的“天皇人间宣言”，而且麥克阿瑟以及GHQ也始终是君临天皇乃至日本国家之上的“太上皇”，但天皇作为“国家权力象征”得以保留，就使战前时代国家的所有符号——国旗、国歌以及天皇族徽等不加改动地延续到战后日本。于是，根源于战前的旧保守政治势力很容易把自己同战前政府联系到一起。如果说小泉纯一郎把自己参拜靖国神社的理由解释成是“纪念奠定近代国家基础的先人”还属于个案的话，那么，今天日本众参两院里公开出售的“历任首相脸谱茶杯”，从伊藤博文到东条英机及至麻生太郎等九十多位首相的连续排列，就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除革新政党以外的政治高端，都是怀有将战前、战后的日本看做一以贯之的国家的思想方法与政治主张。至于处于大众政治层面的普通老百姓，除少数和平进步团体成员外，大多在政治势力的引导及媒体的引领下，不加区分地把战前日本政权和战后日本政府视为连贯的国家机器。
其实，这种被日本当做“自然”和“平常”的问题，在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是非同小可的大是大非问题。人们还清楚地记得二○○五年底，伊朗总统为攻击以色列，称“犹太人遭大屠杀是个传说”，率先表示谴责和最强烈抗议的就是德国政府和德意志民族的政治领导人。因为，今天的德国政府、政治家、公众绝不会把自己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战前纳粹政权的基础上。人们常常把德国总理为死难犹太人纪念碑下跪与日本政要的暧昧态度相比较，却忽略了今天的德国是从彻底否定法西斯政权建立起来的这一基本前提。
那么，究竟谁是混淆战争责任的最终受害者呢？我以为恰恰是日本自己。如果说不肯反省侵略战争历史在受害国引起的是痛苦和愤懑，那么对日本自己来说则是一种类似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推石头上山的故事，置身一种“永无止境的失败”的怪圈。因为，不肯从根本上正视历史罪恶的日本很难真正放下历史包袱，并必定要为此付出高昂的政治成本。的确，战后半个多世纪里，日本在和平宪法的规范下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通过联合国为国际社会做出的各种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且通过ODA形式提供了大量对外援助。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打消别国，尤其是战争受害的邻国对它的疑虑。究其缘由，就在于不曾彻底割断自身与帝国主义时代法西斯军部政权的血脉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天皇的战后处理是当时的美国政府和占领当局留给日本保守政治的一个“魔咒”，一方面使其沉溺其中无法自拔，同时又要折磨其心灵，使日本无法像德国那样顺利地融入地缘政治秩序，难以得到邻国的宽恕和原谅。
实事求是地讲，战后的天皇家族在努力地发挥积极良好的政治作用。我们从昭和天皇晚年坚持不去供奉着战犯的靖国神社，以及平成天皇一家对中国和世界的友善态度，不难理解今天的“象征天皇制”与战前“绝对主义天皇制”之间的本质区别。然而，单凭天皇家族的努力就能够改变现实么？世人公认日本民族富有聪明才智，日本政治保守政治家们也不乏治国的方法与智慧。可是，“战后处理”固定下来的国体与政体早已在今天的日本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了稳固的闭锁结构，况且也很难想象日本的保守政治势力会下决心自己解除这个“魔咒”。因此，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还要走很长很长的路。
殖民逻辑与东亚战后体制 赵京华
《拥抱战败》第十五章《胜者的审判，败者的审判》，处理东京审判问题，是全书中比较精彩的一部分。
一般认为，“二战”结束后不久发生的朝鲜战争以及随之而来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东西方“冷战”格局，是导致东亚地区内部冲突和至今无法实现和平共生之政治生态的主要原因。但深入追究下去将会发现，在历史的深层还有一个更大的体制背景和国际法法理逻辑问题远远没有得到普遍的关注和理解，那就是近二百年来形成于西方的殖民主义体制以及这个体制背后的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观念，并没有在战争结束后，通过东京审判等得到有效的清算。而由于“二战”前后欧洲老牌殖民主义者及“新殖民主义”国家美国在对待殖民地统治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导致了东亚在民族独立运动方面与东南亚等地区的不同走向，东亚地区被深深地拖入东西方“冷战”格局而分裂为两个矛盾抗争的集团。五十年代以来于世界各地出现的殖民地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在现实和道义上对旧殖民主义体制及其历史罪恶构成了强烈的冲击，但这被同时出现的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斗争所掩盖，殖民主义的思维方式及其无意识观念仍然阴魂不散。
面对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浩劫，东京审判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内完成，不仅在某种程度上伸张了人类正义，也推动了世界重归和平状态的进程，其不朽的历史意义毋庸置疑。这是我和道尔的“好莱坞式表演”的东京审判观略有不同的地方。不过，东京审判也确实留下了一长串的历史遗憾和缺失，其最大问题就在于： 日本战争犯罪限定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五年之间，此前的殖民主义战争罪行如占据台湾、吞并朝鲜等都不在审理范围之内。二十八名被告中没有一个旧殖民地官僚，因为美、英、法、苏的法官认为： 殖民地问题不适用于“破坏和平罪”和“反人道罪”的定罪标准。正因为殖民主义体制问题没有得到质疑和清算，美、苏等审判方在后来依然可以做出有损于东京审判之道义性的行径，使人们不能不对其“文明的审判”性质产生怀疑。这直接影响到东亚战后体制的形成。
大沼保昭曾在《从东京审判到战后责任的思想》(一九九七)一书中提出，东京审判的主要缺失是亚洲主体的缺席，道尔对此亦表示认同。这实质上源自于当时的国际法对殖民主义体制的姑息。东京审判当初预定由美、中、苏、英等九国法官组成，最后增加印度和菲律宾变成十一国，但即使如此，来自亚洲国家的法官只有三名，我们不得不承认东京审判的法官组成结构是不正常的。其实，所谓后来增加的菲律宾和印度的法官得以出席东京审判，也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祖国与主导审判的美、英在当时有一种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特殊关系。道尔认为，他们不过是做摆设的“亚洲人”，而东京审判中无论是法官还是检察官中都没有朝鲜人的身影，则更深刻地反映了胜者审判的特征。就是说，那场大战并不是发生在亚洲独立主权国家间的，而是在因殖民主义而分成不同颜色的地图上进行的战争。“东京战犯法庭基本上是在无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世界与追究破坏和平罪和反人道罪的高迈理想之间的严重矛盾情况下进行的。”这构成了东京审判在历史、现实与国际法法理逻辑上的根本性悖论。
印度法官帕尔向法庭提交二十五万字的判决书，认为根据法律条文和起诉书内容只能得出被告全部无罪的判定，对东京审判的根底里存在着的双重标准问题提出的尖锐质疑。它涉及帝国主义能否制裁帝国主义的问题。而更为严重的现实状况是，就在以美国为主导的东京审判开庭之际，在东南亚那些曾经被日本占领的地域中，作为战胜国的欧洲各国正在忙于重新获得旧殖民地统治权的军事行动。例如，法国在印度支那、荷兰在印度尼西亚、英国在马来西亚半岛展开的再次进入该地区的战斗。道尔不无讽刺地指出，面对这些血腥的侵略，曾经在东京审判开庭演说中高唱“文明的审判”的首席法官美国人凯南，已不可能用破坏和平罪和反人道罪来断罪了，因为他的国家美国正在支持这些濒临灭亡的老牌帝国主义的最后挣扎。
道尔还透露了这样一个历史背景： 随着东西方“冷战”的骤然升温，人们对东京审判通过国际法恢复世界和平已不再抱有希望。在东京，甲级战犯审判结束之际，世界发生了变化。战胜一方的联合国之“联合”因“冷战”而陷入崩溃，向东京法官席位派出代表的各国正在日夜忙于内战和在亚洲各地的殖民地战争。到了一九四八年，几乎没有人再相信纽伦堡和东京会牢固确立起国际上法和正义的新秩序。结果，如栗屋宪太郎所言，判决之后，法官方面曾计划再进行一两场同样的审判。但不久之后，辩护律师团方面开始出现了煽动“冷战”的言论，而法官方面对甲级战犯嫌疑人的释放则是与之对抗的举措。这招来了苏联方面的愤怒而欧美法官则不想再与苏联方面坐在一起继续开庭。这样，原本对东京审判的诸多缺失还有可能予以纠正和弥补的机会，也就因“冷战”的出现而付诸东流了。在此，于深刻影响战后世界走向的起源上，我们看到复杂重叠的历史结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带动起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解放和民族独立的运动，这本身已经对殖民主义体制及其历史罪恶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同时以意识形态上的东西方对抗，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矛盾斗争的“冷战”不断升温，导致本该彻底清算的二百年来殖民主义历史及其意识形态问题被隐蔽起来，甚至得到了长久的温存。
仅就亚洲而言，这种历史结构使战后的地区发展出现了复杂而不曾预料的动向。随着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军从亚洲的广大地区撤退，其殖民统治自动瓦解。而暂时填补这个制度空白的乃是如上所述的东南亚地区的旧殖民地宗主国重新进入该地区成为统治者，这引起了殖民地人民大众的激烈反抗。一九四七年印度宣布独立和一九五四年在日内瓦签署印度支那休战协定而法国军队撤出该地区，标志着东南亚的民族解放斗争初战告捷。如果再考虑到稍早的台湾光复和朝鲜半岛的解放，可以说，整个亚洲的民族独立和殖民地解放运动已蔚为大潮。到了一九五五年在万隆成功召开“亚非会议”，人们似乎看到了殖民主义体制退出历史舞台的曙光。然而，另一条历史线索也在平行运动。据道尔所言，早在东京审判进行当中的一九四八年一月，美国陆军长官便发表讲话声言要使“日本成为反共防线”，美国政府也开始悄悄修正战后不久制定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对日政策。朝鲜战争如火如荼的一九五二年，日美双方单独媾和，《旧金山和约》迅速签署，这全在于美国出于“冷战”的考虑，把日本迅速划归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一员。为了把日本变成朝鲜战争的军事基地，在签署《旧金山和约》的同时，美国还制定了《日美安全保障协定》。这个协定一直延续至今，不仅左右着日本战后的国际定位特别是与美国及东亚地区的特殊关系，而且也牵制了东亚战后体制的改变。
在此，东京审判未曾清算的旧殖民主义体制问题需要重新加以审视。直到“二战”为止，亚洲地区除了日本之外，几乎都成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二战”后原殖民主义国家对待旧殖民地的态度很不相同，这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模式：一是日本那样因战败而自动放弃殖民地统治的；二是美国那种“没有殖民地的帝国”，即在原则上“反殖民”但又通过强调“门户开放”而以绝对优势君临世界的“新殖民主义”模式；三是欧洲老牌殖民主义国家，面对战后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独立运动大势，从当初仍然想维持殖民地宗主国统治权到开始转向解除殖民体制以实现“光荣撤退”的模式。其中，后两种模式作用于不同地区，导致了东亚与其他亚洲国家战后体制的不同。所谓“东亚战后体制”正是在日本的自动撤出和美国的“新殖民主义”影响之下形成的。
“二战”之后，东亚地区的战后体制没能朝着整个亚洲的民族独立和殖民地解放的历史走向发展，反而形成了维持至今的“冷战”体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矛盾斗争甚至冲破了历史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界线，而人为制造出一个民族被分裂为两个国家或地区的现象。这个“冷战”体制的遗存，已然构成了我们构筑二十一世纪崭新的和平共生之政治生态的坚固瓶颈。而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东京审判没有在国际法法理逻辑层面清算二百年来的殖民主义体制，五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独立和殖民地解放运动也因“冷战”的遮蔽，没有对殖民主义构成真正的颠覆。当然，东京审判是一个军事法庭，从技术上讲它可以不去触及作为历史的殖民主义体制问题。但是从理想的角度讲，如果当时能够向前迈出这一步，是不是有可能改变后来东亚不合理的格局呢？
道尔的拟想读者是谁孙 歌
这本书资料的选取、剪裁和使用方式的后面有一个非常精确的结构性安排。我相信很多日本读者是认同那个结构性安排的，这是该书在日本引起轰动的原因。虽然里面有些具体分析不到位，有些不该淡化的地方被淡化了，但这并不影响它在结构安排上的价值。
我认为道尔写这本书，主要针对的读者群不是日本人，他是写给美国人看的，当然他也愿意日本人阅读和理解它。为什么做这种判断？因为他讨论问题的方式针对的是美国的脉络。
关于书名有多种理解，可以引申出一个问题： 日本问题一直不是单独存在的。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问题同时是日美关系问题，可以说，这种状况不断变形但却一直持续到今天。所以讨论日本问题，同时也要讨论美国问题。这本书对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后开始的远东政策进行了历史性的批判。当然，道尔的立场不是批判知识分子的立场，而是历史学家的立场。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揭示历史曾经如何发生过。当然经过不同史学家的眼光剪裁后，历史状态是不同的。而道尔给出的剪裁是，美国以正义之名行了战胜国占尽所有便宜之实。我觉得这是他这本书中真正要说的话。可是他只说出这句话，并不说占这个便宜是好是坏，这是他和批判知识分子最大的区别，就是说他不直接做价值判断，把自己的批判严格限定在史料的剪裁和分析框架之内。我觉得有几个关键环节是这个结构的支撑点。
第一是它對于四十年代中期以后“冷战”结构在东亚的形成做出了一个整体性分析。这个整体性分析恰恰是我们今天看日本的时候无法回避的。为什么麦克阿瑟要在日本保留天皇制？书中揭示出一些事实：在麦克阿瑟进驻日本的时候，他并非忠实执行美国政府的每道指令，他有非常大的自主权。而在他行使自主权时，他所依靠的日本专家对日本缺少理解，他本人对日本的社会、历史也毫无兴趣。在这个前提下他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在推行这些政策时，每个过程里又都充满了混乱。应该说占领并非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史学家的眼光。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复杂的历史过程基本上都是以这样一些混乱的形态往前推进的。注视这种混乱与强调历史的偶然性是两回事。东北亚“冷战”格局在当时形成的过程中，是通过麦克阿瑟在日本推行一系列政策特别是天皇制来实现的。后面有一个不动摇的预设：宁可要天皇制、宁可要美国式民主。要美国式民主意味着对占领是有危险的，但宁可要这个，也不要赤化的可能，不要共产主义的可能，这是当时非常明确的、毫无混乱的标准。这形成了整个战后东北亚政治格局的基本轮廓。这也是“冷战”格局形成后为什么中日和解如此困难的根本原因。
还有一点道尔没有展开，但他点到了。就是对于中国今天重新谈战争责任问题而言，最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是与东京审判同时并行的中国内部的政权更迭问题。共产党合法政权产生后，紧接着爆发了朝鲜战争，所以我们很难一条直线地简单看待日本为什么不认罪这样一个问题。书中还谈到，在接下来的《旧金山和约》里，美国要求日本必须和中国台湾签署一个附带条约。当时英国承认大陆的合法政权，而美国只承认台湾，日本政府也选择承认台湾不承认大陆。这导致最佳和解时机无限期地错过。
当一个历史事件不能在最佳历史时期解决时，后面附加的债务会越来越沉重，这也是我们重新谈日本赔偿问题时如此艰难的重要原因，那个根子和“冷战”结构有直接关系。在这个结构性的眼光中看美国的占领，道尔给出的历史分析，对我们今天重新看中日关系有很大的参考作用。
还有一点是东京审判。东京审判一直是我们没有解开的死结。因为不能简单地说东京审判的对错好坏，在正反两极上我们都遇不到这一历史事件的复杂性。还有一个复杂的问题，战后很长时间日本的左翼没法直截了当地说要否定东京审判的合法性，因为右翼一直这么说。左翼在很大程度上必须说东京审判代表了正义，但是又会有一些保留。那么这个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如果我们用价值判断方式去讨论这个问题，基本上是没办法讨论的。我认为道尔这本书中写得最成功的一章应该是东京审判那部分。相对来说他写美国起草日本宪法这部分把问题单纯化了，不够丰富。
道尔通过东京审判的资料选取和剪裁，给我们提示了非常复杂的图景，他说这场审判是一个就连美国当事者也承认的表演。天皇被免罪、亚洲被殖民国家代表的缺席使得这场审判从根本上失掉了法律的公正性，但它使用了纽伦堡审判中也使用的、后来得到国际法认可的罪名，比如反人类罪和战争罪，这些审判标准今天仍然具有价值。印度的帕尔法官后来被日本右翼引为知己，除了断章取义对他进行曲解之外，实际上也跟他的反共政治立场有关；可是当时他从法理角度对东京审判合法性的质疑在法庭上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所有的线索都缠到一起，因此我们很难用单一标准来判断它，于是复杂性被呈现出来了。这个复杂性道尔没有进一步展开，但他留下了一些暗示，他说东京审判留下一些种子，在战后漫长的时间里发芽，引发了后面一次次的论争。这个逻辑关系给得很清楚。
道尔处理得比较薄弱的是日本人如何拥抱的问题。因为他有意采取了社会史方式而排斥了思想史方式，由于社会史的方式我们看到了一些非常新鲜的资料，看到了社会的混乱和多样性。但同时由于排除了思想史的方式（这个排除本身我认为很有价值），以至于我们不再能夠从习以为常的知识分子视角进入历史，这个视角被安排在很次要的层面，书中也引用了少量日本知识分子的讨论，至于这个讨论的社会效果，道尔不去讨论。他认为重要的是整个日本在最初那几年拥抱战败时，带来了什么样的转型，日本人怎么接受美国强加给他们的新的社会雏形，怎么反过来改造利用。反过来改造这一面道尔讲的不多，这也是日本读者不满意的原因所在。因为事实上历史没有那么简单。
（《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美］约翰·W. 道尔著，胡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八年九月版，5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