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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声威显赫、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在他多姿多彩的政治生涯中，最令世人津津乐道的就数“西安事变”了。这一事变，后被著名史学家唐德刚盛誉为“张学良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扭转中国历史、改变世界历史的‘杀手锏’”。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周恩来有幸相识并相见恨晚，彼此欣赏。
今天，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均已作古，但张学良与周恩来在“事变”前后种种神秘关系仍然笼罩在历史的尘埃中，令世人苦苦追寻而难以明晓。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中外一批有才华的史学家多次走进张学良，一些极具史料价值的张学良口述实录面世，湮没在历史重重迷雾下的张、周关系才得以逐步披露。
肤施会谈 一见如故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即延安）进行了第一次历史性的会见和会谈，从而奠定了两人终身的珍贵友情。对于两人的初次见面，1990年日本NHK记者采访90高龄的张学良，问他对周恩来的印象时，张学良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肯定是个相当高明的人物，反应快，对事情的理解很深，对谈话的反应极其敏感。他话不多，但却常能一语中的，见识非常广。因此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很对脾气，像老朋友一样彼此敞开了胸怀。”
张、周最初的会晤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秘密举行的。张学良集国难家仇于一身，但抗日报国无门。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爱国精神的感召下，为寻找抗日新出路决然与共产党代表接触、会谈，从而揭开了张学良政治生涯中最为雄伟悲壮的一幕。这次会谈大约持续两三个小时，双方的态度真挚而坦率。会谈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最集中的话题是民族危机、抗日救国、谋建抗日统一战线。少帅向周恩来保证：他张学良是坚决主张抗日的，他正在准备与日本人决一死战。谈到当时如此严重的民族危机，他们二人心潮起伏，都流下了悲愤的泪。周恩来说：我们都是爱国主义者，我们一定要打败日本，挽救中国。张学良被周恩来的诚挚深深地感动了。这次会见在少帅的感情上掀起了万丈波澜，他完全为周恩来的人格和共产党人为争取实现统一战线的执著追求所倾倒。后来他曾这样描绘自己当时的感情：当时，我充分接受了他的观点，并表达了对日复仇的愿望，不仅为了他们给我的家庭带来的不幸，也为了他们给中国造成的民族耻辱。所以，我决定，不甘心在为中国而奋斗中落在他人后面。然而，我向他指出，我有自己的上级，许多事情以我的地位是不能决定的。但是，我要尽最大努力使蒋委员长理解我们。我们还立下誓约，彼此决不背信弃义。
值得关注的是，张学良说的彼此立下誓约，决不背信弃义指的是什么？多年来，这一直是一个历史之谜。现在看来，从周恩来方面，是指只要蒋介石愿意抗日，共产党是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捐弃前嫌，一致对外的。周恩来表示，如果少帅仍然怀疑共产党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用意，他周恩来愿意被扣在西安，作为人质，以此向张学良充分表达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为争取包括蒋介石集团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全国抗日局面的尽早实现所承诺的最大诚意。在张学良这方面来看，他信誓旦旦地相应承诺，要竭尽全力劝谏蒋介石联共抗日，决不负朋友。会谈中，他们讨论了国共合作和停战的条件，达成了如下协议：（一）红军全部编入国民革命军。（二）保证使红军保持其战斗力的完整。（三）接受改编的部队也包括所有留在江西、湖南两省和大别山脉中的游击队。（四）红军应得到与国民革命军正规部队同样的待遇。（五）共产党人同意在军人中停止政治活动，停止其他有组织的政治运行。然而共产党员作为个人将保有自己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但参加反政府及其领袖（蒋介石）活动的权利除外。（六）共产党的非军事人员应该被允许居住在陕北。（七）打败日本以后，红军应和国民革命军享受同样的退役享受。（八）与日本的战争结束以后，共产党将继续作为一个合法政党活动。
张学良与周恩来的这次会谈，对于共产党和东北军双方来说，都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从共产党方面来看，会谈后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便发布“五·五通电”，指出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国难当前，内部自相残杀，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中共反蒋抗日口号从此变为联蒋抗日。这一策略转变固然是中共对国内外局势通盘考虑的结果，但其中也不能排除张学良的影响与建议。其次，对张学良来说，这次会谈，使少帅完全了解了共产党主张抗日，要求建立统一战线的决心和诚意。根据他与周恩来的约定，此后，他以推动蒋介石联共抗日为己任，屡次劝谏蒋介石。
这次见面对于张、周两人的个人感受而言，可谓是“英雄相惜、相见恨晚”。张学良兴奋得一夜无眠，却毫无倦意。事后他对部下谈起这次会谈，谈起周恩来，总是赞不绝口：“周恩来虚怀若谷，处处以民族利益为重，共产党确实了不起！”对周恩来而言，这次见面使他对张学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在归途中就情不自禁地对同行的人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接着，他托刘鼎转交张学良一信：“座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刘鼎从苏区回到洛川后，告诉张学良：“那边的同志都欢迎你，欢迎你作为一个大有作为的红军的好朋友，说你是当今全国最勇敢的第一个决心抗日的将军。”张学良也对刘鼎说，肤施会谈“我很满意”，“我太满意了，比我想象中好得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来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又说：“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西安事变 不负周公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兵谏”扣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于这次事变的起因，依史家之言，是激于张学良国难家仇的义愤。他反对内战，主张枪口对外，是绝少、甚至完全没有考虑到私人利害的。在张学良看来，北伐之后，他为谋求国家统一，不惜自弃历史，毅然易帜，归顺中枢；如今外患急于燃眉，蒋介石必欲置中共全军于死地，不灭不休，毋乃太过。张学良口劝不动，乃决然实行“兵谏”，希望蒋介石“幡然悔悟”，联共抗日。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张学良对周恩来誓约的承诺和兑现。张学良是一位顶天立地、肝胆相照、誓不负约、重义重情的铁血男儿。肤施会谈，他与周恩来誓约在前，但竭尽所能苦“谏”未果，必然要采取非常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兑现与共产党人庄严承诺的最大信义与友谊。为不负誓约，宁愿牺牲自己，成就朋友事业，这种情谊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不仅如此，更难能可贵的是，张学良在放蒋后亲自陪蒋到南京的义举，仍然深深包含了对朋友负责到底的绝大情谊。
众所周知，当年张学良不顾杨虎城的反对和规劝以及东北军多数将领的不满，甚至也瞒了周恩来，毅然陪蒋赴宁，从此身陷囹圄长达50余年之久。他为什么采取如此“轻率”的行动？历来政治家、史学家等评述张此举时都不无微词。晚年张学良与日本NHK记者有这样一番对话，可以解读张此举的奥秘和深意。张学良说：“我这个人是自己做事自己负责任，尤其我是个军人。我这种动作我自己负责任。所以，我到南京，我自己是去请罪的。我这个请罪，包括预备把我枪毙的。……我反对内战。那时我要不那样做，内战就会扩大。为了停止内战，我决心牺牲自己。”记者问：“去南京的事，您和谁商量过吗？”张学良说：“我自己决定的。但杨虎城他们想拉住我。”记者问：“您和周恩来商量过吗？”张学良说：“没商量。但他知道。为了制止我，他跟到飞机场来了。周恩来是打算把我劝回去。他恐怕我在南京会出什么事。但我认为，作为军人来说，我的行动就等于是谋反。谋反就要判罪，该判死刑就判死刑。”记者问：“您在机场见到周恩来了吗？”张学良说：“他来到飞机场时，我已经上了飞机。因此没见到周恩来，我就向南京出发了。”从张坦露的心迹可明显看出，第一，只要能够停止内战，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第二，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决不连累朋友和他人。这种苦心与情谊，只有相知甚深的周公才能够真切地体会到。一方面，深知蒋介石阴险毒辣本性的周恩来对张学良南京送蒋的处境和前途极为担心，为自己没有能够及时劝阻而跌足长叹；另一方面，周恩来对张的这番举动心领神会，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36年12月25日，也就是张学良送蒋赴宁的当天，周恩来、博古在致党中央的电报中分析形势时指出：“……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事后不久，毛泽东对蒋走张去也发表了类似的评价。1937年3月1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谈话中回答史沫特莱时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之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千古功臣 民族英雄
从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到当年12月17日至25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应张学良的邀请来到西安，共8天9夜两人几乎形影不离。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当周恩来赶去机场阻拦时，搭载着张学良、蒋介石的飞机已经起飞，周恩来只能望空含泪长叹，两人从此没有再见。但就是这八天九夜的相处，却奠定了两人一生的感情。无论在何时，身处何种境地，张学良都说他一生最佩服周恩来。周恩来也一直以故友为念，从1936年西安事变到1976年他离开人世的40年时间里，为了早日解除对张学良的囚禁、恢复张学良的自由，他在各种场合，不知呼吁了多少次。他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极高的。他说，张学良是千古不朽的人物，是千古功臣。1944年12月24日，周恩来复电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特使赫尔利，提出恢复国共会谈的四项先决条件之一就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其他被囚爱国人士。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共代表周恩来发言时动情地说：“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团结，这个人对团结的贡献最大，这个人就是促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张汉卿先生。我们怀念他，诚恳地希望他能早日获得自由。”1946年4月28日，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举行的与重庆文化界话别茶话会上说：“谈判已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这时，与张学良有着深厚历史关系的东北人士王卓然起身发言说：“周先生十年谈判生涯虽然太辛苦了，但将来的历史自有崇高的评价，只可怜那一个远在息烽钓了十年鱼的人，他这十年钓鱼的日子可不是容易过的呀！”这番话引起了大家欲哭不能的难过，而周恩来的眼中则闪烁着悲凉的泪光。
为了营救张学良，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但可惜都未能如愿。1949年元旦刚过，随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行将结束，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21日通电下野。接着，副总统李宗仁代行其职权，当上了“代总统”。周恩来和中共中央认为这是推动李宗仁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极好机会，而李宗仁为推动所谓“和平运动”，重开北平国共和谈也需要通过释放政治犯，包括“西安事变”的两个主角张学良和杨虎城来取信于世。李宗仁为释放张、杨，给参谋总长顾祝同下了命令，给重庆军政长官张群打了电报，并派代表去台北同陈诚商量，结果都因为囚禁张、杨由保密局主管，他只听命于蒋介石，非地方当局所能过问而未能实现。1949年10月，蒋介石最重要的谋士张群被扣在云南。一直关心张学良的周恩来向毛泽东主席报告了这一消息，他们认为这是营救张学良最好的时机，当即决定采用走马换将的办法，以被扣昆明的蒋介石的盟兄弟张群换回被软禁在台湾的张学良。遗憾的是，云南通电起义的卢汉将军有感于张群昔日对他的所谓恩德，擅自决定释放了被扣在昆明的张群，失去了营救张学良最后的机会！
1956年11月16日，北京召开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指出：“西安事变是值得纪念的。”“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张汉卿是个英雄人物，很豪爽。……张汉卿将军将来能援救出来最好。但无论如何，他是千古不朽的人物了，他是名垂千古的了。”1961年12月12日晚，周恩来夫妇为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在北京饭店一楼大厅举行纪念活动，邀请了张学铭夫妇、张学思夫妇、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以及西北政坛名士高崇民、阎宝航等20余人参加。周恩来在致词中高度评价西安事变的意义，在于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全民族抗战的一个历史转变的关键，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必要的前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他还赞扬“张汉卿是个英雄人物”。纪念会结束之后，周恩来郑重地给张学良将军写了一封信。但如何才能把信交到张学良将军的手中呢？据原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回忆：“总理很快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原十七路军参议郭增恺的夫人，她不仅可以出入台湾，而且还认识张学良将军和赵一荻小姐。郭夫人带着总理的亲笔信到了台湾，由于未获准见张学良将军，一时难以完成总理交给她的这项特殊使命。不久，她发现张学良将军和赵一荻小姐常去教堂做礼拜。一天，她提前把周总理的信纸夹在一支口红中，赶到教堂，利用做礼拜的机会，把这支夹有周总理亲笔信的口红安全地交到了赵一荻小姐的手中。根据我的记忆：周总理的这封亲笔信是16个字：为国珍重，善自珍摄，前途有望，后会有期。”1975年12月，病危中的周恩来依然挂念着在台的张学良等老朋友。12月20日下午，他在病床上召见了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罗青长。在与罗的谈话中，当听说张学良因为眼疾住院，并且眼睛有失明的危险时，关切地叮嘱罗青长：一定要关注张学良，“蒋介石死去以后，蒋经国会怎么样”？他还说：“你们做对台工作的人千万要记住，对于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一定要记住他，不要忘记他。”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晚年曾给张学良发去一电一函，表达周恩来夫妇对张学良将军无法割舍的珍贵情意。
最大的遗憾是没和周恩来再见一面
张学良晚年时，曾经数次对中外人士口述了历史，其中主要的有三次：即1990年8月，在台北市对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所作的10个小时电视访谈；1993年2月对王念慈女士和记者郭冠英等人所进行的长篇历史口述；从1990年至1996年，张学良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苏张之丙女士进行了更加全面的历史口述。特别是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他与苏张之丙女士进行了数十次谈话，最终形成了一部完整的口述历史资料。在上述历次口述历史资料中，张学良都不同程度地谈到了他与周恩来的交往、关系和深厚友谊。他曾对苏张之丙感叹地说：“我曾想在有生之年再见周先生一面，可是没有实现。这是我一生中的最大的憾事……没能再见到周恩来先生的夫人，也是我的终身遗憾！”
张学良之所以对周恩来终身感念，首先周恩来是张学良后来堪称“千古功臣”的政治引路人，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前后与张的交往，将这位东北军阀出身的国民党将领逐步引向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光明之路；二是周恩来是张学良长达半个世纪秘密幽禁生活中心中一盏不灭的希望之灯。“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被蒋羁押在南京，后转押至浙江奉化的雪窦山上，人身自由已经基本丧失。但是张学良仍在怀念周恩来，直到那时，他才深刻地感到周恩来在他决意赴宁送蒋前夕，对他所有的忠告完全是真诚而有预见的。张学良幽禁初期，在尚有少许自由的时候，曾借东北军元老莫德惠前来探望的机会，给在陕北的周恩来转过一封信。在此之前，周恩来也曾委托西北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李志坚，给幽禁在南京宋子文公馆的张学良捎去书信一封。一个星期后，张学良亲笔给周恩来复函。张学良在台湾秘密幽禁期间，也知道周恩来在北京没有忘记他。晚年，他满含热泪、充满深情地多次对苏张之丙教授叙述道：“周恩来是载入世界政治要人史册中的人物。现在他虽然去世多年，可是周恩来先生的影响仍然不可低估。”他说，当由郭增恺夫人转来的周恩来的密信冲破重重障碍到达他手中时，他看到了那熟悉的笔迹，顿时感激莫名，潸然而下。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在北京病逝。那时张学良已在美国夏威夷。张学良说，当他获悉邓颖超病逝的噩耗时，真想亲自去北京吊唁，可惜他那时已经不能远行了。7月14日，就在邓颖超遗体即将火化的前一天，张学良委托在香港的侄女赶往北京，替他和赵四小姐送了一个花圈，摆在邓颖超的灵堂前面。花圈的雪白缎带上写着：“邓大姐颖超千古，张学良赵一荻敬挽。”从张学良本人亲述的这些话语中不难看出，他与周恩来夫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是多么珍贵而天长地久！
今天，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均已作古，但张学良与周恩来在“事变”前后种种神秘关系仍然笼罩在历史的尘埃中，令世人苦苦追寻而难以明晓。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中外一批有才华的史学家多次走进张学良，一些极具史料价值的张学良口述实录面世，湮没在历史重重迷雾下的张、周关系才得以逐步披露。
肤施会谈 一见如故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即延安）进行了第一次历史性的会见和会谈，从而奠定了两人终身的珍贵友情。对于两人的初次见面，1990年日本NHK记者采访90高龄的张学良，问他对周恩来的印象时，张学良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肯定是个相当高明的人物，反应快，对事情的理解很深，对谈话的反应极其敏感。他话不多，但却常能一语中的，见识非常广。因此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很对脾气，像老朋友一样彼此敞开了胸怀。”
张、周最初的会晤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秘密举行的。张学良集国难家仇于一身，但抗日报国无门。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爱国精神的感召下，为寻找抗日新出路决然与共产党代表接触、会谈，从而揭开了张学良政治生涯中最为雄伟悲壮的一幕。这次会谈大约持续两三个小时，双方的态度真挚而坦率。会谈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最集中的话题是民族危机、抗日救国、谋建抗日统一战线。少帅向周恩来保证：他张学良是坚决主张抗日的，他正在准备与日本人决一死战。谈到当时如此严重的民族危机，他们二人心潮起伏，都流下了悲愤的泪。周恩来说：我们都是爱国主义者，我们一定要打败日本，挽救中国。张学良被周恩来的诚挚深深地感动了。这次会见在少帅的感情上掀起了万丈波澜，他完全为周恩来的人格和共产党人为争取实现统一战线的执著追求所倾倒。后来他曾这样描绘自己当时的感情：当时，我充分接受了他的观点，并表达了对日复仇的愿望，不仅为了他们给我的家庭带来的不幸，也为了他们给中国造成的民族耻辱。所以，我决定，不甘心在为中国而奋斗中落在他人后面。然而，我向他指出，我有自己的上级，许多事情以我的地位是不能决定的。但是，我要尽最大努力使蒋委员长理解我们。我们还立下誓约，彼此决不背信弃义。
值得关注的是，张学良说的彼此立下誓约，决不背信弃义指的是什么？多年来，这一直是一个历史之谜。现在看来，从周恩来方面，是指只要蒋介石愿意抗日，共产党是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捐弃前嫌，一致对外的。周恩来表示，如果少帅仍然怀疑共产党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用意，他周恩来愿意被扣在西安，作为人质，以此向张学良充分表达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为争取包括蒋介石集团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全国抗日局面的尽早实现所承诺的最大诚意。在张学良这方面来看，他信誓旦旦地相应承诺，要竭尽全力劝谏蒋介石联共抗日，决不负朋友。会谈中，他们讨论了国共合作和停战的条件，达成了如下协议：（一）红军全部编入国民革命军。（二）保证使红军保持其战斗力的完整。（三）接受改编的部队也包括所有留在江西、湖南两省和大别山脉中的游击队。（四）红军应得到与国民革命军正规部队同样的待遇。（五）共产党人同意在军人中停止政治活动，停止其他有组织的政治运行。然而共产党员作为个人将保有自己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但参加反政府及其领袖（蒋介石）活动的权利除外。（六）共产党的非军事人员应该被允许居住在陕北。（七）打败日本以后，红军应和国民革命军享受同样的退役享受。（八）与日本的战争结束以后，共产党将继续作为一个合法政党活动。
张学良与周恩来的这次会谈，对于共产党和东北军双方来说，都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从共产党方面来看，会谈后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便发布“五·五通电”，指出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国难当前，内部自相残杀，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中共反蒋抗日口号从此变为联蒋抗日。这一策略转变固然是中共对国内外局势通盘考虑的结果，但其中也不能排除张学良的影响与建议。其次，对张学良来说，这次会谈，使少帅完全了解了共产党主张抗日，要求建立统一战线的决心和诚意。根据他与周恩来的约定，此后，他以推动蒋介石联共抗日为己任，屡次劝谏蒋介石。
这次见面对于张、周两人的个人感受而言，可谓是“英雄相惜、相见恨晚”。张学良兴奋得一夜无眠，却毫无倦意。事后他对部下谈起这次会谈，谈起周恩来，总是赞不绝口：“周恩来虚怀若谷，处处以民族利益为重，共产党确实了不起！”对周恩来而言，这次见面使他对张学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在归途中就情不自禁地对同行的人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接着，他托刘鼎转交张学良一信：“座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刘鼎从苏区回到洛川后，告诉张学良：“那边的同志都欢迎你，欢迎你作为一个大有作为的红军的好朋友，说你是当今全国最勇敢的第一个决心抗日的将军。”张学良也对刘鼎说，肤施会谈“我很满意”，“我太满意了，比我想象中好得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来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又说：“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西安事变 不负周公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兵谏”扣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于这次事变的起因，依史家之言，是激于张学良国难家仇的义愤。他反对内战，主张枪口对外，是绝少、甚至完全没有考虑到私人利害的。在张学良看来，北伐之后，他为谋求国家统一，不惜自弃历史，毅然易帜，归顺中枢；如今外患急于燃眉，蒋介石必欲置中共全军于死地，不灭不休，毋乃太过。张学良口劝不动，乃决然实行“兵谏”，希望蒋介石“幡然悔悟”，联共抗日。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张学良对周恩来誓约的承诺和兑现。张学良是一位顶天立地、肝胆相照、誓不负约、重义重情的铁血男儿。肤施会谈，他与周恩来誓约在前，但竭尽所能苦“谏”未果，必然要采取非常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兑现与共产党人庄严承诺的最大信义与友谊。为不负誓约，宁愿牺牲自己，成就朋友事业，这种情谊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不仅如此，更难能可贵的是，张学良在放蒋后亲自陪蒋到南京的义举，仍然深深包含了对朋友负责到底的绝大情谊。
众所周知，当年张学良不顾杨虎城的反对和规劝以及东北军多数将领的不满，甚至也瞒了周恩来，毅然陪蒋赴宁，从此身陷囹圄长达50余年之久。他为什么采取如此“轻率”的行动？历来政治家、史学家等评述张此举时都不无微词。晚年张学良与日本NHK记者有这样一番对话，可以解读张此举的奥秘和深意。张学良说：“我这个人是自己做事自己负责任，尤其我是个军人。我这种动作我自己负责任。所以，我到南京，我自己是去请罪的。我这个请罪，包括预备把我枪毙的。……我反对内战。那时我要不那样做，内战就会扩大。为了停止内战，我决心牺牲自己。”记者问：“去南京的事，您和谁商量过吗？”张学良说：“我自己决定的。但杨虎城他们想拉住我。”记者问：“您和周恩来商量过吗？”张学良说：“没商量。但他知道。为了制止我，他跟到飞机场来了。周恩来是打算把我劝回去。他恐怕我在南京会出什么事。但我认为，作为军人来说，我的行动就等于是谋反。谋反就要判罪，该判死刑就判死刑。”记者问：“您在机场见到周恩来了吗？”张学良说：“他来到飞机场时，我已经上了飞机。因此没见到周恩来，我就向南京出发了。”从张坦露的心迹可明显看出，第一，只要能够停止内战，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第二，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决不连累朋友和他人。这种苦心与情谊，只有相知甚深的周公才能够真切地体会到。一方面，深知蒋介石阴险毒辣本性的周恩来对张学良南京送蒋的处境和前途极为担心，为自己没有能够及时劝阻而跌足长叹；另一方面，周恩来对张的这番举动心领神会，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36年12月25日，也就是张学良送蒋赴宁的当天，周恩来、博古在致党中央的电报中分析形势时指出：“……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事后不久，毛泽东对蒋走张去也发表了类似的评价。1937年3月1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谈话中回答史沫特莱时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之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千古功臣 民族英雄
从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到当年12月17日至25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应张学良的邀请来到西安，共8天9夜两人几乎形影不离。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当周恩来赶去机场阻拦时，搭载着张学良、蒋介石的飞机已经起飞，周恩来只能望空含泪长叹，两人从此没有再见。但就是这八天九夜的相处，却奠定了两人一生的感情。无论在何时，身处何种境地，张学良都说他一生最佩服周恩来。周恩来也一直以故友为念，从1936年西安事变到1976年他离开人世的40年时间里，为了早日解除对张学良的囚禁、恢复张学良的自由，他在各种场合，不知呼吁了多少次。他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极高的。他说，张学良是千古不朽的人物，是千古功臣。1944年12月24日，周恩来复电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特使赫尔利，提出恢复国共会谈的四项先决条件之一就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其他被囚爱国人士。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共代表周恩来发言时动情地说：“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团结，这个人对团结的贡献最大，这个人就是促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张汉卿先生。我们怀念他，诚恳地希望他能早日获得自由。”1946年4月28日，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举行的与重庆文化界话别茶话会上说：“谈判已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这时，与张学良有着深厚历史关系的东北人士王卓然起身发言说：“周先生十年谈判生涯虽然太辛苦了，但将来的历史自有崇高的评价，只可怜那一个远在息烽钓了十年鱼的人，他这十年钓鱼的日子可不是容易过的呀！”这番话引起了大家欲哭不能的难过，而周恩来的眼中则闪烁着悲凉的泪光。
为了营救张学良，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但可惜都未能如愿。1949年元旦刚过，随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行将结束，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21日通电下野。接着，副总统李宗仁代行其职权，当上了“代总统”。周恩来和中共中央认为这是推动李宗仁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极好机会，而李宗仁为推动所谓“和平运动”，重开北平国共和谈也需要通过释放政治犯，包括“西安事变”的两个主角张学良和杨虎城来取信于世。李宗仁为释放张、杨，给参谋总长顾祝同下了命令，给重庆军政长官张群打了电报，并派代表去台北同陈诚商量，结果都因为囚禁张、杨由保密局主管，他只听命于蒋介石，非地方当局所能过问而未能实现。1949年10月，蒋介石最重要的谋士张群被扣在云南。一直关心张学良的周恩来向毛泽东主席报告了这一消息，他们认为这是营救张学良最好的时机，当即决定采用走马换将的办法，以被扣昆明的蒋介石的盟兄弟张群换回被软禁在台湾的张学良。遗憾的是，云南通电起义的卢汉将军有感于张群昔日对他的所谓恩德，擅自决定释放了被扣在昆明的张群，失去了营救张学良最后的机会！
1956年11月16日，北京召开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指出：“西安事变是值得纪念的。”“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张汉卿是个英雄人物，很豪爽。……张汉卿将军将来能援救出来最好。但无论如何，他是千古不朽的人物了，他是名垂千古的了。”1961年12月12日晚，周恩来夫妇为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在北京饭店一楼大厅举行纪念活动，邀请了张学铭夫妇、张学思夫妇、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以及西北政坛名士高崇民、阎宝航等20余人参加。周恩来在致词中高度评价西安事变的意义，在于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全民族抗战的一个历史转变的关键，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必要的前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他还赞扬“张汉卿是个英雄人物”。纪念会结束之后，周恩来郑重地给张学良将军写了一封信。但如何才能把信交到张学良将军的手中呢？据原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回忆：“总理很快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原十七路军参议郭增恺的夫人，她不仅可以出入台湾，而且还认识张学良将军和赵一荻小姐。郭夫人带着总理的亲笔信到了台湾，由于未获准见张学良将军，一时难以完成总理交给她的这项特殊使命。不久，她发现张学良将军和赵一荻小姐常去教堂做礼拜。一天，她提前把周总理的信纸夹在一支口红中，赶到教堂，利用做礼拜的机会，把这支夹有周总理亲笔信的口红安全地交到了赵一荻小姐的手中。根据我的记忆：周总理的这封亲笔信是16个字：为国珍重，善自珍摄，前途有望，后会有期。”1975年12月，病危中的周恩来依然挂念着在台的张学良等老朋友。12月20日下午，他在病床上召见了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罗青长。在与罗的谈话中，当听说张学良因为眼疾住院，并且眼睛有失明的危险时，关切地叮嘱罗青长：一定要关注张学良，“蒋介石死去以后，蒋经国会怎么样”？他还说：“你们做对台工作的人千万要记住，对于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一定要记住他，不要忘记他。”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晚年曾给张学良发去一电一函，表达周恩来夫妇对张学良将军无法割舍的珍贵情意。
最大的遗憾是没和周恩来再见一面
张学良晚年时，曾经数次对中外人士口述了历史，其中主要的有三次：即1990年8月，在台北市对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所作的10个小时电视访谈；1993年2月对王念慈女士和记者郭冠英等人所进行的长篇历史口述；从1990年至1996年，张学良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苏张之丙女士进行了更加全面的历史口述。特别是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他与苏张之丙女士进行了数十次谈话，最终形成了一部完整的口述历史资料。在上述历次口述历史资料中，张学良都不同程度地谈到了他与周恩来的交往、关系和深厚友谊。他曾对苏张之丙感叹地说：“我曾想在有生之年再见周先生一面，可是没有实现。这是我一生中的最大的憾事……没能再见到周恩来先生的夫人，也是我的终身遗憾！”
张学良之所以对周恩来终身感念，首先周恩来是张学良后来堪称“千古功臣”的政治引路人，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前后与张的交往，将这位东北军阀出身的国民党将领逐步引向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光明之路；二是周恩来是张学良长达半个世纪秘密幽禁生活中心中一盏不灭的希望之灯。“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被蒋羁押在南京，后转押至浙江奉化的雪窦山上，人身自由已经基本丧失。但是张学良仍在怀念周恩来，直到那时，他才深刻地感到周恩来在他决意赴宁送蒋前夕，对他所有的忠告完全是真诚而有预见的。张学良幽禁初期，在尚有少许自由的时候，曾借东北军元老莫德惠前来探望的机会，给在陕北的周恩来转过一封信。在此之前，周恩来也曾委托西北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李志坚，给幽禁在南京宋子文公馆的张学良捎去书信一封。一个星期后，张学良亲笔给周恩来复函。张学良在台湾秘密幽禁期间，也知道周恩来在北京没有忘记他。晚年，他满含热泪、充满深情地多次对苏张之丙教授叙述道：“周恩来是载入世界政治要人史册中的人物。现在他虽然去世多年，可是周恩来先生的影响仍然不可低估。”他说，当由郭增恺夫人转来的周恩来的密信冲破重重障碍到达他手中时，他看到了那熟悉的笔迹，顿时感激莫名，潸然而下。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在北京病逝。那时张学良已在美国夏威夷。张学良说，当他获悉邓颖超病逝的噩耗时，真想亲自去北京吊唁，可惜他那时已经不能远行了。7月14日，就在邓颖超遗体即将火化的前一天，张学良委托在香港的侄女赶往北京，替他和赵四小姐送了一个花圈，摆在邓颖超的灵堂前面。花圈的雪白缎带上写着：“邓大姐颖超千古，张学良赵一荻敬挽。”从张学良本人亲述的这些话语中不难看出，他与周恩来夫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是多么珍贵而天长地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