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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革命老区叙永，是一片红色热土，是中央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时转战的重要战场，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政治局在“鸡鸣三省”召开石厢子会议的地方，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长征途中唯一与当地百姓欢度春节的地方，是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诞生地，是中华苏维埃川滇黔游击根据地的游击区。
中央红军长征辗转川南叙永，往返于全县25个乡镇中的18个乡镇，在叙永境内与堵截的敌军展开多次激战。红军在叙永传播的革命真理和播下的革命火种，传遍城市乡村。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叙永人民积极配合与支持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革命活动。
踊跃参加红军川南游击纵队
在川南特委领导下，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和中共叙永特区委配合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做了大量群众工作，用党的主张、党的路线和政策，调动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积极性，凝聚成拥护红军、支持纵队、发展游击战争的巨大力量。川南广大群众以其支援纵队、军民并肩战斗的不可磨灭的功绩，为川南人民革命斗争史册增添了光彩。
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中央红军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得到叙永人民的大力支持，青壮年积极参军参战。据不完全统计，叙永县参加红军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800多人。叙永籍的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战士血洒征途、骨埋青山，许多游击队员成为无名英雄，他们为红军长征的胜利献出了鲜血和生命。史册上虽没有这些无名英雄的姓和名，但正如一首诗所说：“地址都成了遗址，笑容都成了遗容。墓表示苦难，碑表示光荣。”
据《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记载：“红军长征过四川时，广大人民群众从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的鲜明对比中，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动员下，不少青壮年踊跃参加红军。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在川南转战的两个月时间内，古蔺、叙永两县就有1600多人参加红军。”尽管反动军队残酷“清剿”，环境十分险恶，不少贫苦农民依然把儿子送来参军，许多汉族和苗族的贫苦青年毅然参加红军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群众中传唱着这样一首山歌：“送郎当红军，打倒土豪劣绅，穷人得翻身。送郎当红军，红军最文明，公买公卖，大家都欢迎。送郎当红军，坚决干革命，打倒豪绅，大家有田分。”《红军歌》中唱道：“一月里来梅花香，打进贵州过乌江，连占黔北十数县，红军威名天下扬。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三月打回贵州省，二次占领遵义城，打坍王家烈八个团，消灭薛吴两师兵。”
中共两河口区委组织委员朱光璧（原名朱华清）回忆说：“在我们的游击队和赤卫队里，就有不少苗族同胞参加进来，他们对革命很忠实，作战很勇敢。所有苗族同我们的关系都很密切。我在做群众的发动工作时，也经常住在苗族同胞家里。”
掩护救治红军伤病员
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转战叙永期间，叙永人民从各个方面大力支援红军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流落在叙永境内的红军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伤病员也得到群众的掩护和救治，有的伤愈归队，有的长期隐蔽下来。如定居叙永县偏僻山区的流落红军李红发、袁德胜、王元高、欧阳克才等人，他们都是江西省人，因伤病离开部队，得到当地群众的掩护和救治。
红军攻打叙永县城时，当地民间医生组成救护队，参加救治红军伤病员。有的群众积极参加打土豪、破盐仓、破粮仓革命活动，为红军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筹粮、筹盐、筹款;有的群众积极为红军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缝制服装鞋袜、洗衣做饭;有的群众积极为红军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带路、送情报、抬担架、运送物资、安埋红军烈士遗体、收留照顾和掩护伤病员;有的群众腾出房屋，让给红军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战士居住。为此，红军离开叙永后，有的群众财产被抢劫，房屋被烧毁;有的群众被抓去坐牢，受尽折磨;有的群众甚至献出了生命。
红军所到之处，当地中共地下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帮助红军解决粮食困难。不少群众把自己的口粮、留的种子粮都用来支援红军，而自己却吃野菜、喝稀粥。当地群众不顾个人生命和家庭安危支援红军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为创建游击区和创建苏区，付出极大牺牲。
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古叙游击区的各族人民以实际行动拥护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支援革命战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如，1935年2月中旬，中央派遣特派员严朴从叙永前往泸州，再经重庆转赴上海。叙永特区游击队派李石坚从叙永护送严朴安全到达泸州，出川转赴上海。又如，陈彪（原名陈兴才）将军在长征时是红三军团五师十五团副特派员，土城战斗中负伤后被担架抬到叙永五龙山，寄留在一户姓罗的苗族农民家里养伤，伤愈后参加游击队。1936年底，陈彪因病被叙永分水岭群众掩护养病，病愈后从叙永到泸州，辗转重庆到汉口;1938年初，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抗大毕业后，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平西挺进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彪曾担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他是被叙永群众保护脱险后，成长为将军的幸存者之一。再如，王清和，叙永黄坭人，是中共两河口区委发展的地下党员，川南特委和中共两河口区委之间的交通员。他以木匠身份作掩护，秘密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传送情报和运送子弹、药品等物资。1935年9月30日清晨，王清和把两位红军伤员护送到山上岩洞躲藏好，刚回到家里，就被敌人抓捕。敌人严刑拷打，但他对党忠贞不渝，坚强不屈，视死如归，惨遭敌人枪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清和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38年，邓颖超同志高度评价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可歌可泣的斗争历史。她说：“烈士们的精神永存，将鼓励更多的人民前进。”红军长征经过古蔺、叙永，播下了革命火种，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人民群众中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保护红军遗留文物
紅军北上离开四川后，各类革命政权的干部、积极分子和游击队员遭到敌人残杀;为保护红军伤病员和流散红军、珍藏红军留下的革命文物，又有无数各族群众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各族人民十分怀念红军，千方百计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保存红军遗物，殷切盼望红军早日回来帮助他们获得解放。尽管国民党为消除红军影响，千方百计搜查红军遗物，销毁和铲除红军写的标语口号，甚至残杀流散红军和帮助过红军的各族人民。然而，这不仅不能消除红军的影响，反而使各族群众在鲜明的对比中更加相信红军宣传的革命真理，更加热爱共产党和红军，更加珍惜红军留下的东西。 保护红军遗留文物，既体现了各族人民对红军的无限热爱，又从侧面反映了各族人民对国民党的憎恨和反抗。尽管国民党当局下令强迫群众交出红军货币加以销毁，雇人铲除红军标语、收缴红军遗物，然而直至全川解放，群众精心保存的红军遗物仍然成千上万，许多山区的红军标语依旧鲜艳夺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叙永县有关部门征集到的珍贵革命历史文物主要有红军水壶，《步兵教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钱币，川陕省苏维埃造铜币、银圆、铜圆、铜钱，八一地瓜弹，手榴弹，六○炮弹，迫击炮弹，德国造马灯，大刀，子弹，子弹箱，江西扁担，瓷盆，钢笔套，毛毯，竹筒饭盒，马鞭，瓷盆，铁叉，竹碗，以及纵队司令员刘复初名片等，内容丰富，件件体现了红军与各族人民的鱼水情深，事事都包含着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
在叙永县水潦彝族乡落堡留下的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用毛笔书写的《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和留在县内其他各地的红军标语，受到人民群众的精心保护，至今仍有上百条可以辨认。
军民鱼水情谊深
曾在叙永境内转战的红军战士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队员，对当地群众积极参加縱队及给予纵队的帮助支持充满感激之情，铭记于心中，在他们的工作报告和回忆录中多有记述。
女红军甘棠（原名阚思颖）在《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略况》一文中描述：“游击队英勇抗击的‘三省会剿’，伤亡疾病减员增加，地方党组织因叛徒出卖也遭到破坏，部队只剩下几十人。敌人欺骗群众说：‘川滇黔游击队已全部消灭了。’当我们回到游击区时，有些群众惊喜得流着热泪说：‘你们还在啊！他们说你们死完了。’群众尽管生活十分贫困，也把他们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鸡蛋拿出来请我们吃，有些人还把小娃娃抱来同我们结干亲，要我们认下干儿子，或者要我们留下一两样东西作纪念。我和李桂洪在分水岭、石碑口、关上、建武、罗布坳一带，就因此收了六七十名干儿，我们没有什么可送，便送一束红线。在敌人的血腥镇压下，到处关门闭户，有队伍进村进街，群众躲在门里偷偷地看，见到有两个女红军，就知道是红军游击队。我和李桂洪，成了群众区别游击队和敌人的主要标志。见到游击队，群众才开门出来。”
女红军李桂英（原名李桂洪）在《忆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艰苦斗争》一文中写道：“每到一地，我们都写宣传标语;在川南和威信地区，我们写下的红军游击队的标语是相当多的……经过广泛的宣传和深入的群众工作，有许多穷苦百姓来找我们，积极要求参加红军游击队。”她还回忆说：“在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战斗岁月，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是，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我永远忘怀不了的，因为在那里，有我的亲人和战友，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中共川南特委委员、老红军夏才曦（夏采曦）在《BAHN关于组织川南游击队的经过向中央的报告》中说：“赤卫军仍然在斗争，那时后山还剩得二三十支较好的枪，天天做些行动，主要是反抗团匪抢粮。深山丛林是我们的巢穴，我们便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和区委们做了一个月的工作。他们都能爬山穿林，我却找人背着走，有二三个十来岁的苗族小女孩是我们的交通员。于是敌军来搜山搜林了，天天去包围山霍大林，陆续的枪声打个不断。终于给敌人围住了，赤卫军捕去了，区委也都被捕，只剩下一个当地的农民，赤卫军中有几个叛变了。在后山区我已不能存身了，因此，便移到两河区，这60里路经过了一个礼拜才走到。到的那一天的前夜正是两河驻军和民团大搜查我们那里的中心区域盖首山，武装冲突的结果是打死我们好些人，无可存身，毫不停留地又走开去。身上没有半个铜板，就这样在川南的农村中漂泊着。然而农民却是十分拥护我们，我只要看见草屋便进去，只要不否认自己是一个‘红兵头子’，那么，简直是不会没有一餐一宿的招待。走路时，沿途也有农民会告诉你哪里有白兵、有民团，要向哪里绕小路等。”
老红军陈彪将军在《红军川南游击队的回忆》一文中记述：“忽然，敌人一发炮弹飞来，击伤我的右腿，伤势较重不能行走。过了赤水河后，同志们用担架将我抬到了叙永县黄坭嘴附近五龙山。土城战斗中伤员比较多，这对部队行军、作战很不利，领导让把我们十多个伤员寄留在五龙山老百姓家里，还留下一名卫生员和一些药品。我们寄留在一户姓罗的苗族家里，经卫生员的耐心治疗和苗族同胞的热情照料，十余天后我伤口大有好转。听说主力红军到了扎西，离五龙山不远，由于归队心急，不等伤口痊愈，我便拄着拐棍追赶部队。我一跛一扭地走了半天，到了树坪，碰上了五龙山游击队……我对叙永县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在叙永县寄留时才19岁，今天已是古稀之年，现在已离休，眼睛动脉硬化。如果今后身体条件许可，有机会我很想到叙永去，到五龙山、朱家山一带看看，感谢当地人民。”
中共两河口区委宣传委员、老红军周济（原名周守如）在《我对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和中共两河口区委的回忆》一文中说：“我在叙永两河地区，虽然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但这在我的革命斗争历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回想起这个地区的贫苦农民，是要革命、心是向着共产党的。他们中有很多动人的事例：在敌人来牌坊口抓我们时，樊大娘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信，使我们逃脱了敌人的抓捕;我在龙坑头杨家时，腿上生了黄水疮，他家的主妇熬苦丁茶给我洗疮;刘善全家自己没有粮食吃，还把谷种给我做粑粑;有的为我们提供情报，有的为游击队打草鞋……我向曾经支持我们的工作的群众致敬，祝愿叙永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流落叙永的红军战士欧阳克才动情地说：“红军长征途中，我因伤病留在叙永。不久，在树坪被叙永民团抓住。当地老乡就对民团的人说，你们看他又瘦又小，还是一个小娃儿，能做啥子事嘛，把人家放了吧。经过老乡们的反复劝说，民团才放了我。以后，只要有民团或川军到来，老乡们及时为我通风报信，我立即跑到深山老林中躲藏。如果没有当地老乡们的掩护和帮助，我就活不到今天。”
无数红军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战士的鲜血洒在了叙永这片红色热土上，红军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叙永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事迹。叙永的群山峻岭留下红军深深的足迹，山山水水洒着红军鲜红的热血，青松翠竹间留有红军的英灵。中央红军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叙永播下的革命火种，在叙永各族人民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红军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鼓舞叙永人民热爱美好家乡、建设美好家乡的革命信念。
（作者系四川省叙永县政协退休干部）
中央红军长征辗转川南叙永，往返于全县25个乡镇中的18个乡镇，在叙永境内与堵截的敌军展开多次激战。红军在叙永传播的革命真理和播下的革命火种，传遍城市乡村。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叙永人民积极配合与支持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革命活动。
踊跃参加红军川南游击纵队
在川南特委领导下，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和中共叙永特区委配合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做了大量群众工作，用党的主张、党的路线和政策，调动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积极性，凝聚成拥护红军、支持纵队、发展游击战争的巨大力量。川南广大群众以其支援纵队、军民并肩战斗的不可磨灭的功绩，为川南人民革命斗争史册增添了光彩。
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中央红军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得到叙永人民的大力支持，青壮年积极参军参战。据不完全统计，叙永县参加红军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800多人。叙永籍的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战士血洒征途、骨埋青山，许多游击队员成为无名英雄，他们为红军长征的胜利献出了鲜血和生命。史册上虽没有这些无名英雄的姓和名，但正如一首诗所说：“地址都成了遗址，笑容都成了遗容。墓表示苦难，碑表示光荣。”
据《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记载：“红军长征过四川时，广大人民群众从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的鲜明对比中，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动员下，不少青壮年踊跃参加红军。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在川南转战的两个月时间内，古蔺、叙永两县就有1600多人参加红军。”尽管反动军队残酷“清剿”，环境十分险恶，不少贫苦农民依然把儿子送来参军，许多汉族和苗族的贫苦青年毅然参加红军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群众中传唱着这样一首山歌：“送郎当红军，打倒土豪劣绅，穷人得翻身。送郎当红军，红军最文明，公买公卖，大家都欢迎。送郎当红军，坚决干革命，打倒豪绅，大家有田分。”《红军歌》中唱道：“一月里来梅花香，打进贵州过乌江，连占黔北十数县，红军威名天下扬。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三月打回贵州省，二次占领遵义城，打坍王家烈八个团，消灭薛吴两师兵。”
中共两河口区委组织委员朱光璧（原名朱华清）回忆说：“在我们的游击队和赤卫队里，就有不少苗族同胞参加进来，他们对革命很忠实，作战很勇敢。所有苗族同我们的关系都很密切。我在做群众的发动工作时，也经常住在苗族同胞家里。”
掩护救治红军伤病员
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转战叙永期间，叙永人民从各个方面大力支援红军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流落在叙永境内的红军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伤病员也得到群众的掩护和救治，有的伤愈归队，有的长期隐蔽下来。如定居叙永县偏僻山区的流落红军李红发、袁德胜、王元高、欧阳克才等人，他们都是江西省人，因伤病离开部队，得到当地群众的掩护和救治。
红军攻打叙永县城时，当地民间医生组成救护队，参加救治红军伤病员。有的群众积极参加打土豪、破盐仓、破粮仓革命活动，为红军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筹粮、筹盐、筹款;有的群众积极为红军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缝制服装鞋袜、洗衣做饭;有的群众积极为红军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带路、送情报、抬担架、运送物资、安埋红军烈士遗体、收留照顾和掩护伤病员;有的群众腾出房屋，让给红军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战士居住。为此，红军离开叙永后，有的群众财产被抢劫，房屋被烧毁;有的群众被抓去坐牢，受尽折磨;有的群众甚至献出了生命。
红军所到之处，当地中共地下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帮助红军解决粮食困难。不少群众把自己的口粮、留的种子粮都用来支援红军，而自己却吃野菜、喝稀粥。当地群众不顾个人生命和家庭安危支援红军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为创建游击区和创建苏区，付出极大牺牲。
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古叙游击区的各族人民以实际行动拥护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支援革命战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如，1935年2月中旬，中央派遣特派员严朴从叙永前往泸州，再经重庆转赴上海。叙永特区游击队派李石坚从叙永护送严朴安全到达泸州，出川转赴上海。又如，陈彪（原名陈兴才）将军在长征时是红三军团五师十五团副特派员，土城战斗中负伤后被担架抬到叙永五龙山，寄留在一户姓罗的苗族农民家里养伤，伤愈后参加游击队。1936年底，陈彪因病被叙永分水岭群众掩护养病，病愈后从叙永到泸州，辗转重庆到汉口;1938年初，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抗大毕业后，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平西挺进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彪曾担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他是被叙永群众保护脱险后，成长为将军的幸存者之一。再如，王清和，叙永黄坭人，是中共两河口区委发展的地下党员，川南特委和中共两河口区委之间的交通员。他以木匠身份作掩护，秘密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传送情报和运送子弹、药品等物资。1935年9月30日清晨，王清和把两位红军伤员护送到山上岩洞躲藏好，刚回到家里，就被敌人抓捕。敌人严刑拷打，但他对党忠贞不渝，坚强不屈，视死如归，惨遭敌人枪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清和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38年，邓颖超同志高度评价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可歌可泣的斗争历史。她说：“烈士们的精神永存，将鼓励更多的人民前进。”红军长征经过古蔺、叙永，播下了革命火种，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人民群众中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保护红军遗留文物
紅军北上离开四川后，各类革命政权的干部、积极分子和游击队员遭到敌人残杀;为保护红军伤病员和流散红军、珍藏红军留下的革命文物，又有无数各族群众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各族人民十分怀念红军，千方百计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保存红军遗物，殷切盼望红军早日回来帮助他们获得解放。尽管国民党为消除红军影响，千方百计搜查红军遗物，销毁和铲除红军写的标语口号，甚至残杀流散红军和帮助过红军的各族人民。然而，这不仅不能消除红军的影响，反而使各族群众在鲜明的对比中更加相信红军宣传的革命真理，更加热爱共产党和红军，更加珍惜红军留下的东西。 保护红军遗留文物，既体现了各族人民对红军的无限热爱，又从侧面反映了各族人民对国民党的憎恨和反抗。尽管国民党当局下令强迫群众交出红军货币加以销毁，雇人铲除红军标语、收缴红军遗物，然而直至全川解放，群众精心保存的红军遗物仍然成千上万，许多山区的红军标语依旧鲜艳夺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叙永县有关部门征集到的珍贵革命历史文物主要有红军水壶，《步兵教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钱币，川陕省苏维埃造铜币、银圆、铜圆、铜钱，八一地瓜弹，手榴弹，六○炮弹，迫击炮弹，德国造马灯，大刀，子弹，子弹箱，江西扁担，瓷盆，钢笔套，毛毯，竹筒饭盒，马鞭，瓷盆，铁叉，竹碗，以及纵队司令员刘复初名片等，内容丰富，件件体现了红军与各族人民的鱼水情深，事事都包含着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
在叙永县水潦彝族乡落堡留下的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用毛笔书写的《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和留在县内其他各地的红军标语，受到人民群众的精心保护，至今仍有上百条可以辨认。
军民鱼水情谊深
曾在叙永境内转战的红军战士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队员，对当地群众积极参加縱队及给予纵队的帮助支持充满感激之情，铭记于心中，在他们的工作报告和回忆录中多有记述。
女红军甘棠（原名阚思颖）在《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略况》一文中描述：“游击队英勇抗击的‘三省会剿’，伤亡疾病减员增加，地方党组织因叛徒出卖也遭到破坏，部队只剩下几十人。敌人欺骗群众说：‘川滇黔游击队已全部消灭了。’当我们回到游击区时，有些群众惊喜得流着热泪说：‘你们还在啊！他们说你们死完了。’群众尽管生活十分贫困，也把他们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鸡蛋拿出来请我们吃，有些人还把小娃娃抱来同我们结干亲，要我们认下干儿子，或者要我们留下一两样东西作纪念。我和李桂洪在分水岭、石碑口、关上、建武、罗布坳一带，就因此收了六七十名干儿，我们没有什么可送，便送一束红线。在敌人的血腥镇压下，到处关门闭户，有队伍进村进街，群众躲在门里偷偷地看，见到有两个女红军，就知道是红军游击队。我和李桂洪，成了群众区别游击队和敌人的主要标志。见到游击队，群众才开门出来。”
女红军李桂英（原名李桂洪）在《忆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艰苦斗争》一文中写道：“每到一地，我们都写宣传标语;在川南和威信地区，我们写下的红军游击队的标语是相当多的……经过广泛的宣传和深入的群众工作，有许多穷苦百姓来找我们，积极要求参加红军游击队。”她还回忆说：“在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战斗岁月，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是，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我永远忘怀不了的，因为在那里，有我的亲人和战友，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中共川南特委委员、老红军夏才曦（夏采曦）在《BAHN关于组织川南游击队的经过向中央的报告》中说：“赤卫军仍然在斗争，那时后山还剩得二三十支较好的枪，天天做些行动，主要是反抗团匪抢粮。深山丛林是我们的巢穴，我们便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和区委们做了一个月的工作。他们都能爬山穿林，我却找人背着走，有二三个十来岁的苗族小女孩是我们的交通员。于是敌军来搜山搜林了，天天去包围山霍大林，陆续的枪声打个不断。终于给敌人围住了，赤卫军捕去了，区委也都被捕，只剩下一个当地的农民，赤卫军中有几个叛变了。在后山区我已不能存身了，因此，便移到两河区，这60里路经过了一个礼拜才走到。到的那一天的前夜正是两河驻军和民团大搜查我们那里的中心区域盖首山，武装冲突的结果是打死我们好些人，无可存身，毫不停留地又走开去。身上没有半个铜板，就这样在川南的农村中漂泊着。然而农民却是十分拥护我们，我只要看见草屋便进去，只要不否认自己是一个‘红兵头子’，那么，简直是不会没有一餐一宿的招待。走路时，沿途也有农民会告诉你哪里有白兵、有民团，要向哪里绕小路等。”
老红军陈彪将军在《红军川南游击队的回忆》一文中记述：“忽然，敌人一发炮弹飞来，击伤我的右腿，伤势较重不能行走。过了赤水河后，同志们用担架将我抬到了叙永县黄坭嘴附近五龙山。土城战斗中伤员比较多，这对部队行军、作战很不利，领导让把我们十多个伤员寄留在五龙山老百姓家里，还留下一名卫生员和一些药品。我们寄留在一户姓罗的苗族家里，经卫生员的耐心治疗和苗族同胞的热情照料，十余天后我伤口大有好转。听说主力红军到了扎西，离五龙山不远，由于归队心急，不等伤口痊愈，我便拄着拐棍追赶部队。我一跛一扭地走了半天，到了树坪，碰上了五龙山游击队……我对叙永县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在叙永县寄留时才19岁，今天已是古稀之年，现在已离休，眼睛动脉硬化。如果今后身体条件许可，有机会我很想到叙永去，到五龙山、朱家山一带看看，感谢当地人民。”
中共两河口区委宣传委员、老红军周济（原名周守如）在《我对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和中共两河口区委的回忆》一文中说：“我在叙永两河地区，虽然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但这在我的革命斗争历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回想起这个地区的贫苦农民，是要革命、心是向着共产党的。他们中有很多动人的事例：在敌人来牌坊口抓我们时，樊大娘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信，使我们逃脱了敌人的抓捕;我在龙坑头杨家时，腿上生了黄水疮，他家的主妇熬苦丁茶给我洗疮;刘善全家自己没有粮食吃，还把谷种给我做粑粑;有的为我们提供情报，有的为游击队打草鞋……我向曾经支持我们的工作的群众致敬，祝愿叙永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流落叙永的红军战士欧阳克才动情地说：“红军长征途中，我因伤病留在叙永。不久，在树坪被叙永民团抓住。当地老乡就对民团的人说，你们看他又瘦又小，还是一个小娃儿，能做啥子事嘛，把人家放了吧。经过老乡们的反复劝说，民团才放了我。以后，只要有民团或川军到来，老乡们及时为我通风报信，我立即跑到深山老林中躲藏。如果没有当地老乡们的掩护和帮助，我就活不到今天。”
无数红军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战士的鲜血洒在了叙永这片红色热土上，红军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叙永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事迹。叙永的群山峻岭留下红军深深的足迹，山山水水洒着红军鲜红的热血，青松翠竹间留有红军的英灵。中央红军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叙永播下的革命火种，在叙永各族人民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红军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鼓舞叙永人民热爱美好家乡、建设美好家乡的革命信念。
（作者系四川省叙永县政协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