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明夷：
生长于关外小城，从小迷恋黑土地的厚重和鹅毛白雪的随意。后因求学来到上海，并谋生活在这灯红酒绿、熙熙攘攘的花花世界。上海石库门的精致与茵茵细雨的柔懦不时碰撞于东北性情中固有的厚重和随意，期待能够早日融会贯通。
闯荡金融行业，眼下从事股权投资。梦想长出一双慧眼，透过纷纷扰扰看个清清楚楚。时有感而发、适情而作，虽不奢望能发人深省、沁人心脾，务求必不唧唧歪歪、无病呻吟。
第六节：而立
2而立大传
晚上，舒年回到家，觉得疲惫不堪，便早早的爬上床。躺在床上，舒年眼前再次浮现出小三的身影，在LA BOITE A PIZZA的法国长条椅上，在MASALA ART的印度皮沙发上，在CARBLE点心店的玻璃桌上，在诺雅酒吧的吧台上。
舒年突然想起“诺雅”正是在梦里挽着小三胳膊的外国女人的名字，一种很想再去诺雅酒吧看看的冲动在舒年心中猝然而生。舒年打电话给高平，高平刚从客运站送柯晶回来，正准备赶去跟电信公司的老总喝酒谈合作，说第二天晚上陪舒年去哪都成。于是，舒年打电话给航空公司，把机票再往后推迟一天。
经过这么一折腾，舒年更加难以入眠。舒年想起Ruby，不知道小三临行前是不是也会想到Ruby，或许他已经跟Ruby联系过。舒年想如果Ruby在小三身边的话，或许小三不会钻这个牛角尖儿。舒年断定小三的这次钻牛角尖儿的行为属于典型的利己型自杀。舒年后悔自己后来再没有拉小三去“扫街”，帮助彼此减压，现在永远也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
舒年不由得感慨小三这个年轻生命消逝的猝然，感慨小三就这样无声无息的猝然消逝在而立之年的大门口。舒年想到自己和小三一样，都已经站在而立之年的大门前，他们就像好奇的孩子站在门口向里边张望。这突然激起舒年的猎奇心，他想看看那些伟人们、偶像们在三十岁的时候都在做什么，他想知道这些人在三十岁之前已经作过了什么，而在三十岁的当口他们又将如何面对自己即将展开的人生。
于是，舒年披上睡衣，隔着枕头靠在床头，点上一支中华，然后插在床头烟缸的豁口。他打开笔记本，上网探寻那些伟人和偶像们的而立之年。
首先，舒年想到了中国的革命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他慢慢梳理出两位伟人在而立之年前后的事迹。
毛主席在二十六岁的时候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毕业并获得“本科”文凭。和当今的形势一样，出国留学也是当时高校毕业生的几条不错的出路之一。可能也有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打算，毛主席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跑到首都北京碰运气。
也许当时缺少新东方这样的留学服务机构的帮助，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主席最终并没有把自己淹没在千万出国大军之中，而是在这个非生源地、非就读高校所在地通过恩师杨昌济的帮忙，进入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做在编的图书管理员。不知道金庸先生是不是受了这个启发，“藏书阁”的“扫地僧”往往就是最后的大佬。
不久之后，二十六岁毛主席选择了返乡务工。他并没有好高骛远，而是从起步比较低的长沙修业小学副科老师做起，教历史。同时，主席并没有因为入行初期的低级的工作岗位而放弃自己原本的兴趣和理想，因为在这里蕴藏着他展露才华的机会。主席利用业余时间参与创立了湖南学联，并一手操办名噪一时的学联机关刊物《湘江评论》。凭借与本身从事的教师职业相关度不大的文才、见识和在自办刊物期间表现出来的执行能力，主席顺理成章的受聘成为长沙《大公报》的撰稿人。但在此前一个月，主席痛失母爱，因此从年龄上看，主席要比小勤悲惨。
也许是在北京尝到了大城市的滋味，主席二十七岁再次远赴当时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上海。可是，点子背到家的主席还没踏上前往上海的列车就被可恶的小偷光顾，幸好在车站遇到熟人，才在朋友资助下继续独闯上海滩的壮举。可是上海的高房价和离谱的消费水平压得主席喘不过气来，他和今天沪上的许多年轻人一样痛苦的“蜗居”，甚至还做过洗衣店的临时工。
闯荡大城市碰壁后，主席并没有死赖在这里，“大丈夫能曲能伸”，他知难而退的再次调整个人发展战略——第二次回乡务工。主席的英明之处就在于敏锐的发现二、三线城市暗流涌动的文化市场。他利用从上海带回来的连锁经营的理念，在湖南开出七家书店，当时的畅销书是《新青年》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系列。
主席经过商场的磨砺，社会经验更加丰富，他邀请姿态开明的湖南新督军谭延闿帮他题写新店牌匾，甚至邀请谭督军作为开业仪式的演讲嘉宾。二十八岁的主席已经成为湖南当地文化圈、商业圈的双料杰出青年。锦上添花的是，主席还受聘出任母校湖南一师附小的校长，放到现在也相当于市局级干部了。
然而，主席并非凡人，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先富起来”是理所应当，而是勇于放弃稳定富裕的生活去追求广大劳苦百姓的“共同富裕”。二十九岁这一年可以说是毛主席人生的分水岭：就在这一年的七月，他去上海参加了“中共一大”。主席从此开始了不再稳定和富裕、最终导致恋人杨开慧残遭迫害的革命生涯。
在接下来的而立之年，主席组织领导了粤汉铁路、安源路矿、长沙泥木等一系列罢工运动，将湖南工人运动迅速推向高潮。
舒年越来越兴奋，主席两次返乡寻发展、始终坚持真性情，这对于舒年是珍贵的启示。主席极具代表性的“而立大传”着实给舒年上了一堂生动的人生奋斗课。但是舒年感觉意犹未尽，又点燃一支中华，转而开始梳理周总理的“而立大传”。
总理十八岁东渡日本求学，两年后得知南开学校设大学部，便返回天津，考入南开大学读文科。二十一岁的总理是天津五四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之一。他在政府当局三令五申之下，仍高举“抵制日货”的大旗，最终被反动政府逮捕下狱。
被同时逮捕的还有总理热恋着的校花张若名。经多方援救出狱之后，出于安全考虑，二十二岁的总理携手如花似月、笑语盈盈的张校花赴法国勤工俭学，却也因留恋爱情缓慢了工作，松懈了学业。
这时，此前曾在湖南提携过毛主席的蔡和森同学再次出手挽救共和国的命运。他严厉的批评周总理：“你不该沉湎于美色，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双眼应该一直盯在受压迫、被剥削的工人身上。”
一语惊醒梦中人，总理很快做出了与校花分手的决定。看是令人惋惜的一段姻缘，却经不住理性的剖析：校花张若名确实并不适合未来的总理，其一，地主兼官僚出身的若名革命到底的几率比较低，其二，良好的家境再加上天生丽质常被自命不凡或者其他什么公主气质所纠结。不难想象总理如果早年就被校花所束缚，可能最终顶多就是个学有所成的教授或者供房供车的中产阶级。
二十六岁的总理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并领导东征以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这是个广结人脉的好工作，因为作为蒋介石嫡系的国民党早期黄埔生，也都属于周恩来的学生，后来见面还都以“周主任”、“周老师”相称，并执弟子礼。
舒年发现一九二七年对于二十九岁总理也是生死抉择的紧要关头。南昌起义把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和周总理推向历史的潮头浪尖，总理利用黄埔军校积攒下来的人脉资源在二十九岁这一年向当时代表国民政府的执政党打响了民主革命第一枪。
南昌起义失败之后，总理在而立之年已经开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的实际工作。他成为党的白区工作的政策制定者、秘密保卫工作的创建者。
舒年从总理的“而立大传”中品出三点：第一，一个忠言直谏并敢于拍桌子的好朋友是人生中的最宝贵的财富；其次，校花是有毒的，“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最后，经营人生、经营国家其实就是经营一张人脉网，人脉网络有多广，成功就会有多大。
两位革命家的经历让舒年受益匪浅，现在他又想起自己仰慕多年的两位商界偶像——李嘉诚和索罗斯。舒年曾无数次的梦见自己成为“吃尽苦中苦，终成人上人”的李嘉诚或者“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索罗斯。虽然现在暂时还不能对这两位富可敌国的大佬们“盖棺论定”，但舒年还是非常好奇他们三十岁做过什么以及正在做着什么。
舒年慢慢梳理李嘉诚的“而立大传”。李嘉诚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小学校长。舒年不知道当时有没有七岁或八岁入学的死规定，不过即使有，校长父亲当然可以轻松搞定，所以李嘉诚四岁就得以开始读小学。日本入侵后，李嘉诚随家人逃往香港，在那里开始读中学。
当然，彼时的香港绝非此时的香港。当时的香港既没有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没有儿童保护法。所以父亲病世后，十五岁的李嘉诚就被迫辍学，成为一名玩具制造公司的销售员。在前五年的打工生涯中，李嘉诚勤奋好学，精明能干，二十岁便荣升玩具厂的CEO。李嘉诚在五年普通职员以及两年CEO共七年的工作中，总共积攒了七千美元，按照当时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二十万元人民币。假设老一辈的储蓄率是70%，那么李嘉诚打工时的平均月薪就相当于现在的“两万人民币”。
舒年打心眼儿佩服李嘉诚二十二岁就已经从毛头小子穷光蛋打拼成“白骨精”。然而，李嘉诚并没有供房供车，也没有娶妻生子，而是在二十二岁这一年放弃月薪“两万”的工作，用“一百二十万”积蓄自主创业，开办长江塑胶厂。
三十岁对于李嘉诚同样也是至关重要。以实业创业者身份闯荡八年之后，就在即将踏入而立之年之际，李嘉诚在北角购入了一幅地皮，并兴建了一幢十二层高层大厦，借此成功转型为“万恶的”、令人嫉妒的房地产开发商。后来，他又斥资收购大量的廉价地皮和楼宇，并很快成为当局政府以外最大的地产所有者。
舒年又感慨李嘉诚是典型的低学历、高能力的人才，而且并没有满足于“月薪两万”的安乐窝，而是敢于孤注一掷的自主创业。试想，如果李嘉诚选择供房供车，估计也就只会成为平日里“陆家嘴”挤地铁、朝九晚五的中产人士之一。
舒年又把目标转到另一位“金融巨鳄”乔治·索罗斯。舒年发现索罗斯的成长历程在物质生活方面要远优于李嘉诚。索罗斯出身富裕家庭，童年即熏陶于律师父亲的坚毅、精明。
二战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索罗斯躲避战乱的经历与李嘉诚有几分类似。但在舒年看来李嘉诚只是像大多数中国儿童一样在成年之前承担了家庭事务，而索罗斯则受益于西方的成长和教育模式，并且正如他后来所说，索罗斯在颠沛流离中领悟到投资的两大金科玉律：不要害怕冒险以及决定冒险时不要押上全部家当。
十九岁的索罗斯到世界名校——伦敦经济学院进修，虽中途险些因贫困而辍学，但最终还是坚持完成学业。但舒年发现如同当今中国近几届毕业生，索罗斯也面临着严重的就业挑战。最后，索罗斯只找到一份在北英格兰的海滨胜地销售手提袋的工作，这无异于“211”工程高校的商学院高材生跑到深圳菜市场卖猪肉。
随着逐渐深入了解，舒年觉得对于当代青年索罗斯太有参考价值了。这次经历让索罗斯感受到生活的艰辛和谋生的不易，他逐渐从以前那些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白日梦中清醒过来，并检讨自己刚毕业时眼高手低的毛病。索罗斯认认真真地给伦敦所有的投资银行发求职信，并最终获得一个黄金股票套汇交易员培训生的职位。索罗斯不仅有了一份糊口的工作，而且从此揭开金融从业生涯的序幕。
然而，索罗斯在自此之后的几个工作岗位上并没有创造惊人的业绩。但他给自己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金融市场的从业经验。索罗斯觉得伦敦金融市场毕竟规模有限，通过熟人的引见，他跑到华尔街做套利交易员，从事欧洲证券的分析。但由于他所在的部门并非公司的主要利润点，所以很少有人对他的建议感兴趣。
直到一九五九年，二十九岁的索罗斯转投经营海外业务的Wertheim＆Co．公司，成为华尔街上少数几家经营海外业务的美国公司中的少数几个在纽约和伦敦之间进行套利交易的交易员之一。通过调查，刚踏入而立之年的索罗斯发现，由于安联公司的股票和不动产业务上涨，其股票售价与资产价值相比大打折抠，于是他建议人们购买安联公司的股票。一些投资机构购买了大量的安联公司的股份，但还有相当多的金融大佬们对索罗斯的推荐置若妄问。结果，当然是索罗斯对了，安联股票的价值翻了三倍，索罗斯名声大振。
舒年不由得敬佩索罗斯，敬佩的不单单是索罗斯的金融天才，更重要的是索罗斯明智的人生职业战略选择。刚毕业即失业之后，他及时检讨自己，不抛弃不放弃的光撒网求职，杜绝眼高手低，从最基础的小分析师开始做起。在激烈的竞争中，注重自己职业的差异化，使自己成为某一个细分的、冷门的业务的专家，并敢于挑战权威。
舒年总结毛主席、周总理、李嘉诚和索罗斯的“而立轨迹”。有些不尽相同：毛主席是在大城市拼搏未果之后知难而退，并成功在家乡崛起；周总理受益于日本、法国两次出国经历，不仅开拓视野，还结交了当时世界上最活跃、最有希望的各国未来领导人；李嘉诚吃苦耐劳，白手起家；索罗斯善于自我批评，及时调整职业发展路径，搞差异化竞争。
舒年又发现这四位前辈的共同点。毛主席长于文笔，周总理喜好与人打交道，李嘉诚敏于商机，索罗斯则强在套利交易，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发迹于自己的爱好和强项。其中周总理和李嘉诚幸运的从一开始便投身到能够施展自己才华的业务当中，而毛主席和索罗斯也没有让自己非兴趣就业的不幸延续太久。所以，“爱一行，干一行”的老话亘古不变。
当然，即使入错了行，也不必气馁，更不要被“干一行，爱一行”的妖言所蛊惑，要敢于尝试，要敢于激发和迎合自己的兴趣。尽可以时刻的勉励自己：毛主席一边当校长，一边做兼职编辑；索罗斯投资之前还卖过手提袋呢。
第二个共同点就是勇于抛弃小康即足的“小农意识”，敢于追求更高层次的人生追求，而这个转捩点往往就在而立之年。试想而立之年的毛泽东若安于小康的话，顶多当选湖南杰出文学青年和最佳教育工作者，哪里还会有领导人民翻身作主的一代伟人；而立之年的周恩来若安于小康的话，顶多干到黄埔军校主管政治的副校长，然后整天盼着蒋正校长先逝于己，哪里还会有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第一总理。倒是如果李嘉诚没有在而立之年嗅觉灵敏的转型房地产开发商，香港其他市民“三十而立”的代价或许会降低很多；如果索罗斯没有在而立之年因成功荐股而一炮打红，如今英国和东南亚人民的生活或许会更舒适一些。
“时代不可复制，经历不可复制；心态可以复制，积累可以复制。”舒年这样想着。
生长于关外小城，从小迷恋黑土地的厚重和鹅毛白雪的随意。后因求学来到上海，并谋生活在这灯红酒绿、熙熙攘攘的花花世界。上海石库门的精致与茵茵细雨的柔懦不时碰撞于东北性情中固有的厚重和随意，期待能够早日融会贯通。
闯荡金融行业，眼下从事股权投资。梦想长出一双慧眼，透过纷纷扰扰看个清清楚楚。时有感而发、适情而作，虽不奢望能发人深省、沁人心脾，务求必不唧唧歪歪、无病呻吟。
第六节：而立
2而立大传
晚上，舒年回到家，觉得疲惫不堪，便早早的爬上床。躺在床上，舒年眼前再次浮现出小三的身影，在LA BOITE A PIZZA的法国长条椅上，在MASALA ART的印度皮沙发上，在CARBLE点心店的玻璃桌上，在诺雅酒吧的吧台上。
舒年突然想起“诺雅”正是在梦里挽着小三胳膊的外国女人的名字，一种很想再去诺雅酒吧看看的冲动在舒年心中猝然而生。舒年打电话给高平，高平刚从客运站送柯晶回来，正准备赶去跟电信公司的老总喝酒谈合作，说第二天晚上陪舒年去哪都成。于是，舒年打电话给航空公司，把机票再往后推迟一天。
经过这么一折腾，舒年更加难以入眠。舒年想起Ruby，不知道小三临行前是不是也会想到Ruby，或许他已经跟Ruby联系过。舒年想如果Ruby在小三身边的话，或许小三不会钻这个牛角尖儿。舒年断定小三的这次钻牛角尖儿的行为属于典型的利己型自杀。舒年后悔自己后来再没有拉小三去“扫街”，帮助彼此减压，现在永远也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
舒年不由得感慨小三这个年轻生命消逝的猝然，感慨小三就这样无声无息的猝然消逝在而立之年的大门口。舒年想到自己和小三一样，都已经站在而立之年的大门前，他们就像好奇的孩子站在门口向里边张望。这突然激起舒年的猎奇心，他想看看那些伟人们、偶像们在三十岁的时候都在做什么，他想知道这些人在三十岁之前已经作过了什么，而在三十岁的当口他们又将如何面对自己即将展开的人生。
于是，舒年披上睡衣，隔着枕头靠在床头，点上一支中华，然后插在床头烟缸的豁口。他打开笔记本，上网探寻那些伟人和偶像们的而立之年。
首先，舒年想到了中国的革命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他慢慢梳理出两位伟人在而立之年前后的事迹。
毛主席在二十六岁的时候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毕业并获得“本科”文凭。和当今的形势一样，出国留学也是当时高校毕业生的几条不错的出路之一。可能也有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打算，毛主席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跑到首都北京碰运气。
也许当时缺少新东方这样的留学服务机构的帮助，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主席最终并没有把自己淹没在千万出国大军之中，而是在这个非生源地、非就读高校所在地通过恩师杨昌济的帮忙，进入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做在编的图书管理员。不知道金庸先生是不是受了这个启发，“藏书阁”的“扫地僧”往往就是最后的大佬。
不久之后，二十六岁毛主席选择了返乡务工。他并没有好高骛远，而是从起步比较低的长沙修业小学副科老师做起，教历史。同时，主席并没有因为入行初期的低级的工作岗位而放弃自己原本的兴趣和理想，因为在这里蕴藏着他展露才华的机会。主席利用业余时间参与创立了湖南学联，并一手操办名噪一时的学联机关刊物《湘江评论》。凭借与本身从事的教师职业相关度不大的文才、见识和在自办刊物期间表现出来的执行能力，主席顺理成章的受聘成为长沙《大公报》的撰稿人。但在此前一个月，主席痛失母爱，因此从年龄上看，主席要比小勤悲惨。
也许是在北京尝到了大城市的滋味，主席二十七岁再次远赴当时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上海。可是，点子背到家的主席还没踏上前往上海的列车就被可恶的小偷光顾，幸好在车站遇到熟人，才在朋友资助下继续独闯上海滩的壮举。可是上海的高房价和离谱的消费水平压得主席喘不过气来，他和今天沪上的许多年轻人一样痛苦的“蜗居”，甚至还做过洗衣店的临时工。
闯荡大城市碰壁后，主席并没有死赖在这里，“大丈夫能曲能伸”，他知难而退的再次调整个人发展战略——第二次回乡务工。主席的英明之处就在于敏锐的发现二、三线城市暗流涌动的文化市场。他利用从上海带回来的连锁经营的理念，在湖南开出七家书店，当时的畅销书是《新青年》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系列。
主席经过商场的磨砺，社会经验更加丰富，他邀请姿态开明的湖南新督军谭延闿帮他题写新店牌匾，甚至邀请谭督军作为开业仪式的演讲嘉宾。二十八岁的主席已经成为湖南当地文化圈、商业圈的双料杰出青年。锦上添花的是，主席还受聘出任母校湖南一师附小的校长，放到现在也相当于市局级干部了。
然而，主席并非凡人，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先富起来”是理所应当，而是勇于放弃稳定富裕的生活去追求广大劳苦百姓的“共同富裕”。二十九岁这一年可以说是毛主席人生的分水岭：就在这一年的七月，他去上海参加了“中共一大”。主席从此开始了不再稳定和富裕、最终导致恋人杨开慧残遭迫害的革命生涯。
在接下来的而立之年，主席组织领导了粤汉铁路、安源路矿、长沙泥木等一系列罢工运动，将湖南工人运动迅速推向高潮。
舒年越来越兴奋，主席两次返乡寻发展、始终坚持真性情，这对于舒年是珍贵的启示。主席极具代表性的“而立大传”着实给舒年上了一堂生动的人生奋斗课。但是舒年感觉意犹未尽，又点燃一支中华，转而开始梳理周总理的“而立大传”。
总理十八岁东渡日本求学，两年后得知南开学校设大学部，便返回天津，考入南开大学读文科。二十一岁的总理是天津五四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之一。他在政府当局三令五申之下，仍高举“抵制日货”的大旗，最终被反动政府逮捕下狱。
被同时逮捕的还有总理热恋着的校花张若名。经多方援救出狱之后，出于安全考虑，二十二岁的总理携手如花似月、笑语盈盈的张校花赴法国勤工俭学，却也因留恋爱情缓慢了工作，松懈了学业。
这时，此前曾在湖南提携过毛主席的蔡和森同学再次出手挽救共和国的命运。他严厉的批评周总理：“你不该沉湎于美色，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双眼应该一直盯在受压迫、被剥削的工人身上。”
一语惊醒梦中人，总理很快做出了与校花分手的决定。看是令人惋惜的一段姻缘，却经不住理性的剖析：校花张若名确实并不适合未来的总理，其一，地主兼官僚出身的若名革命到底的几率比较低，其二，良好的家境再加上天生丽质常被自命不凡或者其他什么公主气质所纠结。不难想象总理如果早年就被校花所束缚，可能最终顶多就是个学有所成的教授或者供房供车的中产阶级。
二十六岁的总理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并领导东征以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这是个广结人脉的好工作，因为作为蒋介石嫡系的国民党早期黄埔生，也都属于周恩来的学生，后来见面还都以“周主任”、“周老师”相称，并执弟子礼。
舒年发现一九二七年对于二十九岁总理也是生死抉择的紧要关头。南昌起义把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和周总理推向历史的潮头浪尖，总理利用黄埔军校积攒下来的人脉资源在二十九岁这一年向当时代表国民政府的执政党打响了民主革命第一枪。
南昌起义失败之后，总理在而立之年已经开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的实际工作。他成为党的白区工作的政策制定者、秘密保卫工作的创建者。
舒年从总理的“而立大传”中品出三点：第一，一个忠言直谏并敢于拍桌子的好朋友是人生中的最宝贵的财富；其次，校花是有毒的，“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最后，经营人生、经营国家其实就是经营一张人脉网，人脉网络有多广，成功就会有多大。
两位革命家的经历让舒年受益匪浅，现在他又想起自己仰慕多年的两位商界偶像——李嘉诚和索罗斯。舒年曾无数次的梦见自己成为“吃尽苦中苦，终成人上人”的李嘉诚或者“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索罗斯。虽然现在暂时还不能对这两位富可敌国的大佬们“盖棺论定”，但舒年还是非常好奇他们三十岁做过什么以及正在做着什么。
舒年慢慢梳理李嘉诚的“而立大传”。李嘉诚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小学校长。舒年不知道当时有没有七岁或八岁入学的死规定，不过即使有，校长父亲当然可以轻松搞定，所以李嘉诚四岁就得以开始读小学。日本入侵后，李嘉诚随家人逃往香港，在那里开始读中学。
当然，彼时的香港绝非此时的香港。当时的香港既没有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没有儿童保护法。所以父亲病世后，十五岁的李嘉诚就被迫辍学，成为一名玩具制造公司的销售员。在前五年的打工生涯中，李嘉诚勤奋好学，精明能干，二十岁便荣升玩具厂的CEO。李嘉诚在五年普通职员以及两年CEO共七年的工作中，总共积攒了七千美元，按照当时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二十万元人民币。假设老一辈的储蓄率是70%，那么李嘉诚打工时的平均月薪就相当于现在的“两万人民币”。
舒年打心眼儿佩服李嘉诚二十二岁就已经从毛头小子穷光蛋打拼成“白骨精”。然而，李嘉诚并没有供房供车，也没有娶妻生子，而是在二十二岁这一年放弃月薪“两万”的工作，用“一百二十万”积蓄自主创业，开办长江塑胶厂。
三十岁对于李嘉诚同样也是至关重要。以实业创业者身份闯荡八年之后，就在即将踏入而立之年之际，李嘉诚在北角购入了一幅地皮，并兴建了一幢十二层高层大厦，借此成功转型为“万恶的”、令人嫉妒的房地产开发商。后来，他又斥资收购大量的廉价地皮和楼宇，并很快成为当局政府以外最大的地产所有者。
舒年又感慨李嘉诚是典型的低学历、高能力的人才，而且并没有满足于“月薪两万”的安乐窝，而是敢于孤注一掷的自主创业。试想，如果李嘉诚选择供房供车，估计也就只会成为平日里“陆家嘴”挤地铁、朝九晚五的中产人士之一。
舒年又把目标转到另一位“金融巨鳄”乔治·索罗斯。舒年发现索罗斯的成长历程在物质生活方面要远优于李嘉诚。索罗斯出身富裕家庭，童年即熏陶于律师父亲的坚毅、精明。
二战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索罗斯躲避战乱的经历与李嘉诚有几分类似。但在舒年看来李嘉诚只是像大多数中国儿童一样在成年之前承担了家庭事务，而索罗斯则受益于西方的成长和教育模式，并且正如他后来所说，索罗斯在颠沛流离中领悟到投资的两大金科玉律：不要害怕冒险以及决定冒险时不要押上全部家当。
十九岁的索罗斯到世界名校——伦敦经济学院进修，虽中途险些因贫困而辍学，但最终还是坚持完成学业。但舒年发现如同当今中国近几届毕业生，索罗斯也面临着严重的就业挑战。最后，索罗斯只找到一份在北英格兰的海滨胜地销售手提袋的工作，这无异于“211”工程高校的商学院高材生跑到深圳菜市场卖猪肉。
随着逐渐深入了解，舒年觉得对于当代青年索罗斯太有参考价值了。这次经历让索罗斯感受到生活的艰辛和谋生的不易，他逐渐从以前那些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白日梦中清醒过来，并检讨自己刚毕业时眼高手低的毛病。索罗斯认认真真地给伦敦所有的投资银行发求职信，并最终获得一个黄金股票套汇交易员培训生的职位。索罗斯不仅有了一份糊口的工作，而且从此揭开金融从业生涯的序幕。
然而，索罗斯在自此之后的几个工作岗位上并没有创造惊人的业绩。但他给自己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金融市场的从业经验。索罗斯觉得伦敦金融市场毕竟规模有限，通过熟人的引见，他跑到华尔街做套利交易员，从事欧洲证券的分析。但由于他所在的部门并非公司的主要利润点，所以很少有人对他的建议感兴趣。
直到一九五九年，二十九岁的索罗斯转投经营海外业务的Wertheim＆Co．公司，成为华尔街上少数几家经营海外业务的美国公司中的少数几个在纽约和伦敦之间进行套利交易的交易员之一。通过调查，刚踏入而立之年的索罗斯发现，由于安联公司的股票和不动产业务上涨，其股票售价与资产价值相比大打折抠，于是他建议人们购买安联公司的股票。一些投资机构购买了大量的安联公司的股份，但还有相当多的金融大佬们对索罗斯的推荐置若妄问。结果，当然是索罗斯对了，安联股票的价值翻了三倍，索罗斯名声大振。
舒年不由得敬佩索罗斯，敬佩的不单单是索罗斯的金融天才，更重要的是索罗斯明智的人生职业战略选择。刚毕业即失业之后，他及时检讨自己，不抛弃不放弃的光撒网求职，杜绝眼高手低，从最基础的小分析师开始做起。在激烈的竞争中，注重自己职业的差异化，使自己成为某一个细分的、冷门的业务的专家，并敢于挑战权威。
舒年总结毛主席、周总理、李嘉诚和索罗斯的“而立轨迹”。有些不尽相同：毛主席是在大城市拼搏未果之后知难而退，并成功在家乡崛起；周总理受益于日本、法国两次出国经历，不仅开拓视野，还结交了当时世界上最活跃、最有希望的各国未来领导人；李嘉诚吃苦耐劳，白手起家；索罗斯善于自我批评，及时调整职业发展路径，搞差异化竞争。
舒年又发现这四位前辈的共同点。毛主席长于文笔，周总理喜好与人打交道，李嘉诚敏于商机，索罗斯则强在套利交易，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发迹于自己的爱好和强项。其中周总理和李嘉诚幸运的从一开始便投身到能够施展自己才华的业务当中，而毛主席和索罗斯也没有让自己非兴趣就业的不幸延续太久。所以，“爱一行，干一行”的老话亘古不变。
当然，即使入错了行，也不必气馁，更不要被“干一行，爱一行”的妖言所蛊惑，要敢于尝试，要敢于激发和迎合自己的兴趣。尽可以时刻的勉励自己：毛主席一边当校长，一边做兼职编辑；索罗斯投资之前还卖过手提袋呢。
第二个共同点就是勇于抛弃小康即足的“小农意识”，敢于追求更高层次的人生追求，而这个转捩点往往就在而立之年。试想而立之年的毛泽东若安于小康的话，顶多当选湖南杰出文学青年和最佳教育工作者，哪里还会有领导人民翻身作主的一代伟人；而立之年的周恩来若安于小康的话，顶多干到黄埔军校主管政治的副校长，然后整天盼着蒋正校长先逝于己，哪里还会有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第一总理。倒是如果李嘉诚没有在而立之年嗅觉灵敏的转型房地产开发商，香港其他市民“三十而立”的代价或许会降低很多；如果索罗斯没有在而立之年因成功荐股而一炮打红，如今英国和东南亚人民的生活或许会更舒适一些。
“时代不可复制，经历不可复制；心态可以复制，积累可以复制。”舒年这样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