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1955年解放军第一次授军衔时，有一位被授予中将的老者，是从虔诚的基督徒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他就是傅连暲。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从认识他起，不是直呼其名，而是亲切地叫他“傅医生”。傅连暲走上革命道路的传奇经历，正反映出共产党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就是这样一位毁家纾难、把一切献给革命、功勋卓著的红色医生，后来却遭到林彪的迫害含恨而死。
从基督徒到共产党人
傅连暲，字日新，1894年农历中秋节出生于福建长汀县城外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母因不堪当地土豪的欺压，流浪到汀州城，入了基督教。他一出生就受了洗礼。在汀州福音医院的内科医师英国人希布莱尔的接济下，他读完中学，考取了亚盛顿医科学校。
1918年，傅连暲经过严格的考试，成为汀州红十字会的主任医师。从1920年起，他又在医校任教并开办诊所。1925年“五卅运动”后，福音医院外籍医生撤走，傅连暲当了院长。同年底，他结识了在闽西建立党组织的邓子恢，开始倾向革命。国民党曾表示愿委之以少校医官处长，他没有答应。1929年红军到达汀州后，毛泽东等人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3年，傅连暲举家迁往红色之都瑞金。1934年10月，在其坚决要求下，他被批准带病参加长征。在漫漫的长征路上，他与其他的医务人员一起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利用仅有的极为简陋的设备和工具，为负伤的战友手术、包扎。由于长途跋涉、条件艰苦，红军官兵很容易患痢疾、疥疮、疟疾和腿部溃疡等病症。他利用多年积累的经验，提出预防方案，采取多种办法，缓解和祛除战友的疾苦，使许多人摆脱了病魔的威胁，终于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
到达陕北延安后，傅连暲担任中央总卫生处长兼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在那里，他与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成了好朋友。白求恩在延安只住了三个星期就要前往晋察冀边区，临行前得知傅患有严重的痔疮，于是主动为他做了手术。当社会上存在无法解脱的苦难时，确有许多人将宗教作为精神寄托。出身贫苦的傅连暲早年信奉基督，正是那时的环境所致。他行医后以慈悲为怀，不论什么党派、团体和军队上门，他都一视同仁。这种基督教的平等观，同充满压迫屠杀的社会残酷现实形成太大的反差，使他长期陷入苦闷。共产党人用革命解救劳苦大众的实际行动，给了傅连暲最深刻的教育，尤其是毛泽东曾耐心地对他讲解共产党和红军奋斗的宗旨，使他逐步认识到仅靠慈悲行医不能解救中国，因此跟随红军走上暴力推翻反动统治的道路，并经受了革命的血与火的重新洗礼。而白求恩的精神状态和事迹，直接促使傅连暲写下了入党申请书。1938年9月7日，由毛泽东、陈云介绍，傅连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由一个基督徒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当时，到延安访问的外国记者都感到好奇：一个信奉上帝的人，居然甘愿放弃优裕的生活参加红军。他的传奇经历在西方媒体上披露后，对外界了解中国革命起了很大作用。
1940年，傅连暲荣获朱总司令亲笔题写的“模范妇孺工作者”的称号。在他50岁生日时，中央在延安为他召开了祝寿会，《新华日报》还专门发了消息。1945年，中央军委成立总卫生部，傅连暲出任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担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军委总卫生部（后改为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和中华医学会会长等职务，他还当选为党的“八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
在红军中的功绩
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与国民党军在瑞金、会昌等地激战，傅连暲在汀州救治了300多名起义军伤员。傅连暲本人在回忆时，曾写过《南昌起义的伤员》一文，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八月中旬，听说起义部队正在南下，受到国民党钱大钧部队的追击。估计很快就要打仗，我想应该赶快作好接受伤员的准备来支援起义的革命军，就马上和汀州全城的医生们约好，有伤员来，就以福音医院为中心，成立合组医院。那时，我还在几个学校担任校医，就又约好了许多教员和学生来担任护理工作。
过了十多天，有个扎武装带的军官来找我，说是起义部队的副官。他一说明来意，我就说：“早已准备好了!”并带他在医院内外看了一遍，告诉他哪儿是手术室，哪儿安置伤员。那位军官听了，高兴得一个劲儿说好。
八月下旬，起义军和国民党的部队在江西的壬田市和会昌，先后打了两个大仗。起义军的三百多个伤员被送到汀州来。会昌离汀州有一百八十里山路，那年气候又特别热，许多伤员伤口都化脓了，必须赶快开刀。可是，能够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只有两个；我学的是内科，外科也懂得些，凑上去也才三个人。三个人要给三百个人动手术和进行其他治疗活动，真是紧张得气都透不过来。不过大家热情都很高，白天黑夜连着干，从没一个人说累。这时起义军已经开到汀州来了。在病房里也可以听到大街上整齐的步伐声、口号声和沸腾的欢呼声。我们一听到这声音，心中就像擂起鼓来，激动得很，谁都想到外边去，哪怕看一眼也好，可是，谁又不愿离开伤员一步。
恰值当地天花流行，对部队形成最严重的威胁。傅连暲马上提出建议，给战士们普遍接种牛痘。毛泽东、朱德不仅同意，还专程到福音医院当面道谢。考虑到环境的复杂，毛泽东要他保留教会医院的招牌。后来国民党占领汀州时，住在福音医院的几十名红军重伤员受此掩护得以幸免。
傅连暲与毛泽东的来往逐渐密切起来。在红色根据地受到包围和封锁的情况下，毛泽东拜托傅连暲化名“郑爱群”，在汀州订阅了上海《申报》、《新闻报》和广州《工商日报》、《超然报》，然后又通过地下交通线不断地把报纸送到瑞金给毛泽东阅读，为毛泽东及时掌握时局提供了参考资料。
后来，傅连暲索性把福音医院迁往瑞金，改为中央红色医院。因傅连暲不会骑马，中央特许他坐着轿子进了瑞金。当时，红军虽有几所医院，却很简陋，连显微镜都没有。在苏区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傅连暲用个人多年积蓄的4000多块银元，到白区购买了很多急需物资。
在红军时期，傅连暲堪称医务界的权威，从生死线上救回了许多著名的将领。陈赓在南昌起义时任营长，南下时腿部受枪伤，因流血过多，身体非常虚弱，伤腿肿得很粗，红而发亮，每次揭开他的被单，傅连暲的心便紧缩起来。傅连暲记得，替他治疗伤口时，他不但不叫一声痛，还满有兴致地和护理员说话，病房里总是充满了他朗朗的笑声。为了挽救这样一位年轻、勇敢、有才干的革命军官的一条伤腿，傅连暲采取了“保守疗法”的方针，每天用“由素”替他消毒，用夹板固定，同时把新鲜牛奶让给他喝，增强他的抵抗力，总之是想尽种种办法，避免截肢。在这样持久而谨慎的医疗护理下，陈赓同志的伤腿终于被保了下来。为了这份友情，陈赓直到1961年去世前夕，还叮嘱家人每年中秋节不要忘了给傅医生祝寿。
那时，起义军二十军三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正患重病，住在医院附近老古井旁边的一座楼上，傅连暲也经常去替他医治。徐特立烧得很厉害，加上年纪大了些，身体也显得虚弱。他病稍好以后，便常来找傅连暲谈话，而且很谈得来。当时徐特立已经50岁了，傅连暲才33岁。不久部队南下，一些伤员继续留在福音医院里医治，以后也陆续出院归队了。陈赓带着没有痊愈的伤腿，徐特立带着才退烧的身体，也走了。但他们乐观、坚定的笑容，清朗、有力的话语，给傅连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被敌机炸伤了腹部，红三军团政委蔡树藩和红十二军军长武中豪等在反“围剿”作战中负伤，都是经过傅连暲救治而痊愈的。毛泽东与贺子珍有了儿子毛毛，也是傅连暲亲自接生的。长征前夕，毛泽东在江西于都患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傅连暲骑着骡子从瑞金梅坑走了180多里到了于都，3天之内药到病除。病愈之后的毛泽东高兴地对工作人员说：“我们现代也有华佗，傅医生就是华佗。”他还特地叫警卫员煨了一只老母鸡送去，以示感谢。这次抢救成功，保证了毛泽东对长征的指挥与领导。
除了给中央首长、战士和苏区群众看病，傅连暲还给红色医务学校的学员讲课。他编了外科、内科、急救、处方、药物学、绷带学等6种讲义，发给学校和红军部队。因根据地医药保障非常困难，他就地取材，用中草药、民间验方防病治病。比如用大蒜治痢疾，用花椒水或茄子秧水洗脚治冻疮。红军长征时，途中药品用完后，他便利用基督徒的特殊身份，在沿途的教堂中找药，解了燃眉之急。长征过雪山时，部队普遍没有棉衣，他想出了用吃辣椒增加御寒力的方法，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
为林彪检查身体酿下祸根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毛泽东亲自找林彪谈话，希望他挂帅出征。林彪说他老出虚汗，四肢无力，头晕眼花，睡不好吃不好，拒绝出征。毛泽东对林彪的健康十分关心，指示时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暲组织第一流的专家组为林彪的健康状况会诊，还指派萧华代表中央负责这项工作。
毛泽东的这番好意，反倒使林彪夫妇慌作一团。因为想在这些专家面前蒙混过去，比登天还难。并且，林彪一直都在吸毒。除了装病不说，只就吸毒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也是个大问题。林彪夫妇一琢磨，觉得只有傅连暲能救他们，但林彪也知道傅连暲不讲情面，于是决定“死马当活马医”。第二天，叶群登门拜访，求他帮个忙。他回绝了叶群的无理要求：“我自己不好写这样的证明。这次给林总检查身体，是主席的指示。等会诊之后再写诊断报告吧。”
经过检查，并没发现什么要害的病症。如何写检查结果报告，傅连暲十分为难。他思忖再三，终于打定主意，对毛主席和党中央负责，实话实说。根据各位专家检查的结果，傅连暲写出一份科学的检查报告，直接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一看报告，心里完全清楚了。他沉思良久，决定通过傅连暲之口，把自己的意见暗示给林彪。为了林彪的健康、威信和前途，也为了党的事业，毛泽东随即书写了一首曹操的诗《龟虽寿》送给林彪：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毛泽东书此诗相送，提醒林彪戒毒，不要长期称病、小病大养，不能不说是对林这种行为的规劝和含蓄的批评。
林彪看了信，气得不行，对叶群说：“傅连暲在背后捅了我的刀子。他在主席面前告我的状了。”
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
1959年彭德怀罢官后，林彪篡夺了军权，于是开始向傅连暲下手，叶群更是跃跃欲试，恨不得立即将他置于死地。他们把亲信、总后勤部的邱会作叫到家里密谋，想先把傅连暲赶出北京，送到福建老家“休养”，然后再慢慢收拾。由于傅连暲一直负责中央领导的医疗保健工作，邱会作不敢贸然下手，也找不到把他赶出北京的理由，只好暂时作罢。
1966年6月，总后大院贴出第一批大字报，其中就有批傅连暲的。主要内容是批他写的两本书《养生之道》和《在毛主席教导下》，说他在书中宣扬活命哲学，吹捧自己。第二天，大院里全部换成批傅连暲的大字报，这当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预谋。大字报把傅连暲奉毛主席之命为林彪检查身体说成是反对林彪，对林彪的诬陷，等等。过了几天，“造反派”就在大院里批斗傅连暲，还给他戴上高帽子游院示众。在批斗中，傅连暲的“罪名”上升为“三反分子”。
8月28日，傅连暲给毛主席写信求救。9月3日，毛泽东作了批示：“送陶铸同志酌处。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陶铸接到信和批示后，立即通知总政治部负责人，要他们按毛主席的批示，对傅连暲加以保护。林彪一伙对毛泽东的批示根本不予理会，更不买陶铸的账。“没有大罪”，总是还有罪吧，既然是“似应”，就不是肯定的，可以保护，也可以不保护。
9月5日，中华医学会的“造反派”在邱会作的支持下揪斗傅连暲。70多岁的老人，脑袋被打得鲜血直流，肋骨打断好几根。
1966年11月，总后秘密成立“傅连暲专案组”，编写傅连暲的罪行材料，罗织了六大问题，100多条罪状，还拟了《关于批判傅连暲三反言行的报告》，送交中央军委。
傅连暲仍寄希望于毛泽东。12月12日，他又一次给毛泽东写信。12月18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前后送来各件都看到了。政治安排问题，很多人同样。现在还谈不到，等将来再说。”批完后又加一段：“对自己的一生要有分析，不要只见优点，不见缺点。”两次批示，傅连暲都不知道。
1968年1月，康生炮制了安子文设特务电台的罪状，把傅连暲也牵连进去，说他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健康情况报送安子文，由安子文通过电台发给香港特务组织。于是，傅连暲又被扣上“特嫌”帽子。3月13日，江青听取8个专案组的汇报，谈到傅连暲的特嫌问题时，她勃然大怒：“傅连暲这个家伙竟敢把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向外扩散，应该把他抓起来。”14日凌晨，总后的一群“造反派”到香山新村砸傅连暲的门，傅连暲被关进秦城监狱，囚衣号为6847。
3月29日上午8时，看守打开牢门，只见傅连暲躺在水泥地上，身体已冰凉僵硬了。手腕上还戴着手铐，血迹斑斑。
1975年5月17日，毛泽东批示：“傅已入土，呜呼哀哉”，“应予以昭雪”。随后，解放军总后勤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安灵仪式。
从基督徒到共产党人
傅连暲，字日新，1894年农历中秋节出生于福建长汀县城外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母因不堪当地土豪的欺压，流浪到汀州城，入了基督教。他一出生就受了洗礼。在汀州福音医院的内科医师英国人希布莱尔的接济下，他读完中学，考取了亚盛顿医科学校。
1918年，傅连暲经过严格的考试，成为汀州红十字会的主任医师。从1920年起，他又在医校任教并开办诊所。1925年“五卅运动”后，福音医院外籍医生撤走，傅连暲当了院长。同年底，他结识了在闽西建立党组织的邓子恢，开始倾向革命。国民党曾表示愿委之以少校医官处长，他没有答应。1929年红军到达汀州后，毛泽东等人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3年，傅连暲举家迁往红色之都瑞金。1934年10月，在其坚决要求下，他被批准带病参加长征。在漫漫的长征路上，他与其他的医务人员一起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利用仅有的极为简陋的设备和工具，为负伤的战友手术、包扎。由于长途跋涉、条件艰苦，红军官兵很容易患痢疾、疥疮、疟疾和腿部溃疡等病症。他利用多年积累的经验，提出预防方案，采取多种办法，缓解和祛除战友的疾苦，使许多人摆脱了病魔的威胁，终于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
到达陕北延安后，傅连暲担任中央总卫生处长兼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在那里，他与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成了好朋友。白求恩在延安只住了三个星期就要前往晋察冀边区，临行前得知傅患有严重的痔疮，于是主动为他做了手术。当社会上存在无法解脱的苦难时，确有许多人将宗教作为精神寄托。出身贫苦的傅连暲早年信奉基督，正是那时的环境所致。他行医后以慈悲为怀，不论什么党派、团体和军队上门，他都一视同仁。这种基督教的平等观，同充满压迫屠杀的社会残酷现实形成太大的反差，使他长期陷入苦闷。共产党人用革命解救劳苦大众的实际行动，给了傅连暲最深刻的教育，尤其是毛泽东曾耐心地对他讲解共产党和红军奋斗的宗旨，使他逐步认识到仅靠慈悲行医不能解救中国，因此跟随红军走上暴力推翻反动统治的道路，并经受了革命的血与火的重新洗礼。而白求恩的精神状态和事迹，直接促使傅连暲写下了入党申请书。1938年9月7日，由毛泽东、陈云介绍，傅连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由一个基督徒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当时，到延安访问的外国记者都感到好奇：一个信奉上帝的人，居然甘愿放弃优裕的生活参加红军。他的传奇经历在西方媒体上披露后，对外界了解中国革命起了很大作用。
1940年，傅连暲荣获朱总司令亲笔题写的“模范妇孺工作者”的称号。在他50岁生日时，中央在延安为他召开了祝寿会，《新华日报》还专门发了消息。1945年，中央军委成立总卫生部，傅连暲出任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担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军委总卫生部（后改为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和中华医学会会长等职务，他还当选为党的“八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
在红军中的功绩
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与国民党军在瑞金、会昌等地激战，傅连暲在汀州救治了300多名起义军伤员。傅连暲本人在回忆时，曾写过《南昌起义的伤员》一文，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八月中旬，听说起义部队正在南下，受到国民党钱大钧部队的追击。估计很快就要打仗，我想应该赶快作好接受伤员的准备来支援起义的革命军，就马上和汀州全城的医生们约好，有伤员来，就以福音医院为中心，成立合组医院。那时，我还在几个学校担任校医，就又约好了许多教员和学生来担任护理工作。
过了十多天，有个扎武装带的军官来找我，说是起义部队的副官。他一说明来意，我就说：“早已准备好了!”并带他在医院内外看了一遍，告诉他哪儿是手术室，哪儿安置伤员。那位军官听了，高兴得一个劲儿说好。
八月下旬，起义军和国民党的部队在江西的壬田市和会昌，先后打了两个大仗。起义军的三百多个伤员被送到汀州来。会昌离汀州有一百八十里山路，那年气候又特别热，许多伤员伤口都化脓了，必须赶快开刀。可是，能够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只有两个；我学的是内科，外科也懂得些，凑上去也才三个人。三个人要给三百个人动手术和进行其他治疗活动，真是紧张得气都透不过来。不过大家热情都很高，白天黑夜连着干，从没一个人说累。这时起义军已经开到汀州来了。在病房里也可以听到大街上整齐的步伐声、口号声和沸腾的欢呼声。我们一听到这声音，心中就像擂起鼓来，激动得很，谁都想到外边去，哪怕看一眼也好，可是，谁又不愿离开伤员一步。
恰值当地天花流行，对部队形成最严重的威胁。傅连暲马上提出建议，给战士们普遍接种牛痘。毛泽东、朱德不仅同意，还专程到福音医院当面道谢。考虑到环境的复杂，毛泽东要他保留教会医院的招牌。后来国民党占领汀州时，住在福音医院的几十名红军重伤员受此掩护得以幸免。
傅连暲与毛泽东的来往逐渐密切起来。在红色根据地受到包围和封锁的情况下，毛泽东拜托傅连暲化名“郑爱群”，在汀州订阅了上海《申报》、《新闻报》和广州《工商日报》、《超然报》，然后又通过地下交通线不断地把报纸送到瑞金给毛泽东阅读，为毛泽东及时掌握时局提供了参考资料。
后来，傅连暲索性把福音医院迁往瑞金，改为中央红色医院。因傅连暲不会骑马，中央特许他坐着轿子进了瑞金。当时，红军虽有几所医院，却很简陋，连显微镜都没有。在苏区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傅连暲用个人多年积蓄的4000多块银元，到白区购买了很多急需物资。
在红军时期，傅连暲堪称医务界的权威，从生死线上救回了许多著名的将领。陈赓在南昌起义时任营长，南下时腿部受枪伤，因流血过多，身体非常虚弱，伤腿肿得很粗，红而发亮，每次揭开他的被单，傅连暲的心便紧缩起来。傅连暲记得，替他治疗伤口时，他不但不叫一声痛，还满有兴致地和护理员说话，病房里总是充满了他朗朗的笑声。为了挽救这样一位年轻、勇敢、有才干的革命军官的一条伤腿，傅连暲采取了“保守疗法”的方针，每天用“由素”替他消毒，用夹板固定，同时把新鲜牛奶让给他喝，增强他的抵抗力，总之是想尽种种办法，避免截肢。在这样持久而谨慎的医疗护理下，陈赓同志的伤腿终于被保了下来。为了这份友情，陈赓直到1961年去世前夕，还叮嘱家人每年中秋节不要忘了给傅医生祝寿。
那时，起义军二十军三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正患重病，住在医院附近老古井旁边的一座楼上，傅连暲也经常去替他医治。徐特立烧得很厉害，加上年纪大了些，身体也显得虚弱。他病稍好以后，便常来找傅连暲谈话，而且很谈得来。当时徐特立已经50岁了，傅连暲才33岁。不久部队南下，一些伤员继续留在福音医院里医治，以后也陆续出院归队了。陈赓带着没有痊愈的伤腿，徐特立带着才退烧的身体，也走了。但他们乐观、坚定的笑容，清朗、有力的话语，给傅连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被敌机炸伤了腹部，红三军团政委蔡树藩和红十二军军长武中豪等在反“围剿”作战中负伤，都是经过傅连暲救治而痊愈的。毛泽东与贺子珍有了儿子毛毛，也是傅连暲亲自接生的。长征前夕，毛泽东在江西于都患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傅连暲骑着骡子从瑞金梅坑走了180多里到了于都，3天之内药到病除。病愈之后的毛泽东高兴地对工作人员说：“我们现代也有华佗，傅医生就是华佗。”他还特地叫警卫员煨了一只老母鸡送去，以示感谢。这次抢救成功，保证了毛泽东对长征的指挥与领导。
除了给中央首长、战士和苏区群众看病，傅连暲还给红色医务学校的学员讲课。他编了外科、内科、急救、处方、药物学、绷带学等6种讲义，发给学校和红军部队。因根据地医药保障非常困难，他就地取材，用中草药、民间验方防病治病。比如用大蒜治痢疾，用花椒水或茄子秧水洗脚治冻疮。红军长征时，途中药品用完后，他便利用基督徒的特殊身份，在沿途的教堂中找药，解了燃眉之急。长征过雪山时，部队普遍没有棉衣，他想出了用吃辣椒增加御寒力的方法，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
为林彪检查身体酿下祸根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毛泽东亲自找林彪谈话，希望他挂帅出征。林彪说他老出虚汗，四肢无力，头晕眼花，睡不好吃不好，拒绝出征。毛泽东对林彪的健康十分关心，指示时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暲组织第一流的专家组为林彪的健康状况会诊，还指派萧华代表中央负责这项工作。
毛泽东的这番好意，反倒使林彪夫妇慌作一团。因为想在这些专家面前蒙混过去，比登天还难。并且，林彪一直都在吸毒。除了装病不说，只就吸毒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也是个大问题。林彪夫妇一琢磨，觉得只有傅连暲能救他们，但林彪也知道傅连暲不讲情面，于是决定“死马当活马医”。第二天，叶群登门拜访，求他帮个忙。他回绝了叶群的无理要求：“我自己不好写这样的证明。这次给林总检查身体，是主席的指示。等会诊之后再写诊断报告吧。”
经过检查，并没发现什么要害的病症。如何写检查结果报告，傅连暲十分为难。他思忖再三，终于打定主意，对毛主席和党中央负责，实话实说。根据各位专家检查的结果，傅连暲写出一份科学的检查报告，直接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一看报告，心里完全清楚了。他沉思良久，决定通过傅连暲之口，把自己的意见暗示给林彪。为了林彪的健康、威信和前途，也为了党的事业，毛泽东随即书写了一首曹操的诗《龟虽寿》送给林彪：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毛泽东书此诗相送，提醒林彪戒毒，不要长期称病、小病大养，不能不说是对林这种行为的规劝和含蓄的批评。
林彪看了信，气得不行，对叶群说：“傅连暲在背后捅了我的刀子。他在主席面前告我的状了。”
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
1959年彭德怀罢官后，林彪篡夺了军权，于是开始向傅连暲下手，叶群更是跃跃欲试，恨不得立即将他置于死地。他们把亲信、总后勤部的邱会作叫到家里密谋，想先把傅连暲赶出北京，送到福建老家“休养”，然后再慢慢收拾。由于傅连暲一直负责中央领导的医疗保健工作，邱会作不敢贸然下手，也找不到把他赶出北京的理由，只好暂时作罢。
1966年6月，总后大院贴出第一批大字报，其中就有批傅连暲的。主要内容是批他写的两本书《养生之道》和《在毛主席教导下》，说他在书中宣扬活命哲学，吹捧自己。第二天，大院里全部换成批傅连暲的大字报，这当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预谋。大字报把傅连暲奉毛主席之命为林彪检查身体说成是反对林彪，对林彪的诬陷，等等。过了几天，“造反派”就在大院里批斗傅连暲，还给他戴上高帽子游院示众。在批斗中，傅连暲的“罪名”上升为“三反分子”。
8月28日，傅连暲给毛主席写信求救。9月3日，毛泽东作了批示：“送陶铸同志酌处。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陶铸接到信和批示后，立即通知总政治部负责人，要他们按毛主席的批示，对傅连暲加以保护。林彪一伙对毛泽东的批示根本不予理会，更不买陶铸的账。“没有大罪”，总是还有罪吧，既然是“似应”，就不是肯定的，可以保护，也可以不保护。
9月5日，中华医学会的“造反派”在邱会作的支持下揪斗傅连暲。70多岁的老人，脑袋被打得鲜血直流，肋骨打断好几根。
1966年11月，总后秘密成立“傅连暲专案组”，编写傅连暲的罪行材料，罗织了六大问题，100多条罪状，还拟了《关于批判傅连暲三反言行的报告》，送交中央军委。
傅连暲仍寄希望于毛泽东。12月12日，他又一次给毛泽东写信。12月18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前后送来各件都看到了。政治安排问题，很多人同样。现在还谈不到，等将来再说。”批完后又加一段：“对自己的一生要有分析，不要只见优点，不见缺点。”两次批示，傅连暲都不知道。
1968年1月，康生炮制了安子文设特务电台的罪状，把傅连暲也牵连进去，说他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健康情况报送安子文，由安子文通过电台发给香港特务组织。于是，傅连暲又被扣上“特嫌”帽子。3月13日，江青听取8个专案组的汇报，谈到傅连暲的特嫌问题时，她勃然大怒：“傅连暲这个家伙竟敢把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向外扩散，应该把他抓起来。”14日凌晨，总后的一群“造反派”到香山新村砸傅连暲的门，傅连暲被关进秦城监狱，囚衣号为6847。
3月29日上午8时，看守打开牢门，只见傅连暲躺在水泥地上，身体已冰凉僵硬了。手腕上还戴着手铐，血迹斑斑。
1975年5月17日，毛泽东批示：“傅已入土，呜呼哀哉”，“应予以昭雪”。随后，解放军总后勤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安灵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