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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的哲学观念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哲学观念之一,它既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进、变化,又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同时,绘画艺术又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艺术门类,它在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的滋养,特别是阴阳五行哲学观念的影响下,闪烁着迷人光辉,焕发着无穷魅力。
《易经》不仅与绘画之间存在着关联,而且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古代,最能够指导国人实践的书就是经书,如同人们织布的时候,先有经线,再有纬线。经书是指导人们实践或者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书。当然,这里的实践并不仅仅是人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实践,而是一种能够升华到精神领域的实践。
“众经之首”为《易经》,这是所有研究易学的人都认可的观点。《易经》是大中华文化思想的核心,它与整个大中华文化体系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有密切的联系,其中有直接的联系,也有间接的联系。但总而言之,只要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管是哪种门类,追根溯源,都会来自于《易经》。同时,在对经书的运用过程中,也在考验着每一个人的悟性。
静以致远 功到自然
李燕用自己多年以来对于《易经》的实践研究与经验得出结论;绘画就是其中的一个门类。按照中国传统的意识来讲,应该叫做“书画”。放眼全世界,只有中国有“书画”的概念,这主要是由于,在绘画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之后,画者把绘画的过程美也展现给了世人,而西画只是展现了结果的美,直到它受到东方绘画的影响之后,才注意到绘画之中笔触和过程的重要性。比如印象派绘画中麦田的绘画手法,麦子即将成熟,人们收麦子时天气很热,大地仿佛都在燃烧,这里面用的笔触都是S型的笔触,人们通过画作就可以感觉到麦田、空气、大树等都在蒸腾的视觉效果。其实这样的画也不能算作唯美,它也是为表现自己的中心思想而作。尽管是无主题绘画,但是它也有一个中心,画者会把这种感受加强表现。这就不同于《蒙娜丽莎》那样的画作,整个画作没有一点笔触,因为那个时代的绘画没有意识到手段过程美的重要性。然而,在中国来说,在很久以前字画不分的时候,国人就已经在强调手段过程的美,比如甲骨文,本来文字只是一种实用的东西,是用来记录文明的工具,可是中华民族有一个特点,所有实用的东西都会被赋予审美的价值,甲骨上面的字都很美,而且很有章法,这就不仅体现了文字的使用价值,而且还体现了每个字的刀法美、笔法美(甲骨未刻的书丹)、问架美、行距美、布局美,这都让今天的人们感到了古典的美。这就说明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特点——爱美。
同样,在古代,中国的书画原本是同源的,分流之后,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绘画除去有着自身特有的审美功能与教育功能外,逐渐体现出黑白、阴阳的关系。就是在这一黑一白之间,其实已经包含了一切颜色,因为正是在这样的黑白变化之间可以启发人们,去回顾对生活中一切色彩的感受,已无需其他的颜色。而且,画者越来越需要把自己的情绪第一时间表现在画作之中,所以,就会用很快的速度用水墨的方法把情绪表现出来。于是,一种名叫禅宗画的新型水墨画开始出现。这正是人们从禅宗思想中得到的启发,而之所以禅的思想在印度只能作为一种思想却成不了宗,皆是由于印度的文化土壤远没有中国丰厚。当初,禅的思想传到中国,就立即与中国传统的道家哲学进行融合,这里面受到影响最大的就是《易经》。禅宗与《易经》的思想以及老庄的、儒家的思想自然融合,形成了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正是这种融合的思想产生了禅画。事实上,这种画并不是画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在整个过程中,核心的东西始终都离不开这些传统的哲学思想。易经这部书从它的产生到后来的基本成书,共用去一两千年的时间,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其实已经融合了很多我们祖先的优秀文化元素。其实,这些文化元素足够指导今天人们的很多想法与行为方式。然而,现实情况是,研究易学之人,大部分陷入到一种从文字到文字,从概念到概念的经院哲学习惯里,已经违背了学以致用的儒家学习原则,也违背了《易经》研究的基本要则,即东汉易学家魏伯阳所提倡的“论不虚生,引验见效”。绘画领域同样要明了此理,当绘画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就需要借助于抽象思维,要从“形而下”要到“形而上”,因为具象不可能完成抽象思维,只能是视觉经验的一种撮合。《易经》教世人明白:“形而下者为器,形而上者为道: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这里,《易经》中蕴含的哲理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可用的。中国传统的绘画在达到了一定高度以后就可以被称为文人画,已经属于文人才能干好的事情。所以时至今日,从一个人绘画构思的方法与过程来看,就能够反映出这个人是否深谙易经之道。
纵横恣意 笔下珠玑
正如李燕所言,李燕的绘画作品不仅秉承了中国传统文人画,而且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邃的易经哲学。然而,每幅作品的表现形式、艺术语言却都有自己独特的创新。李燕的作品均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其文化内涵使人深思,让人在历史的苍茫中体味到人生的空寂与悠远。
在李燕眼中,当能够有代表一个人最高水平作品的时候还是离不开《易经》思想的。中国画是中国文化所产生并指导的绘画,它的哲理部分肯定离不开《易经》,有些人虽然读不懂《易经》,但是也会受到其影响,这都是由于他周围的文化氛围所决定。很多时候,绘画是在画者一定的感情制动之下完成的,在一张白纸上拿起墨笔,白纸就是无极,当出现构思的时候就是太极,着第一笔的时候,太极生两翼,就出现了阴阳,变化就是两翼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经过这样的演变过程,结果仍可以达到观者在视觉上的一种平衡,它是变动中的平衡。
在一张画作中,只有几个墨点,却可以显得简而不空,这就说明这些墨点可以控制住白,这张画作就达到了一种阴阳关系的平衡。正是这种看似不平衡的平衡,其实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还有一种画作,墨的运用占据了绝大多数的面积,一张画作满得不能再满,以黑占据主导的画纸上却显得繁而不乱,实际上是剩下的白控制了黑,两者也同样达到了一种有机地融合,用佛语讲就是融通。李燕认为,画者心中如果不能达到融通,那么他的笔墨在作品中也不可能达到这种融合。没有这样的思想作为指导,再加上自身缺乏实现思想的诸多功力的人,是不可能真正画好中国画的。即使具备相当水平的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如果自己的精力不够集中,导致思想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来,也会产生另一种效果,或者说不可能产生这个人的代表作品。
艺于艺外 美于心中
在中国人的理解中,世界与生命是一体化的世界,如庄子所言,“通天下一气耳”,生命的灵气使人与自然沟通融合。在“合一”的天人关系中,自然是内在于人的存在,人是内在于自然的存在。《易经》的每卦符号都起源于 “——”“— —”组成的三迭,如“三”(乾),象征人在天地之间,李燕说这正是《易经》所说的”《易》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浸润在这种世界观中的中国人,不把自然看作无情的物质或陌生的荒野,以致粗暴地征伐、任意地掠夺和肆意地消耗。他们敬畏自然如同敬畏生命,以合作姿态分享造化的生资,以纯素之心倾听天籁的启示,把天地作为可观,可游、可居的广袤家园。
正是这种世界观促进了中国山水画的发展,而山水画的发展则增进了这种世界观的自觉。热爱家园生活的中国人,创造性地把握了山水画这种“游园”方式,并以可观、可游、可居的生活体验和理想相要求。
李燕对于从古至今中国人喜爱山水画的原因也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古人喜爱山水画的原因除去对大自然的喜爱以外,还受到了对所处年代政治环境的影响,很多人都感到官场险恶。对于一位把追求真美善作为理想的文化人来讲,宁可过着清贫的日子,住在大山之中,也不愿意参与官场的勾心斗角。所以,这类的文化人向往自然,他们隐居的目的,不是为了“隐”字本身,而是为了居;正所谓隐是手段,居是目的,儒典云“君子居《易》以俟命”。真正中国文化人的价值观念是天人合一,崇尚大自然,热爱大自然。正因为他们这种观念在画作中有所体现,所以越来越能得到更多对真美善有追求的观者的喜爱,所以古人认为好的山水画可观,可游、可居。
不过,进入到商品社会以后,这种喜爱往往异化成了对画作本身价值的关注,由于完成一幅山水画本身的时间相对较长,名家的产量也不高,同时,需求量又大,因此导致更多的人把山水画作为一种财产在进行收藏,加之现在各种泡沫式的宣传,使得一些根本看不出美感的山水画被炒成了天价,这也是应该引起今天人们深思的地方。
李燕对中国山水画的发展现状感到忧虑。目前,中国的山水画发展相对缓慢,没有出现让人感到气势磅礴的作品,有些画作还不如直接看风光照片来得真实可心,画作当中既没有大自然的真实,笔墨技法也赶不上前人的水平,更谈不上有任何的新意。现在人们看到的山水画,要么就是把古人的东西再次进行临摹,千篇一律,要么就是根据自己手中的照片进行加工,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即使画得再“好”,也不会有照片上的更加真实和生动的视觉效果。甚至有的“大作”分明丑化了祖国的大好山河。
在谈到这种现状该如何改变的话题时,李燕话锋一转,这种现状的改变要以自然为道,不要刻意地改变。天下更多的美,都是“求之不得的美”,只有“得之不求”才能是真美,一求就不美了,这其实也是源于《易经》的思想,“《易》无思也,无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云:“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中国古代的山水画和花鸟画之所以能够达到那样的高度,就是因为在大自然的诱导之下,进发了画者自己内心的真善美,即加上自己的主观感受,才能够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大唐时的大师张璪所言“外师造化,中法心源”是中国画论的精义所在。
传承文化 道法自然
中国文化体系的特点是世界上其他文化体系所无法比拟的。她是世上唯一的一支几千年以来不断延续的文化体系,并且她宏大文化包容性也显得十分重要。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软件”。曾经,国人在生存当中屡屡受到威胁,美丽的圆明园不仅被英法联军烧毁,而且八国联军还在北京城中随意杀人……历史上,中华民族之所以发生过很多悲剧,在李燕看来,除了要看到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外因,还要特别重视中国民族文化中有所缺失的内因,今天的人们应该在内因方面进行必要的反省和有益的补充,否则就不可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李燕看来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向前发展,是由于始终保持了两大特点,一个特点是不间断的延续性,另一个特点是巨大的包容性。同样,在绘画领域也是如此,徐悲鸿时代就曾提出中西合璧,改造中国画。但是很多年之后,中国画却脱离了师法大自然的传统,很多的画作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显得过于呆板
已经大大不如国外的油画作品。这是由于西方绘画的教学十分重视学生的写生基本功,我们的古人也曾经重视过写生基本功,但后人却没能进行良好的继承,后来又从人家那里学回来才慢慢地恢复了我们“师造化”的良好传统。正如李燕的父亲,著名画家李苦禅大师所讲的那样,“要学会到大自然和生活中寻找画稿”。李燕强调,这其实就是包容性的最好体现。近代绘画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人们发现“中西合璧”已不够用,还要“中外合璧”。例如,曾经辉煌的玛雅文化,很多东西在当地都已经绝迹,我们却可以对它进行研究继承:印加文化中很多已经被殖民者消灭而残余的好东西,我们也要进行研究继承。从巴尔干半岛到乌拉尔山的斯拉夫民族的文化,南亚诸国的文化、非洲的文化也都有可以汲取的成分。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可以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中国,做事的最高的境界叫“自然为道”,所谓的“最高境界”就是自然而然的做到,做到三合:合理、合法、合情。
最后,李燕还谈到了“礼”。“礼”就是人之间最完善的关系,他引证《礼记》等原典。谈到,儒家强调,最高层次的社会人际关系就是“礼”的关系。孔子说:“恭俭庄敬,礼教也。”“礼之用,和为贵”。《左传》讲“如乐之和,无不谐也”。不同的音阶在一定节奏的联系中达到“和而不同”的和谐境界,正面地理解“礼乐之治”——取其精华,发扬光大,是为我们在变幻纷纭的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与和平世界大有裨益的。正如《易经》所说“保合太和乃利贞”——
确保天地人的和是最大的和,唯此,才有利于瞻视未来。也许,正是由于汲取了这种传统文化的滋养,才使得李燕的艺术追求、人生感悟达到了“作画而不止于画”的境界。
《易经》不仅与绘画之间存在着关联,而且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古代,最能够指导国人实践的书就是经书,如同人们织布的时候,先有经线,再有纬线。经书是指导人们实践或者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书。当然,这里的实践并不仅仅是人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实践,而是一种能够升华到精神领域的实践。
“众经之首”为《易经》,这是所有研究易学的人都认可的观点。《易经》是大中华文化思想的核心,它与整个大中华文化体系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有密切的联系,其中有直接的联系,也有间接的联系。但总而言之,只要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管是哪种门类,追根溯源,都会来自于《易经》。同时,在对经书的运用过程中,也在考验着每一个人的悟性。
静以致远 功到自然
李燕用自己多年以来对于《易经》的实践研究与经验得出结论;绘画就是其中的一个门类。按照中国传统的意识来讲,应该叫做“书画”。放眼全世界,只有中国有“书画”的概念,这主要是由于,在绘画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之后,画者把绘画的过程美也展现给了世人,而西画只是展现了结果的美,直到它受到东方绘画的影响之后,才注意到绘画之中笔触和过程的重要性。比如印象派绘画中麦田的绘画手法,麦子即将成熟,人们收麦子时天气很热,大地仿佛都在燃烧,这里面用的笔触都是S型的笔触,人们通过画作就可以感觉到麦田、空气、大树等都在蒸腾的视觉效果。其实这样的画也不能算作唯美,它也是为表现自己的中心思想而作。尽管是无主题绘画,但是它也有一个中心,画者会把这种感受加强表现。这就不同于《蒙娜丽莎》那样的画作,整个画作没有一点笔触,因为那个时代的绘画没有意识到手段过程美的重要性。然而,在中国来说,在很久以前字画不分的时候,国人就已经在强调手段过程的美,比如甲骨文,本来文字只是一种实用的东西,是用来记录文明的工具,可是中华民族有一个特点,所有实用的东西都会被赋予审美的价值,甲骨上面的字都很美,而且很有章法,这就不仅体现了文字的使用价值,而且还体现了每个字的刀法美、笔法美(甲骨未刻的书丹)、问架美、行距美、布局美,这都让今天的人们感到了古典的美。这就说明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特点——爱美。
同样,在古代,中国的书画原本是同源的,分流之后,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绘画除去有着自身特有的审美功能与教育功能外,逐渐体现出黑白、阴阳的关系。就是在这一黑一白之间,其实已经包含了一切颜色,因为正是在这样的黑白变化之间可以启发人们,去回顾对生活中一切色彩的感受,已无需其他的颜色。而且,画者越来越需要把自己的情绪第一时间表现在画作之中,所以,就会用很快的速度用水墨的方法把情绪表现出来。于是,一种名叫禅宗画的新型水墨画开始出现。这正是人们从禅宗思想中得到的启发,而之所以禅的思想在印度只能作为一种思想却成不了宗,皆是由于印度的文化土壤远没有中国丰厚。当初,禅的思想传到中国,就立即与中国传统的道家哲学进行融合,这里面受到影响最大的就是《易经》。禅宗与《易经》的思想以及老庄的、儒家的思想自然融合,形成了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正是这种融合的思想产生了禅画。事实上,这种画并不是画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在整个过程中,核心的东西始终都离不开这些传统的哲学思想。易经这部书从它的产生到后来的基本成书,共用去一两千年的时间,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其实已经融合了很多我们祖先的优秀文化元素。其实,这些文化元素足够指导今天人们的很多想法与行为方式。然而,现实情况是,研究易学之人,大部分陷入到一种从文字到文字,从概念到概念的经院哲学习惯里,已经违背了学以致用的儒家学习原则,也违背了《易经》研究的基本要则,即东汉易学家魏伯阳所提倡的“论不虚生,引验见效”。绘画领域同样要明了此理,当绘画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就需要借助于抽象思维,要从“形而下”要到“形而上”,因为具象不可能完成抽象思维,只能是视觉经验的一种撮合。《易经》教世人明白:“形而下者为器,形而上者为道: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这里,《易经》中蕴含的哲理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可用的。中国传统的绘画在达到了一定高度以后就可以被称为文人画,已经属于文人才能干好的事情。所以时至今日,从一个人绘画构思的方法与过程来看,就能够反映出这个人是否深谙易经之道。
纵横恣意 笔下珠玑
正如李燕所言,李燕的绘画作品不仅秉承了中国传统文人画,而且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邃的易经哲学。然而,每幅作品的表现形式、艺术语言却都有自己独特的创新。李燕的作品均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其文化内涵使人深思,让人在历史的苍茫中体味到人生的空寂与悠远。
在李燕眼中,当能够有代表一个人最高水平作品的时候还是离不开《易经》思想的。中国画是中国文化所产生并指导的绘画,它的哲理部分肯定离不开《易经》,有些人虽然读不懂《易经》,但是也会受到其影响,这都是由于他周围的文化氛围所决定。很多时候,绘画是在画者一定的感情制动之下完成的,在一张白纸上拿起墨笔,白纸就是无极,当出现构思的时候就是太极,着第一笔的时候,太极生两翼,就出现了阴阳,变化就是两翼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经过这样的演变过程,结果仍可以达到观者在视觉上的一种平衡,它是变动中的平衡。
在一张画作中,只有几个墨点,却可以显得简而不空,这就说明这些墨点可以控制住白,这张画作就达到了一种阴阳关系的平衡。正是这种看似不平衡的平衡,其实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还有一种画作,墨的运用占据了绝大多数的面积,一张画作满得不能再满,以黑占据主导的画纸上却显得繁而不乱,实际上是剩下的白控制了黑,两者也同样达到了一种有机地融合,用佛语讲就是融通。李燕认为,画者心中如果不能达到融通,那么他的笔墨在作品中也不可能达到这种融合。没有这样的思想作为指导,再加上自身缺乏实现思想的诸多功力的人,是不可能真正画好中国画的。即使具备相当水平的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如果自己的精力不够集中,导致思想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来,也会产生另一种效果,或者说不可能产生这个人的代表作品。
艺于艺外 美于心中
在中国人的理解中,世界与生命是一体化的世界,如庄子所言,“通天下一气耳”,生命的灵气使人与自然沟通融合。在“合一”的天人关系中,自然是内在于人的存在,人是内在于自然的存在。《易经》的每卦符号都起源于 “——”“— —”组成的三迭,如“三”(乾),象征人在天地之间,李燕说这正是《易经》所说的”《易》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浸润在这种世界观中的中国人,不把自然看作无情的物质或陌生的荒野,以致粗暴地征伐、任意地掠夺和肆意地消耗。他们敬畏自然如同敬畏生命,以合作姿态分享造化的生资,以纯素之心倾听天籁的启示,把天地作为可观,可游、可居的广袤家园。
正是这种世界观促进了中国山水画的发展,而山水画的发展则增进了这种世界观的自觉。热爱家园生活的中国人,创造性地把握了山水画这种“游园”方式,并以可观、可游、可居的生活体验和理想相要求。
李燕对于从古至今中国人喜爱山水画的原因也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古人喜爱山水画的原因除去对大自然的喜爱以外,还受到了对所处年代政治环境的影响,很多人都感到官场险恶。对于一位把追求真美善作为理想的文化人来讲,宁可过着清贫的日子,住在大山之中,也不愿意参与官场的勾心斗角。所以,这类的文化人向往自然,他们隐居的目的,不是为了“隐”字本身,而是为了居;正所谓隐是手段,居是目的,儒典云“君子居《易》以俟命”。真正中国文化人的价值观念是天人合一,崇尚大自然,热爱大自然。正因为他们这种观念在画作中有所体现,所以越来越能得到更多对真美善有追求的观者的喜爱,所以古人认为好的山水画可观,可游、可居。
不过,进入到商品社会以后,这种喜爱往往异化成了对画作本身价值的关注,由于完成一幅山水画本身的时间相对较长,名家的产量也不高,同时,需求量又大,因此导致更多的人把山水画作为一种财产在进行收藏,加之现在各种泡沫式的宣传,使得一些根本看不出美感的山水画被炒成了天价,这也是应该引起今天人们深思的地方。
李燕对中国山水画的发展现状感到忧虑。目前,中国的山水画发展相对缓慢,没有出现让人感到气势磅礴的作品,有些画作还不如直接看风光照片来得真实可心,画作当中既没有大自然的真实,笔墨技法也赶不上前人的水平,更谈不上有任何的新意。现在人们看到的山水画,要么就是把古人的东西再次进行临摹,千篇一律,要么就是根据自己手中的照片进行加工,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即使画得再“好”,也不会有照片上的更加真实和生动的视觉效果。甚至有的“大作”分明丑化了祖国的大好山河。
在谈到这种现状该如何改变的话题时,李燕话锋一转,这种现状的改变要以自然为道,不要刻意地改变。天下更多的美,都是“求之不得的美”,只有“得之不求”才能是真美,一求就不美了,这其实也是源于《易经》的思想,“《易》无思也,无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云:“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中国古代的山水画和花鸟画之所以能够达到那样的高度,就是因为在大自然的诱导之下,进发了画者自己内心的真善美,即加上自己的主观感受,才能够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大唐时的大师张璪所言“外师造化,中法心源”是中国画论的精义所在。
传承文化 道法自然
中国文化体系的特点是世界上其他文化体系所无法比拟的。她是世上唯一的一支几千年以来不断延续的文化体系,并且她宏大文化包容性也显得十分重要。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软件”。曾经,国人在生存当中屡屡受到威胁,美丽的圆明园不仅被英法联军烧毁,而且八国联军还在北京城中随意杀人……历史上,中华民族之所以发生过很多悲剧,在李燕看来,除了要看到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外因,还要特别重视中国民族文化中有所缺失的内因,今天的人们应该在内因方面进行必要的反省和有益的补充,否则就不可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李燕看来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向前发展,是由于始终保持了两大特点,一个特点是不间断的延续性,另一个特点是巨大的包容性。同样,在绘画领域也是如此,徐悲鸿时代就曾提出中西合璧,改造中国画。但是很多年之后,中国画却脱离了师法大自然的传统,很多的画作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显得过于呆板
已经大大不如国外的油画作品。这是由于西方绘画的教学十分重视学生的写生基本功,我们的古人也曾经重视过写生基本功,但后人却没能进行良好的继承,后来又从人家那里学回来才慢慢地恢复了我们“师造化”的良好传统。正如李燕的父亲,著名画家李苦禅大师所讲的那样,“要学会到大自然和生活中寻找画稿”。李燕强调,这其实就是包容性的最好体现。近代绘画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人们发现“中西合璧”已不够用,还要“中外合璧”。例如,曾经辉煌的玛雅文化,很多东西在当地都已经绝迹,我们却可以对它进行研究继承:印加文化中很多已经被殖民者消灭而残余的好东西,我们也要进行研究继承。从巴尔干半岛到乌拉尔山的斯拉夫民族的文化,南亚诸国的文化、非洲的文化也都有可以汲取的成分。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可以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中国,做事的最高的境界叫“自然为道”,所谓的“最高境界”就是自然而然的做到,做到三合:合理、合法、合情。
最后,李燕还谈到了“礼”。“礼”就是人之间最完善的关系,他引证《礼记》等原典。谈到,儒家强调,最高层次的社会人际关系就是“礼”的关系。孔子说:“恭俭庄敬,礼教也。”“礼之用,和为贵”。《左传》讲“如乐之和,无不谐也”。不同的音阶在一定节奏的联系中达到“和而不同”的和谐境界,正面地理解“礼乐之治”——取其精华,发扬光大,是为我们在变幻纷纭的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与和平世界大有裨益的。正如《易经》所说“保合太和乃利贞”——
确保天地人的和是最大的和,唯此,才有利于瞻视未来。也许,正是由于汲取了这种传统文化的滋养,才使得李燕的艺术追求、人生感悟达到了“作画而不止于画”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