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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年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除在军事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外，在政治上也积极开展了大规模的瓦解敌军的工作。三年中，通过秘密策反而起义、和平改编和投诚的国民党部队官兵总数达117万人，占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时总兵力430万人的27.2%。本文记述的是我党我军对国民党东北守军进行秘密策反工作的部分事迹。
邓钧洪与三支队的凌源起义
1946年1月，我党为了迅速改变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提出“努力去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的工作方针。热河省军事重镇——凌源县城的共产党地下联络点“平民书店”经理邓钧洪，即刻想到在国民党东北保安第三支队任司令的老同学韩梅村。
前几年韩梅村在国民党第一九五师五六六旅任少将参谋长时，由于受到排挤，心情不佳，故托病请假闲居在家，期间，邓钧洪曾去看望过他。邓钧洪发现韩梅村不甘于和贪官污吏、军阀政客同流合污，甚是赞佩。后来，他们二人又常在一起议论抗日形势，痛砭时弊，探讨救国之道。韩梅村已猜到了邓钧洪的共产党员身份，只是心照不宣。后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调韩梅村到凌源担任保安第三支队司令和凌源市市长。他在凌源为民众办了一些好事，受到民众的赞扬，而一些土豪劣绅却散布流言蜚语，甚至告韩梅村的状，说他“政治主张乖谬”“不打八路军”等等。当地的一些官僚军痞也想方设法刁难、排挤他，使韩梅村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
解放战争打响后，邓钧洪请求党组织让他去见一见韩梅村，以争取他率三支队起义。韩梅村见邓钧洪来访，心里禁不住一亮，暗自下决心弃暗投明。他俩认真分析了形势，决定一方面继续利用手中的权力同各种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另一方面积极设法打通和我东北民主联军的联络渠道，为弃暗投明、率部起义做好准备工作。
邓钧洪向上级党组织汇报，要求东北民主联军派人与他联系，但由于我军入关不久，和地方党组织尚未联系上，因而迟迟未作答复。邓钧洪恐夜长梦多，只好另辟蹊径，要求到韩梅村所率的三支队司令部谋个差事，以便以武装接触的办法和我东北民主联军取得联系。韩梅村慨然允许，任命他为机要秘书。1946年9月中旬，邓钧洪带领一支武装小分队以巡查为名，到凌源西北活动，想借机寻找东北民主联军。但被热河省人民自卫军等反动武装拦阻，未能成功。
1947年1月，邓钧洪对韩梅村说：“为堵塞反动势力说你不打共军不反共的嘴，避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同时借机与附近地区的共产党武装取得联系，你可否做做样子，率八、九两个团的团长、团副和5个骑兵连、1个步兵连、1个特务排，到凌源西北去‘打共军’？我们人多武器好，料地方反动武装不敢拦阻。”韩梅村觉得有道理，就照邓钧洪说的办了。当三支队的人马来到有共产党游击队活动的红帽子村时，侦察兵报告：离此20里有东北民主联军。韩梅村立即命令部队宿营。为便于邓钧洪伺机接触东北民主联军，韩梅村带一个骑兵连返回驻地。但东北民主联军不知其中奥秘，于凌晨3点多钟，突然袭击了这些队伍，一阵激战，三支队的5个骑兵连被打得七零八落。邓钧洪想借机取得联系未果，只好只身回到凌源县。
武装接触的计划再次失败，邓钧洪又化装成商人进入解放区。在一位老太太的指引下，他终于在一个小村庄找到了东北民主联军，并被转送到解放军冀察热辽军区第十七旅旅部。第二天早饭后，第十七旅政治部主任李质会见了邓钧洪。邓钧洪说明了来意，李质对他说：“我们不能没有根据地随便相信一个人，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是有血的教训的。我想，你是能够理解的。”邓钧洪虽感委屈，但也明白这个道理，他坚定地回答要用实际行动来取得信任，请十七旅予以考验。邓钧洪带着李质主任开出的条件回到第三支队。
邓钧洪把情况向韩梅村报告后，按照李质开出的条件，立即将奉蒋介石之命抢占古北口、建平及凌源的国民党第十三军的兵力部署、番号、武器装备、防御工事等军事情报，以及盖有凌源县政府大印的几十张空白公文信纸等准备妥当，于第三天又化装来到我民主联军第十七旅旅部所在地——桎梏台。当他把这些情报和空白公文信纸交出后，李质才相信邓钧洪的身份。于是商定：4月30日，民主联军第十七旅分三路接近凌源城，首先破坏铁路，以防敌十三军增援；以一个营的兵力监视车站，不让刚集中在车站附近的东北保安第三支队官兵逃散；以一个营进城发起“攻击”。当十七旅的一个连进到韩梅村司令部大院时，韩梅村立即传令停止抵抗，并把主要军官召集到司令部大门口宣布起义，走向光明。
5月1日凌晨，十七旅准备的近百辆马车装满军用物资，连同3000多名起义官兵浩浩荡荡向解放区——宁城县八里罕进发。沿途群众敲锣打鼓，热烈欢迎。
韩梅村将军率部起义，恰好发生在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前夕，这对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无疑是给了当头一棒，而对解放区的广大军民则是一个鼓舞，它对于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以及坚定我军反攻必胜的信心，在东北战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刘浩与六十军的长春起义
在东北战场，党中央把争取滇军起义，作为夺取东北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一项重要决策。为了具体实施争取滇军起义的战略决策，1946年初，党中央从延安党校等单位抽调刘浩等10名党员干部，去东北专门开展对滇军的策反工作。朱德总司令还亲自给滇军将领卢浚泉、曾泽生、陇耀等人写了信，委托刘浩面交，对他们晓以大义，施加影响。
刘浩是云南人，1937年入党，入党后长期从事秘密工运工作和对云南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同龙云、卢汉、卢浚泉、张冲、陇耀等云南军政要人，都有过一定的接触和交往。他在延安受领任务后，先到北平向当时在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工作的叶剑英、李克农汇报，在他们的帮助下只身辗转进入国民党的第六十军（滇军）。在六十军地下共产党员、军部副官处处长杨重的安排下，刘浩用化名办理了少校军需官的通行证，以办理公务或做生意为名，频繁来往于滇军之间，先后三次以我党特派员的身份会见了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除面交朱总司令的亲笔信以外，还向他揭露了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指出了滇军的出路和前途。我党东北局和东北军区首长根据刘浩提供的材料，认真研究了滇军九十三军和六十军主要将领的情况，认为虽然刘浩与卢浚泉有过几次接触，但卢浚泉已被蒋介石提拔为兵团司令，对国民党幻想更多，加之我地下党组织在九十三军的力量不如在六十军的力量大，于是决定让刘浩集中精力做六十军的策反工作。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党在军事上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我军在东北战场已把蒋军逼到沈阳、锦州、长春等几个孤立点上，并截断了北宁铁路线，蒋军在东北的日子每况愈下。
国民党的第六十军、新七军等10万人退守长春。两军以中山路为界，新七军防守西半部，六十军防守东半部。我军扫清了长春外围的据点，紧缩了对长春的包围。根据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我军确定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对长春守敌实行军事打击、政治攻势、经济封锁三位一体的久困长围的方针。我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对长春围困了长达五个月之久，使长春守军处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欲打打不赢、欲守守不住、欲走走不了的绝境。这时，以刘浩、杨重为首的六十军地下党组织，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开展策动六十军起义的工作。刘浩在与曾泽生直接见面前，做了许多铺垫工作。一是利用原在滇军有影响的人物，对六十军将领开展工作。如请滇军老前辈张冲、与曾泽生和暂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关系密切的潘朔端、逸飞、郑祖志等人给曾、陇写信，指出他们的危险处境和光明出路，劝说他们采取正义行动，弃暗投明，反蒋起义。二是请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部在“解放团”（教育改造国民党被俘军官的机构）选择表现较好、与曾、陇关系较深、又在六十军中、下级军官中有一定影响的被俘团长张秉昌等人，以释放的形式派遣回长春开展策反工作。三是请东北军区政治部将六十军仓皇撤离吉林市时留下的家属收容起来，安排食宿，组织学习，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并派人送到长春与其亲人团圆。这些家属离开时，痛哭流涕，感谢共产党的关怀照顾，表示回去要让丈夫早日弃暗投明。四是刘浩在六十军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单独约见陇耀，面交了朱德的亲笔信，陇耀表示“一定积极配合做曾军长的工作”。
做了这些工作之后，刘浩才约见六十军军长曾泽生，面交了朱德总司令和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致他的亲笔信。曾泽生看信后表示反对内战，厌恶从蒋，但希望部队得到补充，条件成熟时才能考虑反蒋起义。
10月13日晚10时，曾泽生军长、一八二师白肇学师长、暂二十一师陇耀师长进行了第七次研究，一致认为全军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于10月16日夜间开始行动，并作出了六项具体部署，要求刘浩将起义的决定和部署文本连夜带回我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部，请第一兵团首长指挥部队配合起义。
可是，10月14日这天，我第一兵团司令部收到东北军区和东北局送来的情报，说长春守军准备突围。因此，有人认为六十军起义可能有诈，很可能是以起义为名，行突围之实。为了判明真伪，不轻易放弃争取滇军起义的一切机会，刘浩将六十军起义的具体部署文本摊开，请熟悉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字体的潘副参谋长辨认，潘副参谋长确认是曾军长的亲笔签名。刘浩又进一步从他长期开展对滇军的策反工作中掌握的情况和当时六十军的处境进行具体分析，认为六十军除了反蒋起义外，没有别的出路，起义是可信的。他还以东北军区前方办事处处长的身份给东北军区和东北局写信，详细汇报了六十军准备起义的情况，陈述了对六十军起义的看法。此后，他又和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副参谋长潘朔端一起去兵团部向萧劲光司令员、萧华政委等兵团首长作了详细汇报，说明六十军起义的可信根据。
16日午夜，党中央电告东北局、东北军区和一兵团，应不失时机地和六十军加紧密谈，只要六十军能拖出长春开入我指定地区，愿意加入解放军序列，发表通电表示反对美国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和没收官僚资本，拥护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也就够了。遵照中央指示，兵团即派刘浩为我军代表，进城与曾泽生将军具体商谈起义事宜。曾泽生提出，希望部队起义后不要编散；要求解决起义官兵的御寒被装及部分官兵要求回家等问题。刘浩当即根据兵团首长指示精神答应了曾泽生的要求，曾军长表示非常满意，并亲自同刘浩一起到我第一兵团部，向唐天际汇报商谈情况。唐天际对曾泽生率部起义的正义行动表示热烈欢迎，并打开地图，指定了交接防地、单位、时间，规定了口令。17日晚上8时开始交接防地，六十军起义部队于18日天亮前撤出了长春城，向九台县开进，完成了起义的全过程。
周恩来的信与郑洞国的投诚
六十军起义后，中共中央军委对被围困在长春的郑洞国兵团部和新七军的前途甚为关注，曾来电指示东北局、东北军区和第一兵团：围长春各部队对郑洞国取威逼政策，暂时不予攻击，以促其变化。郑洞国系黄埔军校第一一期毕业生，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可争取起义、投诚，这对整个黄埔系的影响当会很大。应派适当人员与郑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周恩来副主席和林彪司令员均发来致郑洞国的信件。周副主席致郑洞国信的原文是：
洞国兄鉴：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远者不论，近一个月，济南、锦州相继解放，二十万大军全部覆没，王耀武、范汉杰相继被俘，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起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倾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望与我前线萧劲光、萧华两将军进行接洽，不使吴化文、曾泽生两将军专美于前也。
周副主席给郑洞国的信，对长春守军投诚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根据中央电令精神，我东北野战军总部当即派第一兵团解沛然参谋长为全权代表进城与守军谈判，处理有关事宜。
解沛然进入长春城后，将周恩来给郑洞国的信交给前来接洽谈判的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史说看过信后，认为军长李鸿正患病卧床，而他作为副职，号召力有限，难于服众，如果起义，可能会发生动乱，引起内部残杀，所以只能寄希望于兵团领导。可是郑洞国的态度仍很顽固，愚忠“党国”的思想很深。10月18日下午，郑洞国来到新七军军部召集师以上将领开会，督促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突围。各将领都默不作声，经郑洞国再三催促，副军长史说才开了腔：“眼下官兵饿得腿脚浮肿，行军困难，况且途中还有共军拦截，这些情况你是知道的。”接着暂六十一师师长邓士富站起来大胆地说：“我们的部队不能打了。目前的情况，突围已不可能，建议司令官暂时维持现状，再徐图别策吧。”郑洞国看到会议再开下去也不会有什么进展，故而只好宣布散会，一言不发地冲门而去。
郑洞国兵团之副参谋长杨友梅、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新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等，见大势已去，突围不成，守亦不成，生死的抉择摆在面前。本来寄希望于兵团司令员郑洞国，然而郑洞国的态度仍很顽固，于是商定新七军全军自动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
10月19日上午，当解放军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接收中正广场和中央银行大楼时，郑洞国因不知新七军与解放军谈判达成的条件，所以仍率兵团部机关和特务团据守在大楼内，拒绝放下武器。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仍未以武力强攻，而是命令独九师将郑洞国兵团部大楼包围起来，促其变化，尽最大努力争取郑洞国投诚。
郑洞国被围困在银行大楼里，此时已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地。他将长春的全部情况向国民党东北“剿总”做了汇报。不久，杜聿明打来电报，说他拟请蒋介石派直升飞机接郑洞国出去，问有无直升飞机的降落地点。郑洞国复电：“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况亦不忍心抛离部属而去，只有以死报命。”
独九师一团担任了包围郑洞国兵团部的任务。他们根据解沛然参谋长的指示，利用海上大楼可直接通郑洞国兵团部的电话，向其展开政治攻势。团政委朱军和团参谋长师镜，与郑洞国兵团部参谋处长郭修甲沟通了联系，双方同意谈判。19日晚8时，郑洞国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派人接解放军代表朱军和师镜去银行大楼谈判。郑洞国兵团部的正式代表为少将参谋处长郭修甲和数位参谋，谈判中他们提出三个条件：（一）放下武器后，要保证所有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二）郑洞国不在报纸和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三）对外宣传时，讲郑洞国伤后被俘。
朱军和师镜立即将谈判情况向解沛然参谋长作了汇报。解参谋长微笑着对郭修甲等人说：“此次你们放下武器，并不是耻辱，而是很光荣的一件事。你们这样做，正是给人民做了好事，好事是应该宣传的。”解参谋长又说：“你们这样做，我们很欢迎，这也是一种形式，是解决长春问题的一种办法。”
10月18、19两日，新七军和国民党驻长春的地方部队、郑洞国兵团部纷纷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23日，国民党中央社报道说：郑洞国已经“壮烈成仁，为国捐躯”。蒋介石号召党政军高级官员学习郑洞国杀身成仁、忠于党国的精神。
岂知就在此时，向我投诚的郑洞国等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已经安全抵达解放区，在哈尔滨受到热烈欢迎。
（责编郄智）
邓钧洪与三支队的凌源起义
1946年1月，我党为了迅速改变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提出“努力去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的工作方针。热河省军事重镇——凌源县城的共产党地下联络点“平民书店”经理邓钧洪，即刻想到在国民党东北保安第三支队任司令的老同学韩梅村。
前几年韩梅村在国民党第一九五师五六六旅任少将参谋长时，由于受到排挤，心情不佳，故托病请假闲居在家，期间，邓钧洪曾去看望过他。邓钧洪发现韩梅村不甘于和贪官污吏、军阀政客同流合污，甚是赞佩。后来，他们二人又常在一起议论抗日形势，痛砭时弊，探讨救国之道。韩梅村已猜到了邓钧洪的共产党员身份，只是心照不宣。后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调韩梅村到凌源担任保安第三支队司令和凌源市市长。他在凌源为民众办了一些好事，受到民众的赞扬，而一些土豪劣绅却散布流言蜚语，甚至告韩梅村的状，说他“政治主张乖谬”“不打八路军”等等。当地的一些官僚军痞也想方设法刁难、排挤他，使韩梅村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
解放战争打响后，邓钧洪请求党组织让他去见一见韩梅村，以争取他率三支队起义。韩梅村见邓钧洪来访，心里禁不住一亮，暗自下决心弃暗投明。他俩认真分析了形势，决定一方面继续利用手中的权力同各种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另一方面积极设法打通和我东北民主联军的联络渠道，为弃暗投明、率部起义做好准备工作。
邓钧洪向上级党组织汇报，要求东北民主联军派人与他联系，但由于我军入关不久，和地方党组织尚未联系上，因而迟迟未作答复。邓钧洪恐夜长梦多，只好另辟蹊径，要求到韩梅村所率的三支队司令部谋个差事，以便以武装接触的办法和我东北民主联军取得联系。韩梅村慨然允许，任命他为机要秘书。1946年9月中旬，邓钧洪带领一支武装小分队以巡查为名，到凌源西北活动，想借机寻找东北民主联军。但被热河省人民自卫军等反动武装拦阻，未能成功。
1947年1月，邓钧洪对韩梅村说：“为堵塞反动势力说你不打共军不反共的嘴，避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同时借机与附近地区的共产党武装取得联系，你可否做做样子，率八、九两个团的团长、团副和5个骑兵连、1个步兵连、1个特务排，到凌源西北去‘打共军’？我们人多武器好，料地方反动武装不敢拦阻。”韩梅村觉得有道理，就照邓钧洪说的办了。当三支队的人马来到有共产党游击队活动的红帽子村时，侦察兵报告：离此20里有东北民主联军。韩梅村立即命令部队宿营。为便于邓钧洪伺机接触东北民主联军，韩梅村带一个骑兵连返回驻地。但东北民主联军不知其中奥秘，于凌晨3点多钟，突然袭击了这些队伍，一阵激战，三支队的5个骑兵连被打得七零八落。邓钧洪想借机取得联系未果，只好只身回到凌源县。
武装接触的计划再次失败，邓钧洪又化装成商人进入解放区。在一位老太太的指引下，他终于在一个小村庄找到了东北民主联军，并被转送到解放军冀察热辽军区第十七旅旅部。第二天早饭后，第十七旅政治部主任李质会见了邓钧洪。邓钧洪说明了来意，李质对他说：“我们不能没有根据地随便相信一个人，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是有血的教训的。我想，你是能够理解的。”邓钧洪虽感委屈，但也明白这个道理，他坚定地回答要用实际行动来取得信任，请十七旅予以考验。邓钧洪带着李质主任开出的条件回到第三支队。
邓钧洪把情况向韩梅村报告后，按照李质开出的条件，立即将奉蒋介石之命抢占古北口、建平及凌源的国民党第十三军的兵力部署、番号、武器装备、防御工事等军事情报，以及盖有凌源县政府大印的几十张空白公文信纸等准备妥当，于第三天又化装来到我民主联军第十七旅旅部所在地——桎梏台。当他把这些情报和空白公文信纸交出后，李质才相信邓钧洪的身份。于是商定：4月30日，民主联军第十七旅分三路接近凌源城，首先破坏铁路，以防敌十三军增援；以一个营的兵力监视车站，不让刚集中在车站附近的东北保安第三支队官兵逃散；以一个营进城发起“攻击”。当十七旅的一个连进到韩梅村司令部大院时，韩梅村立即传令停止抵抗，并把主要军官召集到司令部大门口宣布起义，走向光明。
5月1日凌晨，十七旅准备的近百辆马车装满军用物资，连同3000多名起义官兵浩浩荡荡向解放区——宁城县八里罕进发。沿途群众敲锣打鼓，热烈欢迎。
韩梅村将军率部起义，恰好发生在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前夕，这对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无疑是给了当头一棒，而对解放区的广大军民则是一个鼓舞，它对于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以及坚定我军反攻必胜的信心，在东北战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刘浩与六十军的长春起义
在东北战场，党中央把争取滇军起义，作为夺取东北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一项重要决策。为了具体实施争取滇军起义的战略决策，1946年初，党中央从延安党校等单位抽调刘浩等10名党员干部，去东北专门开展对滇军的策反工作。朱德总司令还亲自给滇军将领卢浚泉、曾泽生、陇耀等人写了信，委托刘浩面交，对他们晓以大义，施加影响。
刘浩是云南人，1937年入党，入党后长期从事秘密工运工作和对云南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同龙云、卢汉、卢浚泉、张冲、陇耀等云南军政要人，都有过一定的接触和交往。他在延安受领任务后，先到北平向当时在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工作的叶剑英、李克农汇报，在他们的帮助下只身辗转进入国民党的第六十军（滇军）。在六十军地下共产党员、军部副官处处长杨重的安排下，刘浩用化名办理了少校军需官的通行证，以办理公务或做生意为名，频繁来往于滇军之间，先后三次以我党特派员的身份会见了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除面交朱总司令的亲笔信以外，还向他揭露了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指出了滇军的出路和前途。我党东北局和东北军区首长根据刘浩提供的材料，认真研究了滇军九十三军和六十军主要将领的情况，认为虽然刘浩与卢浚泉有过几次接触，但卢浚泉已被蒋介石提拔为兵团司令，对国民党幻想更多，加之我地下党组织在九十三军的力量不如在六十军的力量大，于是决定让刘浩集中精力做六十军的策反工作。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党在军事上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我军在东北战场已把蒋军逼到沈阳、锦州、长春等几个孤立点上，并截断了北宁铁路线，蒋军在东北的日子每况愈下。
国民党的第六十军、新七军等10万人退守长春。两军以中山路为界，新七军防守西半部，六十军防守东半部。我军扫清了长春外围的据点，紧缩了对长春的包围。根据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我军确定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对长春守敌实行军事打击、政治攻势、经济封锁三位一体的久困长围的方针。我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对长春围困了长达五个月之久，使长春守军处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欲打打不赢、欲守守不住、欲走走不了的绝境。这时，以刘浩、杨重为首的六十军地下党组织，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开展策动六十军起义的工作。刘浩在与曾泽生直接见面前，做了许多铺垫工作。一是利用原在滇军有影响的人物，对六十军将领开展工作。如请滇军老前辈张冲、与曾泽生和暂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关系密切的潘朔端、逸飞、郑祖志等人给曾、陇写信，指出他们的危险处境和光明出路，劝说他们采取正义行动，弃暗投明，反蒋起义。二是请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部在“解放团”（教育改造国民党被俘军官的机构）选择表现较好、与曾、陇关系较深、又在六十军中、下级军官中有一定影响的被俘团长张秉昌等人，以释放的形式派遣回长春开展策反工作。三是请东北军区政治部将六十军仓皇撤离吉林市时留下的家属收容起来，安排食宿，组织学习，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并派人送到长春与其亲人团圆。这些家属离开时，痛哭流涕，感谢共产党的关怀照顾，表示回去要让丈夫早日弃暗投明。四是刘浩在六十军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单独约见陇耀，面交了朱德的亲笔信，陇耀表示“一定积极配合做曾军长的工作”。
做了这些工作之后，刘浩才约见六十军军长曾泽生，面交了朱德总司令和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致他的亲笔信。曾泽生看信后表示反对内战，厌恶从蒋，但希望部队得到补充，条件成熟时才能考虑反蒋起义。
10月13日晚10时，曾泽生军长、一八二师白肇学师长、暂二十一师陇耀师长进行了第七次研究，一致认为全军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于10月16日夜间开始行动，并作出了六项具体部署，要求刘浩将起义的决定和部署文本连夜带回我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部，请第一兵团首长指挥部队配合起义。
可是，10月14日这天，我第一兵团司令部收到东北军区和东北局送来的情报，说长春守军准备突围。因此，有人认为六十军起义可能有诈，很可能是以起义为名，行突围之实。为了判明真伪，不轻易放弃争取滇军起义的一切机会，刘浩将六十军起义的具体部署文本摊开，请熟悉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字体的潘副参谋长辨认，潘副参谋长确认是曾军长的亲笔签名。刘浩又进一步从他长期开展对滇军的策反工作中掌握的情况和当时六十军的处境进行具体分析，认为六十军除了反蒋起义外，没有别的出路，起义是可信的。他还以东北军区前方办事处处长的身份给东北军区和东北局写信，详细汇报了六十军准备起义的情况，陈述了对六十军起义的看法。此后，他又和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副参谋长潘朔端一起去兵团部向萧劲光司令员、萧华政委等兵团首长作了详细汇报，说明六十军起义的可信根据。
16日午夜，党中央电告东北局、东北军区和一兵团，应不失时机地和六十军加紧密谈，只要六十军能拖出长春开入我指定地区，愿意加入解放军序列，发表通电表示反对美国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和没收官僚资本，拥护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也就够了。遵照中央指示，兵团即派刘浩为我军代表，进城与曾泽生将军具体商谈起义事宜。曾泽生提出，希望部队起义后不要编散；要求解决起义官兵的御寒被装及部分官兵要求回家等问题。刘浩当即根据兵团首长指示精神答应了曾泽生的要求，曾军长表示非常满意，并亲自同刘浩一起到我第一兵团部，向唐天际汇报商谈情况。唐天际对曾泽生率部起义的正义行动表示热烈欢迎，并打开地图，指定了交接防地、单位、时间，规定了口令。17日晚上8时开始交接防地，六十军起义部队于18日天亮前撤出了长春城，向九台县开进，完成了起义的全过程。
周恩来的信与郑洞国的投诚
六十军起义后，中共中央军委对被围困在长春的郑洞国兵团部和新七军的前途甚为关注，曾来电指示东北局、东北军区和第一兵团：围长春各部队对郑洞国取威逼政策，暂时不予攻击，以促其变化。郑洞国系黄埔军校第一一期毕业生，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可争取起义、投诚，这对整个黄埔系的影响当会很大。应派适当人员与郑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周恩来副主席和林彪司令员均发来致郑洞国的信件。周副主席致郑洞国信的原文是：
洞国兄鉴：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远者不论，近一个月，济南、锦州相继解放，二十万大军全部覆没，王耀武、范汉杰相继被俘，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起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倾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望与我前线萧劲光、萧华两将军进行接洽，不使吴化文、曾泽生两将军专美于前也。
周副主席给郑洞国的信，对长春守军投诚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根据中央电令精神，我东北野战军总部当即派第一兵团解沛然参谋长为全权代表进城与守军谈判，处理有关事宜。
解沛然进入长春城后，将周恩来给郑洞国的信交给前来接洽谈判的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史说看过信后，认为军长李鸿正患病卧床，而他作为副职，号召力有限，难于服众，如果起义，可能会发生动乱，引起内部残杀，所以只能寄希望于兵团领导。可是郑洞国的态度仍很顽固，愚忠“党国”的思想很深。10月18日下午，郑洞国来到新七军军部召集师以上将领开会，督促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突围。各将领都默不作声，经郑洞国再三催促，副军长史说才开了腔：“眼下官兵饿得腿脚浮肿，行军困难，况且途中还有共军拦截，这些情况你是知道的。”接着暂六十一师师长邓士富站起来大胆地说：“我们的部队不能打了。目前的情况，突围已不可能，建议司令官暂时维持现状，再徐图别策吧。”郑洞国看到会议再开下去也不会有什么进展，故而只好宣布散会，一言不发地冲门而去。
郑洞国兵团之副参谋长杨友梅、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新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等，见大势已去，突围不成，守亦不成，生死的抉择摆在面前。本来寄希望于兵团司令员郑洞国，然而郑洞国的态度仍很顽固，于是商定新七军全军自动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
10月19日上午，当解放军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接收中正广场和中央银行大楼时，郑洞国因不知新七军与解放军谈判达成的条件，所以仍率兵团部机关和特务团据守在大楼内，拒绝放下武器。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仍未以武力强攻，而是命令独九师将郑洞国兵团部大楼包围起来，促其变化，尽最大努力争取郑洞国投诚。
郑洞国被围困在银行大楼里，此时已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地。他将长春的全部情况向国民党东北“剿总”做了汇报。不久，杜聿明打来电报，说他拟请蒋介石派直升飞机接郑洞国出去，问有无直升飞机的降落地点。郑洞国复电：“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况亦不忍心抛离部属而去，只有以死报命。”
独九师一团担任了包围郑洞国兵团部的任务。他们根据解沛然参谋长的指示，利用海上大楼可直接通郑洞国兵团部的电话，向其展开政治攻势。团政委朱军和团参谋长师镜，与郑洞国兵团部参谋处长郭修甲沟通了联系，双方同意谈判。19日晚8时，郑洞国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派人接解放军代表朱军和师镜去银行大楼谈判。郑洞国兵团部的正式代表为少将参谋处长郭修甲和数位参谋，谈判中他们提出三个条件：（一）放下武器后，要保证所有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二）郑洞国不在报纸和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三）对外宣传时，讲郑洞国伤后被俘。
朱军和师镜立即将谈判情况向解沛然参谋长作了汇报。解参谋长微笑着对郭修甲等人说：“此次你们放下武器，并不是耻辱，而是很光荣的一件事。你们这样做，正是给人民做了好事，好事是应该宣传的。”解参谋长又说：“你们这样做，我们很欢迎，这也是一种形式，是解决长春问题的一种办法。”
10月18、19两日，新七军和国民党驻长春的地方部队、郑洞国兵团部纷纷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23日，国民党中央社报道说：郑洞国已经“壮烈成仁，为国捐躯”。蒋介石号召党政军高级官员学习郑洞国杀身成仁、忠于党国的精神。
岂知就在此时，向我投诚的郑洞国等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已经安全抵达解放区，在哈尔滨受到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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