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作为科学议题，食品安全的复杂性导致公众对其认识有限，媒体向公众传播有关食品安全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食品安全风险生产与再生产的角色。本文以《京华时报》对农夫山泉生产标准报道为例，分析在我国现存不完善的信息传播模式下，媒体在食品安全报道中简化核心信息，制造单一冲突对立框架所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传播乱象，并提出了构建科学而理性的报道景观的媒介期待。
　　【关键词】风险社会 食品安全 农夫山泉 《京华时报》
　　一、事件回顾：“京华”与“农夫”一场没有规矩的乱战
　　2013年3月起，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农夫山泉先后被曝喝出黑色不明物、棕色漂浮物以及“水源地垃圾围城”等消息，农夫山泉接二连三地陷入“质量门”，令消费者心头上蒙上了一层阴影。随即而来的《京华时报》对农夫山泉生产标准质疑的报道更是将其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4月10日，《京华时报》发出第一篇关于农夫山泉的报道——《农夫山泉被指标准不如自来水》，自此拉开了这场争论的序幕。到5月7日连续27天，《京华时报》用73个版面（包括头版）反复进行报道，矛头直指农夫山泉。
　　在此过程中，北京市桶装饮用水销售行业协会下发《关于建议北京市桶装饮用水行业销售企业对“农夫山泉”品牌桶装水进行下架处理的通知》，要求北京市桶装饮用水行业各销售企业即刻对农夫山泉桶装饮用水产品做下架处理。《京华时报》报道引发的消费者及业界人士对农夫山泉质量的质疑及产品被下架处理再次证明了媒体报道在整个食品安全问题中的作用，《京华时报》的报道把沉寂已久的食品安全问题再次推向公众视野。
　　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有研究者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给食品安全做了如下定义，食品安全指的是食品生产、加工、包装、运输、贮藏及销售过程中，在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和认证制度的前提下，不会使消费者受害，也不会构成隐患危及后代。①狭义上的食品安全仅指食品质量安全，广义上的食品安全则囊括了食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即包括本研究所介入的食品生产标准问题。
　　二、媒介报道：风险的生产与再生产
　　“风险社会”的概念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包括食品安全在内的风险，所引致的市场崩溃、资本贬值等等，是现代化发展进程所带来的无法避免的一种副作用。②贝克认为，现代社会的风险不仅仅在技术应用的过程中被生产出来，而且在赋予意义的过程中被生产出来。媒介作为公众认知世界的窗口，承担着传递风险信息，促进风险具象化的任务，同时赋予事件信息以媒介化意义。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自身的报道及表现缺陷，媒体本身也可能由减少受众风险感知的利器变成风险的新一轮“加工器”。
　　现代社会风险的复杂性决定了公众的风险感知需要依赖大众媒介的呈现、揭露和强化。风险的不确定性跟公众的知识水平相关，这里的知识泛指公众对议题的了解，也包括媒体传播的知识。媒体对议题的报道和建构会影响到风险的界定、走向和结果，作用于公众对社会问题的认知及行为，结果可能是减轻或消解不确定性，化解社会风险，也可能是加深不确定性，强化社会风险。也就是说，媒体报道起到了风险生产和再生产的作用，媒体的风险议题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社会的风险意识。尤其对于食品安全这样生产过程复杂、传播门槛高的科学议题来说，受制于知识范畴有限，公众对事件的认知将更大范围内依赖于媒体的呈现。《京华时报》关于农夫山泉生产标准的报道系科学报道范畴，报道一出，在消费者和饮用水业界造成的恐慌及饮用水协会的下架处理证明了笔者上文提到的媒体在社会风险生产中的作用。
　　三、食品安全问题传播乱象
　　1、碎片化报道，核心信息被过度简化
　　食品安全问题发生时，媒体遵从固有的传播流程和报道程序，第一时间参与议题，往往在最终检测结果还未出来前就进行大量报道。时效性虽是新闻的生命，但诸如食品安全类的科学议题往往涉及到诸多检验检测和风险评估过程，这一过程通常都需要花费一定时间。同时，科学的结论往往有诸多附加条件的。而在碎片化传播的今天，受制于媒体报道缺陷，食品安全问题在传播过程中往往被高度简化，原本复杂的作用机理往往被简单解读为“有害”或“无害”。
　　在“农夫山泉事件”中，《京华时报》在报道中反复强调农夫山泉瓶装水使用的是浙江“DB33/383-2005”瓶装饮用天然水的标准，与国家GB5749-2006标准不同，就此判定农夫山泉质量标准不合格，但从科学角度考虑，饮用水质量的测定往往需要一个复杂的过程，目前中国食品安全的尴尬状况还在于对安全性缺乏研究，饮用水质量标准不明，信息真实性本身就有待确认，媒体只能依据目前的研究水平做推论，推论常常导致媒体抛弃复杂的标准机制，只抓住一点进行简化说明。
　　受制于时效性限制，媒体只能在最快时间内将既有的碎片化信息传递出去。而食品安全问题受众关注度高，接受门槛低，传播范围广，相应的科学报道只存在于专业人士的小范围内，超出了公众的接受能力，讲出食品安全隐患很容易，但要用科学的理论和实践完全消除这种忧虑，则非常困难。③受众需要的不仅仅是无数碎片化信息的罗列，而是依赖于媒体在既有信息基础上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本质、走向做出判断，甚至对未来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预测。公众和媒体都倾向于确定性的结果，基于既有信息基础上的自我想象只能将受众的风险感知不断扩大。
　　2、受害者心态下的对立冲突框架
　　戈夫曼的大众媒介窗口理论认为，媒介是大众认知世界的窗口，窗口的形状、大小都影响着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同样，事件中媒体的报道立场、选取的角度，持有的心态都会影响到公众对事件的感知、判断。农夫山泉事件中，《京华时报》采用大篇幅极力渲染农夫山泉标准的不合规与质量的不合格，却忽视了公众真正关心的问题——饮用农夫山泉到底会给消费者身体健康带来怎样的影响，有多大影响等。媒体一味充当事件的鉴定者和仲裁者，站在受害者立场进行批评报道，急于对问题进行渲染和定性。媒体是舆论监督的重要力量，但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复杂，涉及领域较多。对于是否有风险，专家、业内人士及厂家都有不同的看法，消费者出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自我保护心理，不会理解“疑因”等没有定论的客观存在，而直接拒绝购买此类食品，媒体此时的舆论监督往往显得不合时宜。曝光食品安全乱象固然重要，但媒体若直接取代受害者位置与企业产生冲突则会加剧公众对风险的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