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早起，在网上看报纸的新闻，有一则的标题是“89岁余光中不敌降温住院疗养”。看完简短的内文，我马上致电高雄余府，余太太接听。她说余先生目前在医院的加护病房里，意识不清，四个女儿中三个不在高雄的，都从外地回来照顾。余太太的语气如常平静，说当下有事处理，请我等她来电再告知情况。
　　今年6月我曾和家人专程到高雄探望先生和夫人，10月我个人赴高雄参加诗人的庆生会和“余光中书写香港时期”纪录片发布会；从前清瘦健朗的余先生，两次所见，变得瘦弱迟缓。去年7月摔跤受伤就医，事后诗人说是次意外重创，使自己生命处于“阴阳一线间”。现在又住院了，且意识不清，我心绪忐忑。冬天日短，等到天黑还没接到余太太电话，只好自己打过去。余太太说先生脑中风、肺炎兼心脏出毛病，和他沟通，他最多用点头示意。我担心诗翁再一次处于“阴阳一线间”，告诉余太太，我明天要飞到高雄看望。余太太起先不赞同，后来勉强同意了。我与内子商量后，随即由她在网上买了机票，跟着收拾行李，准备翌日上午8时从深圳家里启程。
　　接下来是我生命里迄今最长的一夜。子夜上床，辗转不能入睡，起来看书。桌上余光中新近出版的《英美现代诗选》和《风筝怨》翻翻揭揭，经眼但不入脑，竟另阅读起桌上的一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来。志清先生四年前辞世，时在寒冬。二夏手足间无限的互相关爱互相取暖，让我觉得他们人世虽了，而人生不尽。读累了，又上床，还是不能成眠。窗外没有下雨，然而好像有冷雨在敲我心扉——余先生不是有名篇《听听那冷雨》吗？想象中一声声一滴滴，如频繁的更漏，把我辗转反侧到天明。
　　内子见我神情不太安稳，而这个七旬老头正准备独自出门，从深圳过境到香港机场飞到高雄；这时内子有微信的话语来了：余家三女儿佩珊“千叮万嘱”，请我切勿前往高雄，她们母女五人忙于照料余先生。14日这天上午，天色灰阴，我颓然茫然，遂独行之意打消。该补睡个觉了吧，上了床又下来，如是者两三次。一直念着余先生的诗句，《独白》《苍茫来时》《苍茫时刻》《西子湾的黄昏》那些篇的，意识流般念着；心潮再起伏在五十年不变的结交往事中，以及《欢呼哈雷》《让春天从高雄出发》《湘逝》《吊济慈故居》《太阳点名》《中国结》《死亡，你不是一切》《当我死时》诗篇的纠缠间，还有散文中《鬼雨》《为梵谷招魂》的灰暗篇章。我早上应该不顾劝告启程赴高雄的。
　　心愈来愈杂乱，“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这些句子微响着；我念着，绝不是电视节目《朗读者》那样朗声。书架上陈幸蕙的《悦读余光中（诗卷）》沐在朦胧的光中，书卷没有一点怡悦的亮色。整个上午只觉疲累，却毫无睡意，与内子忆述半年前高雄探望诗翁伉俪的事，和更早以前的种种。忽然，午间一点钟左右，内子手机有朋友传来噩耗，跟着佩珊的微信以致余太太的电话，都告诉我们，余先生在14日上午10时4分离开这个世界了。是驾鹤还是驾着他高速的轿车呢？西归的一天总要来的，我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远近诸友都邮电交加，通消息也通叹息。接下来是报刊记者编者的访问和约稿，要我谈诗翁——周全一点说是诗翁和文翁——的文学贡献和二人的交往。我无眠一直到14日的午夜已过。
　　四川的流沙河先生爱读余先生的诗文，指出余氏1974年从台湾到香港任教后，开始萌生“向晚意识”。触觉敏锐文笔精隽的流沙河，在1988年撰写的《诗人余光中的香港时期》中发现并申论这种意识，举出大量诗篇诗句为例。我2003年撰有《和独白的余光中对白》，呼应了流沙河的阐述，并拓展议论，由余氏“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见1995年的诗《浪子回头》）诗句申说其年华逝去头发变白的桑榆情怀。我更想从余先生的诗文中揭示并解释其死亡意识。然而，诗人健在时，对此我一直难以启齿、动笔，难以敲键。敲打这种意识并不快乐，只有哀伤——除非把人生看得彻底通透，但是，又有多少现代庄子看到，在生与死之间的那道墙是块玻璃呢？
　　余光中壮年写的散文号称“余体”，《鬼雨》是一名篇，为其哀伤而赞叹者遍及各地。何龙1989年编辑出版的余氏散文集，就名为《鬼雨》（这可能是内地出版的第一本余光中散文集）。1963年12月，儿子出生后不久夭折，余光中把丧子之痛写成《鬼雨》，说他在上课时伤心之际，向年轻的学生讲述莎士比亚的作品，并咏叹道：“哪怕你是金童玉女，是Anthony Perkins或者Sandra Dee，到時候也不免像烟囱扫帚一样，去拥抱泥土。”余教授好像是在运用心理分析学说，来剖析作家的思维：“莎士比亚最怕死。一百五十多首十四行诗，没有一首不提到死，没有一首不是在自我安慰。”他推广其论断，继续说：“千古艰难唯一死，满口永恒的人，最怕死。凡大天才，没有不怕死的。”为什么怕死呢？“愈是天才，便活得愈热烈，也愈怕丧失它。”死亡笼罩着人生：“在死亡的黑影里思想着死亡，莎士比亚如此……”跟着举出好几个中英作家的名字。
　　1964-1966年，余光中在美国的大学任客座教授，死亡又来袭了。异国游子常有“离散”（diaspora）情怀，思念故国之情可解，想象死亡之景则似乎太早了。1966年，38岁的诗人，竟然这时就想到如何为身后作地理定位：“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这是余光中国家感情最深沉的诗篇，也是1972年所写《乡愁》一诗的先驱。为什么生年不满半百，就岌岌想到百年后的归宿？一年多之后，1967年，“死亡”再来挑战。余先生的响应是《死亡，它不是一切——兼答罗门》，诗内直面死亡这个“你”：“死亡，你不是一切，你不是/因为最重要的不是/交什么给坟墓，而是/交什么给历史”。诗人向死亡反击。
　　到了1991年他63岁的时候，所写的《五行无阻》中，身在高雄的雄健诗人宣称战胜了死亡：“任你，死亡啊，谪我到至荒至远/到……极暗极空”的任何地方，“也不能阻拦我/回到正午，回到太阳的光中”。凭什么可以如此？就凭他的文学。凭诗凭散文凭评论凭翻译凭编辑作业，凭为自己为中华的文学，他鞠躬尽瘁。88岁的夏天，摔跤重伤出院后，仍然写作和翻译。余光中“与永恒拔河”——他的诗篇他的诗集就用这样的题目。我这个读者仰慕者，以及千千万万地球各地用中文的读者仰慕者，都为他打气喝彩，希望他战胜死亡，赢得永恒。 　　余光中的武器是璀璨的五彩笔：他用紫色笔来写诗，用金色笔来写散文，用黑色笔来写评论，用红色笔来编辑文学作品，用蓝色笔来翻译。五色之中，金、紫最为辉煌。他上承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旁采西洋艺术，于新诗、散文的贡献，近于杜甫之博大与创新，有如韩潮苏海的集成与开拓。他的散文创新风格，尤其是青壮年时期的大品，如《逍遥游》等卷篇章，气魄雄奇，色彩灿丽，白话、文言、西化体交融，号称“余体”。
　　他的诗从《舟子的悲歌》开始的一千多篇，大体上融汇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题材广阔，情思深邃，风格屡变，技巧多姿，章法严谨，明朗而耐读，他可戴中国现代诗的高贵桂冠而无愧。紫色有高贵尊崇的象征意涵，所以说他用紫色笔来写诗。我们最要注意的是举世晦涩难懂的现代后现代诗风横行，而他坚持明朗（明朗而耐读），为新诗保住尊严和荣誉。这一项贡献是必须大书特书的。
　　五彩笔劲挥，《五行无阻》的末二行是“你不能阻我，死亡啊，你岂能阻我/回到光中，回到壮丽的光中”。
　　梁实秋、颜元叔、夏志清、柯灵、流沙河、李元洛、宋淇、思果、郑愁予、张晓风、梁锡华、黄国彬、潘耀明、陶杰、陈幸蕙、陈芳明、陈义芝、喻大翔、何龙等等（诚然人多不能尽录），甚至基本不算是文学界的金耀基，对其诗文都有极高的赞誉。1968年我读大四时，不知天高地厚的文艺青年竟然称赞余光中是“最出色最具风格的散文家”，而此评价五十年不变。
　　余光中的风格阳刚与阴柔兼之，既欣赏王尔德的喜剧，又为悲剧性的梵高深深触动，作品中对死亡的萦回于怀和对生命的昂然礼赞并存（这篇短文未能具体触及昂然生命的一面）。大师12月14日逝世，这几天神州内外的全球华文世界，众多余迷余粉莫不哀伤，莫不赞扬其非凡成就。
　　1976年，余先生在游览伦敦西敏寺的诗人之隅后，在其游记《不朽，是一堆顽石？》的末段写道：“这世界，来时她送我两件礼物，一件是肉身，一件是语文。走时，这两件都要还她，一件，已被我用坏，连她自己也认不出来，另一件我愈用愈好，还她时比领来时更新更活。”14日上午，我即使飞赴高雄，照时间推算，也不可能见到诗翁最后一面，遑论认出来认不出来。《当我死时》的上半篇说：“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與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
　　虽然余先生最后三十余年人多在高雄，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