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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梳理了等值翻译理论的发展脉络，认为等值理论的精髓在于其“标准的模糊性”。模糊语言是文学作品的重要特征，因其意象的不确定性而赋予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文学作品的模糊性在翻译中不应显化，而应通过保留其模糊性使译语读者和原文读者能得到同样的美的感受。本文通过鲁迅小说《呐喊》中具体例子的对比分析探讨了“标准的模糊性”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得出“标准的模糊性”是指导文学翻译的理论依据之一。
关键词： 等值翻译 标准的模糊性 文学翻译
一、等值翻译理论的发展脉络
“等值翻译”(translation equivalence)，作为翻译理论中三大核心概念之一，不仅国外翻译理论界多有探讨，在国内的翻译理论界也有不少学者著书立说。笔者就“等值”这一翻译本质特征提出自己的观点与看法。
1953年，苏联费道罗夫在《翻译理论》一书里，提出“等值”翻译理论：“翻译的等值，就是表现原文思想内容的完全准确和作用上，修辞上与原文一致。”
卡特福德(J.C.Catford)指出：“为了达到等值，必须使出发语和归宿语均符合该情景的功能相关特征。”（Catford，1965：37）在他看来，等值的唯一决定性标准就是与实物情况相对应的语义标志。换言之，即源语和译语在各自的语言语境中都能达到相同的情境交际功能。
奈达（E.A.Nida）在等值理论的研究方面建树颇丰。为了克服仅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待等值问题的局限性，他提出了“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的概念，同时还界定了“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的概念以利于比较（Nida，1964）。他将“动态等值”定义为：“原文信息在接受语中得以传递，以使译文接受者的反应与原文接受者的反应基本相同。”（Nida，2003：87）“形式对等”，相对而言只是强调在形式上和内容上语言信息本身的对等，故而其可接受性和自然性大打折扣。之后，奈达又将他的理论修正为“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但是在实质上与“动态对等”的概念并无二致，只是为了加深这一理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总而言之，奈达在等值的定义中，添加了语用的因素。但是，“基本相同”这个要求，不论在笔译还是口译的实践中都只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是难以企及的终极目标，尤其对口译实践来说，要在如此短暂的反应时间内做到如此完美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所以，奈达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模糊的标准”，将最理想的状态和具体的翻译实践之间的距离拉开了，忽略或者说是轻视了文化差异的存在。
等值翻译理论的提出是对译论发展的进一步完善。虽然这一理论始于西方，但其实对于“等值理论”，中外的学者早有共识。傅雷先生提出翻译要“神似”，而不只是“形似”，认为“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罗新璋，1984：559）。鲁迅先生提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罗新璋，1984： 316）解读名家的箴言，我们发现在不同的语言现象中求得等值，是“译事”的一个重要标准和依据。
二、等值翻译理论的精髓：标准模糊性
事实上，译界对等值理论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尤其是关于“等值理论”的模糊性标准和较弱的可操作性，很多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例如，纽马克（P. Newmark）在《翻译问题探索》（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一书中指出“诸如翻译单位、翻译等值、翻译不变值之类的论题应当摒弃——要么太理论化，要么随机性太强”（Newmark，1981）。Baker在其《换言之：翻译教程》（In Other Words：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一书的前言中指出，她在书中之所以使用“等值”这一概念，并不是由于它的理论地位，而是大多数译者都习惯于用此术语，“尽管一般能够取得某种程度上的等值，但是等值受到语言和文化等诸因素的影响，因而总是相对的”（Baker，1992：6）。
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笔者认为，对任何一个理论都要以一种辩证的态度来分析。
首先，“等值”的提出，要解决的是一个翻译标准和翻译质量的问题。国外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家对“等值”概念的提出和探讨，正如我国译界对“信达雅”的讨论一样，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当然这个标准的可操作性有待证实，但不能因此就否定“等值理论”尤其是“动态对等”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在译者翻译观形成的过程中，“等值理论”可以起到一个里程碑的作用，而众所周知，译者的翻译观直接决定其译作的优劣。
其次，关于“等值理论”，争论的焦点其实就是这一理论所建立的标准和规范的“模糊性”。一方面，这是等值理论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缺点往往包含着优点”。我们常常将翻译活动的主体分为“作者―译者―读者”三个部分，并且从不同的角度对译者提出标准，不是“揣摩作者的意图”，就是“考察读者的反应”，而作为翻译活动中心的译者往往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摇摆。事实上，试问哪一个译者可能真正地进入到“作者”或是“读者”的内心中一探究竟呢？所以，翻译的标准本身就应该是一个极限一样的函数，只有无限接近，永远不能企及。
最后，具体到等值理论对文学作品翻译的指导意义这一论题而言，等值理论标准的模糊性这一优势更能被充分利用。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本质属性。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整个语言或多或少是模糊的”（伍铁平，1999：98），因此，模糊亦是文学的基本属性。文学是通过审美的语言，即形象、情感、情节等来描述的。“文学模糊的审美价值在于其中的不确定性为读者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从而激活读者的审美想象”（周方珠，2004：273）。反之，如果非要让文学作品“清晰”、“精确”起来的话，那种朦胧、神秘的意境就会随之消失殆尽，文学的魅力也会因此削弱。
“等值理论”的精髓就在于其标准的“模糊性”：没有完全的等值翻译，最理想的翻译只能是最近似的等值。这就要求译文的意义和形式都要符合译语的语境，纯于自然。
三、标准模糊性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应用
文学作品的语言不同于其他科学文本的语言，文学作品的语言是描述性的。对于文学语言来说，除了传情、达意之外，还有其美学功能。钱冠连先生曾指出：译家把语用隐含变成明示，译变对了，便堵塞了读者的想象，译变一处堵塞一处，译变全部堵塞全部，结果是整个译品虽然可读但读起来毫无趣味，这是取消了文学；译家把语用隐含变成暗示时，译变错了，便无异于原来的创作，变错一处毁灭一处，变错全部毁灭全部，要多糟有多糟。因此，在文学翻译中保留文学作品语言本身的模糊性是成功翻译文学作品的关键。
依据“等值理论”的“模糊性”原则，对文学翻译的再现、对等只能是无限接近的，永远不可能完全到达。
下面，我们以鲁迅小说《呐喊》中的一些实例来对比分析标准模糊性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应用。
例1：赵太爷肚里一轮，觉得于他总不会有坏处，便将留下了，现就塞在太太的床底下。（鲁迅，2001：92）
译文1：...and since Mr. Zhao after thinking it over had decided it could after all do him no harm to keep the cases，they were now stowed under his wife’s bed.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
译文2：After reading the said letter，Old Master Zhao had given that possibility a quick roll around his brain and concluded that such a relationship could certainly do him no harm.(威廉姆斯)
在这里，“轮”作为动词，其意义是模糊的、含蓄的，但却形象地刻画出赵太爷的虚伪、卑劣、狡猾和无耻。杨戴夫妇的译文“think it over”只保留了原文表面的意思，使模糊语言精确化，从而没能将“轮”的内涵正确地传达给译语读者，原文的风格意义就无法得到再现。威廉将其译为“a quick roll around his brain”，形象地保留了原文所赋予读者的阐释空间，译文读者只要将上下文语境结合起来，便可以从字里行间获得与原文读者同样的美的感受。因此，相比而言，威廉的译文充分考虑了标准模糊性这一等值理论的精髓，取得了翻译等值。
有时候文学作品看似精确的词语却表达了模糊的语义，在译文中更要注意标准模糊性的应用。
例2：如果出到十几文，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鲁迅，2001：13）
译文1：…while a dozen will buy a meat dish; but most of the customers here belong to the short-coated class，few of whom can afford this. As for those in long gowns，they go into the inner room to order wine and dishes and sit drinking at their leisure.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
译文2：If he’s got enough to lay down a dozen coppers or so，he can even get a meat dish. But most of the patrons at such places belong to the short-jacket crowd，the gentry，who can afford to saunter into the room next to the bar，order a main course，some wine to go with it，and then sit down and linger over their cups. (威廉姆斯)
“短衣”、“长衫”都是人们的穿着。这两个词看似精确，却体现了文学语言的模糊而含蓄的特征。那么究竟“短衣”和“长衫”分别指哪些人呢？其实只要读者环顾上下文，仔细思考一下，就能体会出“短衣帮”是指旧社会的穷苦的劳动人民，而“长衫”则指代当时社会的知识界和上层分子。作者抓住了“长衫”这一典型细节，穿长衫是科举时代读书人的象征，而孔乙己的长衫却“又脏又破”，一个穷困潦倒的迂腐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形象出现在我们眼前，也由此可见封建科举对知识分子的愚弄和迫害。这里使用借代的用法可以使读者在阅读中产生联想，在审美的同时体味作者的用意。在译文中，杨戴夫妇没有将这两个借代用法具体化，而是保留了其修辞手法，让译文读者也能像原文读者一样在作者留下的空白和不定点中感受原文的风格，真可谓用心良苦，也让人不得不为他们的神来译笔所折服。而威廉译对“短衣”和“长衫”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使原本模糊含蓄却又充满讥讽的语言刹那间失去了其艺术之美而变得平淡无奇，抹杀了原文的风格。
四、结语
由此看来，等值理论的精髓——“标准模糊性”可以明确地指导文学翻译活动，标准的模糊性正是契合了文学语言模糊性这一特点，让译文读者能在保留原文语言的模糊性中去感受原文语言之美。当然，文学作品语言的翻译不能简单套用理论，而是要灵活地应用理论来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1］Baker Mona，In Other Words：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2.
［2］Catford，J.C.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3］Koller，W.Ein führung in die Ubersetzungs wissenschaft［M］.Heidelberg：Quelle
关键词： 等值翻译 标准的模糊性 文学翻译
一、等值翻译理论的发展脉络
“等值翻译”(translation equivalence)，作为翻译理论中三大核心概念之一，不仅国外翻译理论界多有探讨，在国内的翻译理论界也有不少学者著书立说。笔者就“等值”这一翻译本质特征提出自己的观点与看法。
1953年，苏联费道罗夫在《翻译理论》一书里，提出“等值”翻译理论：“翻译的等值，就是表现原文思想内容的完全准确和作用上，修辞上与原文一致。”
卡特福德(J.C.Catford)指出：“为了达到等值，必须使出发语和归宿语均符合该情景的功能相关特征。”（Catford，1965：37）在他看来，等值的唯一决定性标准就是与实物情况相对应的语义标志。换言之，即源语和译语在各自的语言语境中都能达到相同的情境交际功能。
奈达（E.A.Nida）在等值理论的研究方面建树颇丰。为了克服仅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待等值问题的局限性，他提出了“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的概念，同时还界定了“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的概念以利于比较（Nida，1964）。他将“动态等值”定义为：“原文信息在接受语中得以传递，以使译文接受者的反应与原文接受者的反应基本相同。”（Nida，2003：87）“形式对等”，相对而言只是强调在形式上和内容上语言信息本身的对等，故而其可接受性和自然性大打折扣。之后，奈达又将他的理论修正为“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但是在实质上与“动态对等”的概念并无二致，只是为了加深这一理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总而言之，奈达在等值的定义中，添加了语用的因素。但是，“基本相同”这个要求，不论在笔译还是口译的实践中都只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是难以企及的终极目标，尤其对口译实践来说，要在如此短暂的反应时间内做到如此完美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所以，奈达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模糊的标准”，将最理想的状态和具体的翻译实践之间的距离拉开了，忽略或者说是轻视了文化差异的存在。
等值翻译理论的提出是对译论发展的进一步完善。虽然这一理论始于西方，但其实对于“等值理论”，中外的学者早有共识。傅雷先生提出翻译要“神似”，而不只是“形似”，认为“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罗新璋，1984：559）。鲁迅先生提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罗新璋，1984： 316）解读名家的箴言，我们发现在不同的语言现象中求得等值，是“译事”的一个重要标准和依据。
二、等值翻译理论的精髓：标准模糊性
事实上，译界对等值理论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尤其是关于“等值理论”的模糊性标准和较弱的可操作性，很多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例如，纽马克（P. Newmark）在《翻译问题探索》（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一书中指出“诸如翻译单位、翻译等值、翻译不变值之类的论题应当摒弃——要么太理论化，要么随机性太强”（Newmark，1981）。Baker在其《换言之：翻译教程》（In Other Words：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一书的前言中指出，她在书中之所以使用“等值”这一概念，并不是由于它的理论地位，而是大多数译者都习惯于用此术语，“尽管一般能够取得某种程度上的等值，但是等值受到语言和文化等诸因素的影响，因而总是相对的”（Baker，1992：6）。
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笔者认为，对任何一个理论都要以一种辩证的态度来分析。
首先，“等值”的提出，要解决的是一个翻译标准和翻译质量的问题。国外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家对“等值”概念的提出和探讨，正如我国译界对“信达雅”的讨论一样，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当然这个标准的可操作性有待证实，但不能因此就否定“等值理论”尤其是“动态对等”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在译者翻译观形成的过程中，“等值理论”可以起到一个里程碑的作用，而众所周知，译者的翻译观直接决定其译作的优劣。
其次，关于“等值理论”，争论的焦点其实就是这一理论所建立的标准和规范的“模糊性”。一方面，这是等值理论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缺点往往包含着优点”。我们常常将翻译活动的主体分为“作者―译者―读者”三个部分，并且从不同的角度对译者提出标准，不是“揣摩作者的意图”，就是“考察读者的反应”，而作为翻译活动中心的译者往往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摇摆。事实上，试问哪一个译者可能真正地进入到“作者”或是“读者”的内心中一探究竟呢？所以，翻译的标准本身就应该是一个极限一样的函数，只有无限接近，永远不能企及。
最后，具体到等值理论对文学作品翻译的指导意义这一论题而言，等值理论标准的模糊性这一优势更能被充分利用。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本质属性。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整个语言或多或少是模糊的”（伍铁平，1999：98），因此，模糊亦是文学的基本属性。文学是通过审美的语言，即形象、情感、情节等来描述的。“文学模糊的审美价值在于其中的不确定性为读者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从而激活读者的审美想象”（周方珠，2004：273）。反之，如果非要让文学作品“清晰”、“精确”起来的话，那种朦胧、神秘的意境就会随之消失殆尽，文学的魅力也会因此削弱。
“等值理论”的精髓就在于其标准的“模糊性”：没有完全的等值翻译，最理想的翻译只能是最近似的等值。这就要求译文的意义和形式都要符合译语的语境，纯于自然。
三、标准模糊性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应用
文学作品的语言不同于其他科学文本的语言，文学作品的语言是描述性的。对于文学语言来说，除了传情、达意之外，还有其美学功能。钱冠连先生曾指出：译家把语用隐含变成明示，译变对了，便堵塞了读者的想象，译变一处堵塞一处，译变全部堵塞全部，结果是整个译品虽然可读但读起来毫无趣味，这是取消了文学；译家把语用隐含变成暗示时，译变错了，便无异于原来的创作，变错一处毁灭一处，变错全部毁灭全部，要多糟有多糟。因此，在文学翻译中保留文学作品语言本身的模糊性是成功翻译文学作品的关键。
依据“等值理论”的“模糊性”原则，对文学翻译的再现、对等只能是无限接近的，永远不可能完全到达。
下面，我们以鲁迅小说《呐喊》中的一些实例来对比分析标准模糊性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应用。
例1：赵太爷肚里一轮，觉得于他总不会有坏处，便将留下了，现就塞在太太的床底下。（鲁迅，2001：92）
译文1：...and since Mr. Zhao after thinking it over had decided it could after all do him no harm to keep the cases，they were now stowed under his wife’s bed.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
译文2：After reading the said letter，Old Master Zhao had given that possibility a quick roll around his brain and concluded that such a relationship could certainly do him no harm.(威廉姆斯)
在这里，“轮”作为动词，其意义是模糊的、含蓄的，但却形象地刻画出赵太爷的虚伪、卑劣、狡猾和无耻。杨戴夫妇的译文“think it over”只保留了原文表面的意思，使模糊语言精确化，从而没能将“轮”的内涵正确地传达给译语读者，原文的风格意义就无法得到再现。威廉将其译为“a quick roll around his brain”，形象地保留了原文所赋予读者的阐释空间，译文读者只要将上下文语境结合起来，便可以从字里行间获得与原文读者同样的美的感受。因此，相比而言，威廉的译文充分考虑了标准模糊性这一等值理论的精髓，取得了翻译等值。
有时候文学作品看似精确的词语却表达了模糊的语义，在译文中更要注意标准模糊性的应用。
例2：如果出到十几文，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鲁迅，2001：13）
译文1：…while a dozen will buy a meat dish; but most of the customers here belong to the short-coated class，few of whom can afford this. As for those in long gowns，they go into the inner room to order wine and dishes and sit drinking at their leisure.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
译文2：If he’s got enough to lay down a dozen coppers or so，he can even get a meat dish. But most of the patrons at such places belong to the short-jacket crowd，the gentry，who can afford to saunter into the room next to the bar，order a main course，some wine to go with it，and then sit down and linger over their cups. (威廉姆斯)
“短衣”、“长衫”都是人们的穿着。这两个词看似精确，却体现了文学语言的模糊而含蓄的特征。那么究竟“短衣”和“长衫”分别指哪些人呢？其实只要读者环顾上下文，仔细思考一下，就能体会出“短衣帮”是指旧社会的穷苦的劳动人民，而“长衫”则指代当时社会的知识界和上层分子。作者抓住了“长衫”这一典型细节，穿长衫是科举时代读书人的象征，而孔乙己的长衫却“又脏又破”，一个穷困潦倒的迂腐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形象出现在我们眼前，也由此可见封建科举对知识分子的愚弄和迫害。这里使用借代的用法可以使读者在阅读中产生联想，在审美的同时体味作者的用意。在译文中，杨戴夫妇没有将这两个借代用法具体化，而是保留了其修辞手法，让译文读者也能像原文读者一样在作者留下的空白和不定点中感受原文的风格，真可谓用心良苦，也让人不得不为他们的神来译笔所折服。而威廉译对“短衣”和“长衫”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使原本模糊含蓄却又充满讥讽的语言刹那间失去了其艺术之美而变得平淡无奇，抹杀了原文的风格。
四、结语
由此看来，等值理论的精髓——“标准模糊性”可以明确地指导文学翻译活动，标准的模糊性正是契合了文学语言模糊性这一特点，让译文读者能在保留原文语言的模糊性中去感受原文语言之美。当然，文学作品语言的翻译不能简单套用理论，而是要灵活地应用理论来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1］Baker Mona，In Other Words：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2.
［2］Catford，J.C.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3］Koller，W.Ein führung in die Ubersetzungs wissenschaft［M］.Heidelberg：Quel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