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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部分捐赠武汉的慈善物品采用了市场分配方式，其背后逻辑认为市场本身是价值无涉的，采用市场分配可以充分保证人的自由选择，提高分配效率。对于这种逻辑，基于马克思主义和社群主义的视角，可以从不同角度予以反思。社群主义一般认为，实际上市场分配的方式并非价值无涉，市场分配会对慈善品的内在价值产生侵蚀，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在市场中的选择自由并非真正的自由，单一的市场分配会加剧不平等。现阶段，应该明确市场边界，针对不同资源按照其属性采取多元分配。
關键词：市场分配;侵蚀;价值一元论;多元分配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0）17-0101-03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武汉为了顾全大局进行封城，此举有力阻止了疫情的扩散，但也造成了武汉市民生活物资的相对短缺的状况。对此，全国各地人民本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积极对武汉捐款捐物。期间，山东省捐赠了一批新鲜蔬菜，蔬菜运抵武汉后，武汉方面并未采用传统中慈善品常用的分配方式，而是通过超市将该批次蔬菜售卖，这种将捐赠物品通过市场进行分配的方式引发争议，人们对此褒贬不一，本文将对此次争论予以分配正义角度的反思。
一、市场分配的逻辑
（一）事件回顾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武汉封城，随即带来了物资供应的不便，武汉出现一定程度上的物资短缺，市民的正常生活受到一定影响。2020月1月29日，山东省委省政府捐赠的350吨新鲜蔬菜运抵武汉，武汉商务局组织超市将该批蔬菜以低于市场价销售。面对舆论质疑，武汉市商务局官网回复，新鲜蔬菜不易储存，为了保障市民的选择自由同时提高效率尽快使其抵达餐桌，故采用市场来分配这批捐赠蔬菜，所得款项扣除成本后均用于新冠防治。此举得到一部分拥趸，认为采取市场分配的方式有利于蔬菜的优化配置，体现了市场的优越性。但也有部分反对声音，一位山东群众拨打武汉市长热线，强调山东捐赠蔬菜是为了支援一线医务人员和困难群众，是捐助的而不是卖的，表示不能接受把这批蔬菜销售的行为，认为自己的感情受到了伤害。
（二）市场分配的理由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必须彼此协作进行社会性的生产、生活。同时在社会中因为自然条件和生产力水平等诸多原因，资源相对于人的需求总是处于相对有限的状态，这就意味着社会不得不对资源进行分配。人类社会中存在着诸多分配原则，如平均分配、按需分配、基于运气的随机分配、基于政治权力的分配、基于血缘的分配、按照天赋和努力来分配等。通常来说一个历史阶段某个特定的社会，对于物质产品、教育资源、政治权力、荣誉声望等各个属性不同的资源，会有不同的原则进行分配。近代以来，市场逐渐成为资源分配的主要力量，人们一般把这种分配方式称为市场分配。传统上来说，一般市场分配方式多用于商业活动，不涉及慈善捐赠。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武汉市商务局创新采用市场分配的方式，将蔬菜通过市场进行销售，这样做的理论基础概括而言可以总结为两点：
一是基于人的自由选择。自由选择是市场分配的基本原则，以罗伯特·诺奇克（Robert Nozick）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家论证市场配置资源可以充分保证个人的选择自由，使其自由不受侵犯。相比较基于血缘或者行政权力的分配，市场分配方式提倡人们应该自由地交易、消费，满足人多样的真实需求。具体到此次事件中，人们对于蔬菜的真实需求是多样的，有人需要蔬菜有人不需要蔬菜，有人喜欢吃白菜有人喜欢吃土豆。只有通过市场的方式，让人们自由地购买自己需要的蔬菜，才能实现个性化的选择，保证武汉市民的自由。
二是基于效率最优。以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通过市场可以提高分配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解。具体在此次事件中，疫情期间工作千头万绪，市内的交通运输也受到一定阻碍，虽然捐赠者的本意是将蔬菜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但是甄别工作成本巨大，而蔬菜不易储存，通过市场分配效率最高，可尽快将蔬菜送到餐桌，另外，销售蔬菜所得资金也用于了疫情防控，符合捐助的初衷。
二、对市场分配的反思
基于以上的理由，武汉市商务局的市场分配蔬菜似乎是无可置疑的，实际上，舆论如《新京报》也大都对之持支持态度，称赞其此举创新务实，但实际上关于市场分配有利于个人选择自由和效率的说法是值得反思的。
（一）关于自由的反思
实际上市场分配并不能真正地保证人们的自由选择，人们在市场中的自由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意义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试图设想以下画面：一个人身无分文的工人每天进行16小时的高强度体力劳动;一个贫困学子离开心爱的学堂;一个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放弃治疗。人们很难在此论证其选择是自愿的，这时他们只拥有形式上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抽象的，不具备实现的能力，其本质依然是不自由的。换言之，在市场分配中，真正自由的是货币而不是现实的个人，个人如果离开货币毫无自由可言[1]。市场分配并不如其所述的是反映人们的自由选择的真实需求，因为市场的参与者愿意出资购买某一资源，不仅取决于其自身需求程度，更取决于自购买能力。资源通过市场配置往往分配到更具有购买能力而不是更需要的人手中，这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内在原因。
即使在之前武汉的蔬菜售卖中，市场分配的方式在保障需要者的自由选择也是值得怀疑的。诚然以市场销售的方式的确满足了人们选择不同蔬菜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的选择依然有着其潜在成本，即选择者需要有金钱、时间和出行购物的能力，而这三种成本正是最需要被捐助的对象所缺少的。在疫情中，武汉身无分文者缺少购物的金钱，工作在抗疫情第一线的医生护士缺少购物的时间，居家卧病的人缺少出门购物的能力，实际上这三种人群才是最需要这批捐赠蔬菜的人，也是慈善捐赠真正应该帮助的人。但这些需要者因为购买能力的缺少，市场分配的方式只能保证其形式上的选择自由，并不能保障其真正的自由。 （二）关于效率的反思
武汉市商务局采用市场分配方式最大理由是效率的提高，因为甄别何者更需要捐赠工作成本巨大，另外超市有成熟的物流体系，顾客购买以后自己将蔬菜带入家中，不需要武汉市商务局负责运输问题，可以达到效率最高。但是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其实这种效率提高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甄别工作的减少，这种效率提高的代价是慈善捐赠针对性的减弱，并不能针对性帮助最需要帮助人群，由原先预计的精准捐赠变成了大水漫灌。二是蔬菜运输任务的减少，这本质上是一个运输成本的转移，在相关部门不需要运输蔬菜的同时，相应的顾客就需要将购买的蔬菜运输回家中，不过是工作量从捐赠方转移到了受捐赠人。总结而言，以市场分配带来的效率提高并不是免费的，相应的，这种方式付出了捐赠针对性减弱和受捐赠者要承担一部分运输成本这两方面的代价。
三、市场的边界
（一）价值侵蚀
除了以上关于自由和效率的两点反思之外，一般常识中，人们不会用市场分配的方式来进行慈善捐赠，并且拨打武汉市长热线的山东群众所表达的感情很朴素真挚，她一直在强调：这是我们捐赠的东西，你们怎么能给卖了呢？这句话似乎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笔者认为，这句简单的情感表达不应该简单解释为群众因不明白经济学原理而产生的不合时宜的固执，其背后实际蕴含着一种很深刻的洞见，即市场会对慈善本身产生某种价值侵蚀。
支持以市场化配置慈善资源，其实蕴含着一个隐藏的前提假设即：市场只是配置资源的方式，其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在资源商品化的过程中不改变本身的属性。但这点遭到了社群主义者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Sandel）的反对，桑德尔认为：市场会留下它们的印记，有时候市场价值观会把一些值得人们关切的非市场价值观挤出去[2]。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人类历史上存在不同的分配方式，这些分配方式很多时候是和资源内在属性一致的，一旦由不同的方式所分配，资源便不再具有其原本所带有的含义了。换言之，市场分配会对这种资源的价值进行侵蚀。例如，奖状是荣誉的象征，它具有肯定奖状获得者优秀的意味，一旦通过商品化购买，奖状就失去了价值，变成了一张废纸。一个人也许可以通过市场购买奥运会短跑金牌，但他永远无法通过市场购买短跑金牌背后所代表的肯定。同时，即使原来非市场的分配方式依旧存在，只要某部分产品通过市场进行了分配，这种侵蚀就依旧存在。设想一下义务献血的例子，参与义务献血的分配形式象征着进行了一种社会互助，一旦允许血液通过市场的方式进行买卖，此时献血行为将不再意味着社会互助，而是成为对通过卖血为生的贫苦者的一份竞争。
同样，在武汉将慈善捐赠蔬菜市场销售过程中也对这些蔬菜本身所蕴含的慈善价值产生了侵蚀。在市场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物化为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关系[3]。捐赠本身代表的则是在金钱关系中人与人关系的另一种可能——关心彼此，捐赠的蔬菜除了使用价值之外，其本身还蕴含着捐赠者对于在武汉封城中受灾同胞的关爱之情，但使用市场分配的方式则侵蚀了这种价值。当受捐助人通过超市买到蔬菜时，他们将感受不到捐助者对之的关心和支持，而捐赠者的善意也受到了侵害变成了一种单纯的商品，可以说，市场化的分配侵蚀了捐赠物品所特有的慈善价值。
（二）多元分配
分配之所以产生，源于在客观上人们需要相互合作的社会性生活而资源相对有限;在主观上，人们更关心自己的利益而对他人的利益比较不感兴趣。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将之总结为“中等匮乏”和“相互冷淡”[4]。由此可见，分配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生产力的大力发展，消除资源的相对匮乏，以达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届时人们“各取所取，各盡所能”，分配问题自然成为了伪问题。而在共产主义达成之前，分配依旧是我国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如在这次疫情中，需要对各种物资进行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分配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繁荣，但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单一市场分配原则会侵蚀非市场领域的诸多价值。社群主义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曾强调应该树立市场的边界，防止市场交易的逻辑向非市场的领域扩散[5]。
实际上，单纯市场逻辑的背后，根本上是价值一元论的哲学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在分配领域不同的价值可以通约、可以交换。笔者认为价值一元论是十分危险的。正如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所说：“人类的目标是多样性的，它们并不都是可以公约的，而且它们互相之间往往处于永久的敌对状态。假定所有的价值只能用一个尺度衡量，以致……可以决定何者为最高，在我看来违背了我们的人是自由主体的知识。”[6]试想如果金钱可以买卖体育比赛的输赢，那么体育将失去追求挑战身体极限的意义;如果金钱可以买到知识分子的结论，那么人类将再无真理可言;如果金钱可以买到高考分数，那么大学将都是权贵子弟，寒门再无翻身的机会。此时金钱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力量，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货币是最高的善，因此它的占有者也是善的”。单一价值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这样一种长期被人所诟病的“金本位”或“官本位”社会，在这样一种社会中真、善、美荡然无存，一切都被金钱或者权力所垄断。
四、结语
依笔者看来，将慈善通过市场捐赠是不妥的，只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使用，万不可常态化，应该意识到市场化行为背后侵蚀了慈善的内在价值属性。价值是多元的，资源的分配方式也应该是多元的，不同的资源应该根据其所具有的属性，结合历史和现实选择其所应该对应的分配方式。如对于基础教育以及生存必需品，应该采用平均分配的原则保证人们的基本需要，对于享受性质的商品服务采用市场分配，而对于类似的慈善捐助则应采用按需分配原则，让困乏需要中的人群得到帮助。事实上在这次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的治疗中，我国采用的正是按需分配原则，对病人按照病情轻重需要免费治疗，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不同的分配方式都应该坚守自己所覆盖的领域，不能彼此越界，对于其他领域造成侵蚀。只有采用多元分配，坚持市场的边界，各种价值相互制约，才能缩小贫富差距，有利应对各种天灾人祸以促进社会朝着平等共荣的方向发展，这也应该是中国成功抗击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刘雄春.《资本论》与市场的合理性边界——基于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的思考[J].宁夏社会科学，2016（6）.
[2]迈克尔·桑德尔.金钱不能买到什么[M].邓正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14.
[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4]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27.
[5]沃尔泽.正义的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M].诸松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113.
[6]Isaiah Berlin.Four Essays on Liber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216.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45.
作者简介：胡海龙（1991—），男，汉族，江苏徐州人，博士研究生在读，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系，研究方向为外国哲学。
（责任编辑：王宝林）
關键词：市场分配;侵蚀;价值一元论;多元分配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0）17-0101-03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武汉为了顾全大局进行封城，此举有力阻止了疫情的扩散，但也造成了武汉市民生活物资的相对短缺的状况。对此，全国各地人民本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积极对武汉捐款捐物。期间，山东省捐赠了一批新鲜蔬菜，蔬菜运抵武汉后，武汉方面并未采用传统中慈善品常用的分配方式，而是通过超市将该批次蔬菜售卖，这种将捐赠物品通过市场进行分配的方式引发争议，人们对此褒贬不一，本文将对此次争论予以分配正义角度的反思。
一、市场分配的逻辑
（一）事件回顾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武汉封城，随即带来了物资供应的不便，武汉出现一定程度上的物资短缺，市民的正常生活受到一定影响。2020月1月29日，山东省委省政府捐赠的350吨新鲜蔬菜运抵武汉，武汉商务局组织超市将该批蔬菜以低于市场价销售。面对舆论质疑，武汉市商务局官网回复，新鲜蔬菜不易储存，为了保障市民的选择自由同时提高效率尽快使其抵达餐桌，故采用市场来分配这批捐赠蔬菜，所得款项扣除成本后均用于新冠防治。此举得到一部分拥趸，认为采取市场分配的方式有利于蔬菜的优化配置，体现了市场的优越性。但也有部分反对声音，一位山东群众拨打武汉市长热线，强调山东捐赠蔬菜是为了支援一线医务人员和困难群众，是捐助的而不是卖的，表示不能接受把这批蔬菜销售的行为，认为自己的感情受到了伤害。
（二）市场分配的理由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必须彼此协作进行社会性的生产、生活。同时在社会中因为自然条件和生产力水平等诸多原因，资源相对于人的需求总是处于相对有限的状态，这就意味着社会不得不对资源进行分配。人类社会中存在着诸多分配原则，如平均分配、按需分配、基于运气的随机分配、基于政治权力的分配、基于血缘的分配、按照天赋和努力来分配等。通常来说一个历史阶段某个特定的社会，对于物质产品、教育资源、政治权力、荣誉声望等各个属性不同的资源，会有不同的原则进行分配。近代以来，市场逐渐成为资源分配的主要力量，人们一般把这种分配方式称为市场分配。传统上来说，一般市场分配方式多用于商业活动，不涉及慈善捐赠。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武汉市商务局创新采用市场分配的方式，将蔬菜通过市场进行销售，这样做的理论基础概括而言可以总结为两点：
一是基于人的自由选择。自由选择是市场分配的基本原则，以罗伯特·诺奇克（Robert Nozick）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家论证市场配置资源可以充分保证个人的选择自由，使其自由不受侵犯。相比较基于血缘或者行政权力的分配，市场分配方式提倡人们应该自由地交易、消费，满足人多样的真实需求。具体到此次事件中，人们对于蔬菜的真实需求是多样的，有人需要蔬菜有人不需要蔬菜，有人喜欢吃白菜有人喜欢吃土豆。只有通过市场的方式，让人们自由地购买自己需要的蔬菜，才能实现个性化的选择，保证武汉市民的自由。
二是基于效率最优。以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通过市场可以提高分配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解。具体在此次事件中，疫情期间工作千头万绪，市内的交通运输也受到一定阻碍，虽然捐赠者的本意是将蔬菜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但是甄别工作成本巨大，而蔬菜不易储存，通过市场分配效率最高，可尽快将蔬菜送到餐桌，另外，销售蔬菜所得资金也用于了疫情防控，符合捐助的初衷。
二、对市场分配的反思
基于以上的理由，武汉市商务局的市场分配蔬菜似乎是无可置疑的，实际上，舆论如《新京报》也大都对之持支持态度，称赞其此举创新务实，但实际上关于市场分配有利于个人选择自由和效率的说法是值得反思的。
（一）关于自由的反思
实际上市场分配并不能真正地保证人们的自由选择，人们在市场中的自由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意义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试图设想以下画面：一个人身无分文的工人每天进行16小时的高强度体力劳动;一个贫困学子离开心爱的学堂;一个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放弃治疗。人们很难在此论证其选择是自愿的，这时他们只拥有形式上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抽象的，不具备实现的能力，其本质依然是不自由的。换言之，在市场分配中，真正自由的是货币而不是现实的个人，个人如果离开货币毫无自由可言[1]。市场分配并不如其所述的是反映人们的自由选择的真实需求，因为市场的参与者愿意出资购买某一资源，不仅取决于其自身需求程度，更取决于自购买能力。资源通过市场配置往往分配到更具有购买能力而不是更需要的人手中，这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内在原因。
即使在之前武汉的蔬菜售卖中，市场分配的方式在保障需要者的自由选择也是值得怀疑的。诚然以市场销售的方式的确满足了人们选择不同蔬菜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的选择依然有着其潜在成本，即选择者需要有金钱、时间和出行购物的能力，而这三种成本正是最需要被捐助的对象所缺少的。在疫情中，武汉身无分文者缺少购物的金钱，工作在抗疫情第一线的医生护士缺少购物的时间，居家卧病的人缺少出门购物的能力，实际上这三种人群才是最需要这批捐赠蔬菜的人，也是慈善捐赠真正应该帮助的人。但这些需要者因为购买能力的缺少，市场分配的方式只能保证其形式上的选择自由，并不能保障其真正的自由。 （二）关于效率的反思
武汉市商务局采用市场分配方式最大理由是效率的提高，因为甄别何者更需要捐赠工作成本巨大，另外超市有成熟的物流体系，顾客购买以后自己将蔬菜带入家中，不需要武汉市商务局负责运输问题，可以达到效率最高。但是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其实这种效率提高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甄别工作的减少，这种效率提高的代价是慈善捐赠针对性的减弱，并不能针对性帮助最需要帮助人群，由原先预计的精准捐赠变成了大水漫灌。二是蔬菜运输任务的减少，这本质上是一个运输成本的转移，在相关部门不需要运输蔬菜的同时，相应的顾客就需要将购买的蔬菜运输回家中，不过是工作量从捐赠方转移到了受捐赠人。总结而言，以市场分配带来的效率提高并不是免费的，相应的，这种方式付出了捐赠针对性减弱和受捐赠者要承担一部分运输成本这两方面的代价。
三、市场的边界
（一）价值侵蚀
除了以上关于自由和效率的两点反思之外，一般常识中，人们不会用市场分配的方式来进行慈善捐赠，并且拨打武汉市长热线的山东群众所表达的感情很朴素真挚，她一直在强调：这是我们捐赠的东西，你们怎么能给卖了呢？这句话似乎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笔者认为，这句简单的情感表达不应该简单解释为群众因不明白经济学原理而产生的不合时宜的固执，其背后实际蕴含着一种很深刻的洞见，即市场会对慈善本身产生某种价值侵蚀。
支持以市场化配置慈善资源，其实蕴含着一个隐藏的前提假设即：市场只是配置资源的方式，其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在资源商品化的过程中不改变本身的属性。但这点遭到了社群主义者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Sandel）的反对，桑德尔认为：市场会留下它们的印记，有时候市场价值观会把一些值得人们关切的非市场价值观挤出去[2]。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人类历史上存在不同的分配方式，这些分配方式很多时候是和资源内在属性一致的，一旦由不同的方式所分配，资源便不再具有其原本所带有的含义了。换言之，市场分配会对这种资源的价值进行侵蚀。例如，奖状是荣誉的象征，它具有肯定奖状获得者优秀的意味，一旦通过商品化购买，奖状就失去了价值，变成了一张废纸。一个人也许可以通过市场购买奥运会短跑金牌，但他永远无法通过市场购买短跑金牌背后所代表的肯定。同时，即使原来非市场的分配方式依旧存在，只要某部分产品通过市场进行了分配，这种侵蚀就依旧存在。设想一下义务献血的例子，参与义务献血的分配形式象征着进行了一种社会互助，一旦允许血液通过市场的方式进行买卖，此时献血行为将不再意味着社会互助，而是成为对通过卖血为生的贫苦者的一份竞争。
同样，在武汉将慈善捐赠蔬菜市场销售过程中也对这些蔬菜本身所蕴含的慈善价值产生了侵蚀。在市场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物化为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关系[3]。捐赠本身代表的则是在金钱关系中人与人关系的另一种可能——关心彼此，捐赠的蔬菜除了使用价值之外，其本身还蕴含着捐赠者对于在武汉封城中受灾同胞的关爱之情，但使用市场分配的方式则侵蚀了这种价值。当受捐助人通过超市买到蔬菜时，他们将感受不到捐助者对之的关心和支持，而捐赠者的善意也受到了侵害变成了一种单纯的商品，可以说，市场化的分配侵蚀了捐赠物品所特有的慈善价值。
（二）多元分配
分配之所以产生，源于在客观上人们需要相互合作的社会性生活而资源相对有限;在主观上，人们更关心自己的利益而对他人的利益比较不感兴趣。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将之总结为“中等匮乏”和“相互冷淡”[4]。由此可见，分配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生产力的大力发展，消除资源的相对匮乏，以达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届时人们“各取所取，各盡所能”，分配问题自然成为了伪问题。而在共产主义达成之前，分配依旧是我国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如在这次疫情中，需要对各种物资进行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分配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繁荣，但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单一市场分配原则会侵蚀非市场领域的诸多价值。社群主义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曾强调应该树立市场的边界，防止市场交易的逻辑向非市场的领域扩散[5]。
实际上，单纯市场逻辑的背后，根本上是价值一元论的哲学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在分配领域不同的价值可以通约、可以交换。笔者认为价值一元论是十分危险的。正如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所说：“人类的目标是多样性的，它们并不都是可以公约的，而且它们互相之间往往处于永久的敌对状态。假定所有的价值只能用一个尺度衡量，以致……可以决定何者为最高，在我看来违背了我们的人是自由主体的知识。”[6]试想如果金钱可以买卖体育比赛的输赢，那么体育将失去追求挑战身体极限的意义;如果金钱可以买到知识分子的结论，那么人类将再无真理可言;如果金钱可以买到高考分数，那么大学将都是权贵子弟，寒门再无翻身的机会。此时金钱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力量，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货币是最高的善，因此它的占有者也是善的”。单一价值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这样一种长期被人所诟病的“金本位”或“官本位”社会，在这样一种社会中真、善、美荡然无存，一切都被金钱或者权力所垄断。
四、结语
依笔者看来，将慈善通过市场捐赠是不妥的，只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使用，万不可常态化，应该意识到市场化行为背后侵蚀了慈善的内在价值属性。价值是多元的，资源的分配方式也应该是多元的，不同的资源应该根据其所具有的属性，结合历史和现实选择其所应该对应的分配方式。如对于基础教育以及生存必需品，应该采用平均分配的原则保证人们的基本需要，对于享受性质的商品服务采用市场分配，而对于类似的慈善捐助则应采用按需分配原则，让困乏需要中的人群得到帮助。事实上在这次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的治疗中，我国采用的正是按需分配原则，对病人按照病情轻重需要免费治疗，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不同的分配方式都应该坚守自己所覆盖的领域，不能彼此越界，对于其他领域造成侵蚀。只有采用多元分配，坚持市场的边界，各种价值相互制约，才能缩小贫富差距，有利应对各种天灾人祸以促进社会朝着平等共荣的方向发展，这也应该是中国成功抗击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刘雄春.《资本论》与市场的合理性边界——基于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的思考[J].宁夏社会科学，2016（6）.
[2]迈克尔·桑德尔.金钱不能买到什么[M].邓正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14.
[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4]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27.
[5]沃尔泽.正义的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M].诸松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113.
[6]Isaiah Berlin.Four Essays on Liber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216.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45.
作者简介：胡海龙（1991—），男，汉族，江苏徐州人，博士研究生在读，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系，研究方向为外国哲学。
（责任编辑：王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