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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时代背景下，乡村精英也在移动互联网的影响中经历着转化。文章以云南一个白族传统村落为研究个案，考察当地乡村精英群体的微信生活。研究发现，精英身份和意识赋予他们技术使用的独特性，微信对精英群体的权威建构发挥了新的影响和作用。具体来说，乡村精英通过对微信技术的积极运用，在巩固象征性资源、拓展社会关系网络、激发公共生活的参与度等方面形成了新的权威构建方式。文章试图从新媒体技术的角度去探究微信和乡村精英权威身份构建的方式以及技术带给村落社会的重要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乡村精英;微信;权威构建;石龙村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1）03-0064-10
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乡村精英的讨论一直都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从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察开始，一些学者把乡村精英看做影响中国乡村社会发展与变迁的重要因素和力量。韦伯就将社会精英理解为村落治理的关键性力量[1]59。费孝通认为，精英权威来源于个体在村落社会内部占据的特殊位置，如社会身份地位、社会关系网络、参与公共事务的状况、有无基本群众支持等，依靠建立在村落社会内部的权威，精英能够在乡村公共生活中取得话语权，支配村落社会发展[2]119-120。随着对乡村精英研究和讨论的深入，在一些学者对乡村精英的界定中，有观点认为乡村精英是指那些“在农村社会中影响比较大的人物”[3]。也有学者提出乡村精英是“在小群体的交往实践中，那些比其他成员能调动更多社会资源、获得更多权威性价值分配如安全、尊重、影响力的人，就可成为精英”[4]。除了对乡村精英的定义、该群体在村落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村落精英的流动与变迁等方面的讨论之外，还有比较多的学者关注乡村治理、社区发展和乡村精英之间的关系，例如有学者认为乡村精英的活动对社会体制现代转型会发生影响，他们的行动会巩固村民的共同体归属等[5]59-60;还有观点认为精英是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互动中的最重要角色[6]。综合许多研究，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是，不少学者认为乡村精英可以凭借特殊身份、地位和已掌握的资源，在日常社会交往互动中完成自身权威的建构。尤其是，在乡村社会，精英个体可以通过自身掌握的优势资源帮助其获取权威。由此，学术界产生不少乡村精英和权威构建的相关研究。在这些分析中，比较多的观点集中在讨论村落精英的权威构建由何而来、如何构建等问题上。可以看到，有学者提出乡村精英的权威依赖于个体在日常交往中积累的信任与威望，一方面是象征精英个体天赋能力的社会关系网络、已掌握的社会资源及其个人魅力;另一方面是精英介入村落公共事务、为村落或村民提供庇护关系的事实和被村民认可的程度[7]。在这些讨论中，比较多的学者注意到在传统乡土社会中，村落精英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来自于村民的认可。而从精英建构权威的方式来看，也比较多地依赖于在仪式、庆典、会议等重要公共场合的现身。
如果继续该话题的讨论，我们发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伴随着媒介技术在乡村的普及，新技术改变了已有的社会交往形态和行动空间，为精英权威在数字时代里的转化[8]156提供了可能。尤其是当新的媒介技术和使用方式進入乡村社会后，它们连接了分散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原子化”村民，维系、再造了乡村社会内生秩序。从吉登斯的视角看，他把媒介理解为储存权威性资源的载体，媒介技术让各种社会关系得以跨越时空而长存，使信息的恢复或回忆成为可能，进而成为一种社会控制方式[9]246。陈卫星把媒介设定为“实现跨时空社会交往” [10]的不同技术与机构。孙信茹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剖析了一家乡村电视台的历史背景和管理模式，发现媒介技术在社区记忆的形成和神圣性的凸显方面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正是由于当地媒体的宣传报道使得村民在潜移默化过程中加强了对社区领导者权威地位的认可[11]。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有学者开始关注移动互联网为乡村精英开展共意动员提供了支持，一些乡村精英利用声望、地位等优势通过微信群组开展社会动员，使村民认同其倡议，彰显在村落中的权威身份和社会地位[12]。可以说，媒介化社会语境下，新的传播技术深入使用者的日常生活并持续影响着人们，普及化和工具化的媒介使用成为乡村精英建构权威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我们的田野点位于云南省大理州一个白族村落。在石龙这个传统少数民族乡村社会中，我们发现互联网、手机、微信等媒介技术平台和使用方式已经深深嵌入到了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在2019年1月至2月的田野点回访调查中①，我们通过田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对村民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七八岁的孩童皆通晓一些微信的基本操作技能，拨打视频电话、翻看朋友圈、加入微信群组聊天或对唱山歌成为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过，和普通村民的微信使用不同，石龙精英们有意识地把微信应用于协调村务管理、获取商业信息、传播民族文化等事务上。对于乡村社会来讲，某种意义上乡村精英往往是新技术的“担纲者”②。那么，他们在使用媒介技术的过程中如何把自身独特的社会身份和日常经验注入其中，从而呈现出和普通村民不同的实践方式？同时，值得追问的是，这些乡村精英如何将手机、微信等新兴技术加以运用并将其改造成为维护社会身份和个人权威的重要工具？在对石龙村18位乡村精英进行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过程中，我们试图以他们的微信生活为切入点，讨论在互联网与少数民族乡村社会生活高度融合的背景下，石龙精英们如何把微信编织进原有社会关系、权力网络、资本累积等过程中，从而为研究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使用媒介技术的特定场景、行动轨迹提供深描式的研究，也为乡村精英研究在互联网时代的变化提供新的理解。
一、大理剑川石龙村乡村精英的微信生活
石龙村位于大理州剑川石宝山腹地，距离沙溪镇政府20公里。该村为典型的白族聚居区，白族村民占总人口的77.6%。石龙村有着较为完整的白族传统民间文化，既有反映村寨历史、宗教信仰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又传承和保留了白族调、霸王鞭、本子曲、滇戏、洞经古乐等民间歌舞艺术形式，素有“白曲之乡”、霸王鞭发源地之说。2004年，该村被评为云南省民族文化示范村。 正如很多传统社区一样，在村落社会结构中，乡村精英仍旧存在并发挥着其影响与作用。按照精英个体掌握的资源类型和其在村落社会结构中的身份、地位，我们将石龙精英划分为治理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三类。结合不少学者对乡村精英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分法，我们将直接掌握村内公共政治、文化事务等管理权的村干部划分为治理精英。这部分精英由村委会主任、村支书、村民小组长、村妇女主任、卫生所所长等人构成。治理精英作为国家在村落社会的代理人，多数时候充当国家在乡村社会的传声器。尽管近年来他们在村落社会的权威有所削弱，但为了稳固其威望和地位，石龙的治理精英们除了完成国家政策的宣传和基层干部的基本工作之外，通常会活跃于其他社会领域，如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并且不少治理精英往往交织了多重的身份。经济精英多由那些在石龙村的“经济能人”组成，如村里有经营鱼庄（农家乐）的大户，有做野生菌生意的村民，有跑运输拉客拉货的司机，还有开始做起微商销售土特产的年轻人。在石龙村，一些墙面彩绘匠人可以凭借传统技艺，不仅收徒，而且带人常年在外承包工程，也能获得较为可观的经济收入。经济精英常年在外和人打交道，见多识广且有人脉资源，即便他们不热衷村落内公共事务，关键时刻仍是村民寻求帮助的对象。石龙村保留了丰富的白族民间艺术形式，在国家发掘、保护传统民族文化的背景下，村落内共有24位得到官方认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掌握一定的民族艺术表演技能，承担着传播、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非遗传承人认定制度赋予艺人以官方认可的文化身份，而民族艺术商业化趋势则激发了村民学习霸王鞭、白族调的积极性，自然就抬高了民间艺人在村落社会的地位。在石龙村，民间艺人甚至能够取代掌握知识资源的乡村教师，从而占据文化精英的位置，这正是村落社会文化特殊性的体现。
当然，在不同历史时期，精英的分层标准和群体归属各有不同，石龙精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群体。但无论如何变化，对于一个传统村落来讲，“乡村精英成为维护和推动这种乡村生活秩序的主体”[13]19。而权威是建立组织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对于乡村精英来说，其身份特征、社会地位及其在村落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和个人权威的施展与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精英往往有更多的能力调动身边的关系网络、社会资源使其服务于个人社会地位的上升，地位的上升又推动了个体行动力，给予乡村精英掌握多种类型优势资源的能力。在乡村精英形成个人权威的多种资源类型中，信息本身构成了极为重要的权力资源[14]1。伴随着新传播技术在石龙社会的嵌入，微信不仅是沟通联系的媒介，更被当地人改造成一个新传播系统，维系着村落社会日常生活的运转。人们在使用微信时，往往将现实世界人际交往中的感情嵌入虚拟的网络世界[15]，在一个与自身生活情境高度融合的空间中理解和表达自我[16]。
“媒介消费数十年间稳定的一个因素是使用方便”[8]15。多年来，为了方便与他人保持联系、及时获取信息，石龙村的村民们不断更新了他们的媒介设备，固定电话、手机、电脑等先后走进了这个传统少数民族村落社会。然而，还没有哪一种媒介能像微信这样能够高度融入日常生活。在这里，我们使用“微信生活”主要是为了概括石龙精英使用微信的具体过程和方式、方法。微信操作的低门槛化、移动流量资费的降低以及无线局域网的广泛覆盖，为村民日常化的微信使用提供了条件。2015年后村子里用微信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支持多人在线聊天的微信群组受到关注，被人们广泛应用于生活、娱乐等多个领域。在石龙村，外出打工者、村干部和在外经商的村落精英是最早使用微信的一批人，他们和外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更容易接触和学习新生事物。和普通村民相比，石龙精英的微信使用呈现出了较为显著的特征。
对于治理精英来说，微信成为这个群体进行公共事务和政务信息的传播通道，进而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基础条件。围绕各自分管的工作，政治精英组建或是加入不同的村务工作群，这类群组可以把不同级别、类型的行政管理者集合在一起，方便下达任务和交流工作。村干部主动把微信群组应用到村务管理当中，创建了各类工作群，如扶贫工作群、疫苗群和党建群，用来在村落内部传递公共信息。工作群牢牢地把治理精英绑缚在了公共事务的处理上，每天翻看微信群里发布的信息成为治理精英的日常。朋友圈变成了治理精英散布公共信息的布告栏，他们还时常把填表、参会、考察等工作动态上传至朋友圈，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塑造和强化其政治身份的作用。部分乡村精英出于身份意识主动承担了群主的职责，彰显着他们在村落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例如副镇长张四宝和村支书张四春自觉把村落社会管理者的角色延伸至微信空间，承担起管理员的角色，即便是一些村民自发组成的微信群，例如在本村有车村民组成的“石龙老司机”微信群里，他们也时常出现，号召司机们规范停车。
对石龙村的经济精英来说，信息的流动与共享、互联网结群行为，让他们更容易与外部世界建立新连接。为此有的人在微信上卖起了土特产，有的人则加入各类共享商业信息的微信群组以寻找谋生机会。朋友圈成了经济精英对外宣传产品和生意的工具，新鲜采摘的菌子、正在过滤的蜂蜜、水库里捞起的鱼、自家客栈的院子是经济精英朋友圈里常见的内容。有人意识到了位置信息的价值，在朋友圈里频繁使用定位功能，分享鱼庄、客栈的位置。微信群组聚合了有着相同谋生方式、职业性质的人，有利于共享经济信息，如“石龙老司机”群里常出現“车找人”“人找车”一类的信息。
文化精英则把微信和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传承结合在了一起。微信对歌是今日石龙社会独特的文化景观，有的非遗传承人就此提出了微信传承白族调的设想。文化精英常常把参与演出的视频和图片分享至朋友圈，转发和传播关于石龙村文化的新闻报道。一些人还会有意识地把乡村生产生活中犁地耕田的场景发至朋友圈，并发布类似“能唱能跳能农，正是乡村文化特色”的表达，塑造出当地农民艺术家的形象。山歌群在当地最为流行，不管会不会唱，绝大多数村民手机里都保留有数个山歌群供日常娱乐，而擅长演唱白族调的民间艺人在山歌群里最受欢迎，他们入群不单是为了唱歌，更出于民族文化传播者的责任和意识。 二、大理剑川石龙村乡村精英的微信“微言”
在石龙村，精英凭借对技术的理解，把微信“嵌入日常生活的多重话语中”[17]2。当然，对于村民们来说，技术存在的首要意义是解决问题，石龙精英根据其身份特征、日常经验等要素将微信“安装”[18]17于村落社会，形成了一套特殊的使用方式，并生产出了新的意义。我们将石龙精英在日常生活中对微信使用的具体方式与行为轨迹视为“微言”。和一般的大众传播媒介相比，手机等新兴媒介更具有个人性，它便于切近每个使用者的个人生活场景和细节中，从这个意义讲，“微言”，指向了乡村精英对于微信等新技术使用的微观场景、过程等社会现象。
（一）治理精英：微信成为工作必备
村落社会，治理精英是“服从国家权力、执行国家意志的政治人”[19]，在国家和普通村民之间的互动中扮演着“中介”角色。传递政令、反馈意见是村干部的本职工作，也是其积累政治资本、标明政治身份的第一步。在石龙村，微信是村干部们必不可少的办公工具。
计生主任张海珠白天忙于照料孩子，晚上睡觉前一定要打开微信，“看看别人发了什么，工作上的事情，每天必须看下手机。”填表、上报材料的工作可以通过微信完成，既方便了村干部办公，又提高了工作效率。镇政府需要处理的文件多通过微信群下发和上传，已经63岁的村委会副主任张瑞鹏说：“使用频次多了，操作就熟练了。”张瑞鹏还是村里的残疾人联络员，加入了“剑川县残联工作群”，不过他一般不在群里说话，“有工作的时候搞搞就发过去”。治理精英们加入工作群只是为了处理公务，“私”话题一般不会在群里出现。微信群组可以用于搜集基层声音和意见，方便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干群关系似乎也变得不再那么疏离。驻村扶贫工作队进村，第一件事是创建微信群，把石龙村的村干部、贫困户集中在一起，他们需要“听听群众的呼声”。微信传播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满足了人们随时随地接收信息的需要，“我们的群众大部分时间去忙农活了，他们闲起的时候就可以看。”
浓厚的乡土意识驱使治理精英们会主动充当村落社会文化守护者的角色，乡土逻辑中也包含了对乡村和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运用，石龙治理精英的独特之处也在于他们主动将这些传统文化与手机、微信等新技术对接。村干部在宣传国家政策和当地政府的文件精神时，常将内容变成白族曲调的唱词，甚至拍摄小视频，通过微信广为传播，在这个过程中既完成政策的宣讲，同时又将村民们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深入人心;镇干部张四宝看到村民在微信上对唱白族调，“我就想把这部分人聚集在一起，传承我们的白族文化。”于是，他创建了石龙村首个微信对歌群“宝山之音”。同时，张四宝经常在微信朋友圈里分享石龙风景照片、民族艺术展演视频等，这成为治理精英对外传播村落社会文化的一种方式。
（二）经济精英：微信拓展信息资源
“绅士之所以在中国社会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就在于他有权势财富。”[2]121经济本身具有驱使人为之服务的能力，是乡村精英的权威来源，也是其社会身份的标识。尽管有些石龙精英不热衷于村落公共事务，但依然能凭经济实力稳固社会地位。正如有的研究发现：“有了丰富财产的人不仅要保护既得的利益，还要增加新的利益。”[2]119-120在石龙村，经济精英同样把这种维护经济资本、扩大经营规模的逻辑嵌入了微信生活。
村主任姜伍发的妻子在石宝山景区卖小吃，因为不会微信收款，只能眼睁睁看着顾客去其他摊位用餐。生意的流失让她颇为恼怒，为了保护生意和客源，回家就向丈夫提出：“我一定要用微信支付。”于是，这位村落商业女精英用上了人生中第一部智能手机，为方便收款，儿媳帮她制作了印有收款二维码的塑料牌。微信的电子支付功能为经济精英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交易平台。2013年起，非遗传承人李繁昌在村里从事旅游团接待，顺便卖起了土特产，“我发现必须要用微信，还不会用微信的时候只能让游客把钱打在我银行卡里。”微信不仅方便了李繁昌收款，也更容易向客户推荐、介绍新产品，他本人经常在朋友圈分享土特产照片。实时掌握市场交易动态是保障经济利益的前提，微信为市场信息的流动提供了最经济便利的通道。做松茸生意的村民都吃过信息闭塞、交易受损的亏，“信息相当关键，如果把握不好，一天就能亏掉两三千块”。通信不发达的年代，松茸交易信息成了当地可供购买的商品，可以拿烟或钱来交换。有微信后，做松茸生意的村民再不用担心会吃价格的亏。松茸上市的季节，只需要翻一翻微信就可以在微信群或朋友圈找到松茸交易价格。
“其他的微信群我都不加，我就是彩绘群会加一下。”彩绘匠人李根利的微信里有四五个建筑彩绘交流群，它們满足了李根利交流学习技艺、共享承包信息的需要。司机张益民加入了十余个旅游信息交流群，群里经常有人分享“车找人”“人找车”信息，这类信息乘车人数、乘车区间、联系电话一应俱全，司机可以很快接到有出行需求的乘客。可见，微信还能帮助经济精英交流业务、寻找谋生机会，从而实现财富积累。不仅如此，年轻一代的经济精英善于把朋友圈打造成为一个宣传阵地。“发水库的视频就是为了搞宣传嘛。”在水库边开鱼庄的村里老板每次分享食客用餐、民俗表演、做鱼视频时，都会开启微信定位，这样能方便食客找到鱼庄地址。白族舞蹈演员董继兰的父亲董二楞懂得在朋友圈展示一切有助于招揽生意机会的信息。多年来，他坚持在朋友圈分享女儿的演出视频和演出信息，同时拿舞蹈家杨丽萍、董继兰及夫妇二人的合影做朋友圈封面。董家的火锅店开业后，杨丽萍曾去店里用餐。当天，董二楞就在朋友圈分享了儿子发给他的小视频，他写道：“谢谢杨丽萍老师对我儿创业的支持和关心。”
（三）文化精英：微信重构文化身份
过去，白族调是民众生产劳作时的自我调节剂，是节庆活动中自娱自乐的形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使白族调和村民的民间生活发生了诸多改变。那些被官方认可的非遗传承人首先意识到了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多重价值，对他们来说，演唱、传播、传承白族调的行为早已超越了日常生活中的自娱自乐，成为了展现自我才能、增加经济收入、表明文化身份、博取声名地位的方式[20]。事实上，大众传媒的影响和日益多元庞杂信息的介入，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村民们传统的娱乐方式，白族调等民间艺术形式的影响力一度变得弱势。然而，到了互联网和手机广泛使用的当下，文化精英在这些新的媒介平台中发掘了全新的传播空间，他们通过自身独特的实践活动和文化表达，重构着村民对民间艺人文化身份的认可。 社交媒体的使用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打破了族群内的技艺传习和现实世界展演式传播的局限，改变了大众传媒生产制作的控制权，使白族调的表达和传播更为自由化[21]。在石龙村，文化精英会主动在微信里发布演出的片段，分享和转发让他们的歌声得以自由传播，甚至改变了传统白族调的学习方式，喜好者无需拜师学艺就可以跟着这些片段来学习，正如姜伍发所言：“我明的徒弟不多，暗的徒弟多。”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学习者、模仿者越多，名气也就越大，文化地位越稳固。微信的技术特征把随时随地在线对唱山歌变成了现实。微信里的石龙社会，最热闹的就是山歌群，这些山歌群把白族调爱好者聚集在一起，群里最不可或缺的就是擅长演唱白族调的非遗传承人。“只要有群的人都会拉我，我唱不唱无所谓，只要我在他群里，他会觉得有点面子。”最开始使用微信对歌群时，出于新鲜，这些有名气的非遗传承人愿意在群里唱上几句，只要他们出来唱歌，对歌的人也就纷纷站出来想和知名歌手对上几句。不过，时间长了，有些非遗传承人就发现“经常唱会把自己名气降低”，“微信群里唱多了不好，就像肉吃多了一样，会腻。”在李繁昌看来，微信群里频繁唱歌，一方面拉低了自己作为知名艺人的身份，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无论是入群、参与对唱，还是保持沉默，成为民间艺人们重构文化身份的方式。邀请加入的群多了，有些文化精英就需要做出筛选。在他们看来，有些群是绝对不能删除的，因为“是非常熟悉的人，不在不行”，还有一些群是“搞云南民族文化的，都是领导”。非遗传承人对建群、入群、退群等有着自己明确的判断标准，每一次选择，莫不和其对自己文化地位和身份的理解有关。
三、大理剑川石龙村乡村精英的微信“大义”与权威建构
不同于标准化、专业化生产的大众传媒，微信为使用者提供了高度自由化的书写和表达环境，增加了他们参与文化实践的机会和可能[16]6-24。在石龙村，乡村精英有着对自我身份和地位的认知，对于村落公共事务的参与和介入也有着和普通村民不一样的生活经验与理解，因而他们对于新技术的使用，尤其是使用微信的方式不同于普通村民，他们遵循着一套独特的文化逻辑。探究这个群体微信使用的文化逻辑和意义，继而去研究微信和乡村精英权威身份构建的方式以及技术带给人们的重要影响，我们将其表述为“大义”。
（一）巩固象征性资源
有研究者提出，乡村精英权威的支配能力来源于对网络、庇护、经纪、调解等种种策略的运用以及对物质、社会、个人或象征性资源的控制[22]。现代社会里媒介技术常被视为连接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经验装置，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连接、调度、组织、延伸和再生的作用[23]。传播活动在人类行动和社会结构之间扮演着相互协调的角色，不断对社会系统中的生产要素进行置换与协调[24]15。媒介和传播的连接、组织与协调作用使人们围绕媒介技术本身可以形成一个独特的传播网络，微信在乡村社会的嵌入，为精英个体的生活带来了新变化，微信使用成为一股影响精英生存策略发挥的中介力量，组织和协调着精英手中不同类型资源之间的转换或再生产。
在西尔弗斯通那里，人们使用技术，购买的不仅仅是客观的物，还有一整套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及价值[17]143。这意味着媒介消费行为本身事实上就是使用者社会身份的标识和象征。石龙村精英们可以熟练叙述他们使用微信的过程，在微信上获取信息的渠道以及在朋友圈书写自我的方式。有意思的是，调查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都会告诉我们他就是村子里“第一个使用微信的人”。“最开始的时候，我师父还有其他村民都不开通微信的，我告诉他们这个微信好玩，这边说了语音那边就听到了，可他们还是不玩，后来看着很多人都开始玩了才开通起来。”也许李繁昌的讲述并不能确切证明他就是石龙村第一个使用微信的人，但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乡村精英敢为人先、做村落社会引领者的身份特质。在具体使用微信的过程中，精英把村落社会领导者的身份贯穿于其中，主动承担微信群组管理员角色，成为微信群里较为活跃的那一拨人，积极参与群组聊天、主动挑起话题或以发红包的形式活跃群组氛围。乡村精英既是技术最初的使用者和新兴信息网络的连接者，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眼中，技术还是标识其社会身份和社区影响力的重要介质。
贺雪峰认为，乡村精英是一个社会分层概念[25]161-163，精英与普通村民之间存在着社会身份上的区隔，而给自己的微信取名是使用者打造个人社会身份形象的第一步。不同于普通村民纷繁多样的命名方式，精英们的微信名字更具有直接性和针对性。村主任姜伍发的微信名是“阿鹏爹”，“小阿鹏”是儿子姜续昌早年參加中央电视台青歌赛时主持人董卿对他的昵称，“因为剑川的小伙子都叫‘阿鹏’，有一次县文化局的给我打电话，宣传部部长就说，你取这个名字，搞成整个剑川县的爹了。”尽管有这样尴尬的经历，他依然坚持使用这个微信名，甚至在讲述这段回忆时还有些得意。“阿鹏爹”这个微信名，标识了“自己的儿子是明星”的事实，既体现了个人社会身份的特殊性，也彰显了他和普通村民的区别。一些经济精英偏好用“昵称+手机号码”或“店名+真人姓名”的组合来给微信命名，而文化精英偏好用一些能够代表地域文化特征的元素来命名，如“宝山知音”“田园鞭者”“苍山雪”“阿鹏金花”等，这些都是精英们在为微信命名时的特殊体现。
如果说微信名体现了精英的“与众不同”，那么微信世界里的自我书写和日常呈现则维护了精英现实生活中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地位。石龙精英善于在朋友圈展示自身掌握的优势资源，他们对朋友圈的使用逻辑有着清晰的认识，清楚地知道该发什么和不该发什么。2019年8月24日至29日是当地举办石宝山歌会的日子，作为一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石龙微商第一人李繁昌频繁现身于当地文化活动，这段时间他在朋友圈分享的是歌会的视频和照片，而不是平日售卖的土特产照片。现实世界里，参加歌会是非遗传承人标识文化身份和博取声名的重要筹码，歌会期间李繁昌在朋友圈里的自我书写和呈现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可以发现，朋友圈里的自我书写和日常呈现不仅标识精英特殊身份，更进一步强化村民们对这一身份的理解与记忆，成为精英获取当地村民认可的一种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微信提供给了乡村精英一种宣传示范的效应，利用自身原本在村落内部已经建立的信任和权威，不断通过技术的力量将这种抽象化的概念转化为村民们可以时时感受到的“日常”，继而形塑大家对这部分群体权威身份和地位的记忆与认可。 （二）拓展社会关系网络
在对乡村精英与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中，有观点认为精英既是社会关系网络的连接者，又是外部网络资源的拓展者[26]。但是，由于目前农村社会网络同质性较高，村民们也倾向于自我封闭，这大大降低了社会资本的可利用率，不利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26]。而相比之下，乡村精英多居于善于运用各种资源和扩大社会关系网络的“制高点”，因而在获取社会资本和延伸關系网络上被寄予了较多的关注。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看，社会关系网络通常被视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与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相对应的是不同类型资源之间的转化和递增[27]306。对于乡村精英来说，他们往往具有更多协调已有资源并将其转化和递增的能力。
正如我们在田野点发现的，受网络新技术的影响，乡村精英在对技术的率先使用和积极拓展其功能等方面，较一般的村民有着较为突出的表现。微信的开放性特征使得精英们更容易维持和加强现实社会中原有的关系网络。因为对技术的掌握和使用程度较好，更关键的是一些乡村精英更善于将自身已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延伸到微信平台中，这使得他们在增强村民对其权威性的认同过程中占据了有利位置。如在“石龙老司机”的微信群里，村民们常常发布一些寻找货源、出行帮忙等求助的信息，司机李明因为热心帮助村民采买物资，同时也颇有较多的“门路”，因此颇受村民认可。他被村民认为是“村里人缘最好的”，虽然年轻，但在村里却拥有较高的威望。村主任不仅是村里的政治精英，也是白族地区有名的白族调“歌王”，年轻时曾经游走于大理、怒江等地演唱白族调，因此，即便自己嗓子不如当年已不再演唱，仍是多个山歌群里争相“拉拢”的重要人物，村民们表示，只要他在，整个群就“热乎乎的”。得益于“歌王”的地位，村主任在处理村落大小事务时，村民们也对其心服口服。
当然，今日的村落早已经不是封闭的空间，乡村精英在村里要具有影响力，同时还要有引领村民们向外寻求生存和发展机会的能力，因此，拓展村落外部的社会交往网络，也是村民对乡村精英的期望。传统乡村社会，精英权威是内生的，具有区域性特征，当精英离开了他所在的地区，不会对别人的生活造成影响[2]92。微信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问题，“不仅使制度精英享有的信息资源剧增，……还促进了精英圈子之外的横向传播。”[2]156从这个意义上说，微信生活赋予了精英权威向村外世界延展的更多可能。在石龙村，不少人利用当地物产丰富的优势，做起了微商。起初，特产的购买者多依赖微信好友的相互介绍，经营成熟后，像李繁昌、张益民等微商经营者会主动抓住机会通过微信拓展客户群体。专事旅游客运的张益民，工作是接送从昆明、丽江、大理、沙溪等地来石宝山游玩的外地游客，同时向外地游客推销石龙村的农副特产，“平时拉拉游客下来，会主动加下微信，他们有需要的话就会联系我。”
尽管此前学界对乡村精英的社会关系网络建构有诸多讨论，但是，并未关注到媒介技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如果借用孙立平曾经提出过“民间统治精英”的概念，他认为这类人的影响力来自其所掌握的财富、威望、能力和知识，他们的权力产生于非正式的互动[28]。对于乡村精英的微信使用来说，技术提供的正是这种“非正式互动”。
（三）激发公共生活的参与度
对于今日的少数民族乡村来讲，尽管时代的巨变使得它们在地理空间和文化结构上已和传统村落有了极大的区别，而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发展也常会让乡村陷入“空心化”的境地。但是对于石龙白族村来说，经济、人口等方面的流动，并未把村民们对于村落文化的认同与公共生活的参与热情消弭殆尽，尤其是对这个有着较为浓郁的白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村落来讲，村寨仍旧是白族人精神和文化生活赖以依存的所在。当然，村庄要葆有民族文化和村落生活的凝聚力，需要乡村精英在其中的组织与整合。
因为石龙村白族民间歌舞较为盛行，在普通村民中仍旧具有较高的认同性和感染力，因此，以村落名义组织的文艺队至今活动频繁，不少村民都是文艺队里的重要成员。每到逢年过节，村落里的霸王鞭、乡戏演出都极为热闹，而上级政府部门检查、旅游团队的到来，也是文艺队集体演出的重要时刻。早年间，以电视为主的大众传媒曾一度加剧了村落社会原子化的境况，村民们把大量业余时间放在了观看电视上，相互接触的时间大大减少，村落集体生活和公共参与意识削弱。然而，微信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村落公共生活的新方式。建群、入群、讨论、唱山歌……微信把分散的普通村民重新拉回到网络化的公共生活中。在微信建构的公共生活场景中，乡村精英获益颇丰。治理精英建立的各类微信群，把分散在不同空间的村干部和村民聚合在了线上虚拟空间，拉近了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的距离，“因为建群，好像就是一家人了，有什么事情就可以说说。”微信群拉近了治理精英与普通村民之间的关系，便于治理精英发挥村落社会公共生活领导权。对于文化精英来说，开放式的在线参与和互动激发了他们引领村落社会公共生活的积极性。他们热衷于拿起手机拍摄、记录村落社会公共事件，并把他们分享至朋友圈;出于传承和保护民族文化的目的主动创建对歌群;积极参与白族调、霸王鞭等表演视频在微信世界里的传播。
对于一个传统村落来说，乡村文化里蕴藏了村落秩序、村民道德感的形成，甚至包含着人们日常的生活规则与规范、价值取向等，村民们对微信的使用，将这些传统秩序与规范在一个网络化的空间里展现与昭示，技术在这里为村民们的文化生活构筑起了一个新的乡村文化和精神生活世界。当然，在乡村社会中，公共生活还取决于人们在村落公共事务中的参与度、参与频次，参与投入度等要素。2018年3月，村里一位患老年痴呆的女村民走失，家人向村干部求助找人，村干部首先想到的就是向其家人拿到照片，在朋友圈编辑、发送寻人启事。在村干部的号召和动员下，村民们纷纷加入转发和寻找老人的队伍，最终寻到了老人。村干部对这事很有感触，认为如果没有微信，组织大家在大山里寻人太难。微信这种新技术为村民们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渠道，甚至形成村庄中不可或缺的网络公共空间。而伴随移动平台在乡村公共生活领域的嵌入，催生了乡村新的传播实践和集体文化[29]。 四、结语
文章以石龙白族村的乡村精英为切入口，分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介技术与精英权威构建的互动关系。可以看到，微信在乡村社会的嵌入，为精英参与社会文化实践提供了更多可能。而新技术搭建的高度自由化的书写和表达环境，更便于使用者把握传播主动权、维护社会身份和地位。
从技术使用的角度来说，微信为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之间的日常交往互动提供了一个新空间，技术的推动下，精英凭借对技术灵活而富有創造性的使用建构了微信世界里的权威。而虚拟世界里的权威和现实生活中的权威本身就存在着互嵌关系，因此精英的微信使用实质上重构了个体在现实世界的权威，影响了村落社会对其权威地位的认可。我们认为，微信在石龙精英建构权威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性力量。传统社会，乡村精英的权威建构依赖于现实生活里的在场和现身，而大众传媒的介入，其生产、制作毕竟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并不能给予村落精英自由展开媒介实践的空间和机会。移动互联网时代，新传播技术为精英施展社会交往策略提供了更多可能，同时成为他们控制和协调物资或象征资源的技术手段。可以说，微信世界里的权威建构是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媒介技术的工具化使用在个体和社会结构之间起到了连接、调度和延伸的作用，成为今天乡村精英建构权威的重要方式。
对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来说，乡村精英是推动村落社会发生变迁的关键性力量。尽管国家政权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实现了在乡村社会的延伸和稳固，但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模式经历了从体制内精英治理向多元精英合作治理的变迁，成分复杂的乡村精英群体在现代乡村治理层面仍具有价值和意义。本研究以乡村精英的微信生活为切入口，讨论新媒体技术与精英权威建构之间的关系，这为乡村研究中媒介治理等议题提供新的启发。
注释：
①该田野点是研究者已持续观察7年的少数民族村寨，研究者多次在田野点展开研究。
②“担纲者”（Carrier）一词源自于韦伯。韦伯理解的“社会担纲者”是有意识接受资本主义伦理格言的关键人物，比如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商人或者劳工。结合村落精英的身份特质和使用新技术的特征，本文将该群体视为新技术在村落社会的率先使用者和扩散者。参见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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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2-20 责任编辑：许瑶丽
[关键词]乡村精英;微信;权威构建;石龙村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1）03-0064-10
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乡村精英的讨论一直都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从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察开始，一些学者把乡村精英看做影响中国乡村社会发展与变迁的重要因素和力量。韦伯就将社会精英理解为村落治理的关键性力量[1]59。费孝通认为，精英权威来源于个体在村落社会内部占据的特殊位置，如社会身份地位、社会关系网络、参与公共事务的状况、有无基本群众支持等，依靠建立在村落社会内部的权威，精英能够在乡村公共生活中取得话语权，支配村落社会发展[2]119-120。随着对乡村精英研究和讨论的深入，在一些学者对乡村精英的界定中，有观点认为乡村精英是指那些“在农村社会中影响比较大的人物”[3]。也有学者提出乡村精英是“在小群体的交往实践中，那些比其他成员能调动更多社会资源、获得更多权威性价值分配如安全、尊重、影响力的人，就可成为精英”[4]。除了对乡村精英的定义、该群体在村落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村落精英的流动与变迁等方面的讨论之外，还有比较多的学者关注乡村治理、社区发展和乡村精英之间的关系，例如有学者认为乡村精英的活动对社会体制现代转型会发生影响，他们的行动会巩固村民的共同体归属等[5]59-60;还有观点认为精英是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互动中的最重要角色[6]。综合许多研究，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是，不少学者认为乡村精英可以凭借特殊身份、地位和已掌握的资源，在日常社会交往互动中完成自身权威的建构。尤其是，在乡村社会，精英个体可以通过自身掌握的优势资源帮助其获取权威。由此，学术界产生不少乡村精英和权威构建的相关研究。在这些分析中，比较多的观点集中在讨论村落精英的权威构建由何而来、如何构建等问题上。可以看到，有学者提出乡村精英的权威依赖于个体在日常交往中积累的信任与威望，一方面是象征精英个体天赋能力的社会关系网络、已掌握的社会资源及其个人魅力;另一方面是精英介入村落公共事务、为村落或村民提供庇护关系的事实和被村民认可的程度[7]。在这些讨论中，比较多的学者注意到在传统乡土社会中，村落精英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来自于村民的认可。而从精英建构权威的方式来看，也比较多地依赖于在仪式、庆典、会议等重要公共场合的现身。
如果继续该话题的讨论，我们发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伴随着媒介技术在乡村的普及，新技术改变了已有的社会交往形态和行动空间，为精英权威在数字时代里的转化[8]156提供了可能。尤其是当新的媒介技术和使用方式進入乡村社会后，它们连接了分散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原子化”村民，维系、再造了乡村社会内生秩序。从吉登斯的视角看，他把媒介理解为储存权威性资源的载体，媒介技术让各种社会关系得以跨越时空而长存，使信息的恢复或回忆成为可能，进而成为一种社会控制方式[9]246。陈卫星把媒介设定为“实现跨时空社会交往” [10]的不同技术与机构。孙信茹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剖析了一家乡村电视台的历史背景和管理模式，发现媒介技术在社区记忆的形成和神圣性的凸显方面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正是由于当地媒体的宣传报道使得村民在潜移默化过程中加强了对社区领导者权威地位的认可[11]。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有学者开始关注移动互联网为乡村精英开展共意动员提供了支持，一些乡村精英利用声望、地位等优势通过微信群组开展社会动员，使村民认同其倡议，彰显在村落中的权威身份和社会地位[12]。可以说，媒介化社会语境下，新的传播技术深入使用者的日常生活并持续影响着人们，普及化和工具化的媒介使用成为乡村精英建构权威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我们的田野点位于云南省大理州一个白族村落。在石龙这个传统少数民族乡村社会中，我们发现互联网、手机、微信等媒介技术平台和使用方式已经深深嵌入到了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在2019年1月至2月的田野点回访调查中①，我们通过田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对村民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七八岁的孩童皆通晓一些微信的基本操作技能，拨打视频电话、翻看朋友圈、加入微信群组聊天或对唱山歌成为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过，和普通村民的微信使用不同，石龙精英们有意识地把微信应用于协调村务管理、获取商业信息、传播民族文化等事务上。对于乡村社会来讲，某种意义上乡村精英往往是新技术的“担纲者”②。那么，他们在使用媒介技术的过程中如何把自身独特的社会身份和日常经验注入其中，从而呈现出和普通村民不同的实践方式？同时，值得追问的是，这些乡村精英如何将手机、微信等新兴技术加以运用并将其改造成为维护社会身份和个人权威的重要工具？在对石龙村18位乡村精英进行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过程中，我们试图以他们的微信生活为切入点，讨论在互联网与少数民族乡村社会生活高度融合的背景下，石龙精英们如何把微信编织进原有社会关系、权力网络、资本累积等过程中，从而为研究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使用媒介技术的特定场景、行动轨迹提供深描式的研究，也为乡村精英研究在互联网时代的变化提供新的理解。
一、大理剑川石龙村乡村精英的微信生活
石龙村位于大理州剑川石宝山腹地，距离沙溪镇政府20公里。该村为典型的白族聚居区，白族村民占总人口的77.6%。石龙村有着较为完整的白族传统民间文化，既有反映村寨历史、宗教信仰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又传承和保留了白族调、霸王鞭、本子曲、滇戏、洞经古乐等民间歌舞艺术形式，素有“白曲之乡”、霸王鞭发源地之说。2004年，该村被评为云南省民族文化示范村。 正如很多传统社区一样，在村落社会结构中，乡村精英仍旧存在并发挥着其影响与作用。按照精英个体掌握的资源类型和其在村落社会结构中的身份、地位，我们将石龙精英划分为治理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三类。结合不少学者对乡村精英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分法，我们将直接掌握村内公共政治、文化事务等管理权的村干部划分为治理精英。这部分精英由村委会主任、村支书、村民小组长、村妇女主任、卫生所所长等人构成。治理精英作为国家在村落社会的代理人，多数时候充当国家在乡村社会的传声器。尽管近年来他们在村落社会的权威有所削弱，但为了稳固其威望和地位，石龙的治理精英们除了完成国家政策的宣传和基层干部的基本工作之外，通常会活跃于其他社会领域，如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并且不少治理精英往往交织了多重的身份。经济精英多由那些在石龙村的“经济能人”组成，如村里有经营鱼庄（农家乐）的大户，有做野生菌生意的村民，有跑运输拉客拉货的司机，还有开始做起微商销售土特产的年轻人。在石龙村，一些墙面彩绘匠人可以凭借传统技艺，不仅收徒，而且带人常年在外承包工程，也能获得较为可观的经济收入。经济精英常年在外和人打交道，见多识广且有人脉资源，即便他们不热衷村落内公共事务，关键时刻仍是村民寻求帮助的对象。石龙村保留了丰富的白族民间艺术形式，在国家发掘、保护传统民族文化的背景下，村落内共有24位得到官方认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掌握一定的民族艺术表演技能，承担着传播、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非遗传承人认定制度赋予艺人以官方认可的文化身份，而民族艺术商业化趋势则激发了村民学习霸王鞭、白族调的积极性，自然就抬高了民间艺人在村落社会的地位。在石龙村，民间艺人甚至能够取代掌握知识资源的乡村教师，从而占据文化精英的位置，这正是村落社会文化特殊性的体现。
当然，在不同历史时期，精英的分层标准和群体归属各有不同，石龙精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群体。但无论如何变化，对于一个传统村落来讲，“乡村精英成为维护和推动这种乡村生活秩序的主体”[13]19。而权威是建立组织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对于乡村精英来说，其身份特征、社会地位及其在村落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和个人权威的施展与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精英往往有更多的能力调动身边的关系网络、社会资源使其服务于个人社会地位的上升，地位的上升又推动了个体行动力，给予乡村精英掌握多种类型优势资源的能力。在乡村精英形成个人权威的多种资源类型中，信息本身构成了极为重要的权力资源[14]1。伴随着新传播技术在石龙社会的嵌入，微信不仅是沟通联系的媒介，更被当地人改造成一个新传播系统，维系着村落社会日常生活的运转。人们在使用微信时，往往将现实世界人际交往中的感情嵌入虚拟的网络世界[15]，在一个与自身生活情境高度融合的空间中理解和表达自我[16]。
“媒介消费数十年间稳定的一个因素是使用方便”[8]15。多年来，为了方便与他人保持联系、及时获取信息，石龙村的村民们不断更新了他们的媒介设备，固定电话、手机、电脑等先后走进了这个传统少数民族村落社会。然而，还没有哪一种媒介能像微信这样能够高度融入日常生活。在这里，我们使用“微信生活”主要是为了概括石龙精英使用微信的具体过程和方式、方法。微信操作的低门槛化、移动流量资费的降低以及无线局域网的广泛覆盖，为村民日常化的微信使用提供了条件。2015年后村子里用微信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支持多人在线聊天的微信群组受到关注，被人们广泛应用于生活、娱乐等多个领域。在石龙村，外出打工者、村干部和在外经商的村落精英是最早使用微信的一批人，他们和外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更容易接触和学习新生事物。和普通村民相比，石龙精英的微信使用呈现出了较为显著的特征。
对于治理精英来说，微信成为这个群体进行公共事务和政务信息的传播通道，进而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基础条件。围绕各自分管的工作，政治精英组建或是加入不同的村务工作群，这类群组可以把不同级别、类型的行政管理者集合在一起，方便下达任务和交流工作。村干部主动把微信群组应用到村务管理当中，创建了各类工作群，如扶贫工作群、疫苗群和党建群，用来在村落内部传递公共信息。工作群牢牢地把治理精英绑缚在了公共事务的处理上，每天翻看微信群里发布的信息成为治理精英的日常。朋友圈变成了治理精英散布公共信息的布告栏，他们还时常把填表、参会、考察等工作动态上传至朋友圈，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塑造和强化其政治身份的作用。部分乡村精英出于身份意识主动承担了群主的职责，彰显着他们在村落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例如副镇长张四宝和村支书张四春自觉把村落社会管理者的角色延伸至微信空间，承担起管理员的角色，即便是一些村民自发组成的微信群，例如在本村有车村民组成的“石龙老司机”微信群里，他们也时常出现，号召司机们规范停车。
对石龙村的经济精英来说，信息的流动与共享、互联网结群行为，让他们更容易与外部世界建立新连接。为此有的人在微信上卖起了土特产，有的人则加入各类共享商业信息的微信群组以寻找谋生机会。朋友圈成了经济精英对外宣传产品和生意的工具，新鲜采摘的菌子、正在过滤的蜂蜜、水库里捞起的鱼、自家客栈的院子是经济精英朋友圈里常见的内容。有人意识到了位置信息的价值，在朋友圈里频繁使用定位功能，分享鱼庄、客栈的位置。微信群组聚合了有着相同谋生方式、职业性质的人，有利于共享经济信息，如“石龙老司机”群里常出現“车找人”“人找车”一类的信息。
文化精英则把微信和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传承结合在了一起。微信对歌是今日石龙社会独特的文化景观，有的非遗传承人就此提出了微信传承白族调的设想。文化精英常常把参与演出的视频和图片分享至朋友圈，转发和传播关于石龙村文化的新闻报道。一些人还会有意识地把乡村生产生活中犁地耕田的场景发至朋友圈，并发布类似“能唱能跳能农，正是乡村文化特色”的表达，塑造出当地农民艺术家的形象。山歌群在当地最为流行，不管会不会唱，绝大多数村民手机里都保留有数个山歌群供日常娱乐，而擅长演唱白族调的民间艺人在山歌群里最受欢迎，他们入群不单是为了唱歌，更出于民族文化传播者的责任和意识。 二、大理剑川石龙村乡村精英的微信“微言”
在石龙村，精英凭借对技术的理解，把微信“嵌入日常生活的多重话语中”[17]2。当然，对于村民们来说，技术存在的首要意义是解决问题，石龙精英根据其身份特征、日常经验等要素将微信“安装”[18]17于村落社会，形成了一套特殊的使用方式，并生产出了新的意义。我们将石龙精英在日常生活中对微信使用的具体方式与行为轨迹视为“微言”。和一般的大众传播媒介相比，手机等新兴媒介更具有个人性，它便于切近每个使用者的个人生活场景和细节中，从这个意义讲，“微言”，指向了乡村精英对于微信等新技术使用的微观场景、过程等社会现象。
（一）治理精英：微信成为工作必备
村落社会，治理精英是“服从国家权力、执行国家意志的政治人”[19]，在国家和普通村民之间的互动中扮演着“中介”角色。传递政令、反馈意见是村干部的本职工作，也是其积累政治资本、标明政治身份的第一步。在石龙村，微信是村干部们必不可少的办公工具。
计生主任张海珠白天忙于照料孩子，晚上睡觉前一定要打开微信，“看看别人发了什么，工作上的事情，每天必须看下手机。”填表、上报材料的工作可以通过微信完成，既方便了村干部办公，又提高了工作效率。镇政府需要处理的文件多通过微信群下发和上传，已经63岁的村委会副主任张瑞鹏说：“使用频次多了，操作就熟练了。”张瑞鹏还是村里的残疾人联络员，加入了“剑川县残联工作群”，不过他一般不在群里说话，“有工作的时候搞搞就发过去”。治理精英们加入工作群只是为了处理公务，“私”话题一般不会在群里出现。微信群组可以用于搜集基层声音和意见，方便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干群关系似乎也变得不再那么疏离。驻村扶贫工作队进村，第一件事是创建微信群，把石龙村的村干部、贫困户集中在一起，他们需要“听听群众的呼声”。微信传播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满足了人们随时随地接收信息的需要，“我们的群众大部分时间去忙农活了，他们闲起的时候就可以看。”
浓厚的乡土意识驱使治理精英们会主动充当村落社会文化守护者的角色，乡土逻辑中也包含了对乡村和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运用，石龙治理精英的独特之处也在于他们主动将这些传统文化与手机、微信等新技术对接。村干部在宣传国家政策和当地政府的文件精神时，常将内容变成白族曲调的唱词，甚至拍摄小视频，通过微信广为传播，在这个过程中既完成政策的宣讲，同时又将村民们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深入人心;镇干部张四宝看到村民在微信上对唱白族调，“我就想把这部分人聚集在一起，传承我们的白族文化。”于是，他创建了石龙村首个微信对歌群“宝山之音”。同时，张四宝经常在微信朋友圈里分享石龙风景照片、民族艺术展演视频等，这成为治理精英对外传播村落社会文化的一种方式。
（二）经济精英：微信拓展信息资源
“绅士之所以在中国社会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就在于他有权势财富。”[2]121经济本身具有驱使人为之服务的能力，是乡村精英的权威来源，也是其社会身份的标识。尽管有些石龙精英不热衷于村落公共事务，但依然能凭经济实力稳固社会地位。正如有的研究发现：“有了丰富财产的人不仅要保护既得的利益，还要增加新的利益。”[2]119-120在石龙村，经济精英同样把这种维护经济资本、扩大经营规模的逻辑嵌入了微信生活。
村主任姜伍发的妻子在石宝山景区卖小吃，因为不会微信收款，只能眼睁睁看着顾客去其他摊位用餐。生意的流失让她颇为恼怒，为了保护生意和客源，回家就向丈夫提出：“我一定要用微信支付。”于是，这位村落商业女精英用上了人生中第一部智能手机，为方便收款，儿媳帮她制作了印有收款二维码的塑料牌。微信的电子支付功能为经济精英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交易平台。2013年起，非遗传承人李繁昌在村里从事旅游团接待，顺便卖起了土特产，“我发现必须要用微信，还不会用微信的时候只能让游客把钱打在我银行卡里。”微信不仅方便了李繁昌收款，也更容易向客户推荐、介绍新产品，他本人经常在朋友圈分享土特产照片。实时掌握市场交易动态是保障经济利益的前提，微信为市场信息的流动提供了最经济便利的通道。做松茸生意的村民都吃过信息闭塞、交易受损的亏，“信息相当关键，如果把握不好，一天就能亏掉两三千块”。通信不发达的年代，松茸交易信息成了当地可供购买的商品，可以拿烟或钱来交换。有微信后，做松茸生意的村民再不用担心会吃价格的亏。松茸上市的季节，只需要翻一翻微信就可以在微信群或朋友圈找到松茸交易价格。
“其他的微信群我都不加，我就是彩绘群会加一下。”彩绘匠人李根利的微信里有四五个建筑彩绘交流群，它們满足了李根利交流学习技艺、共享承包信息的需要。司机张益民加入了十余个旅游信息交流群，群里经常有人分享“车找人”“人找车”信息，这类信息乘车人数、乘车区间、联系电话一应俱全，司机可以很快接到有出行需求的乘客。可见，微信还能帮助经济精英交流业务、寻找谋生机会，从而实现财富积累。不仅如此，年轻一代的经济精英善于把朋友圈打造成为一个宣传阵地。“发水库的视频就是为了搞宣传嘛。”在水库边开鱼庄的村里老板每次分享食客用餐、民俗表演、做鱼视频时，都会开启微信定位，这样能方便食客找到鱼庄地址。白族舞蹈演员董继兰的父亲董二楞懂得在朋友圈展示一切有助于招揽生意机会的信息。多年来，他坚持在朋友圈分享女儿的演出视频和演出信息，同时拿舞蹈家杨丽萍、董继兰及夫妇二人的合影做朋友圈封面。董家的火锅店开业后，杨丽萍曾去店里用餐。当天，董二楞就在朋友圈分享了儿子发给他的小视频，他写道：“谢谢杨丽萍老师对我儿创业的支持和关心。”
（三）文化精英：微信重构文化身份
过去，白族调是民众生产劳作时的自我调节剂，是节庆活动中自娱自乐的形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使白族调和村民的民间生活发生了诸多改变。那些被官方认可的非遗传承人首先意识到了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多重价值，对他们来说，演唱、传播、传承白族调的行为早已超越了日常生活中的自娱自乐，成为了展现自我才能、增加经济收入、表明文化身份、博取声名地位的方式[20]。事实上，大众传媒的影响和日益多元庞杂信息的介入，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村民们传统的娱乐方式，白族调等民间艺术形式的影响力一度变得弱势。然而，到了互联网和手机广泛使用的当下，文化精英在这些新的媒介平台中发掘了全新的传播空间，他们通过自身独特的实践活动和文化表达，重构着村民对民间艺人文化身份的认可。 社交媒体的使用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打破了族群内的技艺传习和现实世界展演式传播的局限，改变了大众传媒生产制作的控制权，使白族调的表达和传播更为自由化[21]。在石龙村，文化精英会主动在微信里发布演出的片段，分享和转发让他们的歌声得以自由传播，甚至改变了传统白族调的学习方式，喜好者无需拜师学艺就可以跟着这些片段来学习，正如姜伍发所言：“我明的徒弟不多，暗的徒弟多。”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学习者、模仿者越多，名气也就越大，文化地位越稳固。微信的技术特征把随时随地在线对唱山歌变成了现实。微信里的石龙社会，最热闹的就是山歌群，这些山歌群把白族调爱好者聚集在一起，群里最不可或缺的就是擅长演唱白族调的非遗传承人。“只要有群的人都会拉我，我唱不唱无所谓，只要我在他群里，他会觉得有点面子。”最开始使用微信对歌群时，出于新鲜，这些有名气的非遗传承人愿意在群里唱上几句，只要他们出来唱歌，对歌的人也就纷纷站出来想和知名歌手对上几句。不过，时间长了，有些非遗传承人就发现“经常唱会把自己名气降低”，“微信群里唱多了不好，就像肉吃多了一样，会腻。”在李繁昌看来，微信群里频繁唱歌，一方面拉低了自己作为知名艺人的身份，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无论是入群、参与对唱，还是保持沉默，成为民间艺人们重构文化身份的方式。邀请加入的群多了，有些文化精英就需要做出筛选。在他们看来，有些群是绝对不能删除的，因为“是非常熟悉的人，不在不行”，还有一些群是“搞云南民族文化的，都是领导”。非遗传承人对建群、入群、退群等有着自己明确的判断标准，每一次选择，莫不和其对自己文化地位和身份的理解有关。
三、大理剑川石龙村乡村精英的微信“大义”与权威建构
不同于标准化、专业化生产的大众传媒，微信为使用者提供了高度自由化的书写和表达环境，增加了他们参与文化实践的机会和可能[16]6-24。在石龙村，乡村精英有着对自我身份和地位的认知，对于村落公共事务的参与和介入也有着和普通村民不一样的生活经验与理解，因而他们对于新技术的使用，尤其是使用微信的方式不同于普通村民，他们遵循着一套独特的文化逻辑。探究这个群体微信使用的文化逻辑和意义，继而去研究微信和乡村精英权威身份构建的方式以及技术带给人们的重要影响，我们将其表述为“大义”。
（一）巩固象征性资源
有研究者提出，乡村精英权威的支配能力来源于对网络、庇护、经纪、调解等种种策略的运用以及对物质、社会、个人或象征性资源的控制[22]。现代社会里媒介技术常被视为连接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经验装置，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连接、调度、组织、延伸和再生的作用[23]。传播活动在人类行动和社会结构之间扮演着相互协调的角色，不断对社会系统中的生产要素进行置换与协调[24]15。媒介和传播的连接、组织与协调作用使人们围绕媒介技术本身可以形成一个独特的传播网络，微信在乡村社会的嵌入，为精英个体的生活带来了新变化，微信使用成为一股影响精英生存策略发挥的中介力量，组织和协调着精英手中不同类型资源之间的转换或再生产。
在西尔弗斯通那里，人们使用技术，购买的不仅仅是客观的物，还有一整套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及价值[17]143。这意味着媒介消费行为本身事实上就是使用者社会身份的标识和象征。石龙村精英们可以熟练叙述他们使用微信的过程，在微信上获取信息的渠道以及在朋友圈书写自我的方式。有意思的是，调查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都会告诉我们他就是村子里“第一个使用微信的人”。“最开始的时候，我师父还有其他村民都不开通微信的，我告诉他们这个微信好玩，这边说了语音那边就听到了，可他们还是不玩，后来看着很多人都开始玩了才开通起来。”也许李繁昌的讲述并不能确切证明他就是石龙村第一个使用微信的人，但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乡村精英敢为人先、做村落社会引领者的身份特质。在具体使用微信的过程中，精英把村落社会领导者的身份贯穿于其中，主动承担微信群组管理员角色，成为微信群里较为活跃的那一拨人，积极参与群组聊天、主动挑起话题或以发红包的形式活跃群组氛围。乡村精英既是技术最初的使用者和新兴信息网络的连接者，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眼中，技术还是标识其社会身份和社区影响力的重要介质。
贺雪峰认为，乡村精英是一个社会分层概念[25]161-163，精英与普通村民之间存在着社会身份上的区隔，而给自己的微信取名是使用者打造个人社会身份形象的第一步。不同于普通村民纷繁多样的命名方式，精英们的微信名字更具有直接性和针对性。村主任姜伍发的微信名是“阿鹏爹”，“小阿鹏”是儿子姜续昌早年參加中央电视台青歌赛时主持人董卿对他的昵称，“因为剑川的小伙子都叫‘阿鹏’，有一次县文化局的给我打电话，宣传部部长就说，你取这个名字，搞成整个剑川县的爹了。”尽管有这样尴尬的经历，他依然坚持使用这个微信名，甚至在讲述这段回忆时还有些得意。“阿鹏爹”这个微信名，标识了“自己的儿子是明星”的事实，既体现了个人社会身份的特殊性，也彰显了他和普通村民的区别。一些经济精英偏好用“昵称+手机号码”或“店名+真人姓名”的组合来给微信命名，而文化精英偏好用一些能够代表地域文化特征的元素来命名，如“宝山知音”“田园鞭者”“苍山雪”“阿鹏金花”等，这些都是精英们在为微信命名时的特殊体现。
如果说微信名体现了精英的“与众不同”，那么微信世界里的自我书写和日常呈现则维护了精英现实生活中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地位。石龙精英善于在朋友圈展示自身掌握的优势资源，他们对朋友圈的使用逻辑有着清晰的认识，清楚地知道该发什么和不该发什么。2019年8月24日至29日是当地举办石宝山歌会的日子，作为一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石龙微商第一人李繁昌频繁现身于当地文化活动，这段时间他在朋友圈分享的是歌会的视频和照片，而不是平日售卖的土特产照片。现实世界里，参加歌会是非遗传承人标识文化身份和博取声名的重要筹码，歌会期间李繁昌在朋友圈里的自我书写和呈现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可以发现，朋友圈里的自我书写和日常呈现不仅标识精英特殊身份，更进一步强化村民们对这一身份的理解与记忆，成为精英获取当地村民认可的一种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微信提供给了乡村精英一种宣传示范的效应，利用自身原本在村落内部已经建立的信任和权威，不断通过技术的力量将这种抽象化的概念转化为村民们可以时时感受到的“日常”，继而形塑大家对这部分群体权威身份和地位的记忆与认可。 （二）拓展社会关系网络
在对乡村精英与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中，有观点认为精英既是社会关系网络的连接者，又是外部网络资源的拓展者[26]。但是，由于目前农村社会网络同质性较高，村民们也倾向于自我封闭，这大大降低了社会资本的可利用率，不利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26]。而相比之下，乡村精英多居于善于运用各种资源和扩大社会关系网络的“制高点”，因而在获取社会资本和延伸關系网络上被寄予了较多的关注。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看，社会关系网络通常被视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与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相对应的是不同类型资源之间的转化和递增[27]306。对于乡村精英来说，他们往往具有更多协调已有资源并将其转化和递增的能力。
正如我们在田野点发现的，受网络新技术的影响，乡村精英在对技术的率先使用和积极拓展其功能等方面，较一般的村民有着较为突出的表现。微信的开放性特征使得精英们更容易维持和加强现实社会中原有的关系网络。因为对技术的掌握和使用程度较好，更关键的是一些乡村精英更善于将自身已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延伸到微信平台中，这使得他们在增强村民对其权威性的认同过程中占据了有利位置。如在“石龙老司机”的微信群里，村民们常常发布一些寻找货源、出行帮忙等求助的信息，司机李明因为热心帮助村民采买物资，同时也颇有较多的“门路”，因此颇受村民认可。他被村民认为是“村里人缘最好的”，虽然年轻，但在村里却拥有较高的威望。村主任不仅是村里的政治精英，也是白族地区有名的白族调“歌王”，年轻时曾经游走于大理、怒江等地演唱白族调，因此，即便自己嗓子不如当年已不再演唱，仍是多个山歌群里争相“拉拢”的重要人物，村民们表示，只要他在，整个群就“热乎乎的”。得益于“歌王”的地位，村主任在处理村落大小事务时，村民们也对其心服口服。
当然，今日的村落早已经不是封闭的空间，乡村精英在村里要具有影响力，同时还要有引领村民们向外寻求生存和发展机会的能力，因此，拓展村落外部的社会交往网络，也是村民对乡村精英的期望。传统乡村社会，精英权威是内生的，具有区域性特征，当精英离开了他所在的地区，不会对别人的生活造成影响[2]92。微信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问题，“不仅使制度精英享有的信息资源剧增，……还促进了精英圈子之外的横向传播。”[2]156从这个意义上说，微信生活赋予了精英权威向村外世界延展的更多可能。在石龙村，不少人利用当地物产丰富的优势，做起了微商。起初，特产的购买者多依赖微信好友的相互介绍，经营成熟后，像李繁昌、张益民等微商经营者会主动抓住机会通过微信拓展客户群体。专事旅游客运的张益民，工作是接送从昆明、丽江、大理、沙溪等地来石宝山游玩的外地游客，同时向外地游客推销石龙村的农副特产，“平时拉拉游客下来，会主动加下微信，他们有需要的话就会联系我。”
尽管此前学界对乡村精英的社会关系网络建构有诸多讨论，但是，并未关注到媒介技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如果借用孙立平曾经提出过“民间统治精英”的概念，他认为这类人的影响力来自其所掌握的财富、威望、能力和知识，他们的权力产生于非正式的互动[28]。对于乡村精英的微信使用来说，技术提供的正是这种“非正式互动”。
（三）激发公共生活的参与度
对于今日的少数民族乡村来讲，尽管时代的巨变使得它们在地理空间和文化结构上已和传统村落有了极大的区别，而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发展也常会让乡村陷入“空心化”的境地。但是对于石龙白族村来说，经济、人口等方面的流动，并未把村民们对于村落文化的认同与公共生活的参与热情消弭殆尽，尤其是对这个有着较为浓郁的白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村落来讲，村寨仍旧是白族人精神和文化生活赖以依存的所在。当然，村庄要葆有民族文化和村落生活的凝聚力，需要乡村精英在其中的组织与整合。
因为石龙村白族民间歌舞较为盛行，在普通村民中仍旧具有较高的认同性和感染力，因此，以村落名义组织的文艺队至今活动频繁，不少村民都是文艺队里的重要成员。每到逢年过节，村落里的霸王鞭、乡戏演出都极为热闹，而上级政府部门检查、旅游团队的到来，也是文艺队集体演出的重要时刻。早年间，以电视为主的大众传媒曾一度加剧了村落社会原子化的境况，村民们把大量业余时间放在了观看电视上，相互接触的时间大大减少，村落集体生活和公共参与意识削弱。然而，微信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村落公共生活的新方式。建群、入群、讨论、唱山歌……微信把分散的普通村民重新拉回到网络化的公共生活中。在微信建构的公共生活场景中，乡村精英获益颇丰。治理精英建立的各类微信群，把分散在不同空间的村干部和村民聚合在了线上虚拟空间，拉近了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的距离，“因为建群，好像就是一家人了，有什么事情就可以说说。”微信群拉近了治理精英与普通村民之间的关系，便于治理精英发挥村落社会公共生活领导权。对于文化精英来说，开放式的在线参与和互动激发了他们引领村落社会公共生活的积极性。他们热衷于拿起手机拍摄、记录村落社会公共事件，并把他们分享至朋友圈;出于传承和保护民族文化的目的主动创建对歌群;积极参与白族调、霸王鞭等表演视频在微信世界里的传播。
对于一个传统村落来说，乡村文化里蕴藏了村落秩序、村民道德感的形成，甚至包含着人们日常的生活规则与规范、价值取向等，村民们对微信的使用，将这些传统秩序与规范在一个网络化的空间里展现与昭示，技术在这里为村民们的文化生活构筑起了一个新的乡村文化和精神生活世界。当然，在乡村社会中，公共生活还取决于人们在村落公共事务中的参与度、参与频次，参与投入度等要素。2018年3月，村里一位患老年痴呆的女村民走失，家人向村干部求助找人，村干部首先想到的就是向其家人拿到照片，在朋友圈编辑、发送寻人启事。在村干部的号召和动员下，村民们纷纷加入转发和寻找老人的队伍，最终寻到了老人。村干部对这事很有感触，认为如果没有微信，组织大家在大山里寻人太难。微信这种新技术为村民们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渠道，甚至形成村庄中不可或缺的网络公共空间。而伴随移动平台在乡村公共生活领域的嵌入，催生了乡村新的传播实践和集体文化[29]。 四、结语
文章以石龙白族村的乡村精英为切入口，分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介技术与精英权威构建的互动关系。可以看到，微信在乡村社会的嵌入，为精英参与社会文化实践提供了更多可能。而新技术搭建的高度自由化的书写和表达环境，更便于使用者把握传播主动权、维护社会身份和地位。
从技术使用的角度来说，微信为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之间的日常交往互动提供了一个新空间，技术的推动下，精英凭借对技术灵活而富有創造性的使用建构了微信世界里的权威。而虚拟世界里的权威和现实生活中的权威本身就存在着互嵌关系，因此精英的微信使用实质上重构了个体在现实世界的权威，影响了村落社会对其权威地位的认可。我们认为，微信在石龙精英建构权威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性力量。传统社会，乡村精英的权威建构依赖于现实生活里的在场和现身，而大众传媒的介入，其生产、制作毕竟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并不能给予村落精英自由展开媒介实践的空间和机会。移动互联网时代，新传播技术为精英施展社会交往策略提供了更多可能，同时成为他们控制和协调物资或象征资源的技术手段。可以说，微信世界里的权威建构是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媒介技术的工具化使用在个体和社会结构之间起到了连接、调度和延伸的作用，成为今天乡村精英建构权威的重要方式。
对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来说，乡村精英是推动村落社会发生变迁的关键性力量。尽管国家政权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实现了在乡村社会的延伸和稳固，但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模式经历了从体制内精英治理向多元精英合作治理的变迁，成分复杂的乡村精英群体在现代乡村治理层面仍具有价值和意义。本研究以乡村精英的微信生活为切入口，讨论新媒体技术与精英权威建构之间的关系，这为乡村研究中媒介治理等议题提供新的启发。
注释：
①该田野点是研究者已持续观察7年的少数民族村寨，研究者多次在田野点展开研究。
②“担纲者”（Carrier）一词源自于韦伯。韦伯理解的“社会担纲者”是有意识接受资本主义伦理格言的关键人物，比如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商人或者劳工。结合村落精英的身份特质和使用新技术的特征，本文将该群体视为新技术在村落社会的率先使用者和扩散者。参见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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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2-20 责任编辑：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