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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与人类建立了特殊关系的物种,狗的存在已经划分出不同的人群:爱狗的,怕狗的,恨狗的,依赖狗的
现在,又多出一个小群体:打狗的。而数以万计的被剥夺生命权的狗,让不同群体间的对立瞬间激烈起来。
在陕西汉中,狗的哀号早已平息,争议与对立仍在持续
2009年5月,玲玲被打死了。
玲玲是一只黄耳朵红鼻子的小型京巴犬,眼睛还没有睁开时就跟着黄志超(化名),今年已经10岁了。端午节后的第二天,家里没人的时候,打狗队的警察趴在院墙上,朝院子里汪汪叫的它放了一梭子弹。
黄志超回家后发现,血泊里的玲玲肠子流了一地,身后的木门上赫然留下9个子弹窟窿。
在遍及汉中的“歼灭战”中,截至6月16日,仅汉中市下辖的洋县就有12520只狗被打死。其中有流浪犬、野犬,也有上了户口的宠物犬和农村的串串狗。它们的尸体,或者被就近埋到汉江流域的河道边,或者被丢进绿漆皮的洋州镇环卫车里,在孤魂庙村的垃圾场,被生活垃圾日复一日地掩埋。
人与狗的矛盾,及至人与人的矛盾,骤然改变了汉中尤其是洋县的社会生态。而这一切,都始于狂犬病的死灰复燃。
“把我人打死,狗不准你打!”
范坝村村民李燕平至今想不明白,她家的看门狗“造了什么孽”,为什么非杀不可。
4月底收割油菜花那会儿,村上出了通知,说汉中市狂犬病疫情发作,流浪犬和野犬一概捕杀,并要求养狗户交15元为狗注射疫苗后拴養。尔后不到一个月,由于3公里开外的戚氏镇有人因狂犬病去世,按市里的规定,范坝村作为疫点的受威胁区,所有犬只一律灭杀。
在中国农村,狗是人们几千年来的家仆,更是家里的一条命。
韩书俊(音)家原本是不养狗的,去年农历十月初,他家养的两头价值过万的牛,一夜之间被小偷牵走了。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村里,牛是村民们最重要的财产。韩书俊家的牛到现在没有音讯。他曾经到邻近的谢村派出所报案,办案民警反问他:“你咋不养条狗?”
半年过后,同一个所里的民警加入了打狗队,要到范坝村挨家挨户杀狗来了。洋县的405支打狗队动用了4870人次,其中包括公安、武警以及当地的村干部和雇佣的村民等。“发工资我当然打,挣钱的嘛,一天50元”。担任打狗队成员的下溢水村1组村民王建平说。他在今年3月曾被野狗咬过。
也有深刻意识到狂犬病严重性的民警。洋州镇派出所参加打狗工作的王小弟说,这些年,洋县街道上到处是流浪犬,它们尤其喜欢围着餐馆觅食,不时咬伤路人。常有司机对他抱怨,在路上开车,一不留神就窜出一只野狗。在给小女儿做了几天的思想工作以后,王小弟把自家的宠物犬交到了社区。
作为县城人的“宝贝”,宠物犬也在捕杀之列。疫情捉摸不定,1人、2人死亡人数眼看着往上攀,截至6月16日,洋县的狂犬病死亡人数为4人。每发生一起疫情,方圆5公里就被定为疫区,要求灭绝所有犬只。
“是不打疫苗的狗连累了打疫苗的狗。”范坝村某生产队队长杨顺元(音)说。
县城里的老百姓考虑得显然更多。听得风声的一些人,提前把宠物转移到西安、成都等安全的地方,或者藏进更深的大山沟里避风头。也有人把宠物藏到洗衣机的滚筒里,或者顶楼的阁楼上,脾性安静的狗便可能幸存。
一些不甘心的年轻人开始求助网络。他们把洋县杀狗的图片和视频发布到网络上,寻求舆论声援,有的帖子略带夸张地说洋县已成了“无狗县”,同时,还有人不停给外地的媒体和动物保护组织打电话,寻求帮助。
很少有人会欢迎打狗队,不过大多数人家都选择了顺从,偶尔有人进行了收效甚微的抗争。有农民看到打狗队来了,索性解开了狗链子,让它们自己逃到包谷地里活命去。
李燕平今年50多岁,她家的狗养了2年多。6月初打狗队上门的时候,她的脾气硬得很,大着嗓门,反复训斥操着棍棒的打狗队成员,“我喂狗是用来看牛的,是链链拴着的,你来把我人打死,我狗不准你打!”
汉中有35%的家庭养犬。在“防狂”小组的眼中,狂犬病来袭后,人与狗的矛盾,变成了养狗的小部分和被威胁的大多数之间的矛盾。
他们说,反对打狗,是因为养犬人的个人利益,而紧急关头,个人利益必须为公众利益妥协。
于是,打狗的突击行动被赋予了充分的正当性,甚至被官方描述为先进事迹:“端午节期间,各县各乡镇、县防狂领导小组成员及组成部门放弃休息时间,乘胜追击,奋战在防狂工作一线。”
为了圆满完成打狗任务,各社区、乡镇尽可能调动了一切行政资源,出台了诸如罚款300到500元、通报单位批评,取消来年的社保基金等临时措施。如此一来,打狗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
在关于打狗情况的通报中提及,“公安部门对拒绝、阻挠强制免疫和捕杀犬只的人员”,实施了“从重从快处罚”。
洋县西城一位汽修厂老板家里,至今有一道半米宽的血痕。血来自一只死去的德国牧羊犬,它两岁多,80多斤,是主人花了2600元从西安买回来的。
两个多星期以前,面对打狗队,主人不停讨价还价,他说,这狗从来都是用铁链子牢牢锁着,疫苗也是定期打的;他又说,我可以给狗焊一个铁笼子;最后他说,再给我4个小时,我自己动手。
但半个小时后,打狗队冲到了他锁狗的二楼房间门外,砸开了窗玻璃,对准角落的大狗就是两枪,血流满地。3个打狗队成员把牧羊犬一路拖到楼下的收尸车里,水泥地上留下一道半米宽的血印,从2楼的房间一直到1楼大门外,半个月过去了,血痕已经漆黑。
北城的何庆芳则是一个以拾荒为生的老人,年过七旬的她有6个女儿,一家13口人挤在4间平房里。打狗队清查北城的时候,她家年初刚养的小狗进入了捕杀名单。
这天,打狗队上门,老太太抱着狗躲到卧室里,把门给反锁了。打狗队拿着比犁耙粗的打狗棍砸门,把何庆芳家本来就朽蚀不堪的木门砸了个大窟窿(现在用塑料袋糊着)。门撞开了,门后的老太太也被误伤,她说自己当时“血顺着眼角往下流,把衣服都染了”。小狗被成功消灭。
何庆芳的三女儿气不过,冲上去理论,说狗打死了就算了,你得把人的问题解决了,结果打狗队的人开来了警车,威胁要以妨碍公务罪论处。
宁强县一对父女、洋县金水镇一个年轻人因对抗打狗行动,被处以拘留,并全市通报批评。
截至6月16日,暴风骤雨般的打狗运动过后,根据官方公布数字,洋县共灭狗12520只,超过全县总数的1/3,疫区犬类几乎绝迹。
狗道
现在,又多出一个小群体:打狗的。而数以万计的被剥夺生命权的狗,让不同群体间的对立瞬间激烈起来。
在陕西汉中,狗的哀号早已平息,争议与对立仍在持续
2009年5月,玲玲被打死了。
玲玲是一只黄耳朵红鼻子的小型京巴犬,眼睛还没有睁开时就跟着黄志超(化名),今年已经10岁了。端午节后的第二天,家里没人的时候,打狗队的警察趴在院墙上,朝院子里汪汪叫的它放了一梭子弹。
黄志超回家后发现,血泊里的玲玲肠子流了一地,身后的木门上赫然留下9个子弹窟窿。
在遍及汉中的“歼灭战”中,截至6月16日,仅汉中市下辖的洋县就有12520只狗被打死。其中有流浪犬、野犬,也有上了户口的宠物犬和农村的串串狗。它们的尸体,或者被就近埋到汉江流域的河道边,或者被丢进绿漆皮的洋州镇环卫车里,在孤魂庙村的垃圾场,被生活垃圾日复一日地掩埋。
人与狗的矛盾,及至人与人的矛盾,骤然改变了汉中尤其是洋县的社会生态。而这一切,都始于狂犬病的死灰复燃。
“把我人打死,狗不准你打!”
范坝村村民李燕平至今想不明白,她家的看门狗“造了什么孽”,为什么非杀不可。
4月底收割油菜花那会儿,村上出了通知,说汉中市狂犬病疫情发作,流浪犬和野犬一概捕杀,并要求养狗户交15元为狗注射疫苗后拴養。尔后不到一个月,由于3公里开外的戚氏镇有人因狂犬病去世,按市里的规定,范坝村作为疫点的受威胁区,所有犬只一律灭杀。
在中国农村,狗是人们几千年来的家仆,更是家里的一条命。
韩书俊(音)家原本是不养狗的,去年农历十月初,他家养的两头价值过万的牛,一夜之间被小偷牵走了。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村里,牛是村民们最重要的财产。韩书俊家的牛到现在没有音讯。他曾经到邻近的谢村派出所报案,办案民警反问他:“你咋不养条狗?”
半年过后,同一个所里的民警加入了打狗队,要到范坝村挨家挨户杀狗来了。洋县的405支打狗队动用了4870人次,其中包括公安、武警以及当地的村干部和雇佣的村民等。“发工资我当然打,挣钱的嘛,一天50元”。担任打狗队成员的下溢水村1组村民王建平说。他在今年3月曾被野狗咬过。
也有深刻意识到狂犬病严重性的民警。洋州镇派出所参加打狗工作的王小弟说,这些年,洋县街道上到处是流浪犬,它们尤其喜欢围着餐馆觅食,不时咬伤路人。常有司机对他抱怨,在路上开车,一不留神就窜出一只野狗。在给小女儿做了几天的思想工作以后,王小弟把自家的宠物犬交到了社区。
作为县城人的“宝贝”,宠物犬也在捕杀之列。疫情捉摸不定,1人、2人死亡人数眼看着往上攀,截至6月16日,洋县的狂犬病死亡人数为4人。每发生一起疫情,方圆5公里就被定为疫区,要求灭绝所有犬只。
“是不打疫苗的狗连累了打疫苗的狗。”范坝村某生产队队长杨顺元(音)说。
县城里的老百姓考虑得显然更多。听得风声的一些人,提前把宠物转移到西安、成都等安全的地方,或者藏进更深的大山沟里避风头。也有人把宠物藏到洗衣机的滚筒里,或者顶楼的阁楼上,脾性安静的狗便可能幸存。
一些不甘心的年轻人开始求助网络。他们把洋县杀狗的图片和视频发布到网络上,寻求舆论声援,有的帖子略带夸张地说洋县已成了“无狗县”,同时,还有人不停给外地的媒体和动物保护组织打电话,寻求帮助。
很少有人会欢迎打狗队,不过大多数人家都选择了顺从,偶尔有人进行了收效甚微的抗争。有农民看到打狗队来了,索性解开了狗链子,让它们自己逃到包谷地里活命去。
李燕平今年50多岁,她家的狗养了2年多。6月初打狗队上门的时候,她的脾气硬得很,大着嗓门,反复训斥操着棍棒的打狗队成员,“我喂狗是用来看牛的,是链链拴着的,你来把我人打死,我狗不准你打!”
汉中有35%的家庭养犬。在“防狂”小组的眼中,狂犬病来袭后,人与狗的矛盾,变成了养狗的小部分和被威胁的大多数之间的矛盾。
他们说,反对打狗,是因为养犬人的个人利益,而紧急关头,个人利益必须为公众利益妥协。
于是,打狗的突击行动被赋予了充分的正当性,甚至被官方描述为先进事迹:“端午节期间,各县各乡镇、县防狂领导小组成员及组成部门放弃休息时间,乘胜追击,奋战在防狂工作一线。”
为了圆满完成打狗任务,各社区、乡镇尽可能调动了一切行政资源,出台了诸如罚款300到500元、通报单位批评,取消来年的社保基金等临时措施。如此一来,打狗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
在关于打狗情况的通报中提及,“公安部门对拒绝、阻挠强制免疫和捕杀犬只的人员”,实施了“从重从快处罚”。
洋县西城一位汽修厂老板家里,至今有一道半米宽的血痕。血来自一只死去的德国牧羊犬,它两岁多,80多斤,是主人花了2600元从西安买回来的。
两个多星期以前,面对打狗队,主人不停讨价还价,他说,这狗从来都是用铁链子牢牢锁着,疫苗也是定期打的;他又说,我可以给狗焊一个铁笼子;最后他说,再给我4个小时,我自己动手。
但半个小时后,打狗队冲到了他锁狗的二楼房间门外,砸开了窗玻璃,对准角落的大狗就是两枪,血流满地。3个打狗队成员把牧羊犬一路拖到楼下的收尸车里,水泥地上留下一道半米宽的血印,从2楼的房间一直到1楼大门外,半个月过去了,血痕已经漆黑。
北城的何庆芳则是一个以拾荒为生的老人,年过七旬的她有6个女儿,一家13口人挤在4间平房里。打狗队清查北城的时候,她家年初刚养的小狗进入了捕杀名单。
这天,打狗队上门,老太太抱着狗躲到卧室里,把门给反锁了。打狗队拿着比犁耙粗的打狗棍砸门,把何庆芳家本来就朽蚀不堪的木门砸了个大窟窿(现在用塑料袋糊着)。门撞开了,门后的老太太也被误伤,她说自己当时“血顺着眼角往下流,把衣服都染了”。小狗被成功消灭。
何庆芳的三女儿气不过,冲上去理论,说狗打死了就算了,你得把人的问题解决了,结果打狗队的人开来了警车,威胁要以妨碍公务罪论处。
宁强县一对父女、洋县金水镇一个年轻人因对抗打狗行动,被处以拘留,并全市通报批评。
截至6月16日,暴风骤雨般的打狗运动过后,根据官方公布数字,洋县共灭狗12520只,超过全县总数的1/3,疫区犬类几乎绝迹。
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