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张謇，个人的股份只占大生的百分之零点四，却是大生的绝对主导者，承担着几乎无限责任，并带动建设了一个相当现代的南通。
　　民生公司的创始人卢作孚，带领民生，整合川江航运，成为可与外商并立的船业巨头，他自己却没有公司股份和分红，只领取工资，而工资也并不比一般员工高出太多，所以他身后没有多少财产和储蓄。 　　卢作孚一生勤勉工作，在公司的刊物《新世界》上发文鼓励同仁：“我们做生产事业的目的不是纯为赚钱，更不是分赃式地把赚来的钱分掉，乃是要将它运用到社会上去，扩大帮助社会的范围。”
　　他五十岁生日那年，公司上下员工为表心意，向他送出的礼物竟然是周日集体不休息，工作一天。
　　穆藕初是典型的知识型企业家，在取得美国硕士学位后回国办厂，他是第一人。秉着“钱欲用于有益别人，不可自己专做享受”的信念，他办企业所得财物，多捐献于教育事业，资助有志青年出国出书，千金散尽，个人却无积蓄。
　　荣德生1946年在上海被绑架，绑匪勒索百万，荣德生自称无钱，钱全都投资在事业上：“我是一个事业家，不是一个资本家。我所有的钱全在事业上面，要养活数十万人，如果事业一日停止，数十万人的生活就要发生影响。而所谓资本家，是将金钱放在家里，绝对不想做事业。诸位把我弄来，实在是找错了人。”
　　绑匪为难，核算荣德生的账本，原来公司每月支出六百多万，收入四百多万，根本入不敷出，只好将赎金减少一半。
　　荣德生还是不肯，因此写了一封遗嘱，送到家里。其中写道，绑匪索要数额与企业资产相比，看似不大，但企业的流动资金并不多，拿了这笔钱，将影响整个公司的运转，使大批工人失业。因此，他愿意牺牲自己，以保全事业。

“两个现代武器：技术和管理”

　　荣家没有太多现钱可能是真的。
　　兄弟俩办企业的法子很“现代”，“先欠后赚还钱”，“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大规模疯狂扩张。
　　他们笃信“造厂要快、开工要足、设备要新、规模要大”。循着融资—扩厂的思路，没钱造厂便借钱，向朋友钱庄借，向银行借，与人合资、分期付款购设备，翻新机，盖厂房。
　　势头好时，荣氏兄弟与股东约定不急着分红，拿出盈余添机办厂，扩大生产。
　　行业走下坡路，荣家的思路也一反常人，还是不断收购、添资扩厂。

一战期间，荣氏兄弟的商业帝国扩展更快，最盛时，荣宗敬外出演讲，得意地称：“从衣食上讲，我拥有半个中国。”

　　如此滚雪球般，从1900年创办第一家面粉厂保新开始，不过十几年间，面粉厂已开十几家，分布于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地，面粉暢销全国。
　　一战期间，荣氏兄弟的商业帝国扩展更快，最盛时，荣宗敬外出演讲，得意地称：“从衣食上讲，我拥有半个中国。”
　　当荣家的体量上来，它和银行的关系都颠倒了，以致后来，就算荣家遇到困难，银行欠款难以收回，却仍得继续给它借钱，以维持工厂不倒。
　　荣家兄弟是民营企业，他们自己出身学徒，白手起家，但发展速度之快，令人惊诧，其实他们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时民营企业的起身。
　　据傅国涌在《大商人》中的估算，从开始自强求富的1870年代，以至于 1894年间，中国创办的企业总共不过七十二家，其中商办数量两倍于官办或官督商办，但若按投资总额来算，商办所占四分之一不到。
　　待到张謇和荣家兄弟这一代，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从1895年到一战前的1913年，不仅企业数量猛增近十倍，而且商办占投资总额达到了四分之三，与之前正好颠倒。
　　可以说，民营企业，初步起来了。
　　规模的扩张提出管理的要求，这些企业家，都极为重视科学的管理和先进的技术。
　　荣家兄弟，即使自己不懂现代科技，但信任新技术，引进新机器，规范工厂管理，认为此乃发展致强之道。
　　穆藕初，留美归国企业家，重视专业、掌握理论，最早引进了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将其翻译、出版，取名“工厂适用学理管理法”，结合本土经验，归纳为“纪律化、标准化、专门化、简单化、艺术化”的五化管理法，和“无废才、无废材、无废时、无废力”的四无原则，在工厂建立报表统计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工程师、技术员代替工头，管理方法在当时相当超前。
　　卢作孚的管理主张“从小处着眼”，对不同工种的员工，有相应培训纲要、细则、须知，如教授茶房如何敬茶、添饭、叠衣服；教授理货人员如何理货、保护客户货物。甚至细致到手指甲应当剪干净、洗碗要用开水、手指莫伸入碗内、递东西要给到人手上、开关门要轻……现在看来，他实际上是在民生建立了一套标准化的工作和考核方式。
　　按卢作孚自己的话来说：民生成功的秘诀是手握两个现代武器—技术和管理，而他创办民生，就是要利用这现代武器，使国家尽快现代化，“造就现代的社会生活依赖关系”。

　　当这些企业家被吸收进政府，他们也着意于制定完善法律法规，营造企业安全自由发展的社会环境。
　　如张謇，在大生时制定《厂约》、章程，明确分工、职责、奖罚、利润分配，做了北京政府的农商总长和南京政府的实业总长后，便主持制定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法律，《公司条例》《商人通例》《证券交易所法》《公司注册规则》等。
　　穆藕初办企业失败后，在南京国民政府任上，也经手制定了几十部法律法规。
　　这些外在保护，对企业家很重要，但他们也慢慢发现，对于企业的生存发展来说，有些力量更具支配性。

“国货的黄金时代”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次世界大战之于中国经济，产生了两方面重要影响。
　　其一，大战对中国的工商业是一个机会，欧美国家没有能力再提供大量出口，纷纷退出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对中国商品，如锡、钨等战略性矿石，以及菜籽油、纱丝、羊毛、蛋制品等的需求大幅增长。总的来说，中国的进口减少了，出口增加了。

一战后，进入1920年代，国民党实力日盛，北伐势如破竹，待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家政权形式上重归一个中心，但大致也是在这之后，民营工商业便逐渐落入了“统制经济”的陰影之中。

　　在工业领域，面粉、棉纱，这类部门获益良多，荣家、张謇的商业帝国迅速扩张。
　　据《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提供的数据，1914 年到 1922 年期间，中国和外国在华工厂两者拥有的纺锤总量从 86.6 万增长到 300 万，增长率达317%，织机总量在这一时期则从 4800部增长到了 1.9 万部，增长率为 300%，居世界首位。
　　同时，国货开始覆盖百姓日用的方方面面，草帽、雨伞、牙刷、肥皂、卷烟、火柴、板纸、织染、毛巾、袜子，各种工业门类都得到发展。
　　一些学者因而把一战前后这大概十来年的时间，称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从增长速度来看，这段时期的确是中国近代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
　　且引用《中国资产阶级黄金时代》一书中的数据。1912-1920年间，中国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3.8%，对比1912-1949年，平均增长率只有5.5%，再除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1912-1936年间平均增长率为9.2%。一战期间如此高的工业增长率，快赶上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速度。同期，融资需求凸显，1918-1919年，96家银行在中国创办。
　　第二，巴黎和会之耻极大地刺激了国人的民族情结。这股情感力量也注入经济领域，实业救国、商战对抗、抵制洋货的声浪高涨，普通民众的爱国热情具体化为所抽的烟、所买的衣服等必须是国货，吃穿用度由此与民族尊严紧密勾连。
　　国货潮起，顾客言必称爱国，商人言必称国货，各种品牌以爱国相号召，如中华兴业推出了“良心”牌香烟，广告语为“良心尚在，请用国货”，商家若是跟不上这股潮流，便要被市场抛弃。
　　商人卷裹其间，百态尽显。
　　有些商家，已囤日货，难以处理，便贱卖或偷偷改贴国货商标，有的买主，睁只眼闭只眼，便宜买走了事，有的有志青年，则沿街清查，叫商家不敢做小动作。
　　那时商人的销售策略和竞争手段也紧跟潮流，如攻击对方不是国货，而己方商品是国货。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姓中姓洋本无人在意，老板简照南以国货策略来促销，但被人挖出是日本国籍，公开批评，连带着南洋公司也被批是日本企业。
　　不得已，简照南宣布自己放弃了日本国籍，并宣布公开发行一千万的股票，呼吁全国同胞投资入股。
　　趁此机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转危为安，树立了能够体现爱国心和民族性的本土企业。
　　天津工业售品所的宋则久，主理天津工业售品所期间，恰逢外患严重之时，他国货情结深重，拒绝使用橡胶圈（都是进口），乘坐的人力车一走，便发出“当啷当啷”声响，那是他的车轱辘与地面相撞发出的声音。
　　大倡国货，宋则久的生意蔚为可观，工业售品所在他的经营下扭亏为盈。但他也因此被人嫉妒，声言他暗地销售日货，他愤而登报声明：“我大利即舍，根本纯洁，如卖洋货，也不犯法，卖国货是我心甘情愿。”
　　一战后，进入1920年代，国民党实力日盛，北伐势如破竹，待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家政权形式上重归一个中心，但大致也是在这之后，民营工商业便逐渐落入了“统制经济”的阴影之中。

“不幸而生今之时代”

　　1934年，受“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商品倾销东北等影响，荣家兄弟的申新纱厂停摆了。
　　为渡过危机，荣宗敬找遍财政部、实业部、棉统制委员会，四处求人，可事与愿违，他求来的，并非政府的救济，而是欲以三百万“抢走”申新的计划。
　　荣家与国民政府的交道似乎向来不愉快。
　　1927年，国民党势力抵达长江流域后，向企业家摊派库券，要求上海华商纱厂认购50万元。
　　荣宗敬因“各厂营业不振，经济困难，实无力担负”，而不愿接受，几番拉扯，因此惹恼蒋介石，查封了他在无锡的产业和荣巷的家产，甚至遭到通缉。
　　1928年，南京政府开征特税，一物一税，荣家本以为是个降税的好事，但没想面粉征了税，面粉袋还要征税，成本大增，为此，荣宗敬多次写信给特税局，都无回应。
　　在处理和企业家的关系上，南京政府与北洋有些不同。
　　荣德生的大女婿李国伟回忆，北洋军阀的方式比较简单粗暴，把大企业家、银行负责人“请”去，给够了钱，自然放出来，其间可软磨硬泡，讨价还价。但到了国民党时代，国民党控制长三角后，企业家若是不听话，有被吞并之危。

北洋军阀的方式比较简单粗暴，把大企业家、银行负责人“请”去，给够了钱，自然放出来，其间可软磨硬泡，讨价还价。但到了国民党时代，国民党控制长三角后，企业家若是不听话，有被吞并之危。

　　彼时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在民营企业家眼里，并非善茬。当他们的企业出现问题时，官方会或明或暗地提出官商合办，或清算接管。
　　这种方式，颇多争议。
　　化工实业家范旭东抱怨这是“美其名官商合办，实则商股根本无权，而官场中种种腐化习惯传染进去，对企业遂成为一种不治之症”。
　　1936年，当荣家困难之时，宋子文找到荣宗敬，打算将申新改组成有限公司，增加资本，然后发行公司债，旧债以债券来还。最后因荣家争取而没成。
　　1937年，当时最大的中资卷烟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无以支撑，由宋子文低价入股买走。
　　1938年，宋子文欲当民生董事长，提出由中国银行给民生投资。卢作孚思虑后，不接受投资，只由宋子文做董事。
　　一桩桩，皆是痛苦的自救。
　　生不逢时，那些曾叱咤商场的企业家，到了1930年代后，因为战争、财政、融资多重困境，大多走入衰败。
　　1933年，“火柴大王”刘鸿生的企业遭受巨大损失，在给儿子的信中，他几乎心灰意冷地说：“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在经济方面没有一样能使我乐观”。“居民购买力低落，政府政策上的举措不定，特别是财政政策的动摇不定，是使工商业达到今日地步的主要因素。”
　　那时的中国民营业已显露出颓势，刘鸿生的信记录下了这一历史侧写，不仅他的各项企业陷入衰退，各行业许多企业，也都倒闭困难。
　　1946年，民生陷入严重困境，卢作孚在一片暗淡中辞去民生总经理职务。他用半生带领民生做大做强，本是极光辉的历史，可当他回顾民生历史，却说：“我做事业以来，常常感觉痛苦，做得越大越成功，就越痛苦。”
　　卢作孚也许会和张謇心有戚戚。二十年前的1926年，张謇去世，他去世前几年，大生已陷入严重危机，到1925年，终于债台高筑、资不抵债，被债权人组成的银行团维持会接管。沦为名义董事长的张謇回天无力，留下一声浩叹：“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