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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透明是现代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只有公开透明,政府才能接受人民监督,腐败才能得到根本遏制,政府的公信力才能确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创新公开方式,扩大政务公开参与,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中国,要变得越来越强大,要变得越来越美丽,也要变得越来越透明。
2016年1月,中央深改组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政务公开是建设法治政府的一项重要制度,要以制度安排把政务公开贯穿政务运行全过程,权力運行到哪里,公开和监督就延伸到哪里。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透明是依法行政、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特征,也是从严治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必然要求。在党的十九大前后,财政部、发改委、教育部、环保部相继推出政务公开的重大举措,成为依法行政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018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代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再次强调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国务院连续六年推动政务公开
2017年5月15日,财政部对外发布了“财政部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表示将按月公开全国财政收支情况,解读财政收支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预判财政收入走势,主动解释说明收支运行中可能引发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2017年12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此项工作由国务院办公厅牵头,国家发展改革委具体办理。
2018年1月2日,环境保护部发布《环境保护部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的公告,并附有环境保护部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的基本目录。
2018年1月2日,教育部发布“主动公开基本目录”“政务服务事项目录”,进一步转变职能,提高教育工作透明度。
这些部委推出的政务公开举措,缘于2017年3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
这已是连续第六年为年度政务公开划重点了。与前几年相比,政务公开工作在公开范围和内容上继续深化拓展。在财政透明方面,要求按月公开全国财政收支情况,解读财政收支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预判财政收入走势。《工作要点》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深入解读出台的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就业政策,以政策解读的“透”赢得市场预期的“稳”;在制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方面监管政策时,要通过征求意见、听证座谈、咨询协商等方式,扩大相关市场主体的参与度。按月公开全国财政收支情况时,要主动解释说明收支运行中可能引发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工作要点》提出,密切关注政府债务、银行信贷、企业投资负债、金融市场运行、互联网金融、人民币汇率等方面的国内外舆情,针对误读、曲解、不实等情况,注重通过主要新闻媒体及时开展有理有据的回应。
在以清单管理推动简政放权方面,《工作要点》要求,投资核准事项清单、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经营服务性收费清单、中介服务事项清单、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和企业设立后的经营许可清单等,都要公开并集中发布。
《工作要点》还要求,每周发布国内批发市场价格信息,国际农产品价格信息以及全国小麦、稻谷、玉米、大豆收购价格信息,收购旺季时每五日发布生产区收购进度信息,每月发布中国玉米、大豆、棉花、食用植物油、食糖等农产品供需平衡表。这一项要求,将提供更及时更权威的农产品市场信息,有利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社会关注的重点民生类信息,《工作要点》提出了明确的公开要求。比如,实行环境保护例行新闻发布会制度,开展城市水环境质量排名工作,“每年公布水质最好和最差的城市名单”,让公众一目了然。要求县级政府要公开义务教育招生范围、招生条件、学校情况、招生结果等信息。要求加快建立统一规范、准确及时的房地产市场信息定期发布机制等。碳排放权、排污权、公立医院药品、林权等纳入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依法应当公开的公共资源交易公告、资格审查信息、交易过程信息、成交信息以及履约信息都要在统一平台上发布。
在强化政务公开考评方面,《工作要点》要求将政务公开纳入绩效考核体系,无绩效考核体系的国务院部门,年内要建立政务公开专项考核机制。
这是一场深刻的变革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确定在北京市、安徽省、陕西省等15个省、市的100个县(市、区),重点围绕城乡规划、重大建设项目等25个方面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这是打通政务公开“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举措,是还政于民的积极作为,也是让群众办事少跑腿的实际行动。
公开透明是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政务公开是增强政府公信力,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重要途径。回顾政务公开的发展历程,社会公众从漠不关心到主动申请、政府部门从严防死守到公开透明,在公众与政府的不断互动中,政务公开的重要意义越来越清晰地得以展现,“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也逐渐成为共识。
政务公开让政府变得高效、透明、廉洁,但说易行难。能否真正利企便民,归根到底在于基层政府是否真心实意深化改革,是否正确对待法律赋予的公共权力及其相应的公共责任,是否全身心提升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是一场深刻的变革,也是一块试金石。
2009年起,中国政府网每年都通过开设专题的形式,对外集中展示国务院部门、省级政府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2017年更是链接了2009年以来历年的年度报告专题。地方政府网站信息更新不及时、信息发布不准确、交流互动不回应、服务信息不实用等问题,也引起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甚至有官员因此受处分。2017年,海南省儋州市商务局局长、党组书记董海峰因为“失职导致该局网站长期不更新”被行政记过及党内警告,是全国首个因未履行信息公开责任而被问责的官员。 相较于传统的政府网站,现在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的受众越来越多,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获取信息方式。国务院对政务公开工作的要求也从2016年的“更好发挥媒体作用”,变成了2017年的“管好用好政务新媒体”,首次对新媒体提出具体要求。
2017年“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上史无前例地印上了醒目的二维码,里面用动画和图表全面解释了政府一整年的工作。而国务院新闻客户端也将政府工作报告、总理记者会、新闻发布会等传统议题,纷纷搭上短视频、航拍、H5等新技术,实现了爆炸式传播,仅《首次披露!政府工作报告出炉幕后》的视频播放量就超过2000万次。
“实现信息公开、政策解读等政务公开工作和新媒体结合是必然趋势,也是網络时代政府管理创新的必然要求,要让政府的信息和声音通过新媒体送达,使政策更容易被理解,让老百姓看得到、听得懂、能监督。”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认为。
每个人出点力,擦亮透明的中国
推动政务公开,政府是主体,社会各方面则起到了积极监督作用。
2008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除了政府机关主动公开信息外,社会组织和公民也向政府申请公开信息,对公开结果不满意的,可以进而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成为全社会监督政府工作的利器,全社会对政府的监督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2016年10月,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汝城县政府对邓柏松、朱宾谋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予以答复,邓柏松、朱宾谋提起了上诉。此事其实可以回溯到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刚刚实施后,邓柏松等五位公民申请公开县政府经研室有关县自来水公司改制问题的调研报告,遭到拒绝后提起行政诉讼。这其实是全国首例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但法院未立案。2016年4月,郴州中院正式审理了此案。今天重温此案,无疑是公民利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推动中国政府透明度的经典案例。
有的公民是因为自己的切身利益需要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但客观上起到了追问政府行政职责、推动制度建设的作用。而还有许多公民是以促进政府改进工作、推动制度建设为初衷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
“郭美美事件”后,很多公民向中国红十字会提出信息公开申请。
在广州,高一学生陈逸华、市民彭燕辉等人促使广州市建委公开了1.5亿元的“光亮工程”可行性报告。
…………
很多公民以一己之力关注着社会热点问题,也推动政府政务公开制度更加完善。与此同时,多家学术机构利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展透明度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也对政府透明度产生了实质而深远的影响。
学术界对政府透明度的关注和研究,以上海财经大学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中国政府透明度年度报告》影响最大。
上海财经大学从2009年开始每年都发布《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对中国省级政府的财政公开已经产生了实质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中国政府透明度年度报告》和《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等系列蓝皮书,涉及政府透明度、法治透明度、检务透明度、高等教育透明度等多方面内容,对透明度的研究和调查更为全面,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正如《中国政府透明度年度报告(2018)》后记所言,透明于政府管理、法治发展之重要,无论是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是在中国,都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认知和实践过程。
“我想知道!但我能知道吗?”这大概是十年前或者更早些时候普通群众的想法——心里极其渴望,却又十分胆怯。“为什么要告诉你?和你有关吗?”这大概是十年前或者更早些时候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想法,抑或现阶段仍有人持此看法——理直气壮甚至带有几分傲慢。
“我有权知道,你必须告诉我!”这已越来越成为当今中国公民的共识。“我可以告诉你,很多事情还很需要你知道!”则是今天中国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越来越普遍的态度。
从过去的要或者逼政府机关公开到现在政府机关知道不公开不行,从过去的群众单方面想知道到现在政府机关逐步也想要群众知道,这是中国在这几年内逐步发生的变化。而这其中,学术界的监督和严谨的分析是极大的助力。
除此之外,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和中国律师利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推动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他们的努力也意义非凡。
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吴君亮领导的“公共预算志愿者”团队开始了申请政府公开预算信息的行动,先后向财政部、卫生部、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农业部、国家统计局等十多个部委,以及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成都、深圳等十几个城市发出了预算信息公开申请。在他们的推动下,2009年,广州市财政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2009年114个政府部门预算,引起了一次信息公开大事件。
2010年,广东省财政厅首次向社会公开经广东省人大审议通过的2010年省级一般预算收支表等,首开先例,也与他们团队的推动有关。2011、2012年,又促成了黑龙江、宁夏、青海、吉林、深圳、珠海、东莞等政府公开一级部门预算。
“政府预算有三本账,我们只能看到不完整的一本半。本应该彻底公开的预算账本,只对纳税人打开了一点点,我们知道的太少。”吴君亮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公开是现代公共预算的组成部分,有多方面的作用,比如能促进民众对预算了解,形成参与;对防止预算被浪费、贪污,形成节俭、科学的有效预算等,都有正面的作用。
而对于诸如环境、食品等涉及公众利益的政府信息公开问题上,民间组织也是不遗余力。
2016年3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向腾格里沙漠8家污染企业提起环境公益诉讼,2017年成功立案。北京市朝阳区刘诗昆万象新天幼儿园铺设塑胶跑道使用后向外散发刺激性气味,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向刘诗昆幼儿园发函,要求其采取措施,拆除塑胶跑道(操场),消除对大气和土壤环境的污染,同时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生态环境公益诉讼。2017年4月10日,经法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
2017年5月,自然之友法律团队工作人员在云南省玉溪市兴平县调研绿孔雀及其栖息地保护案中,发现正在建设戛洒江水电站工程。8月,自然之友收到云南省楚雄中院的立案通知书。这是自然之友首例获得受理的预防性公益诉讼案,其诉讼目标是避免绿孔雀种群关键性栖息地毁于水电站工程。
在多年来的环境公益诉讼中,民间环保组织和律师团体都进行了大量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可以说,学术机构、民间公益组织和中国律师,无疑是推动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的三支重要力量,为中国政府透明度不断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要变得越来越强大,要变得越来越美丽,也要变得越来越透明。
2016年1月,中央深改组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政务公开是建设法治政府的一项重要制度,要以制度安排把政务公开贯穿政务运行全过程,权力運行到哪里,公开和监督就延伸到哪里。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透明是依法行政、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特征,也是从严治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必然要求。在党的十九大前后,财政部、发改委、教育部、环保部相继推出政务公开的重大举措,成为依法行政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018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代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再次强调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国务院连续六年推动政务公开
2017年5月15日,财政部对外发布了“财政部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表示将按月公开全国财政收支情况,解读财政收支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预判财政收入走势,主动解释说明收支运行中可能引发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2017年12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此项工作由国务院办公厅牵头,国家发展改革委具体办理。
2018年1月2日,环境保护部发布《环境保护部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的公告,并附有环境保护部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的基本目录。
2018年1月2日,教育部发布“主动公开基本目录”“政务服务事项目录”,进一步转变职能,提高教育工作透明度。
这些部委推出的政务公开举措,缘于2017年3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
这已是连续第六年为年度政务公开划重点了。与前几年相比,政务公开工作在公开范围和内容上继续深化拓展。在财政透明方面,要求按月公开全国财政收支情况,解读财政收支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预判财政收入走势。《工作要点》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深入解读出台的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就业政策,以政策解读的“透”赢得市场预期的“稳”;在制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方面监管政策时,要通过征求意见、听证座谈、咨询协商等方式,扩大相关市场主体的参与度。按月公开全国财政收支情况时,要主动解释说明收支运行中可能引发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工作要点》提出,密切关注政府债务、银行信贷、企业投资负债、金融市场运行、互联网金融、人民币汇率等方面的国内外舆情,针对误读、曲解、不实等情况,注重通过主要新闻媒体及时开展有理有据的回应。
在以清单管理推动简政放权方面,《工作要点》要求,投资核准事项清单、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经营服务性收费清单、中介服务事项清单、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和企业设立后的经营许可清单等,都要公开并集中发布。
《工作要点》还要求,每周发布国内批发市场价格信息,国际农产品价格信息以及全国小麦、稻谷、玉米、大豆收购价格信息,收购旺季时每五日发布生产区收购进度信息,每月发布中国玉米、大豆、棉花、食用植物油、食糖等农产品供需平衡表。这一项要求,将提供更及时更权威的农产品市场信息,有利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社会关注的重点民生类信息,《工作要点》提出了明确的公开要求。比如,实行环境保护例行新闻发布会制度,开展城市水环境质量排名工作,“每年公布水质最好和最差的城市名单”,让公众一目了然。要求县级政府要公开义务教育招生范围、招生条件、学校情况、招生结果等信息。要求加快建立统一规范、准确及时的房地产市场信息定期发布机制等。碳排放权、排污权、公立医院药品、林权等纳入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依法应当公开的公共资源交易公告、资格审查信息、交易过程信息、成交信息以及履约信息都要在统一平台上发布。
在强化政务公开考评方面,《工作要点》要求将政务公开纳入绩效考核体系,无绩效考核体系的国务院部门,年内要建立政务公开专项考核机制。
这是一场深刻的变革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确定在北京市、安徽省、陕西省等15个省、市的100个县(市、区),重点围绕城乡规划、重大建设项目等25个方面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这是打通政务公开“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举措,是还政于民的积极作为,也是让群众办事少跑腿的实际行动。
公开透明是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政务公开是增强政府公信力,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重要途径。回顾政务公开的发展历程,社会公众从漠不关心到主动申请、政府部门从严防死守到公开透明,在公众与政府的不断互动中,政务公开的重要意义越来越清晰地得以展现,“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也逐渐成为共识。
政务公开让政府变得高效、透明、廉洁,但说易行难。能否真正利企便民,归根到底在于基层政府是否真心实意深化改革,是否正确对待法律赋予的公共权力及其相应的公共责任,是否全身心提升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是一场深刻的变革,也是一块试金石。
2009年起,中国政府网每年都通过开设专题的形式,对外集中展示国务院部门、省级政府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2017年更是链接了2009年以来历年的年度报告专题。地方政府网站信息更新不及时、信息发布不准确、交流互动不回应、服务信息不实用等问题,也引起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甚至有官员因此受处分。2017年,海南省儋州市商务局局长、党组书记董海峰因为“失职导致该局网站长期不更新”被行政记过及党内警告,是全国首个因未履行信息公开责任而被问责的官员。 相较于传统的政府网站,现在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的受众越来越多,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获取信息方式。国务院对政务公开工作的要求也从2016年的“更好发挥媒体作用”,变成了2017年的“管好用好政务新媒体”,首次对新媒体提出具体要求。
2017年“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上史无前例地印上了醒目的二维码,里面用动画和图表全面解释了政府一整年的工作。而国务院新闻客户端也将政府工作报告、总理记者会、新闻发布会等传统议题,纷纷搭上短视频、航拍、H5等新技术,实现了爆炸式传播,仅《首次披露!政府工作报告出炉幕后》的视频播放量就超过2000万次。
“实现信息公开、政策解读等政务公开工作和新媒体结合是必然趋势,也是網络时代政府管理创新的必然要求,要让政府的信息和声音通过新媒体送达,使政策更容易被理解,让老百姓看得到、听得懂、能监督。”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认为。
每个人出点力,擦亮透明的中国
推动政务公开,政府是主体,社会各方面则起到了积极监督作用。
2008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除了政府机关主动公开信息外,社会组织和公民也向政府申请公开信息,对公开结果不满意的,可以进而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成为全社会监督政府工作的利器,全社会对政府的监督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2016年10月,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汝城县政府对邓柏松、朱宾谋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予以答复,邓柏松、朱宾谋提起了上诉。此事其实可以回溯到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刚刚实施后,邓柏松等五位公民申请公开县政府经研室有关县自来水公司改制问题的调研报告,遭到拒绝后提起行政诉讼。这其实是全国首例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但法院未立案。2016年4月,郴州中院正式审理了此案。今天重温此案,无疑是公民利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推动中国政府透明度的经典案例。
有的公民是因为自己的切身利益需要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但客观上起到了追问政府行政职责、推动制度建设的作用。而还有许多公民是以促进政府改进工作、推动制度建设为初衷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
“郭美美事件”后,很多公民向中国红十字会提出信息公开申请。
在广州,高一学生陈逸华、市民彭燕辉等人促使广州市建委公开了1.5亿元的“光亮工程”可行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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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公民以一己之力关注着社会热点问题,也推动政府政务公开制度更加完善。与此同时,多家学术机构利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展透明度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也对政府透明度产生了实质而深远的影响。
学术界对政府透明度的关注和研究,以上海财经大学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中国政府透明度年度报告》影响最大。
上海财经大学从2009年开始每年都发布《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对中国省级政府的财政公开已经产生了实质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中国政府透明度年度报告》和《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等系列蓝皮书,涉及政府透明度、法治透明度、检务透明度、高等教育透明度等多方面内容,对透明度的研究和调查更为全面,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正如《中国政府透明度年度报告(2018)》后记所言,透明于政府管理、法治发展之重要,无论是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是在中国,都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认知和实践过程。
“我想知道!但我能知道吗?”这大概是十年前或者更早些时候普通群众的想法——心里极其渴望,却又十分胆怯。“为什么要告诉你?和你有关吗?”这大概是十年前或者更早些时候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想法,抑或现阶段仍有人持此看法——理直气壮甚至带有几分傲慢。
“我有权知道,你必须告诉我!”这已越来越成为当今中国公民的共识。“我可以告诉你,很多事情还很需要你知道!”则是今天中国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越来越普遍的态度。
从过去的要或者逼政府机关公开到现在政府机关知道不公开不行,从过去的群众单方面想知道到现在政府机关逐步也想要群众知道,这是中国在这几年内逐步发生的变化。而这其中,学术界的监督和严谨的分析是极大的助力。
除此之外,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和中国律师利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推动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他们的努力也意义非凡。
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吴君亮领导的“公共预算志愿者”团队开始了申请政府公开预算信息的行动,先后向财政部、卫生部、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农业部、国家统计局等十多个部委,以及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成都、深圳等十几个城市发出了预算信息公开申请。在他们的推动下,2009年,广州市财政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2009年114个政府部门预算,引起了一次信息公开大事件。
2010年,广东省财政厅首次向社会公开经广东省人大审议通过的2010年省级一般预算收支表等,首开先例,也与他们团队的推动有关。2011、2012年,又促成了黑龙江、宁夏、青海、吉林、深圳、珠海、东莞等政府公开一级部门预算。
“政府预算有三本账,我们只能看到不完整的一本半。本应该彻底公开的预算账本,只对纳税人打开了一点点,我们知道的太少。”吴君亮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公开是现代公共预算的组成部分,有多方面的作用,比如能促进民众对预算了解,形成参与;对防止预算被浪费、贪污,形成节俭、科学的有效预算等,都有正面的作用。
而对于诸如环境、食品等涉及公众利益的政府信息公开问题上,民间组织也是不遗余力。
2016年3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向腾格里沙漠8家污染企业提起环境公益诉讼,2017年成功立案。北京市朝阳区刘诗昆万象新天幼儿园铺设塑胶跑道使用后向外散发刺激性气味,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向刘诗昆幼儿园发函,要求其采取措施,拆除塑胶跑道(操场),消除对大气和土壤环境的污染,同时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生态环境公益诉讼。2017年4月10日,经法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
2017年5月,自然之友法律团队工作人员在云南省玉溪市兴平县调研绿孔雀及其栖息地保护案中,发现正在建设戛洒江水电站工程。8月,自然之友收到云南省楚雄中院的立案通知书。这是自然之友首例获得受理的预防性公益诉讼案,其诉讼目标是避免绿孔雀种群关键性栖息地毁于水电站工程。
在多年来的环境公益诉讼中,民间环保组织和律师团体都进行了大量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可以说,学术机构、民间公益组织和中国律师,无疑是推动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的三支重要力量,为中国政府透明度不断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