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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世界历史中,发达国家曾先后四次陷入经济萧条状态。这些萧条以长期失业率高企为特征,爆发的时间和地点分别是30年代的美国、30年代实现工业化后的西欧、80年代的西欧、以及90年代的日本。后面的两次经济萧条,都对此后的全球经济产生了漫长且深远的影响。
在这两次萧条中,欧洲或日本若重新恢复到衰退前的经济增长水平,都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事实上,要不是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令欧洲沦为“二战”战场,我们也无法设想1930年末在欧洲爆发的那场萧条会引发何种后果。
因此,在20世纪的全球发达国家经济史中,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未被打断的例子,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二战”后的美国,其生产率和就业率一直保持在较快发展的状态,不出现衰退。当然,如果不是投入人力参加“二战”,美国1940年后的经济增长也很可能会受到大萧条的严重冲击。
但这种局势正在出现“惊天大逆转”,在今天的美国,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始于2008年的经济萧条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未来。而那些著名预测家们,则在不断地调低美国长期潜在GDP的预测数据。
比如,就业人数一般会在商业周期的谷底止跌回升,而过去两年半,这一指标却持续下滑。但至少有一部分的货币政策制定者们相信,美国近期失业率下降,是应该制定更加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的生动依据。在他们看来,失业率的下降就意味着就业率上升,而这是经济向好的标志之一。但实际上,近期失业率下降只是因为劳动人口正在脱离就业市场的缘故。
更重要的是,从目前情况看,私人市场的风险承受力也似乎出现了大规模崩溃,而对于全球金融资产以及那些需要现金流支撑的商业来说,这种崩溃的风险将出现永久性且无限度的增大。特别是在考虑到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加速、政府承担了大量的社会保障负担,以及各国政府并没有长期清晰预算平衡计划等前提之下,可以预见的是,通胀和风险溢价会被包含到各个发达国家的国债中去。
为了应付福利支出,不少政府目光短浅地选择了尝试通过印钞票来解决困难。正因如此,在将来的某个时候,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价格水平将会出现大幅度的飙升。但是,当前全球投资者蜂拥购买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主权债务,上述因素带来的风险并不是致命性的。与五年前相比,投资者的心理偏好、自然资源的约束或技术因素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所以,投资者们购买的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其风险也并没有变得更高。
真正的风险,来自于这些政府在处理经济问题紧急关头的表现。它们会不会为了避免出现大规模失业从而拒绝调控总需求以适应总供给。
调控总需求是各国政府的职责所在。就在萨伊定律——认为供给能够创造需求——已经在理论上被证伪,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实际的经济环境中,企业家和创业者仍然在遵循着这一准则。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早在76年前就已经写道,假如政府无法履行其调控总需求的职责,与此同时,“总需求不足每个独立的企业家都在相当不利的情况下经营企业。这场他正在玩着的危险游戏充斥着大量的无用的‘0’这一数字。”这意味着“世界上的财富因为缺乏储蓄而无法增长”。而上述情况归根结底,都是因为“那些拥有勇气和创业精神的人不断减少,同时又未能发明某些高新技术或者探明巨额财富资源来作为补充”。
在1945年到2007年这62年里,尽管企业家和创业者受到了一些强烈的冲击,但他们依然相信只要他们能创造出供给,需求就会出现。这点在奠定全球有史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两个时代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如今,这一基础却被抽空了。
作者为美国财政部前部长助理,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
在这两次萧条中,欧洲或日本若重新恢复到衰退前的经济增长水平,都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事实上,要不是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令欧洲沦为“二战”战场,我们也无法设想1930年末在欧洲爆发的那场萧条会引发何种后果。
因此,在20世纪的全球发达国家经济史中,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未被打断的例子,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二战”后的美国,其生产率和就业率一直保持在较快发展的状态,不出现衰退。当然,如果不是投入人力参加“二战”,美国1940年后的经济增长也很可能会受到大萧条的严重冲击。
但这种局势正在出现“惊天大逆转”,在今天的美国,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始于2008年的经济萧条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未来。而那些著名预测家们,则在不断地调低美国长期潜在GDP的预测数据。
比如,就业人数一般会在商业周期的谷底止跌回升,而过去两年半,这一指标却持续下滑。但至少有一部分的货币政策制定者们相信,美国近期失业率下降,是应该制定更加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的生动依据。在他们看来,失业率的下降就意味着就业率上升,而这是经济向好的标志之一。但实际上,近期失业率下降只是因为劳动人口正在脱离就业市场的缘故。
更重要的是,从目前情况看,私人市场的风险承受力也似乎出现了大规模崩溃,而对于全球金融资产以及那些需要现金流支撑的商业来说,这种崩溃的风险将出现永久性且无限度的增大。特别是在考虑到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加速、政府承担了大量的社会保障负担,以及各国政府并没有长期清晰预算平衡计划等前提之下,可以预见的是,通胀和风险溢价会被包含到各个发达国家的国债中去。
为了应付福利支出,不少政府目光短浅地选择了尝试通过印钞票来解决困难。正因如此,在将来的某个时候,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价格水平将会出现大幅度的飙升。但是,当前全球投资者蜂拥购买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主权债务,上述因素带来的风险并不是致命性的。与五年前相比,投资者的心理偏好、自然资源的约束或技术因素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所以,投资者们购买的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其风险也并没有变得更高。
真正的风险,来自于这些政府在处理经济问题紧急关头的表现。它们会不会为了避免出现大规模失业从而拒绝调控总需求以适应总供给。
调控总需求是各国政府的职责所在。就在萨伊定律——认为供给能够创造需求——已经在理论上被证伪,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实际的经济环境中,企业家和创业者仍然在遵循着这一准则。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早在76年前就已经写道,假如政府无法履行其调控总需求的职责,与此同时,“总需求不足每个独立的企业家都在相当不利的情况下经营企业。这场他正在玩着的危险游戏充斥着大量的无用的‘0’这一数字。”这意味着“世界上的财富因为缺乏储蓄而无法增长”。而上述情况归根结底,都是因为“那些拥有勇气和创业精神的人不断减少,同时又未能发明某些高新技术或者探明巨额财富资源来作为补充”。
在1945年到2007年这62年里,尽管企业家和创业者受到了一些强烈的冲击,但他们依然相信只要他们能创造出供给,需求就会出现。这点在奠定全球有史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两个时代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如今,这一基础却被抽空了。
作者为美国财政部前部长助理,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