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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年前负债累累的国家今天都是发达国家,而当年国库里边存了很多钱的今天还是发展中国家。
“我并不觉得美国过去一个半多世纪里每隔10年左右就发生一次金融危机,代表的是美国金融、经济的失败。每次金融危机都逼得美国社会做一些调整,每次调整以后的10年里美国的金融资产又翻一番。这次也一样,我看不出来这次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不灵了。”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陈志武
“不认识金融,就难以认清资本的奥秘,当然也就不能深入理解美国经济的本质以及正在中国发生的经济与社会变革。”陈志武认为,中国应从当下金融危机中汲取的教训是:千万不要因为美国的金融创新带来的问题,就认为不放开金融创新的做法是对的。他说:“中国必须学会游泳,即使要交学费,也应该去学。”为什么中国的钱这么多?为什么说西方的兴起主要靠制度而不是掠夺?为什么政府有钱不如民间富有?为什么发展金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陈志武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制度的优劣决定一个国家“钱”的多寡,之所以美国更有钱,关键在于美国有着让人们能放心进行证券、票据交易的制度架构和金融中介体系,能把未来的收入或财富证券化变现;政府太富有,会挑战民间的空间,挑战民主宪政与法治,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府,不需要借钱花的政府反倒容易腐败专制,毫无顾忌地侵犯民间权利,就像富家子弟更容易横行霸道、不思奋发一样;中国的市场化出来的钱的确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总体还很低,投资和理财的选择空间很小,在政府高度管制金融和国有金融垄断的情况下,各种资产价格必然会扭曲和出现畸形资产泡沫。
“这些年我心中总有一个纸老虎,就是我从小在中国受教育的过程中被灌输的一个观念:一个国家的国库里没有钱,说明这个国家快要倒了。而我们要知道,400年前负债累累的国家今天都是发达国家,而当年国库里边存了很多钱的今天还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恰恰需要加快金融创新来扩大内需”
陈志武认为一定的金融监管是必要的,但这一次金融危机导致的监管制度架构方面的调整,不会有太多实际作用,主要的原因是监管从本质上是反应性的,但创新顾名思义是以前没有的,所以从本质上,创新是不应该监管的,否则逻辑上就有矛盾。美联储官员们不是从事金融交易的,一线做业务的金融从业专家懂得怎么样规避风险,监管人员却不懂得怎么样规避风险。如果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要推出任何一个新的产品都需要到相应的监管机构那里去登记审批,这就意味着最后的瓶颈口在于监管审批部的官员在知识上的限度,而官员对于市场的理解在专业技能和知识上永远是滞后的。
如果希望依靠内需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话,中国恰恰需要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因为在美国,金融创新可以说是完全放开的,出了问题再说,没出问题可以完全自由。而中国则是如果没有政府批准,任何创新都不行。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如果在金融方面的创新不显著,那么其他行业也不可能实现创新。中国的金融管制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代价,实际上这个代价在用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什么在国际分工中我们只能做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这跟金融发展落后、金融创新没办法放开手脚的关系很大。金融市场不发展,国内消费的增长就会很难,带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代价就是必须靠出口来拉动增长。
“4万亿”和“7万亿”
今年上半年,中国的银行信贷井喷至7.37万亿元,到年底会达到10万亿。对于此举,陈志武认为:7万亿元的天量信贷进入中国的资产市场,会产生更多的流动性,给资产市场价格提供几个月的上涨空间。这让我想起以前老话说的“南京路上好八连: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现在这个贷款很多都会变成坏账,只是时间问题。从这个角度来判断,我觉得一些问题要表露出来还需要几年时间。
另外这次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总体上带来的冲击从表面上看不是很大,但是在结构上打击非常大,最大的打击是给很多人提供了一个得出错误结论的机会,这个结论就是以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体系,加上严格的政府管制这样一个制度安排,反而有利于中国规避金融风险的冲击。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后,我们会进一步强化国有经济的比重,强化“国进民退”的趋势。我担心这可能会使中国的法治和市场化改革产生一些倒退。
只要这种国进民退的趋势被继续强化,让国有经济的比重继续增高,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减少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的愿望就很难实现,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第一个后果。
第二个后果是,中国的就业增长必然会走下坡路。道理很简单,过去10年里,尽管每年投入国有企业的资金平均是投入民营经济资金的3.5倍左右,但在就业方面,国有经济平均每年损失掉100万个就业机会,是负贡献,而民营经济过去10年里每年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都在400万～600万之间。
第三个后果,对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就业机会减少使得接下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供过于求的局面会继续恶化,由此对劳动力价格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也就是说因为这7万亿的投资去向,至少未来一两年内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工资下降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第四个负面后果是对产业结构的调整非常不利。越来越强化的国进民退,使掌握在国家手里的财富越来越多,政府会把这些钱花在基层设施和大的工业项目上面,尤其是高污染的重工业。如果把更多的收入和财富留给民间,让老百姓去花,他们会把这些钱花在跟民生和消费品有关的轻工业上。
第五个后果就是使得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停滞不前。根据我对不同国家的时政研究,结论很明显,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法治水平就越低。国有企业是政府的大儿子,有人违约的时候,从法院到全国人大再到政府的行政官员,他们会更偏袒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答案不言自明。这种法律面前、行政权力面前不平等的事实维系的时间越长,对于整个社会法治精神的侵蚀程度就会越恶劣。
对于以上“病症”,陈志武给出的正确的药方就是:发展民营经济,给民营经济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支持。让国有企业要么民营化,要么通过民营发展的方式让老百姓直接分享它们的收益,然后由老百姓投票来决定国有企业管理权的归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成立32支国民权益基金,把国有资产都融入进去,然后把全国的国民权益基金按照13亿人口的比例全部分配下去,地方的国民权益基金按照“当地的居民多分,外来的居民少分”的原则也均分下去。这样最能规避现在没有办法保证透明公正公平的制度环境。这次金融危机出现以后,本来也许可以给中国政府提供更根本性改革的压力,但是经过4万亿的大手脚和7万亿的天量贷款,又把GDP给弄上来了。这样一来的话,改革的动力和压力又变小,所以未来短期内改革还很难。(摘自:《商务周刊》2009年10月10日 编辑:王露)
“我并不觉得美国过去一个半多世纪里每隔10年左右就发生一次金融危机,代表的是美国金融、经济的失败。每次金融危机都逼得美国社会做一些调整,每次调整以后的10年里美国的金融资产又翻一番。这次也一样,我看不出来这次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不灵了。”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陈志武
“不认识金融,就难以认清资本的奥秘,当然也就不能深入理解美国经济的本质以及正在中国发生的经济与社会变革。”陈志武认为,中国应从当下金融危机中汲取的教训是:千万不要因为美国的金融创新带来的问题,就认为不放开金融创新的做法是对的。他说:“中国必须学会游泳,即使要交学费,也应该去学。”为什么中国的钱这么多?为什么说西方的兴起主要靠制度而不是掠夺?为什么政府有钱不如民间富有?为什么发展金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陈志武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制度的优劣决定一个国家“钱”的多寡,之所以美国更有钱,关键在于美国有着让人们能放心进行证券、票据交易的制度架构和金融中介体系,能把未来的收入或财富证券化变现;政府太富有,会挑战民间的空间,挑战民主宪政与法治,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府,不需要借钱花的政府反倒容易腐败专制,毫无顾忌地侵犯民间权利,就像富家子弟更容易横行霸道、不思奋发一样;中国的市场化出来的钱的确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总体还很低,投资和理财的选择空间很小,在政府高度管制金融和国有金融垄断的情况下,各种资产价格必然会扭曲和出现畸形资产泡沫。
“这些年我心中总有一个纸老虎,就是我从小在中国受教育的过程中被灌输的一个观念:一个国家的国库里没有钱,说明这个国家快要倒了。而我们要知道,400年前负债累累的国家今天都是发达国家,而当年国库里边存了很多钱的今天还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恰恰需要加快金融创新来扩大内需”
陈志武认为一定的金融监管是必要的,但这一次金融危机导致的监管制度架构方面的调整,不会有太多实际作用,主要的原因是监管从本质上是反应性的,但创新顾名思义是以前没有的,所以从本质上,创新是不应该监管的,否则逻辑上就有矛盾。美联储官员们不是从事金融交易的,一线做业务的金融从业专家懂得怎么样规避风险,监管人员却不懂得怎么样规避风险。如果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要推出任何一个新的产品都需要到相应的监管机构那里去登记审批,这就意味着最后的瓶颈口在于监管审批部的官员在知识上的限度,而官员对于市场的理解在专业技能和知识上永远是滞后的。
如果希望依靠内需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话,中国恰恰需要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因为在美国,金融创新可以说是完全放开的,出了问题再说,没出问题可以完全自由。而中国则是如果没有政府批准,任何创新都不行。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如果在金融方面的创新不显著,那么其他行业也不可能实现创新。中国的金融管制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代价,实际上这个代价在用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什么在国际分工中我们只能做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这跟金融发展落后、金融创新没办法放开手脚的关系很大。金融市场不发展,国内消费的增长就会很难,带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代价就是必须靠出口来拉动增长。
“4万亿”和“7万亿”
今年上半年,中国的银行信贷井喷至7.37万亿元,到年底会达到10万亿。对于此举,陈志武认为:7万亿元的天量信贷进入中国的资产市场,会产生更多的流动性,给资产市场价格提供几个月的上涨空间。这让我想起以前老话说的“南京路上好八连: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现在这个贷款很多都会变成坏账,只是时间问题。从这个角度来判断,我觉得一些问题要表露出来还需要几年时间。
另外这次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总体上带来的冲击从表面上看不是很大,但是在结构上打击非常大,最大的打击是给很多人提供了一个得出错误结论的机会,这个结论就是以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体系,加上严格的政府管制这样一个制度安排,反而有利于中国规避金融风险的冲击。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后,我们会进一步强化国有经济的比重,强化“国进民退”的趋势。我担心这可能会使中国的法治和市场化改革产生一些倒退。
只要这种国进民退的趋势被继续强化,让国有经济的比重继续增高,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减少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的愿望就很难实现,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第一个后果。
第二个后果是,中国的就业增长必然会走下坡路。道理很简单,过去10年里,尽管每年投入国有企业的资金平均是投入民营经济资金的3.5倍左右,但在就业方面,国有经济平均每年损失掉100万个就业机会,是负贡献,而民营经济过去10年里每年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都在400万～600万之间。
第三个后果,对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就业机会减少使得接下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供过于求的局面会继续恶化,由此对劳动力价格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也就是说因为这7万亿的投资去向,至少未来一两年内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工资下降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第四个负面后果是对产业结构的调整非常不利。越来越强化的国进民退,使掌握在国家手里的财富越来越多,政府会把这些钱花在基层设施和大的工业项目上面,尤其是高污染的重工业。如果把更多的收入和财富留给民间,让老百姓去花,他们会把这些钱花在跟民生和消费品有关的轻工业上。
第五个后果就是使得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停滞不前。根据我对不同国家的时政研究,结论很明显,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法治水平就越低。国有企业是政府的大儿子,有人违约的时候,从法院到全国人大再到政府的行政官员,他们会更偏袒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答案不言自明。这种法律面前、行政权力面前不平等的事实维系的时间越长,对于整个社会法治精神的侵蚀程度就会越恶劣。
对于以上“病症”,陈志武给出的正确的药方就是:发展民营经济,给民营经济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支持。让国有企业要么民营化,要么通过民营发展的方式让老百姓直接分享它们的收益,然后由老百姓投票来决定国有企业管理权的归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成立32支国民权益基金,把国有资产都融入进去,然后把全国的国民权益基金按照13亿人口的比例全部分配下去,地方的国民权益基金按照“当地的居民多分,外来的居民少分”的原则也均分下去。这样最能规避现在没有办法保证透明公正公平的制度环境。这次金融危机出现以后,本来也许可以给中国政府提供更根本性改革的压力,但是经过4万亿的大手脚和7万亿的天量贷款,又把GDP给弄上来了。这样一来的话,改革的动力和压力又变小,所以未来短期内改革还很难。(摘自:《商务周刊》2009年10月10日 编辑:王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