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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者/首次空投原子弹的图－16机组第一领航员 于福海
文字整理/本刊记者 林儒生
[更章编码0222]
口述历史
聆听历史当事人为您讲述历史
当记者吃力地登上五楼时，于福海老人已经满脸带笑地迎候在家门口了。“单位不能给您调低一点的楼层吗?”进门甫定记者先提了个份外的问题。“这就挺好了，上下楼不是还锻炼身体吗?再说了，我刚回西安的时候，一家三代就挤在一间半紧靠着公共厕所的土坯房里，现在能住这里。我已经很知足了”老人回答很坦然……
1 1950年12月，在抗美援朝参军热潮中，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报名参加了军队干部学校，被分到航校。
我们二航校在长春，专门培养轰炸机飞行员、领航员、通信员、射击员。我们到校以后，先学一个月预科，然后就正式学习，当时没有轰炸机教练机，就使用苏制里－2客机来代替，学校的教材是苏联的，教官是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
学习了一年，1951年12月我就毕业了，被分配到刚成立的空军第20师。开始还是飞苏军用过的图－2轻型轰炸机。到1952年11月调到空军第8师改飞轰－5飞机(伊尔－28)，为了保密也叫“齐尔”飞机。这种喷气式轰炸机在当时也算比较好的。1953年，我们第一次参加国庆空中受阅。给我印象深的是1956年的阅兵，那天天气很不好，浓云密布，云上通过天安门检阅台，然后上升至1500米高度，所以在地面只能听到隆隆的飞机声，根本看不见飞机。
1957－1958年，东南沿海局势很紧张。台湾的飞机经常入侵大陆。台湾空军公开扬言要轰炸上海，而我军则针锋相对：如果他们敢轰炸上海。那我们就炸台北的“总统府”。那时，我们驻在江西的机场，很长时间内一直处于二级战备状态：轰－5挂弹满油，飞行人员在机场随时待命起飞。江西那个地方特别热，又逢夏天，机场的温度有五六十度，飞机外皮一摸都烫手，确实是很艰苦，但我们的战斗意志却很高涨。我们对照航拍的“总统府”和其它重要军事目标的资料照片，反复演练从三四百米低空突防实施轰炸等战技术动作。
1958年8·23，大规模炮击金门之后，台湾方面吃了不少苦头，也不那么嚣张了，局势缓和了一些。1958年底，我们8师和10师各派6个轰5机组去苏联学习。开始说是一种轻型超音速轰炸机，后来听说苏联不给那种飞机了，我们这才改学图－16。这样一来，我们去的12组人，就改成了6个机组。因为图－16每机需要6个人，两个飞行员、两个领航员、一个射击员和一个通信员。学校位于莫斯科东南方向的梁赞。我们在那里学习了半年多的时间，高中低空轰炸飞行了数次，苏联方面和我们训练不太一样，我们一般都使用混凝土教练弹，而他们都使用实弹。我们一次挂三枚弹，是100千克的，飞一圈投一枚弹，我们在苏联改装学习主要是掌握高空雷达轰炸技能，主攻在8000－10000米。开始训练时，是在装有图16飞机轰炸设备的图－4教练机上进行。每个领航员要进行十架次教练机上训练，掌握了轰炸设备后，才能飞图－16飞机。苏军教官采用一对一的方法教我们。他们对中国学员很友好，常邀中国学员到他们家去做客。
2 我们是1959年底回的国，当时已经是困难时期了，对我们来讲，主要是没有油，特别是适用于军机的航空煤油，那时大庆油田刚刚开发，炼出的油还不行，苏联也掐脖子，不给油，我们从苏联买的两架图－16只能保持最低的飞行训练标准，每个礼拜只飞两个起落，一次12分钟。虽然当时条件很艰苦，但是我们学习回来的6个机组(36人)，被空军作为“种子”保存了下来。尽管经济困难，主席总理都不吃肉了，但我们飞行人员的生活标准并没有一点下降，鱼、肉、牛奶、水果样样都有，我们很知足，也很感恩。当时派我们出去的时候，无论是8师还是10师，都是千挑万选的能飞四种气象的飞行人员，学成回国是准备当教员，培养国产轰－6(仿图－16)飞行人员的。但由于国民经济陷入很大困难，而苏联又卡我们，轰－6长期不能生产(1968年才试制成功)，空军为了保留这一“种子”部队，于是在1960年3月份，从哈尔滨第一航校把两架图－16飞到陕西，归建到空军独立第4团(独－4团)，该团其它飞机都是从苏联买的图－4重型轰炸机(详情见本刊2008年5期的“中国图－4传奇”一文)，单独成立了一个第4大队我们从哈尔滨飞往独4团驻地陕西武功机场，途经北京南苑机场落地加油时，空军军训部部长刘善本大校(1964年晋升为少将)，还到机场看望我们机组人员，并参观了座舱设备。由于他还兼任空军学院领航系主任，而我也是图－16的第一领航员，所以我们谈得很好，非常融洽，他广博的知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惜他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
3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为了形成真正的战斗力，所以决定使用图－16空投原子弹。
我们机组是在1962年开始接触有关核试验任务的，最初由于保密原因我们并不知道是原子弹的前期试验，只是用改装的图－16试投重达3000千克的模拟配套弹(该弹的气动外形和重量都和以后正式投的原子弹是一样的)，试验的目的是验证炸弹的各种弹道参数，我们前后投了十几枚模拟弹，全面验证了航弹的各种技术数据，最后专家们认定，该弹符合使用要求。
1965年春节刚过，空军领导就来到我们独4团，传达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首次空投原子弹的命令。任务由李源一机组担任。第一飞行员李源一、第一领航员于福海、第二飞行员刘景新、第二领航员张公祥、通信员孙兴富、射击员韩惠安，另外还有一个预备机组。
空军党委提出的口号是：“必须以最大的干劲、最高的标准、最严的要求完成试验任务。”我们机组成员也向首长保证：“有信心克服一切困难，有决心为祖国投好第一颗空爆原子弹!”
毫不夸张地讲，我们机组成员是独4团轰六机组中较优秀的。李源一同志是我的老战友，当年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轰炸大和岛时也立过战功，我们曾长期在一个机组。那年他36岁，我33岁，正是飞行员的黄金年龄段。李源一后来任36师师长，可惜前几年去世了，我一直非常怀念这位老战友。
4 1965年初，我们进驻14号机场，开始进行高空光学轰炸飞行训练。试验靶场的地面用白灰铺成了一个半径100米的圆形十字靶。从1万米的高空用光学瞄准仪看到的靶子只有五分硬币那样大小，要在时速800千米的飞机上，瞬间瞄准投弹确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而且大戈壁滩气候变化剧烈，从地面到万米高空的各个高度层的风变化很大，炸弹虽然很重，但在下落的过程受气流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投弹时稍微偏一点，弹着点就会差很远，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四五月份戈壁滩上空气流较大，飞 机一遇上强气流，靶标在瞄准镜里就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没有办法把瞄准镜中的十字线压在靶标上。在一次训练中一枚弹偏离靶心2000多米。而按照要求弹要投在距靶心100－200米之内。
为什么要求这么高呢，因为在靶标周围，有许多效应物：如动物、车辆、坦克、飞机、工事等等。周总理多次提出：我们的核试验“要一次试验，全面收效”。如果原子弹投偏了，那数据就不准确了。所以作为第一领航员，我的思想负担是很重的，好多人也对我抱怨：“给他提了那么多建议，可他一点进步也没有”，“不行就把他们机组撤下来，让预备机组上”等等，我听了非常难受，也非常委屈，这明明是变化无常的高空气流的影响，怎么能怨我个人呢?那几天，我吃不好，睡不着觉，特别难受，整个机组也是人心不稳。
这时团副政委于复祥同志找到李源一，推心置腹地交换了情况，坚定表示绝不撤换机组，还由我们干。这一下子人心就稳定了。
当时的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袁学凯还把我们机组召集起来开会。他说：“虽然你们的弹投偏了，甚至投飞了，但总的讲，成绩还是在不断提高的，不能把问题都推到于福海同志一人身上……”。
兰州军区空军刘镇副政委还单独找我谈话，帮我卸下思想包袱。直接指挥这次空投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张爱萍上将，关怀我们的方式更为特别，他带来了一箱新疆著名水果——库尔勒香梨。那橙黄色、圆圆的、散发着浓郁香气的梨子是我至今吃过的最好水果。张爱萍将军亲自来到我们机组，他也带来了敬爱的周总理和军委首长给我们的指示和亲切慰问。他轻松地说：“你们精神一定不要紧张，能投到100米以内最好，投到200米以内也行。就是投到靶标以外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在效应物方面取得的数据要少一点罢了。投到哪里算哪里，重要的是我们从中获得经验，为今后的核试验打下基础。”说来也怪，从那以后，我们的成绩迅速地提高，超过了以往的最好水平。李源一同志常感叹：“张副总长(张爱萍时任副总参谋长)投到哪里算哪里的话讲得真好，有辩证法和用兵之道。”
从开始进行投弹训练到4月23日，我们机组和预备机组一共在空爆试验靶区飞行训练11架次，投训练弹29枚，在另一个靶场飞行14架次投弹29枚。训练成绩良好。
4月28日，空投核试验按正式试验程序进行了全场综合预演。我们机组于8时50分在试验场区投了一枚“冷试验弹”(未装核材料)，按时起爆，爆炸投影点在靶心东南96米处。
[画外音]与此同时，中央专委，中央军委批准由90人组成了第二次核试验委员会，张爱萍任主任，刘西尧等九人为副主任，统一领导试验工作(李源一和于福海是第二次核试验委员会的成员)。
5月1日，气象各部门预报，5月9日－15日之间可能出现符合试验条件的气象。张爱萍等随即向中央专委汇报，建议在此期间选择一个好天气进行正式试验。建议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批准，总理强调指出：“试验必须有把握，不要勉强。”
7日凌晨和14时(下午2点)，经过两次研究认为第二天可能出现好天气，建议8日进行试验。总理和罗瑞卿批准建议。但到了8日凌晨4点半，气象条件再次出现变化，试验场区的高空风已由西北风转为东北风，不符合试验要求。(六点左右)，张爱萍与总理通电话，总理当即决定暂停试验，转为待命。
其实5月6日，我们就转入48小时准备阶段。那次空投的原子弹，是非常娇气的，要防震动、防碰撞、防潮湿、防酸、防碱，而且在弹舱里还要恒温保存，20℃上下偏差不能超过5℃。图－16的弹舱不是密封的，为了保温在舱内贴了一层玻璃纤维，垫上泡沫塑料，再贴上一层隔热漆布。在地面保温时，在离飞机两三米处有两台加温炉，把预热的空气送入机内。整个机场灯火通明。8日凌晨，一切准备就绪，传来了总理的指示，试验暂停，待命。
[画外音]5月13日，经过气象人员的反复分析计算，确认5月14日9～12时试验场区将出现短时好天气，试验委员会决定9时30分为试验零时，并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详细询问了气象情况，于7时54分同意试验“照计划进行”。命令用暗语传到机场：“老六可以吃黄豆了”。就是说飞机可以起飞投弹了。
5 1965年5月14日8时13分30秒，我们驾机载弹起飞。开始的时候，天空中云量很多，李源一驾驶着飞机在茫茫云海中穿行。当临近试验区上空时，天气已经完全转好，蔚兰色的空中只有几缕白云，地面的河流和湖泊，清晰可见。9时26分我就发现了靶标，一个方形的白框，里面套着直径200米的白圈，圈内画着白十字，此时距靶标50千米。根据预先制定的方案。我们要3次进入靶标上空。
我们由东向西第一次进入主要是看清靶标。第二次进行瞄准求出投弹数据。此时我们是在1万米高空，时速800千米。我根据速度、高度、风速、风向计算出的投弹诸元数据的计算结果，向机组其他乘员和指挥部作了报告。然后开始第三次进入正式投弹。当时对投弹时间没有具体规定，到时转几圈才能投要看具体情况，只要投准。当飞机转过来时，李源一说：“你看看时间，咱们算算，取个整，定为10点爆炸行不?”我一算说：“就按10点爆炸。”按照10点爆炸时间我们向进入投弹的反方向飞了一分钟。然后转弯进入，在转弯过程中，我闭上眼睛镇定了二三十秒钟之后，然后协同李源一把飞机对正投弹靶标，并接过飞机操纵进行投弹瞄准。
李源一打开自动驾驶仪，把飞机交给我说：“我和大刘(刘景新)一定把高度、速度保持好，你放心大胆地瞄!”我看了看瞄准镜里的靶标，很稳。然后操纵飞机对准靶标中心十字线，报出情况：“航向270°、偏流角2°、中间风修正80米、按照规定高度、速度和原子弹的下降时间，计算结果用34.8°投弹角。”我报告完情况之后，机组人员立即互相通报各自情况。投原子弹有一些特殊要求，弹上有一些开关，需要人工操作，提前打开，每打开一个要向地面报告一次，9时53分打开投弹总开关，57分接通原子弹电源，58分40秒打开自动投弹器开关。59分10秒，瞄准具上的十字线和靶标十字线重合，乳白色的原子弹从图－16的弹仓里脱钩直下奔向靶标落去，飞机瞬间减轻了3000千克，猛地往上一窜。我又在瞄准具上盯了10秒钟，十字线仍稳稳地压在靶标上。李源一有些着急，连忙问：“你看投得怎么样啊?”“没问题，肯定能投进去!”我胸有成竹地回答。因为我知道，如果投弹后，瞄准器十字线还压住靶标，那肯定能投准，全机组人员立即拉上防光辐射的遮光帘，飞机加速脱离，在飞离靶心19千米，也就是9时59分38秒，原子弹在靶标上空爆炸，一阵耀眼的强光闪来，持续有四五秒钟。我实在忍不住了，拉开遮光帘，只见靶标上空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红火球，接着蘑菇云从火海 中；中天直上，很快就升到万米高空了。虽然我机此时最大速度已达980千米/小时，接近图－16的极限速度，但巨大的冲击波还是追上了我们，飞机剧烈地抖动了六七秒种，冲击波过后，我们转弯返航。
此时，在现场指挥的空军成钧副司令员兴奋地告诉我们：“周总理刚刚和指挥部通过话，总理说你们工作很好，祝你们安全返航，回去好好总结经验。”
听到总理的亲切关怀，我们机组人员都非常激动。但在返航途中，地面通报：“机场天气变坏，侧风增大，吹起风沙，能见度不好。”说实话，当时我的心情是很紧张的，因为在这种复杂气象条件下飞行，只在苏联学习时飞过，回国以后就再也没搞过。接近机场时，狂风大作沙土飞扬，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我努力找地标，在地面指挥的配合下，有惊无险平安着陆。这时我们真是非常兴奋，但又觉得特别累，只想赶紧回宿舍，好好睡上一觉。
这次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关于投弹精度，场区地面用雷达测的是离靶心45米，后来地面多方位精确测量为135米。爆炸当量达到预定要求。几天以后，我们机组应张爱萍将军的邀请乘飞机去场区参观，试验场区地面的效应物都完全变了模样，坦克、飞机、火车头都熔化变形了。
试验成功之后，我们机组荣立集体一等功，我和李源一荣立个人一等功。其他四人荣立个人二等功。我和李源一还赴北京参加了中央首长的接见。1965年5月30日上午11时45分，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林彪、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罗瑞卿、薄一波等党、政、军领导接见并宴请了我们参加核试验的人员。
吃饭的时候，我坐在陈毅和贺龙两位老帅中间，同桌的还有刘西尧副主任。陈老总递给我一根“大中华”，我赶忙说：“不会抽(其实我会抽烟)。”陈老总笑着说：“没关系，抽着玩儿吧”。“你们立了大功!”“功劳是党的!”“多大岁数了?”“33岁”“投弹时你们害怕吗?”“不害怕，只想着怎么按要求把弹投下去。”陈老总和蔼地问了我一些话，面对德高望重的元帅，我心里特紧张、生怕回答得不对。“你们太辛苦了，应该好好慰劳。”贺老总说。
虽然是宴会，但最好的菜就是鸡和鱼，老帅们也很能吃，菜量也不大，一人两筷子就没有了。哪像现在的宴会，山珍海味，多得吃不了都倒了。最后上了一个果盘是几个草莓，上面撒了点白糖。主食是米饭和饼，还有一个汤。
6 1972年我又赴北京向总理汇报核试验前的准备工作。为什么要我去呢?因为在这之前杨国祥驾驶强－5甲投小型氢弹时，第一次没投下去，当时我也在马兰机场。当他带弹降落时，我们撤到了地下工事里。弹之所以未投下，是因为地勤在挂弹时，控制投弹的发火螺栓被多拧了两圈，结果导致短路弹未投下。后来经过检查改进，杨国祥再次投弹成功。但这是个大事情，总理要亲自了解下一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马兰指挥所研究决定叫我向总理汇报，因此我就预先准备了关于弹在空中投不下、发动机空中突然停车、飞行人员技术、思想状况等材料，并带了相关的图纸资料。
当天下午到北京，晚上就向总理汇报。叶剑英元帅、张春桥和一些中央领导都到会。同时汇报的还有核武器研究院、降落伞厂、气象等部门的负责同志。空军有参谋长梁甫、我和地勤陈广德同志，我讲了各种情况的处置方法。我还带了一个头盔，是供核试验飞行员专用的。一逞强光护目镜片就会自动落下遮住眼睛，叶帅还饶有兴趣拿过去戴了一下。我发现周总理问的问题最多也最细，还在小本上记录。记得总理特别问了九院几个关键技术问题，他们一一作了回答。
汇报到半夜才结束，可总理说他还要开其它的会，他老人家太辛苦了。我记得他穿了件灰制服，很瘦，比1965年见到他时老多了。他还让我们和他一起吃了晚饭，圆桌中间是一盆大烩菜，有豆腐、粉条、白菜和肉片，四边是花生米和小咸菜。我记得很清楚，李先念副总理饭量大，他吃了两大碗米饭，足见当时中央领导的生活水平也不是很高的。我吃了一碗饭后就回招待所了。当天午夜就飞回基地向兰空的领导作了汇报。三十多年过去了，可那次向总理汇报的情形还像昨天刚发生的事一样。周总理为了国家真是操碎了心啊!
在我国进行的16次空投核试验中，我参与了9次。现在我退休了，闲着没事总爱回想过去那些事情，成功和失败的都有不少，但我问心无愧……
1986年，于福海老人回到阔别22年之久的马兰基地，乘直升机飞到了空爆试验靶场。白色的方形框里套着圆形中心的十字靶标，已被沙土掩埋了。靶标的中心位置立着一块大理石的纪念碑，碑上用隶书写着：自1965年5月14日到1980年10月16日，在此上空共进行了十六次空投试验。正中是11个大字，“中国空投核试验瞄准靶标”，左下方镌刻着立碑时间是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
文字整理/本刊记者 林儒生
[更章编码0222]
口述历史
聆听历史当事人为您讲述历史
当记者吃力地登上五楼时，于福海老人已经满脸带笑地迎候在家门口了。“单位不能给您调低一点的楼层吗?”进门甫定记者先提了个份外的问题。“这就挺好了，上下楼不是还锻炼身体吗?再说了，我刚回西安的时候，一家三代就挤在一间半紧靠着公共厕所的土坯房里，现在能住这里。我已经很知足了”老人回答很坦然……
1 1950年12月，在抗美援朝参军热潮中，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报名参加了军队干部学校，被分到航校。
我们二航校在长春，专门培养轰炸机飞行员、领航员、通信员、射击员。我们到校以后，先学一个月预科，然后就正式学习，当时没有轰炸机教练机，就使用苏制里－2客机来代替，学校的教材是苏联的，教官是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
学习了一年，1951年12月我就毕业了，被分配到刚成立的空军第20师。开始还是飞苏军用过的图－2轻型轰炸机。到1952年11月调到空军第8师改飞轰－5飞机(伊尔－28)，为了保密也叫“齐尔”飞机。这种喷气式轰炸机在当时也算比较好的。1953年，我们第一次参加国庆空中受阅。给我印象深的是1956年的阅兵，那天天气很不好，浓云密布，云上通过天安门检阅台，然后上升至1500米高度，所以在地面只能听到隆隆的飞机声，根本看不见飞机。
1957－1958年，东南沿海局势很紧张。台湾的飞机经常入侵大陆。台湾空军公开扬言要轰炸上海，而我军则针锋相对：如果他们敢轰炸上海。那我们就炸台北的“总统府”。那时，我们驻在江西的机场，很长时间内一直处于二级战备状态：轰－5挂弹满油，飞行人员在机场随时待命起飞。江西那个地方特别热，又逢夏天，机场的温度有五六十度，飞机外皮一摸都烫手，确实是很艰苦，但我们的战斗意志却很高涨。我们对照航拍的“总统府”和其它重要军事目标的资料照片，反复演练从三四百米低空突防实施轰炸等战技术动作。
1958年8·23，大规模炮击金门之后，台湾方面吃了不少苦头，也不那么嚣张了，局势缓和了一些。1958年底，我们8师和10师各派6个轰5机组去苏联学习。开始说是一种轻型超音速轰炸机，后来听说苏联不给那种飞机了，我们这才改学图－16。这样一来，我们去的12组人，就改成了6个机组。因为图－16每机需要6个人，两个飞行员、两个领航员、一个射击员和一个通信员。学校位于莫斯科东南方向的梁赞。我们在那里学习了半年多的时间，高中低空轰炸飞行了数次，苏联方面和我们训练不太一样，我们一般都使用混凝土教练弹，而他们都使用实弹。我们一次挂三枚弹，是100千克的，飞一圈投一枚弹，我们在苏联改装学习主要是掌握高空雷达轰炸技能，主攻在8000－10000米。开始训练时，是在装有图16飞机轰炸设备的图－4教练机上进行。每个领航员要进行十架次教练机上训练，掌握了轰炸设备后，才能飞图－16飞机。苏军教官采用一对一的方法教我们。他们对中国学员很友好，常邀中国学员到他们家去做客。
2 我们是1959年底回的国，当时已经是困难时期了，对我们来讲，主要是没有油，特别是适用于军机的航空煤油，那时大庆油田刚刚开发，炼出的油还不行，苏联也掐脖子，不给油，我们从苏联买的两架图－16只能保持最低的飞行训练标准，每个礼拜只飞两个起落，一次12分钟。虽然当时条件很艰苦，但是我们学习回来的6个机组(36人)，被空军作为“种子”保存了下来。尽管经济困难，主席总理都不吃肉了，但我们飞行人员的生活标准并没有一点下降，鱼、肉、牛奶、水果样样都有，我们很知足，也很感恩。当时派我们出去的时候，无论是8师还是10师，都是千挑万选的能飞四种气象的飞行人员，学成回国是准备当教员，培养国产轰－6(仿图－16)飞行人员的。但由于国民经济陷入很大困难，而苏联又卡我们，轰－6长期不能生产(1968年才试制成功)，空军为了保留这一“种子”部队，于是在1960年3月份，从哈尔滨第一航校把两架图－16飞到陕西，归建到空军独立第4团(独－4团)，该团其它飞机都是从苏联买的图－4重型轰炸机(详情见本刊2008年5期的“中国图－4传奇”一文)，单独成立了一个第4大队我们从哈尔滨飞往独4团驻地陕西武功机场，途经北京南苑机场落地加油时，空军军训部部长刘善本大校(1964年晋升为少将)，还到机场看望我们机组人员，并参观了座舱设备。由于他还兼任空军学院领航系主任，而我也是图－16的第一领航员，所以我们谈得很好，非常融洽，他广博的知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惜他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
3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为了形成真正的战斗力，所以决定使用图－16空投原子弹。
我们机组是在1962年开始接触有关核试验任务的，最初由于保密原因我们并不知道是原子弹的前期试验，只是用改装的图－16试投重达3000千克的模拟配套弹(该弹的气动外形和重量都和以后正式投的原子弹是一样的)，试验的目的是验证炸弹的各种弹道参数，我们前后投了十几枚模拟弹，全面验证了航弹的各种技术数据，最后专家们认定，该弹符合使用要求。
1965年春节刚过，空军领导就来到我们独4团，传达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首次空投原子弹的命令。任务由李源一机组担任。第一飞行员李源一、第一领航员于福海、第二飞行员刘景新、第二领航员张公祥、通信员孙兴富、射击员韩惠安，另外还有一个预备机组。
空军党委提出的口号是：“必须以最大的干劲、最高的标准、最严的要求完成试验任务。”我们机组成员也向首长保证：“有信心克服一切困难，有决心为祖国投好第一颗空爆原子弹!”
毫不夸张地讲，我们机组成员是独4团轰六机组中较优秀的。李源一同志是我的老战友，当年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轰炸大和岛时也立过战功，我们曾长期在一个机组。那年他36岁，我33岁，正是飞行员的黄金年龄段。李源一后来任36师师长，可惜前几年去世了，我一直非常怀念这位老战友。
4 1965年初，我们进驻14号机场，开始进行高空光学轰炸飞行训练。试验靶场的地面用白灰铺成了一个半径100米的圆形十字靶。从1万米的高空用光学瞄准仪看到的靶子只有五分硬币那样大小，要在时速800千米的飞机上，瞬间瞄准投弹确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而且大戈壁滩气候变化剧烈，从地面到万米高空的各个高度层的风变化很大，炸弹虽然很重，但在下落的过程受气流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投弹时稍微偏一点，弹着点就会差很远，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四五月份戈壁滩上空气流较大，飞 机一遇上强气流，靶标在瞄准镜里就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没有办法把瞄准镜中的十字线压在靶标上。在一次训练中一枚弹偏离靶心2000多米。而按照要求弹要投在距靶心100－200米之内。
为什么要求这么高呢，因为在靶标周围，有许多效应物：如动物、车辆、坦克、飞机、工事等等。周总理多次提出：我们的核试验“要一次试验，全面收效”。如果原子弹投偏了，那数据就不准确了。所以作为第一领航员，我的思想负担是很重的，好多人也对我抱怨：“给他提了那么多建议，可他一点进步也没有”，“不行就把他们机组撤下来，让预备机组上”等等，我听了非常难受，也非常委屈，这明明是变化无常的高空气流的影响，怎么能怨我个人呢?那几天，我吃不好，睡不着觉，特别难受，整个机组也是人心不稳。
这时团副政委于复祥同志找到李源一，推心置腹地交换了情况，坚定表示绝不撤换机组，还由我们干。这一下子人心就稳定了。
当时的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袁学凯还把我们机组召集起来开会。他说：“虽然你们的弹投偏了，甚至投飞了，但总的讲，成绩还是在不断提高的，不能把问题都推到于福海同志一人身上……”。
兰州军区空军刘镇副政委还单独找我谈话，帮我卸下思想包袱。直接指挥这次空投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张爱萍上将，关怀我们的方式更为特别，他带来了一箱新疆著名水果——库尔勒香梨。那橙黄色、圆圆的、散发着浓郁香气的梨子是我至今吃过的最好水果。张爱萍将军亲自来到我们机组，他也带来了敬爱的周总理和军委首长给我们的指示和亲切慰问。他轻松地说：“你们精神一定不要紧张，能投到100米以内最好，投到200米以内也行。就是投到靶标以外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在效应物方面取得的数据要少一点罢了。投到哪里算哪里，重要的是我们从中获得经验，为今后的核试验打下基础。”说来也怪，从那以后，我们的成绩迅速地提高，超过了以往的最好水平。李源一同志常感叹：“张副总长(张爱萍时任副总参谋长)投到哪里算哪里的话讲得真好，有辩证法和用兵之道。”
从开始进行投弹训练到4月23日，我们机组和预备机组一共在空爆试验靶区飞行训练11架次，投训练弹29枚，在另一个靶场飞行14架次投弹29枚。训练成绩良好。
4月28日，空投核试验按正式试验程序进行了全场综合预演。我们机组于8时50分在试验场区投了一枚“冷试验弹”(未装核材料)，按时起爆，爆炸投影点在靶心东南96米处。
[画外音]与此同时，中央专委，中央军委批准由90人组成了第二次核试验委员会，张爱萍任主任，刘西尧等九人为副主任，统一领导试验工作(李源一和于福海是第二次核试验委员会的成员)。
5月1日，气象各部门预报，5月9日－15日之间可能出现符合试验条件的气象。张爱萍等随即向中央专委汇报，建议在此期间选择一个好天气进行正式试验。建议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批准，总理强调指出：“试验必须有把握，不要勉强。”
7日凌晨和14时(下午2点)，经过两次研究认为第二天可能出现好天气，建议8日进行试验。总理和罗瑞卿批准建议。但到了8日凌晨4点半，气象条件再次出现变化，试验场区的高空风已由西北风转为东北风，不符合试验要求。(六点左右)，张爱萍与总理通电话，总理当即决定暂停试验，转为待命。
其实5月6日，我们就转入48小时准备阶段。那次空投的原子弹，是非常娇气的，要防震动、防碰撞、防潮湿、防酸、防碱，而且在弹舱里还要恒温保存，20℃上下偏差不能超过5℃。图－16的弹舱不是密封的，为了保温在舱内贴了一层玻璃纤维，垫上泡沫塑料，再贴上一层隔热漆布。在地面保温时，在离飞机两三米处有两台加温炉，把预热的空气送入机内。整个机场灯火通明。8日凌晨，一切准备就绪，传来了总理的指示，试验暂停，待命。
[画外音]5月13日，经过气象人员的反复分析计算，确认5月14日9～12时试验场区将出现短时好天气，试验委员会决定9时30分为试验零时，并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详细询问了气象情况，于7时54分同意试验“照计划进行”。命令用暗语传到机场：“老六可以吃黄豆了”。就是说飞机可以起飞投弹了。
5 1965年5月14日8时13分30秒，我们驾机载弹起飞。开始的时候，天空中云量很多，李源一驾驶着飞机在茫茫云海中穿行。当临近试验区上空时，天气已经完全转好，蔚兰色的空中只有几缕白云，地面的河流和湖泊，清晰可见。9时26分我就发现了靶标，一个方形的白框，里面套着直径200米的白圈，圈内画着白十字，此时距靶标50千米。根据预先制定的方案。我们要3次进入靶标上空。
我们由东向西第一次进入主要是看清靶标。第二次进行瞄准求出投弹数据。此时我们是在1万米高空，时速800千米。我根据速度、高度、风速、风向计算出的投弹诸元数据的计算结果，向机组其他乘员和指挥部作了报告。然后开始第三次进入正式投弹。当时对投弹时间没有具体规定，到时转几圈才能投要看具体情况，只要投准。当飞机转过来时，李源一说：“你看看时间，咱们算算，取个整，定为10点爆炸行不?”我一算说：“就按10点爆炸。”按照10点爆炸时间我们向进入投弹的反方向飞了一分钟。然后转弯进入，在转弯过程中，我闭上眼睛镇定了二三十秒钟之后，然后协同李源一把飞机对正投弹靶标，并接过飞机操纵进行投弹瞄准。
李源一打开自动驾驶仪，把飞机交给我说：“我和大刘(刘景新)一定把高度、速度保持好，你放心大胆地瞄!”我看了看瞄准镜里的靶标，很稳。然后操纵飞机对准靶标中心十字线，报出情况：“航向270°、偏流角2°、中间风修正80米、按照规定高度、速度和原子弹的下降时间，计算结果用34.8°投弹角。”我报告完情况之后，机组人员立即互相通报各自情况。投原子弹有一些特殊要求，弹上有一些开关，需要人工操作，提前打开，每打开一个要向地面报告一次，9时53分打开投弹总开关，57分接通原子弹电源，58分40秒打开自动投弹器开关。59分10秒，瞄准具上的十字线和靶标十字线重合，乳白色的原子弹从图－16的弹仓里脱钩直下奔向靶标落去，飞机瞬间减轻了3000千克，猛地往上一窜。我又在瞄准具上盯了10秒钟，十字线仍稳稳地压在靶标上。李源一有些着急，连忙问：“你看投得怎么样啊?”“没问题，肯定能投进去!”我胸有成竹地回答。因为我知道，如果投弹后，瞄准器十字线还压住靶标，那肯定能投准，全机组人员立即拉上防光辐射的遮光帘，飞机加速脱离，在飞离靶心19千米，也就是9时59分38秒，原子弹在靶标上空爆炸，一阵耀眼的强光闪来，持续有四五秒钟。我实在忍不住了，拉开遮光帘，只见靶标上空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红火球，接着蘑菇云从火海 中；中天直上，很快就升到万米高空了。虽然我机此时最大速度已达980千米/小时，接近图－16的极限速度，但巨大的冲击波还是追上了我们，飞机剧烈地抖动了六七秒种，冲击波过后，我们转弯返航。
此时，在现场指挥的空军成钧副司令员兴奋地告诉我们：“周总理刚刚和指挥部通过话，总理说你们工作很好，祝你们安全返航，回去好好总结经验。”
听到总理的亲切关怀，我们机组人员都非常激动。但在返航途中，地面通报：“机场天气变坏，侧风增大，吹起风沙，能见度不好。”说实话，当时我的心情是很紧张的，因为在这种复杂气象条件下飞行，只在苏联学习时飞过，回国以后就再也没搞过。接近机场时，狂风大作沙土飞扬，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我努力找地标，在地面指挥的配合下，有惊无险平安着陆。这时我们真是非常兴奋，但又觉得特别累，只想赶紧回宿舍，好好睡上一觉。
这次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关于投弹精度，场区地面用雷达测的是离靶心45米，后来地面多方位精确测量为135米。爆炸当量达到预定要求。几天以后，我们机组应张爱萍将军的邀请乘飞机去场区参观，试验场区地面的效应物都完全变了模样，坦克、飞机、火车头都熔化变形了。
试验成功之后，我们机组荣立集体一等功，我和李源一荣立个人一等功。其他四人荣立个人二等功。我和李源一还赴北京参加了中央首长的接见。1965年5月30日上午11时45分，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林彪、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罗瑞卿、薄一波等党、政、军领导接见并宴请了我们参加核试验的人员。
吃饭的时候，我坐在陈毅和贺龙两位老帅中间，同桌的还有刘西尧副主任。陈老总递给我一根“大中华”，我赶忙说：“不会抽(其实我会抽烟)。”陈老总笑着说：“没关系，抽着玩儿吧”。“你们立了大功!”“功劳是党的!”“多大岁数了?”“33岁”“投弹时你们害怕吗?”“不害怕，只想着怎么按要求把弹投下去。”陈老总和蔼地问了我一些话，面对德高望重的元帅，我心里特紧张、生怕回答得不对。“你们太辛苦了，应该好好慰劳。”贺老总说。
虽然是宴会，但最好的菜就是鸡和鱼，老帅们也很能吃，菜量也不大，一人两筷子就没有了。哪像现在的宴会，山珍海味，多得吃不了都倒了。最后上了一个果盘是几个草莓，上面撒了点白糖。主食是米饭和饼，还有一个汤。
6 1972年我又赴北京向总理汇报核试验前的准备工作。为什么要我去呢?因为在这之前杨国祥驾驶强－5甲投小型氢弹时，第一次没投下去，当时我也在马兰机场。当他带弹降落时，我们撤到了地下工事里。弹之所以未投下，是因为地勤在挂弹时，控制投弹的发火螺栓被多拧了两圈，结果导致短路弹未投下。后来经过检查改进，杨国祥再次投弹成功。但这是个大事情，总理要亲自了解下一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马兰指挥所研究决定叫我向总理汇报，因此我就预先准备了关于弹在空中投不下、发动机空中突然停车、飞行人员技术、思想状况等材料，并带了相关的图纸资料。
当天下午到北京，晚上就向总理汇报。叶剑英元帅、张春桥和一些中央领导都到会。同时汇报的还有核武器研究院、降落伞厂、气象等部门的负责同志。空军有参谋长梁甫、我和地勤陈广德同志，我讲了各种情况的处置方法。我还带了一个头盔，是供核试验飞行员专用的。一逞强光护目镜片就会自动落下遮住眼睛，叶帅还饶有兴趣拿过去戴了一下。我发现周总理问的问题最多也最细，还在小本上记录。记得总理特别问了九院几个关键技术问题，他们一一作了回答。
汇报到半夜才结束，可总理说他还要开其它的会，他老人家太辛苦了。我记得他穿了件灰制服，很瘦，比1965年见到他时老多了。他还让我们和他一起吃了晚饭，圆桌中间是一盆大烩菜，有豆腐、粉条、白菜和肉片，四边是花生米和小咸菜。我记得很清楚，李先念副总理饭量大，他吃了两大碗米饭，足见当时中央领导的生活水平也不是很高的。我吃了一碗饭后就回招待所了。当天午夜就飞回基地向兰空的领导作了汇报。三十多年过去了，可那次向总理汇报的情形还像昨天刚发生的事一样。周总理为了国家真是操碎了心啊!
在我国进行的16次空投核试验中，我参与了9次。现在我退休了，闲着没事总爱回想过去那些事情，成功和失败的都有不少，但我问心无愧……
1986年，于福海老人回到阔别22年之久的马兰基地，乘直升机飞到了空爆试验靶场。白色的方形框里套着圆形中心的十字靶标，已被沙土掩埋了。靶标的中心位置立着一块大理石的纪念碑，碑上用隶书写着：自1965年5月14日到1980年10月16日，在此上空共进行了十六次空投试验。正中是11个大字，“中国空投核试验瞄准靶标”，左下方镌刻着立碑时间是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