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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享誉世界文坛的美国作家福克纳以南方文化为背景创作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以其独特的叙述视角向我们呈现了美国南方妇女形象。本文旨在通过《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和《圣殿》这三部小说中语言与存在的关系以重新阐释福克纳的女性观，并进一步指出福克纳的女性观并非单一的善恶，而是人道的、充满人文关怀的女性观。
【关键词】：存在；语言；福克纳；女性观
女性在福克纳小说中扮演者举足轻重的角色，而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福克纳小说中的所体现出的女性观越来越引起评论家的关注。目前，学界对福克纳的女性观大致分为两种倾向，其一绝大部分学者认为福克纳对南方女性是充满着深切的同情和赞赏，对于她们的反抗精神和创造力是赞赏的；其二，一些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女性在福克纳的小说中多是妖女和情妇，认为福克纳一定程度上是南方父权制的代言人，欧文豪在《威廉·福克纳》一文中指出“福克纳具有严重的厌恶女人的倾向”。[1]女性主义批评家特鲁厄德认为，福克纳在小说中压制女性的声音，使得妇女变得“只是男性想象中的流通物”她们成为失语的女性形象。因而，本文拟从语言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切入点以探讨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和《圣殿》中的女性观。
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这意味着语言是人生来具备，人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女性批评家认为福克纳用语言绑架了女性，《喧哗与骚动》中的凯蒂、《我弥留之际》的艾迪以及《圣殿》中的谭波尔在书中声音微弱，几乎可以称之为“失语”的女性。而这是否就足以说明福克纳具有“厌女症”倾向？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读。海德格尔又指出，“人存在于语言中，首先要学会倾听语言，才能有所聆听，有所领悟，而要聆听就要学会沉默。”[2]唯有沉默才能更好倾听大地的叮咛和教诲，而那些一味夸夸其谈的人是无法说出有意义的话的。福克纳小说中的女性虽然声音微弱，但是她们却具有大地母亲一样的特征，相比男性更善于聆听。
福克纳起初只想写一个短篇小说《黄昏》，一个由白痴回忆自己姐姐的故事，但是福克纳认为这不足以写清楚那个他终生难忘的情景：凯特屁股上沾着泥水，爬上梨树去看奶奶葬礼。因此他又写了其他几个部分以讲清楚这个故事。一些男性批评家指出，福克纳没有赋予女性欲望一定的生存空间，也剥夺了凯蒂作为作為主体性应有的自述空间。瓦恩斯坦提出，“凯蒂始终是一个‘他者’，‘一个无声地肉体’，被剥夺了她的朋友，她的声音，她的欲望等构成她的主体性的成分，这一切都反映了福克纳对他的‘令人称奇’的叙述态度”。[3]是否这就可以说明福克纳对女性是持有偏见的，其实不然。福克纳在《群蚊》中就表明自己的语言态度，“谈啊，谈啊，谈啊：词语的这种彻头彻尾，令人心碎的愚蠢性。它似乎没有尽头，好像会永远持续下去。观点、思想变成了纯粹的声音，被四处散播，直至它们消亡”。[4]因而，从他的语言观上我们也可以知道，福克纳并非是有意剥夺女性的话语权而是源于他本身对语言就持有怀疑的态度。福克纳之所以没有赋予凯蒂自白的叙述在于他认为凯蒂“太美丽，太动人，不能降低她来亲自讲故事”，“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她可以更充满激情。”[5]凯蒂与她的三位叙述的兄弟不同，她虽然不承担叙述的功能，但是她偶尔所发出的声音却比男性的话语更深刻更有力。当昆丁试图阻止情人约会时，凯蒂说：“这没有用，你也知道放我走吧”；[6]当凯蒂已失真，昆丁试图以乱伦为名以恢复凯蒂的童真以抵消与达尔顿交往怀孕的事实，但是凯蒂更像是看透了昆丁欺骗自我的现实，她说：“你以为我确定了乱伦，它就不存在了？”[7]凯蒂作为女性与占据语言中心、以自我为中心的男性不同，她善于倾听他者的声音，并且像母亲一样照顾着自己的哥哥和弟弟，尤其是在她与班吉的相处中可以看出，凯蒂善于倾听，乐于付出。当凯蒂初次用香水褪掉了自然的气息时，班吉呼喊不止，在场的杰生、康普生太太以及迪尔西都一头雾水，唯有凯蒂不厌其烦反复的去寻找缘由，当她发现是香水的味道时，她毅然地将香水送给迪尔西并洗澡褪去这气息以抚慰班吉。凯蒂不像男性，她不会通过夸夸其谈无意义的语言去关爱他人，在她看来，倾听与行动似乎更具有说服力，因而当昆丁问凯蒂是否真的爱达尔顿·艾米斯时，凯蒂并没有言语，而是将昆丁的手移到她的胸口，让他自己感受她的心跳。对于凯蒂而言，语言是不可靠的，语言不过是南方扭曲价值观下男性言说自我、美化自我的工具而已，因而凯蒂的沉默并非是不言说而是她意识到言说本身就具有虚伪性，行动比语言更具有说服力。
凯蒂的沉默并非其所独有，在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和《圣殿》中，我们亦可以看到沉默的女性形象。在南方人性沦丧，道德式微的社会，语言实际上充当了维护男权统治的帮凶，艾迪和谭波尔的沉默更能表现女性的生存境遇，以女性的反抗的无力要比语言的自白和讨伐更深刻更有力。在《我弥留之际》中，艾迪在全书仅有的一段自白中阐明了自己的语言态度，她不相信语言的力量，认为“母性”“爱”这些词都需要它的人即男性发明出来的，只是用来填补空缺的影子。虽然艾迪不相信语言，但是并不意味着自己就放弃了自我的存在，甚至要在毫无意义的存在中建立起她自我的认同。在艾迪看来，科拉眼中的信仰、激情和上帝不过是“言词而已”，艾迪认为“把罪过当作言词的人，同样也只会把拯救当作言词”。[8]而对艾迪而言，言辞代表着转瞬即逝，是“一条细线，直飞上天，轻快无言，而行动却多么艰难地沿着大地绕行，紧紧贴着地面”。[9]语言在没有行动之前都不过是声音，是没有经历的人用以掩饰他们不作为的庇护所，因而艾迪试图通过鞭打学生以获得行动的快感，打破生活的“常态”；与牧师的偷情也是为了证明虚伪的宗教中也存在着激情。至于《圣殿》中的谭波尔，虽然在小说中我们能够倾听到她的声音，但是她的声音极容易被淹没在男性的话语中，极少受到重视。生活在在南方道德式微的社会，语言只不过是用以解决与男性关系的手段，因而她总是重复“我父亲是法官”。但是，语言并不能证明谭波尔存在的价值，她认识到唯有身体和美貌才是控制男性的手段，语言在虚伪的社会尚可起效果，但是一旦置于毫无道德可言法国人宅院时，语言的力量彻底被消磨了。当谭波尔被金鱼眼用玉米棒子强奸时，她对又聋又瞎老人的喊叫成了“炽热宁静的水泡落在他们周围的明亮的寂静之中”。[10] 当谭波尔给戈德温作证时，她的语言也不过是重复父亲等男性的话语而已，因为在南方传统的道德中，女性要贞洁，而保持自我贞洁的方法只能是依赖于父权文化的认同，因而在法庭上她只能重复父亲的话才能够“回归”。总之，艾迪和谭波尔作为“沉默”女性与凯蒂虽有差异，但是她们相比其他人（包括男性和女性）更加真实地存在于这个世界，并延展了自我存在的意义。 虽然女性主义批评注意到了福克纳小说中一直被忽视的问题——女性不承担叙述，但是仅从这一观点就断言福克纳是男性的发声者，具有“厌女”倾向，这不免将福克纳的女性观进行了简单化的概括，结合福克纳对于语言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女性依然是小说的叙述中心，通过男性的视角进行叙述更能表现出女性的命运。福克纳正是通过凯蒂、艾迪及谭波尔被迫沉默的过程表现了南方妇女的痛苦和磨难。她们的无声无息更说明了他们在男权社会地位低下，缺乏自我存在的价值。在男权社会她们不过是男性的使用对象，没有权利，当然更不必提女性的话语。因此以沉默表现女性的生存境遇、以女性的反抗的无力要比语言的自白和讨伐更深刻更有力。
在南方传统社会，男性虽掌握着话语，但是他们多以自我为中心，成为语言的操纵者，同样也是语言的失败者。“他们无法用语言传达意志，改变事态的种种窘境”[11]男性的语言叙述从一定意义上是维护南方传统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行动，他们不允许自己失败，但是福克纳多把他们塑造成了语言和行动上的失败者。对于昆丁而言，妹妹凯蒂的贞洁就是康普生家族纯洁的象征，是被赋予了美、道德和荣誉等恒久意义的精神存在。而当凯蒂贞洁受到玷污后，他试图以冥想和力劝以维护凯蒂和家族的名声，但是凯蒂的质问却是当头一棒，“你认为我确定了乱伦，它就不存在了吗？”相比女性而言他们不仅是语言上的失败者，而且是行动上的失败者。昆丁尽力挽救的脏兮兮的小女孩本该是神圣的但是却以“堂吉诃德”式的羞辱而收场，被控诉调戏儿童；在送死后的艾迪回杰弗逊的过程中，达尔试图通过火烧莱斯皮的谷仓以结束这场荒谬的不带有任何崇高意义的“天路历程”反而被家人误解送入疯人院；《圣殿》中霍拉斯试图为戈德温辩护以追求所崇尚“公正”，但是他在谭波尔做伪证的关键时刻放弃了戈德温，致使戈德温被冤枉活活被烧死。福克纳虽然让男性充当叙述者，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福克纳对男性并没有偏爱，反而把他们塑造成了备受嘲弄和谴责的对象。因此，掌握着话语权的男性也不能够说明福克纳是男性话语的发声者，更不能通过叙述语言的比例来判断福克纳对于性别的态度。
总之，上述“失语”的女性可能只涉及福克纳对女性的一部分认识，虽然不够全面，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福克纳并非是厌恶女性的，实际上，福克纳并不憎恨妇女，他的夫人就曾对弗吉尼亚大学的记者说，“他喜欢女性，真有点让我害怕了”，女儿吉尔也指出，“爸爸喜欢女士，喜欢妇女，这一点很清楚”[12]。甚至是福克纳本人也做过辩解，说如果他的作品给人一种“女人在道德上要比男性低一等，那我会非常遗憾，我不是这么认为的”[13]显然，将福克纳小说中的“失语”女性简单的归纳为福克纳有“厌女”症是对福克纳小说思想的亵渎。福克纳不止于表现女性在清教徒社会受到的压迫，进而去损害他人的南方社会恶性循环，而是意在揭示他对南方社会及其传统所持有的态度和所做的道德和艺术的探索。他用艺术家的眼光，以女性作为视角暴露了南方社会的问题和清教徒的束缚，鲜明地表现出了他的女性观并非是善恶的简单价值判断，而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去客观的评价的女性，既同情她们“失语”缘由，又通过对“恶”的描写让他们羞愧，以修正南方道德式微的社会。诚如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致辞所言“作家的特权就是帮助人坚持活下去，依靠鼓舞人心，依靠让他记住，勇气、尊严、希望、自豪、同情、怜悯和牺牲，这些是人类历史上的光荣”。[14]
注释：
[1]Irving Home：William Faulkner .A Critical Study，New York：Vintage，1962.pp147.
[2]海德格爾.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99.
[3]瓦恩斯坦.福克纳的主体：一个无人拥有的世界[M]，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 15.
[4]福克纳.群蚊[M].美国：利伍莱特出版社.1995：186.
[5][14] 陶洁.福克纳研究[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211，206.
[6][7]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M].李文俊译，上海：漓江出版社.2005：140，156.
[8][9]威廉·福克纳.我弥留之际[M].蓝仁哲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5：153，151.
[10]威廉·福克纳：《圣殿》，陶洁译，燕山出版社，2015：236.
[11]刘建华.叙述与生存——福克纳的女性观[J].欧美文学论丛，2002：109.
[12]潘小松.福克纳——美国南方文学巨匠[M].吉林：长春出版社，1995：127-130.
[13]Faulkner：Lion in the Garde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8，pp126-127.
【关键词】：存在；语言；福克纳；女性观
女性在福克纳小说中扮演者举足轻重的角色，而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福克纳小说中的所体现出的女性观越来越引起评论家的关注。目前，学界对福克纳的女性观大致分为两种倾向，其一绝大部分学者认为福克纳对南方女性是充满着深切的同情和赞赏，对于她们的反抗精神和创造力是赞赏的；其二，一些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女性在福克纳的小说中多是妖女和情妇，认为福克纳一定程度上是南方父权制的代言人，欧文豪在《威廉·福克纳》一文中指出“福克纳具有严重的厌恶女人的倾向”。[1]女性主义批评家特鲁厄德认为，福克纳在小说中压制女性的声音，使得妇女变得“只是男性想象中的流通物”她们成为失语的女性形象。因而，本文拟从语言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切入点以探讨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和《圣殿》中的女性观。
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这意味着语言是人生来具备，人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女性批评家认为福克纳用语言绑架了女性，《喧哗与骚动》中的凯蒂、《我弥留之际》的艾迪以及《圣殿》中的谭波尔在书中声音微弱，几乎可以称之为“失语”的女性。而这是否就足以说明福克纳具有“厌女症”倾向？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读。海德格尔又指出，“人存在于语言中，首先要学会倾听语言，才能有所聆听，有所领悟，而要聆听就要学会沉默。”[2]唯有沉默才能更好倾听大地的叮咛和教诲，而那些一味夸夸其谈的人是无法说出有意义的话的。福克纳小说中的女性虽然声音微弱，但是她们却具有大地母亲一样的特征，相比男性更善于聆听。
福克纳起初只想写一个短篇小说《黄昏》，一个由白痴回忆自己姐姐的故事，但是福克纳认为这不足以写清楚那个他终生难忘的情景：凯特屁股上沾着泥水，爬上梨树去看奶奶葬礼。因此他又写了其他几个部分以讲清楚这个故事。一些男性批评家指出，福克纳没有赋予女性欲望一定的生存空间，也剥夺了凯蒂作为作為主体性应有的自述空间。瓦恩斯坦提出，“凯蒂始终是一个‘他者’，‘一个无声地肉体’，被剥夺了她的朋友，她的声音，她的欲望等构成她的主体性的成分，这一切都反映了福克纳对他的‘令人称奇’的叙述态度”。[3]是否这就可以说明福克纳对女性是持有偏见的，其实不然。福克纳在《群蚊》中就表明自己的语言态度，“谈啊，谈啊，谈啊：词语的这种彻头彻尾，令人心碎的愚蠢性。它似乎没有尽头，好像会永远持续下去。观点、思想变成了纯粹的声音，被四处散播，直至它们消亡”。[4]因而，从他的语言观上我们也可以知道，福克纳并非是有意剥夺女性的话语权而是源于他本身对语言就持有怀疑的态度。福克纳之所以没有赋予凯蒂自白的叙述在于他认为凯蒂“太美丽，太动人，不能降低她来亲自讲故事”，“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她可以更充满激情。”[5]凯蒂与她的三位叙述的兄弟不同，她虽然不承担叙述的功能，但是她偶尔所发出的声音却比男性的话语更深刻更有力。当昆丁试图阻止情人约会时，凯蒂说：“这没有用，你也知道放我走吧”；[6]当凯蒂已失真，昆丁试图以乱伦为名以恢复凯蒂的童真以抵消与达尔顿交往怀孕的事实，但是凯蒂更像是看透了昆丁欺骗自我的现实，她说：“你以为我确定了乱伦，它就不存在了？”[7]凯蒂作为女性与占据语言中心、以自我为中心的男性不同，她善于倾听他者的声音，并且像母亲一样照顾着自己的哥哥和弟弟，尤其是在她与班吉的相处中可以看出，凯蒂善于倾听，乐于付出。当凯蒂初次用香水褪掉了自然的气息时，班吉呼喊不止，在场的杰生、康普生太太以及迪尔西都一头雾水，唯有凯蒂不厌其烦反复的去寻找缘由，当她发现是香水的味道时，她毅然地将香水送给迪尔西并洗澡褪去这气息以抚慰班吉。凯蒂不像男性，她不会通过夸夸其谈无意义的语言去关爱他人，在她看来，倾听与行动似乎更具有说服力，因而当昆丁问凯蒂是否真的爱达尔顿·艾米斯时，凯蒂并没有言语，而是将昆丁的手移到她的胸口，让他自己感受她的心跳。对于凯蒂而言，语言是不可靠的，语言不过是南方扭曲价值观下男性言说自我、美化自我的工具而已，因而凯蒂的沉默并非是不言说而是她意识到言说本身就具有虚伪性，行动比语言更具有说服力。
凯蒂的沉默并非其所独有，在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和《圣殿》中，我们亦可以看到沉默的女性形象。在南方人性沦丧，道德式微的社会，语言实际上充当了维护男权统治的帮凶，艾迪和谭波尔的沉默更能表现女性的生存境遇，以女性的反抗的无力要比语言的自白和讨伐更深刻更有力。在《我弥留之际》中，艾迪在全书仅有的一段自白中阐明了自己的语言态度，她不相信语言的力量，认为“母性”“爱”这些词都需要它的人即男性发明出来的，只是用来填补空缺的影子。虽然艾迪不相信语言，但是并不意味着自己就放弃了自我的存在，甚至要在毫无意义的存在中建立起她自我的认同。在艾迪看来，科拉眼中的信仰、激情和上帝不过是“言词而已”，艾迪认为“把罪过当作言词的人，同样也只会把拯救当作言词”。[8]而对艾迪而言，言辞代表着转瞬即逝，是“一条细线，直飞上天，轻快无言，而行动却多么艰难地沿着大地绕行，紧紧贴着地面”。[9]语言在没有行动之前都不过是声音，是没有经历的人用以掩饰他们不作为的庇护所，因而艾迪试图通过鞭打学生以获得行动的快感，打破生活的“常态”；与牧师的偷情也是为了证明虚伪的宗教中也存在着激情。至于《圣殿》中的谭波尔，虽然在小说中我们能够倾听到她的声音，但是她的声音极容易被淹没在男性的话语中，极少受到重视。生活在在南方道德式微的社会，语言只不过是用以解决与男性关系的手段，因而她总是重复“我父亲是法官”。但是，语言并不能证明谭波尔存在的价值，她认识到唯有身体和美貌才是控制男性的手段，语言在虚伪的社会尚可起效果，但是一旦置于毫无道德可言法国人宅院时，语言的力量彻底被消磨了。当谭波尔被金鱼眼用玉米棒子强奸时，她对又聋又瞎老人的喊叫成了“炽热宁静的水泡落在他们周围的明亮的寂静之中”。[10] 当谭波尔给戈德温作证时，她的语言也不过是重复父亲等男性的话语而已，因为在南方传统的道德中，女性要贞洁，而保持自我贞洁的方法只能是依赖于父权文化的认同，因而在法庭上她只能重复父亲的话才能够“回归”。总之，艾迪和谭波尔作为“沉默”女性与凯蒂虽有差异，但是她们相比其他人（包括男性和女性）更加真实地存在于这个世界，并延展了自我存在的意义。 虽然女性主义批评注意到了福克纳小说中一直被忽视的问题——女性不承担叙述，但是仅从这一观点就断言福克纳是男性的发声者，具有“厌女”倾向，这不免将福克纳的女性观进行了简单化的概括，结合福克纳对于语言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女性依然是小说的叙述中心，通过男性的视角进行叙述更能表现出女性的命运。福克纳正是通过凯蒂、艾迪及谭波尔被迫沉默的过程表现了南方妇女的痛苦和磨难。她们的无声无息更说明了他们在男权社会地位低下，缺乏自我存在的价值。在男权社会她们不过是男性的使用对象，没有权利，当然更不必提女性的话语。因此以沉默表现女性的生存境遇、以女性的反抗的无力要比语言的自白和讨伐更深刻更有力。
在南方传统社会，男性虽掌握着话语，但是他们多以自我为中心，成为语言的操纵者，同样也是语言的失败者。“他们无法用语言传达意志，改变事态的种种窘境”[11]男性的语言叙述从一定意义上是维护南方传统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行动，他们不允许自己失败，但是福克纳多把他们塑造成了语言和行动上的失败者。对于昆丁而言，妹妹凯蒂的贞洁就是康普生家族纯洁的象征，是被赋予了美、道德和荣誉等恒久意义的精神存在。而当凯蒂贞洁受到玷污后，他试图以冥想和力劝以维护凯蒂和家族的名声，但是凯蒂的质问却是当头一棒，“你认为我确定了乱伦，它就不存在了吗？”相比女性而言他们不仅是语言上的失败者，而且是行动上的失败者。昆丁尽力挽救的脏兮兮的小女孩本该是神圣的但是却以“堂吉诃德”式的羞辱而收场，被控诉调戏儿童；在送死后的艾迪回杰弗逊的过程中，达尔试图通过火烧莱斯皮的谷仓以结束这场荒谬的不带有任何崇高意义的“天路历程”反而被家人误解送入疯人院；《圣殿》中霍拉斯试图为戈德温辩护以追求所崇尚“公正”，但是他在谭波尔做伪证的关键时刻放弃了戈德温，致使戈德温被冤枉活活被烧死。福克纳虽然让男性充当叙述者，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福克纳对男性并没有偏爱，反而把他们塑造成了备受嘲弄和谴责的对象。因此，掌握着话语权的男性也不能够说明福克纳是男性话语的发声者，更不能通过叙述语言的比例来判断福克纳对于性别的态度。
总之，上述“失语”的女性可能只涉及福克纳对女性的一部分认识，虽然不够全面，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福克纳并非是厌恶女性的，实际上，福克纳并不憎恨妇女，他的夫人就曾对弗吉尼亚大学的记者说，“他喜欢女性，真有点让我害怕了”，女儿吉尔也指出，“爸爸喜欢女士，喜欢妇女，这一点很清楚”[12]。甚至是福克纳本人也做过辩解，说如果他的作品给人一种“女人在道德上要比男性低一等，那我会非常遗憾，我不是这么认为的”[13]显然，将福克纳小说中的“失语”女性简单的归纳为福克纳有“厌女”症是对福克纳小说思想的亵渎。福克纳不止于表现女性在清教徒社会受到的压迫，进而去损害他人的南方社会恶性循环，而是意在揭示他对南方社会及其传统所持有的态度和所做的道德和艺术的探索。他用艺术家的眼光，以女性作为视角暴露了南方社会的问题和清教徒的束缚，鲜明地表现出了他的女性观并非是善恶的简单价值判断，而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去客观的评价的女性，既同情她们“失语”缘由，又通过对“恶”的描写让他们羞愧，以修正南方道德式微的社会。诚如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致辞所言“作家的特权就是帮助人坚持活下去，依靠鼓舞人心，依靠让他记住，勇气、尊严、希望、自豪、同情、怜悯和牺牲，这些是人类历史上的光荣”。[14]
注释：
[1]Irving Home：William Faulkner .A Critical Study，New York：Vintage，1962.pp147.
[2]海德格爾.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99.
[3]瓦恩斯坦.福克纳的主体：一个无人拥有的世界[M]，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 15.
[4]福克纳.群蚊[M].美国：利伍莱特出版社.1995：186.
[5][14] 陶洁.福克纳研究[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211，206.
[6][7]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M].李文俊译，上海：漓江出版社.2005：140，156.
[8][9]威廉·福克纳.我弥留之际[M].蓝仁哲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5：153，151.
[10]威廉·福克纳：《圣殿》，陶洁译，燕山出版社，2015：236.
[11]刘建华.叙述与生存——福克纳的女性观[J].欧美文学论丛，2002：109.
[12]潘小松.福克纳——美国南方文学巨匠[M].吉林：长春出版社，1995：127-130.
[13]Faulkner：Lion in the Garde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8，pp126-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