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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在易的住所在一条幽静的路上，一片高大树木的阴蔽下，一幢红色的老式公房。敲门而进，一抬头便是堆积着的书籍。进入书房，只见一音响，一钢琴，一电脑，一书桌，各霸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中间三把椅子“三足鼎立”，是陆在易特地为这次采访准备的。家虽大，但陆在易的活动空间基本锁定在书房这10来个平方米内，前期因添置音响设备而“改头换面”一番，不料因事务繁忙，成了“半成品”。然而，在我们看来，这里的凌乱和局促无一不体现了这位著名作曲家独立的品质，淡定的心态和对艺术的专注与执著。
记者：陆老师，“上海之春”从1960年设立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您与“上海之春”音乐节应该说有着很久很特殊的关系吧？
陆在易：对！我与“上海之春”的关系是无法用“我对‘上海之春’充满感情”的一句话能简单概括的。1955年我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习，那个时候“上海之春”举办的重要音乐会，我基本是一场不落，是以一种非常虔诚、认真的学习态度去欣赏观摩的。然后，在第二届“上海之春”时就曾上演过我的一个处女作。文革之后，到了80年代，几乎每届“上海之春”都有半台以上我创作的新作品。20世纪90年代，在第十五届“上海之春”上，我还举办过“上海之春”历史上第一个个人作品音乐会。在出作品的同时，我逐渐介入到丁善德先生领导下的“上海之春”的节目评审工作。近些年来，我又作为音协、艺术家的代表，以组委会副主任的身份参与了“上海之春”的组织工作。因此，也可以这样说吧：我的创作生涯，我的音乐工作，是伴随着“上海之春”的历史一起走过来的。
记者：您现在是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众所周知，上海音乐家协会是“上海之春”的最早创办者、历届的积极组织者、参与者。那么作为本届“上海之春”承办单位之一，上海音协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呢？
陆在易：上海音协除了参与每届“上海之春”几大块面总体设计的讨论外，本届“上海之春”举办了五台音乐会和活动。具体为“海上新梦——上海作曲家交响音乐·声乐作品原创音乐会”、“圣卡罗杯”全国中小型钢琴作品征集及评选活动、上海近现代大提琴作品音乐会、长三角地区优秀少儿节目展演及评选以及“世博号角”——中外吹奏乐队行进式表演。首先谈谈“海上新梦”，经过半年多的发动和筹划，我们委约了上海本土七位著名作曲家创作了7首原创交响乐、声乐新作品，他们是：徐景新、奚其明、陆建华、董为杰、叶国辉、徐坚强和从德国回上音任教的朱世瑞教授。这些作品被构成了一整台名为“海上新梦”的原创音乐会。
记者：此项举措的目的是？
陆在易：一句话：继续重视和努力提升上海本土音乐文化，积极为上海作曲家提供原创作品的演出平台。我个人认为，交流本身不是目的，起码不是唯一的终极目的，交流是为了互动。这些年来，随着上海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和有关部门的倡导，外国的著名乐团、著名音乐家、演奏家、歌唱家、作曲家包括华裔音乐家正越来越频繁地汇集上海舞台，这当然是件大好事，使上海这座大都市加速了向“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发展的进程。但是，与此同时，也必须重视和提升我们本土的音乐文化建设，努力调动上海作曲家的创作积极性，如果把这个丢了，上海本土的音乐创作必将日渐衰落。
记者：5月9日晚，我去听了“圣卡罗杯”全国中小型钢琴比赛颁奖音乐会，这样的作品征集活动，是“上海之春”历史上的第一次吧？
陆在易：是的。据说现今我国有钢琴学子逾百万，这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啊！可见钢琴在我国音乐生活中越来越普及的程度。近年来，我国年轻的钢琴家在国际比赛中频频获奖，这充分说明了我国钢琴教育水准的稳步上升和演奏水准的整体提高。但是，与上述情况相比，中国钢琴新作品明显匮乏与失衡。所以我们举办了“圣卡罗杯”全国中小型钢琴作品征集及评选活动。同时也是为了纪念上海音协在全国首创钢琴考级20周年。
记者：我感觉，此次钢琴作品比赛的获奖者中很多人都非常年轻，年龄最小的只有17岁，获一等奖的刘力也只有20岁。您怎样评价他们的作品？
陆在易：“圣卡罗杯”全国中小型钢琴作品比赛的参赛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音乐学院的学生，他们的成绩与努力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这不仅体现在参赛作品题材之广泛，风格及写作技法之多样，还体现在作者们追求内容与形式尽可能完美地统一和对中国风格的有益探索。当然，即使是获奖作品，也还须经受实践和时间的检验。而何为中国风格？中国钢琴新作品在追求出新的同时，怎样让尽可能多的听众欢迎和接受等等这些问题也需要人们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我认为，无论是评选结果，还是征集评选活动过程，都应该说是对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一次有力促进和推动，其意义超过作品本身。
记者：听说此次上海近现代大提琴作品音乐会的场面很感人。
陆在易：是啊！那场音乐会，很多老音乐家都来了，音乐会结束后，还都迟迟舍不得离去，特别是陈铭志先生，是从医院请假出来的，他曾说：“即使坐轮椅也要来听”。那台音乐会的曲目都是精心挑选的，包括上世纪50年代桑桐的《幻想曲》，刘庄的《浪漫曲》，70年代陈铭志的《草原赞歌》、《拉车》，90年代徐孟东的《远籁》，朱践耳的《为大提琴和敲击乐的室内交响曲》及本世纪初朱世瑞创作的《国殇》，时空横跨近半个世纪。听众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这些作品的时代气息，以及创作风格、思维和作曲、演奏技法的演变。因此这是一台富有特别创意的专题音乐会，并具有学术性和文献性，可谓建国后的第一次。这台音乐会的构思，得首先归功于音协所属的大提琴专业委员会，还使我想起贺老生前曾多次说过的话：“上海之春”不要像“狗熊掰棒子”，演一个丢一个，好的作品可以继续演，经常演嘛！
记者：听了您上述的介绍，能感受到本届“上海之春”中上海音协的工作量不轻，而且你们一如既往地坚持“推新人，推新作”的方针，重视上海本土的音乐文化建设。
陆在易：其实，在每一届“上海之春”中上海音协的任务都不轻，驻会人员的工作很辛苦，很敬业。我们是民间社会团体，论财力，我们没有。但在我们身后，有着2000多名会员，有着更为广大的音乐工作者注视着我们。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得真正从有益于上海音乐事业的发展出发。
记者：您对近些年的“上海之春”和本届“上海之春”有何总体评价？
陆在易：前些年我经常提起“上海之春”辉煌的过去，现在看来，说法不够全面，因为那是计划经济年代的辉煌。改革开放后，上海的各种环境、因素变了，要创造新的辉煌，会有一个过程，还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总体说，近年来的“上海之春”成绩是主要的，这是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主、承办单位协同努力的结果。问题是“上海之春”从上世纪60年代算起，已有40多年的历史了，早过了“而立之年”，应该是很成熟了。但由于在机构、机制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明显地阻碍了它的成熟，这是非常遗憾的。而本届“上海之春”，又出现了新的遗憾，对这一新的遗憾，我想过些日子再讲。
陆在易常常把德国古典作曲家亨德尔的话当作座右铭：“假如我的音乐只能使人愉快，那我很遗憾，我的目的是使人高尚起来”。为此他激励自己：“古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有责任感的今人？”他告诉我们：一个城市不能没有自己不断发展着的音乐文化。他还告诉我们：在艺术创作面前，真诚，始终是第一位的。有质量的音乐创作，从本质上说，即是一个艺术家长时期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对现实生活深刻感悟化为自己艺术语言的体现。我想，这很可能是他的作品能与听众形成共鸣的原因吧。两个多小时的访谈，我们好像还未真正地走近陆在易，但在他坦诚的言辞下，我们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他不断追逐“海上新梦”的强烈的责任感，以及他所带领的上海音协为“上海之春”和音乐事业所做的不懈努力。
记者：陆老师，“上海之春”从1960年设立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您与“上海之春”音乐节应该说有着很久很特殊的关系吧？
陆在易：对！我与“上海之春”的关系是无法用“我对‘上海之春’充满感情”的一句话能简单概括的。1955年我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习，那个时候“上海之春”举办的重要音乐会，我基本是一场不落，是以一种非常虔诚、认真的学习态度去欣赏观摩的。然后，在第二届“上海之春”时就曾上演过我的一个处女作。文革之后，到了80年代，几乎每届“上海之春”都有半台以上我创作的新作品。20世纪90年代，在第十五届“上海之春”上，我还举办过“上海之春”历史上第一个个人作品音乐会。在出作品的同时，我逐渐介入到丁善德先生领导下的“上海之春”的节目评审工作。近些年来，我又作为音协、艺术家的代表，以组委会副主任的身份参与了“上海之春”的组织工作。因此，也可以这样说吧：我的创作生涯，我的音乐工作，是伴随着“上海之春”的历史一起走过来的。
记者：您现在是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众所周知，上海音乐家协会是“上海之春”的最早创办者、历届的积极组织者、参与者。那么作为本届“上海之春”承办单位之一，上海音协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呢？
陆在易：上海音协除了参与每届“上海之春”几大块面总体设计的讨论外，本届“上海之春”举办了五台音乐会和活动。具体为“海上新梦——上海作曲家交响音乐·声乐作品原创音乐会”、“圣卡罗杯”全国中小型钢琴作品征集及评选活动、上海近现代大提琴作品音乐会、长三角地区优秀少儿节目展演及评选以及“世博号角”——中外吹奏乐队行进式表演。首先谈谈“海上新梦”，经过半年多的发动和筹划，我们委约了上海本土七位著名作曲家创作了7首原创交响乐、声乐新作品，他们是：徐景新、奚其明、陆建华、董为杰、叶国辉、徐坚强和从德国回上音任教的朱世瑞教授。这些作品被构成了一整台名为“海上新梦”的原创音乐会。
记者：此项举措的目的是？
陆在易：一句话：继续重视和努力提升上海本土音乐文化，积极为上海作曲家提供原创作品的演出平台。我个人认为，交流本身不是目的，起码不是唯一的终极目的，交流是为了互动。这些年来，随着上海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和有关部门的倡导，外国的著名乐团、著名音乐家、演奏家、歌唱家、作曲家包括华裔音乐家正越来越频繁地汇集上海舞台，这当然是件大好事，使上海这座大都市加速了向“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发展的进程。但是，与此同时，也必须重视和提升我们本土的音乐文化建设，努力调动上海作曲家的创作积极性，如果把这个丢了，上海本土的音乐创作必将日渐衰落。
记者：5月9日晚，我去听了“圣卡罗杯”全国中小型钢琴比赛颁奖音乐会，这样的作品征集活动，是“上海之春”历史上的第一次吧？
陆在易：是的。据说现今我国有钢琴学子逾百万，这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啊！可见钢琴在我国音乐生活中越来越普及的程度。近年来，我国年轻的钢琴家在国际比赛中频频获奖，这充分说明了我国钢琴教育水准的稳步上升和演奏水准的整体提高。但是，与上述情况相比，中国钢琴新作品明显匮乏与失衡。所以我们举办了“圣卡罗杯”全国中小型钢琴作品征集及评选活动。同时也是为了纪念上海音协在全国首创钢琴考级20周年。
记者：我感觉，此次钢琴作品比赛的获奖者中很多人都非常年轻，年龄最小的只有17岁，获一等奖的刘力也只有20岁。您怎样评价他们的作品？
陆在易：“圣卡罗杯”全国中小型钢琴作品比赛的参赛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音乐学院的学生，他们的成绩与努力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这不仅体现在参赛作品题材之广泛，风格及写作技法之多样，还体现在作者们追求内容与形式尽可能完美地统一和对中国风格的有益探索。当然，即使是获奖作品，也还须经受实践和时间的检验。而何为中国风格？中国钢琴新作品在追求出新的同时，怎样让尽可能多的听众欢迎和接受等等这些问题也需要人们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我认为，无论是评选结果，还是征集评选活动过程，都应该说是对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一次有力促进和推动，其意义超过作品本身。
记者：听说此次上海近现代大提琴作品音乐会的场面很感人。
陆在易：是啊！那场音乐会，很多老音乐家都来了，音乐会结束后，还都迟迟舍不得离去，特别是陈铭志先生，是从医院请假出来的，他曾说：“即使坐轮椅也要来听”。那台音乐会的曲目都是精心挑选的，包括上世纪50年代桑桐的《幻想曲》，刘庄的《浪漫曲》，70年代陈铭志的《草原赞歌》、《拉车》，90年代徐孟东的《远籁》，朱践耳的《为大提琴和敲击乐的室内交响曲》及本世纪初朱世瑞创作的《国殇》，时空横跨近半个世纪。听众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这些作品的时代气息，以及创作风格、思维和作曲、演奏技法的演变。因此这是一台富有特别创意的专题音乐会，并具有学术性和文献性，可谓建国后的第一次。这台音乐会的构思，得首先归功于音协所属的大提琴专业委员会，还使我想起贺老生前曾多次说过的话：“上海之春”不要像“狗熊掰棒子”，演一个丢一个，好的作品可以继续演，经常演嘛！
记者：听了您上述的介绍，能感受到本届“上海之春”中上海音协的工作量不轻，而且你们一如既往地坚持“推新人，推新作”的方针，重视上海本土的音乐文化建设。
陆在易：其实，在每一届“上海之春”中上海音协的任务都不轻，驻会人员的工作很辛苦，很敬业。我们是民间社会团体，论财力，我们没有。但在我们身后，有着2000多名会员，有着更为广大的音乐工作者注视着我们。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得真正从有益于上海音乐事业的发展出发。
记者：您对近些年的“上海之春”和本届“上海之春”有何总体评价？
陆在易：前些年我经常提起“上海之春”辉煌的过去，现在看来，说法不够全面，因为那是计划经济年代的辉煌。改革开放后，上海的各种环境、因素变了，要创造新的辉煌，会有一个过程，还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总体说，近年来的“上海之春”成绩是主要的，这是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主、承办单位协同努力的结果。问题是“上海之春”从上世纪60年代算起，已有40多年的历史了，早过了“而立之年”，应该是很成熟了。但由于在机构、机制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明显地阻碍了它的成熟，这是非常遗憾的。而本届“上海之春”，又出现了新的遗憾，对这一新的遗憾，我想过些日子再讲。
陆在易常常把德国古典作曲家亨德尔的话当作座右铭：“假如我的音乐只能使人愉快，那我很遗憾，我的目的是使人高尚起来”。为此他激励自己：“古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有责任感的今人？”他告诉我们：一个城市不能没有自己不断发展着的音乐文化。他还告诉我们：在艺术创作面前，真诚，始终是第一位的。有质量的音乐创作，从本质上说，即是一个艺术家长时期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对现实生活深刻感悟化为自己艺术语言的体现。我想，这很可能是他的作品能与听众形成共鸣的原因吧。两个多小时的访谈，我们好像还未真正地走近陆在易，但在他坦诚的言辞下，我们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他不断追逐“海上新梦”的强烈的责任感，以及他所带领的上海音协为“上海之春”和音乐事业所做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