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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千年瓷都的匆匆一瞥
到了景德镇的那一刻，也许是因了记忆中那些精美的瓷器，也许是为着心中的那一份景仰，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在它的面前，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打破了这座大名鼎鼎的千年瓷都。
景德镇真的与众不同呢，那是因为它的久远，它的厚重，它的精美吧。在心中，景德镇也像那些假玉白瓷、青花粉彩的瓶瓶罐罐、盘盘碗碗，让人心醉神痴，让人爱不释手，让人小心翼翼，让人不敢走近又不忍离去。
从婺源坐两个小时的汽车就到景德镇了，婺源是一种民间的情调，是点缀在山山水水之中轻松的美。而景德镇则完全是一种厚重的历史感，是一种久远了的皇家贵族的凝重之美。坐上长途客车出了婺源县城，还没有在一程美丽的山水里回过神来，就又跌进了这个陶瓷的王国。这个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小镇，因陶瓷而声名远播，与湖北汉口镇、广东佛山镇、河南朱仙镇并列成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名镇。
景德镇曾经属江西浮梁县治。东晋时期叫新平镇，唐朝改为昌南镇，也叫陶阳镇。史书上说“新平治陶，始于汉世”，这样算起来景德镇的陶瓷史已经有两千多年了。在两千多年前，景德镇就在商周原始瓷器的基础上，烧制出了“器表施有釉”的“青瓷器”。由制陶阶段升级到了制瓷阶段。在此之后，景德镇的瓷器在工艺上取得了不断的进步，以至引起宫廷的重视，并按照皇上的旨意在这里烧制皇家专用的特殊产品。比如在公元583年为南朝皇帝陈叔宝造豪会的庭壹楼阁而烧制的雕镂精巧的陶瓷柱石，还有为隋炀帝烧造的狮象大兽等。但是真正使景德镇瓷器的烧制水平达到一个很高水平的还是在实力雄厚的大唐。
一个叫陶玉的人烧制的“陶窑”瓷器“瓷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他“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被称为“假玉器”的是当时烧制的青瓷，那个时期景德镇烧造出来的瓷器主要是青瓷和白瓷，器型主要是盘、碗、壶、水盂、碟等。青瓷瓷胎有厚有薄，釉色近似越窑的色彩，略带绿色，与玉器很像，所以被称为“假玉器”是很贴切的。
景德镇是中国唯一一个以皇帝的年号命名的地方，这个名称的由来也是源于这里出产的陶瓷。在宋代，中国的陶瓷业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南北名窑林立，形成了汝、官、钧、定、哥五大名窑，而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此时景德镇已经成为从唐末五代就有了相当规模的青白瓷（又叫“影青瓷”）在全国最具代表性的产地。真宗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皇帝赵恒听说景德镇烧制出来的瓷器“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滋润”，便派人到这里烧制皇家御用瓷器，瓷器的底部书有“景德年制”四字，由于为皇家专门烧制的瓷器极其精美，成为当时瓷器的极品，所以“景德年制”的瓷器便名扬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这座千年瓷都遂由此得名。
千年之后的景德镇，你无论走在大街小巷，虽然这已经是21世纪一座很现代的城市了，但它依然时时刻刻、无所不在地张扬着千年瓷都的巨大魅力和接近奢侈的陶瓷实力。街道两边的路灯是陶瓷的，路口悬挂的交通指示灯是陶瓷的，更有门前的匾额、商店里精美的瓷器等等许多城市的细节都有陶瓷制品。陶瓷不仅装饰了一座小小的城市，更装饰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陶瓷，在漫长的岁月中，也创造了一个打不破的神话。
有人说，南宋玉骨香魂的一代大词人李清照在“佳节又重阳，玉枕纱窗，半夜凉初透”的吟咏中，她的“玉忱”就是当时景德镇的陶瓷产品。虽无从考证，但却也能给人无尽美好的联想。
漫漫历史长河中，景德镇瓷器在发展过程中品质不断创新，种类不断增多，宋、元、明、清每个朝代都有其登峰造极的作品，势如波涛汹涌，一浪高过一浪。
宋室南迁之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全部南移，北方名窑相继衰落，制瓷技艺更向景德镇集中，在这里汇集了南北名窑技艺之大成，制瓷业进入一个大发展阶段，据记载当时景德镇的瓷窑达300多座，形成了全镇“村村陶埏，处处窑火”的盛况。
元代虽然短暂，但是景德镇瓷业却是个创新的时期。这个时期除在宋代基础上大量烧造青白瓷外，最大的成就就是成功地烧制了至今仍享有盛誉的青花瓷。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发现一只标有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铭款的景德镇青花云龙象耳瓶。这表明在公元14世纪初期，景德镇就已成功地烧制出质量很高的青花瓷。元以前，瓷器装饰比较单调，因此青花的烧制成功，开创了白瓷彩绘的新时代，成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一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使景瓷生产出现空前繁荣局面。
到了明代，景德镇瓷业突飞猛进，成为全国瓷业中心。所产瓷器不仅数量大，质量好，而且品种多，销路广。《中国陶瓷史》中说：“彩瓷的发明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明代的景瓷确是艳压群芳，不论数量、质量、花色品种都成为当时中国瓷器的翘楚。明代的一位官员曾写道：“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那时候的景德镇到处都是瓷窑，是江西最富庶的地方。到了夜晚，全镇烧窑的火光一片，亮如白昼，让人不能安睡。
在景德镇的制瓷史上，一件最不容忽略的大事就是明代御器厂的建立。为了满足皇帝宫廷用瓷的需要，早在元代就在景德镇设置了全国唯一为皇室服务的专门机构——浮梁瓷局。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则钦命在景德镇设置御器厂，专门为皇室烧制各种宫廷、外交、礼品用瓷。御器厂汇集大批精通瓷业生产、擅长制瓷技艺的工匠，投入大量资金，占用最好原料，对产品精益求精，因此制造出许多瓷器精品，许多成为传世珍品。这个建立于公元14世纪中叶的御器厂，一直延续明、清两代，历经27个皇帝500余年，对景瓷的发展提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到了清代，康、雍、乾三朝景德镇的瓷业达到鼎盛时期，形成了其瓷业历史发展的巅峰。清初沈怀清说：“昌南镇陶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事陶之人动以数万计。” 法国传教土殷弘绪于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九月一日在饶州发出的一封信中说：“昔日景德镇只有三百座窑，而现在，窑数已达到三千座。……到了夜晚，它好像是被火焰包围着的一座巨城，也像一座有许多烟囱的大火炉。”
清代的景德镇瓷器，不仅继承了明代的工艺和品种，更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康熙时期的青花瓷、釉上五彩、斗彩、雍正时期的青釉烧制等都有重大突破而达到了历史最成熟阶段。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名贵新品种的诞生，如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创制了以“玻璃白”为填料，使画面色彩柔和、富有立体感的粉彩；引进国外彩料，专作宫廷御器的珐琅彩；直接用黄金装饰瓷器的金彩；在单色釉中添加其他不同成分，使之在高温下流淌变幻，形成流光溢彩、斑斓绚丽奇观的“窑变”等。清代的景瓷，其品质、造型、釉彩都达到空前的水平。
清代景瓷的发展能有如此的成就，与当时的几任督陶官的功绩是分不开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唐英。他在景德镇督陶15年，是景德镇御窑厂督陶时间最长、成绩最卓著的督陶官。他曾与工匠们同吃同住三年，终于变外行为内行，并与瓷工们一起进行工艺钻研。他所编著的《陶冶图说》成为陶瓷工艺史和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他督陶时的瓷器产品世称“唐窑”，其制造水平和质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外，还有臧应选的“臧窑”；郎廷权时期的郎窑红、素三彩；年羹尧的“年窑”等等，都有巨大的成就。
千年一瞬，景德镇以其卓著的业绩丰富了人类的陶瓷史，中国的陶瓷不仅造福九州，也享誉海外。唐宋时期，中国的瓷器就有两条路输往国外，一条是伴随“丝绸之路”的陆上通道，一条是有“瓷器之路”之称的海上航线。景德镇瓷器最初大量销往亚洲各国，明朝郑和下西洋的浩浩船队所装载的主要商品就是青花瓷。在明朝，中国出产的精美瓷器更远销欧洲、美洲、澳洲。据记载，在明隆庆年间，每年仅墨西哥银行银元流入中国的就有一二百万，其中相当部分是用来购买景德镇瓷器的。中国是最先发明瓷器的国家，它与我们的丝绸、茶叶一起而成为东方古老中国的标志。因此被外国人称之为“瓷器之国”，英文“CHINA”，既名瓷器，又称中国。
是天地造化成就了一个瓷都，景德镇的陶瓷不仅凝聚了人类的智慧，也汇聚了一方宝地的山水之灵气。这里的高岭土，是中国首先发现的制瓷主要原料。国际上对这种特殊粘土都称之为高岭土（KaoLin)。
景德镇境内河道纵横，充足的水资源既保障了生产的需要，也为产品的运输提供了方便。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是通过水运而至的，那些精美的瓷器也是通过水路飘然远去的。水路运瓷，运载量大，可减少破损，自明以来运送御瓷均由水路，所以古代昌江水运繁忙。古人有诗曰：“坯房挑得白釉去，匣厂装得黄土来，上下纷争中渡口，柴船才拢槎船开”；“茅舍重重倚岸开，舟帆日日蔽江来”。
岁月流逝，景德镇的陶瓷业历久不衰，这是一个奇迹。如今，这里不仅还有大量的古瓷窑遗址和许多古老的建筑，历史传承的陶瓷工艺在人们的生活当中依然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陶瓷业的发展也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我们在这里仅仅是擦肩而过，在千年的历史巨卷上也仅仅是匆匆一瞥，但是它让我们的心灵充盈着一种景仰，一种自豪。在这里，闪烁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之光，文明之光。
相关链接——茶乡浮梁
景德镇所辖浮梁县有茶乡之称，产茶的历史悠久。早在敦煌变文的《茶酒论》中就有“浮梁、歙州，万国来求”的记述。《元和郡县志》载：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 在唐代，浮梁就是有名的产茶区和茶叶集散地。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白居易所作《琵琶行》中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近代，工夫红茶制茶工艺传入，先是在浮梁西湖乡溪村，后扩至全县。1882年生产红茶3万担。1911年曾产红茶6万余箱。为茶叶历史产量最高峰，所产红茶风味独特，畅销国外市场。严台江智甫经营的“天祥”茶号所制工夫红茶，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和奖状。民国时期因连年战争，茶叶生产每况愈下，至1949年只产茶4620担。近年来，茶叶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初制厂逐年增加。已有大小茶场102个，茶园面积9.63万亩，年产茶3.2万担。“浮红”系列产品曾多次获国家和省级优质产品奖。
2. 烟波浩淼鄱阳湖
从景德镇到湖口全程高速，我们在江西走过了上饶、景德镇之后进入九江。湖口县隶属九江市，湖口是鄱阳湖与长江的连接处，鄱阳湖的水由此注入长江。我们环鄱阳湖走过了许多地方，但都是在岸上，当年晋商的船队所走的却是水路，由信江进入鄱阳湖，走过了鄱阳湖美丽而诡异的湖面，经湖口进入万里长江。
有人曾形象地将烟波浩淼的鄱阳湖比作一只巨大的宝葫芦系在万里长江的腰带上。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冠众湖之首。它南北长达173公里，东西最宽处74公里，湖面3914平方公里，平均水深8.4米。上承赣、抚、信、饶、修五大河流，下注长江。每年流入长江的水量超过黄、淮、海三河水量的总和，是一个季节性、吞吐型的湖泊，具有天然调节水量、蓄洪的功能。汛期水位上升，湖面陡增，水面辽阔；枯期水位下降，洲滩裸露，水流归槽，湖面仅剩几条蜿蜒曲折的水道。形成了“枯水一线，洪水一片”的自然景观。
鄱阳湖以松门山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面称西鄱湖，也叫落星湖，长40公里，宽3至5公里，最窄处仅800余米；南面叫东鄱湖，也叫官亭湖，最宽处达74公里，是鄱阳湖的主湖区。由南北两部分构成了一只宝葫芦的形状。
在古代，鄱阳湖曾有过彭蠡泽、官亭湖等多种称谓，唐代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的名句“渔舟唱晚，响彭蠡之滨”，所指的正是这里。
据说在远古时期，鄱阳湖湖区为“扬子海槽”的一部分，后来地壳经断陷构成了鄱阳湖盆地的雏形。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彭蠡泽向南扩展，湖水进抵现在的鄱阳湖。在彭蠡泽大举南侵之前，低洼的鄱阳盆地上原本是人烟稠密的城镇，随着湖水的不断南侵，鄱阳湖盆地内的鄱阳县城和海昏县治先后被淹人湖中，而位于海昏县邻近较高处的吴城镇却日趋繁荣，发展成为与景德镇、河口镇、樟树镇齐名的江西四大古镇之一。因此，历史上就有了“淹了海昏县，出了吴城镇”的说法。
鄱阳湖是中国的第一大淡水湖，湖中有众多的名山秀屿，湖口县的石钟山、大孤山，都昌县的南山和老爷庙，星子县的落星墩等不仅风景如画，更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或神奇古老的传说。因此，苏轼在《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诗中写道：“山苍苍，水茫茫，大姑小姑江中央。崖崩路绝猿鸟去，惟有乔木参天长。”
所谓“大姑小姑”是指两座山，也称大孤山、小孤山。大孤山六朝时称“独石”，又因其形如鞋，俗名“鞋山”。传说古时渔郎胡春在鄱阳湖中与一名叫大姑的绿衣少女相遇相爱，她是瑶池玉女，因触犯天规，贬鄱阳湖，独居碧波之间。两人结成佳偶后，当地渔霸见大姑貌美如花，便生歹念，但碍于胡春一直无从得手。玉帝得知大姑与胡春结合，便将大姑捉回，渔霸也趁机加害胡春。当大姑在空中见丈夫处在危急之中，无奈之下将脚上的绣花鞋踢下，化作一座山，将渔霸镇于湖底。所以酷似一只鞋的大姑山便由此而来。
在鄱阳湖畔，还有一座周瑜点将台。相传，三国时东吴大都督周瑜守柴桑（今九江），这里是操练水军的点将指挥之处。台高7米，用花岗石砌成，台下有扶门通道，台上有双层房檐木结构城楼。据《三国志周瑜传》记:"建安十一年，周瑜督讨麻保二屯，还兵守备宫亭（指鄱阳湖）。又败江夏太守黄祖，并生擒其部将邓龙于柴桑。"《星子县志》也有"汉建安十四年，孙权曾命周瑜向鄱阳湖教习水军"的记载。
在周瑜点将台附近，还有一处落星石，俗称落星墩，纵横数丈，状如星斗。鄱阳湖水有涨有落，而此石不没于水，相传此石为坠落的天星，星子县名由此而来。
南山是鄱阳湖上又一座名山，它与都昌县隔湖相望，有大堤相连。南山自古就远近闻名。汉时有一贤者隐居于此，武帝南巡，请他出山，辞不赴诏，自称野老，无意功名。南北朝时山水诗人谢灵运到此诵经礼佛，至今还有他的幡经台。苏轼在《过都昌》一诗中写道：“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水隔南山人不渡，东风吹老碧桃花。”至今在南山的野老岩下，仍留有他手书“野老泉”三字。
在鄱阳湖，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战例，虽然与三国风流倜傥的周大都督无关，但对历史的影响却不亚于三国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使汉朝末年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而元朝末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大战，却奠定了明朝对全国的统一。
元朝末期，社会动荡，全国各地豪雄并起。朱元璋和陈友谅发展成为南方两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公元1360年，陈友谅控制了武昌、江西、湖南、浙江、四川等长江中游地区，在江州（今九江）称帝。朱元璋夺取金陵（今南京）后，又先后攻占苏南、皖南和浙江的部分地区，西与陈友谅的势力相接触。朱元璋要占据江南，势必同陈友谅进行激烈争夺。因为陈友谅地处金陵上游，控制了安庆、九江、武昌三个战略重镇，占地广阔，力量强大，仅水军力量就十倍于朱元璋。因此，陈友谅的存在是朱元璋平定江南的最大障碍，他们之间的争战，不仅关系到彼此之间的生死存亡，也必将是争夺南部中国的战略决战。
朱元璋与陈友谅经过多次较量之后，终于在鄱阳湖拉开战场，展开决战。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四月，陈友谅乘朱军主力救援安丰小明王，江南空虚之机，以号称60万的水陆大军于十一日围攻洪都，占领吉安、临江、无为州。守城朱军浴血奋战，死守洪都。七月初六，朱元璋亲率水军20万，往救洪都。十六日进抵湖口。陈友谅得知朱元璋大军来援，即撤洪都之围，东出鄱阳湖迎战。一场规模空前激烈异常的生死大决战在鄱阳湖展开。
二十日，两军在鄱阳湖内康郎山湖面遭遇。陈军巨舰联结布阵，展开数十里，望之如山，气势夺人。朱元璋针对其巨舰首尾连接，不利进退，将己方舰船分为20队，下令各队接近敌舰时，先发火器，次用弓弩，双方展开激战。朱军缴获巨舰一艘，焚毁陈军20余艘舰船，陈军被杀和淹死者甚众。但朱军伤亡也不少，尤其是朱元璋座舰搁浅被围，险遭不测。
二十二日，朱军改用火攻，用7艘渔船装满火药柴薪，迫近敌舰，顺风放火，风急火烈，迅速蔓延。一时烈焰飞腾，湖水尽赤，转瞬之间烧毁陈军数百艘巨舰，陈军死伤过半，陈友谅的两个兄弟及一员大将被烧死。朱元璋挥军乘势发起猛攻。二十三日，双方又有交锋，陈友谅瞅准朱元璋旗舰展开猛攻。朱元璋刚刚移往他舰，原舰便被陈军击碎。两军相持三天，陈军屡战屡败，陈友谅两员大将见大势已去，于是投降了朱元璋，陈军内部军心动摇，士气更加低落。朱元璋判断陈军可能突围退入长江，乃移军湖口，堵敌归路。经过一个多月的对峙，陈友谅被困湖中，军粮殆尽，计穷力竭。于是孤注一掷，冒死突围，企图进入长江退守武昌。八月二十六日，陈军行至湖口，遭朱军伏击，陈友谅中箭而死，军队溃败，5万余人投降。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二月，朱元璋攻下武昌，陈友谅儿子陈理投降。
鄱阳湖大战，从七月二十日开始到八月二十六日结束，前后历时37天，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投入兵力、舰只之多、战斗之激烈都是空前的。朱军以少胜多、以小击大、以弱胜强，创造了我国水战史上的著名战例。
此战的胜利，奠定了朱元璋平定江南的基础，并为以后的北伐和攻灭元朝，统一全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鄱阳湖有一个老爷庙，传说就与当年朱、陈大战相关。湖中有一个让当地鱼民船工闻风丧胆的魔鬼三角地带，船只行驶到这里经常莫名其妙地停机、沉没。这片水域就在鄱阳湖区的都昌县，南起松门山，北至星子县城，全长24公里。在湖东岸上有一座破旧的庙宇，叫老爷庙。传说朱元璋与陈友谅决战时，朱元璋湖中受困，遇老神仙派遣一只乌龟将朱元璋救起。朱元璋终于打败陈友谅，当上了皇帝。为感谢救命的乌龟，便在湖边高地建起一座庙宇，称“老爷庙”。
过往船只在这里经常遭到船没人亡之灾，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这20年间，这里就沉没了大小船只几百艘。
为了解开老爷庙水域神秘沉船之谜，江西省气象科研人员组成了专门的科研小组，对该水域的气象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观测研究。从搜集到的20多万个原始气象数据看，老爷庙水域是鄱阳湖的一个少有的大风区。全年平均两天中就有一天属大风日，风力达到6级以上。
有风便有浪，经计算，鄱阳湖水面刮6级大风时，浪高达2米。而此时每平方米的船体将遭到6吨冲压力的冲击。也就是说，一艘载重20吨的船舶，其船侧面积按20平方米算，波浪的冲击力就达到 120吨，超出船重量的5倍。船舶沉没，大多是风起浪激时。
在这里还有一个传说，1945年4月，一艘装满中国珍宝的日本大船，行至鄱阳湖时，忽然在原地打转，每转一次，就往下沉一些，直至沉没。
后来，国民党请美国人打捞沉船。但这些美国人除一人生还以外，其余的人失踪，而且那名生还者后来也得了精神病。
1980年，这里来了一些水性好的人，下水打捞沉船。但他们却神秘失踪。这以后，又有人下水打捞，都下落不明。后来。有人查看地图，发现鄱阳湖的纬度与百幕大三角的纬度只差1度。
鄱阳湖虽然有神秘的“魔鬼”出没，但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更成为一座难得的人间天堂。它以永修县吴城镇为中心，纵横永修、星子、新建等县管辖鄱阳湖内的9个湖泊，总面积达到224平方公里。
鄱阳湖在枯水期形成大面积的湖滩、草洲、沼泽湿地、浅水湖泊，水草、螺、蚌等便成为候鸟丰盛的食物。因此，每年秋冬之际，从俄罗斯西伯利亚、蒙古、日本、朝鲜以及中国东北、西北等地，飞来成千上万只候鸟，和原来定居这里的野鸭、鹭、鸳鸯等一起度过冬天。保护区内的鸟类达200多种，上百万只，其中珍禽20多种，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保护区。时常可见“飞时遮尽云和月，落时不见湖边草”的壮观美景。尤其是在这里发现了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白鹤群以及白枕鹤、白头鹤、灰鹤等，总数达4000只以上，1989年发现白鹤竟达2600余只，占全世界白鹤总数的95%。因此，鄱阳湖也被称为“白鹤世界”“珍禽王国”。
3.夜雨潇潇宿湖口
到达湖口县城的时候，是下午，太阳有点蒙蒙的。
在高速路口下车后有些茫然，到城里还有远远的一段路，却看不到出租车那可爱的影子。走出去很远才找来一辆“面的”，终于把行李放到了车上，仿佛如释重负。
湖口虽然仅为一县之地，却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和第一条大江相会的地方，扼三江之门户，当吴越之要冲，有“江湖锁钥”之称。所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闻一闻从历史深处吹来的风，仿佛还有硝烟的味道。
湖口的战事好像从有人类历史就有了，禹征三苗、三国周瑜兵进赤壁、朱元璋大战陈友谅、湘军与太平军激烈交锋、李烈钧湖口起义发动讨袁“二次革命”、解放军渡江作战，湖口浩浩荡荡的江湖之水，不知多少次被壮士的鲜血染成了红色。但湖口更能让人记忆深刻的，也许还是因了一代大儒苏东坡的《石钟山记》而名盛于世的石钟山。
石钟山经过了上千年战争风雨的冲洗与历代名家大儒才思墨韵的浸染之后，依然踞鄱阳湖与长江交会的湖口要冲，静静地伫立在秋风秋雨之中，湖口县城就临鄱阳湖倚石钟山而建。
我们颠颠簸簸地来到湖口县城最核心最古老的部位，这里是政府机关和商店、人流最为集中的地方，街道并不宽敞，显得有些老旧的建筑，记录着它曾经的发展历程，也许是由于天气越来越阴沉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心中的湖口历史烟云太厚重的缘故，初至湖口，总使人觉得心中沉甸甸的。
在一家光线幽暗的小饭店里吃了点东西，然后找住处，在这条街上，好多店铺门口都有一台小发电机“嘭嘭嘭”地在那里发电，到一家在外面看上去规模还不小的宾馆，楼道里也有这种小东西“嘭嘭嘭”地响着，于是只好再投他处。不知道是因为经常停电还是因为这样用电比较划算的缘故，但是在街上走过的时候，街边那些“嘭嘭嘭”的小东西也自成风景。
安顿了住处之后，在石钟山下县政府大院里的一座小楼找到了旅游局，也许是由于没有事前联系，所以在有些狐疑的目光中等到了局里的领导，我们见到的王奔春局长也是石钟山景区的经理，安排好了采访事宜之后，谢绝了王局长盛情挽留的晚餐，想放松一下疲倦的身体，就随便地转到街上。湖口人的住房并不是很讲究，更多的是随意。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与湖口多次战争的历史有关。战争不仅毁掉了人们安宁的生活，更毁掉了人们精心建造的家园。一次次地建，一次次地毁，也毁掉了人们的信心。于是，这里的老百姓便不再花费更大的精力去建造不知什么时候又会被毁掉的房子。久而久之，便成了习惯，成了传统。更有说法是湖口变成了糊口，人们能够养家糊口就是知足常乐了。其实，在湖口常常会毁掉人们家园的不仅是战争，还有水患。江湖造福于人，同时也会成灾为患。所以，临江近湖的湖口，对待自己的家园也就有了另一种理解，另一种方式。当然，时世变迁，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现代的湖口人也一定会有现代的追求，传统也同样会渐渐淡去。
湖口虽然是战争频仍的古战场，战争成就了胜者为王的辉煌，也改变了历史长河的走向。但除了残酷的厮杀之外，它还有更多的诗情画意，这里更是名流大儒荟萃的地方。不仅苏轼在此写下了名篇《石钟山记》，石钟山的秀美与湖口的壮丽也同样受到李白、白居易、谢灵运、张九龄、黄庭坚、范仲淹等历代大家的钟爱。据记载，唐宋八大家中，只有柳宗元没有到过湖口。在湖口的历史上，曾有五百多名帝王将相、达官显贵、思想家、文学家来此，留下了一千多篇诗词歌赋流传至今。湖口更有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曾在此做过彭泽县令，彭泽县址在湖口县江桥乡柳德昭村。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九江西南）人，他的曾祖父曾官至大司马，祖父和父亲也做过太守、县令一类的官。陶渊明到了29岁才出来做官，也只做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和彭泽县令等职，事实上他做彭泽县令也仅仅只有80多天，让他断然离开官场飘然而去的直接原因是，有一天郡督邮要来彭泽县，下属告诉他应束带接见，他叹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天解职而归，从此远离官场。他在《归去来兮辞》中写道：“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从此不再出仕。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长期隐居于“良田美池桑竹”之间。
现在的石钟山建有归去亭，亭壁石碑刻有《归去来兮辞》。并有曾主持建造了石钟山主体建筑、官至兵部尚书的湘军名将彭玉麟所书对联：“心将客星逐，身与浮云闲。”“爽籁不须修竹引，故人曾约抱琴来。”
湖口的夜幕降临之后，淅淅沥沥的小雨也随之飘落下来。
不知道是因了雨的缘故，还是湖口的夜晚原本就是这样的寂静。晚上不到9点，大街上就很少再见到人影了，营业的店铺就更少得可怜。我们中午的饭是下午吃的，晚上的饭也就只好改成宵夜了。当我们走到细雨霏霏的大街上，在幽幽暗暗的路灯下却很难找到可以吃东西的地方了。这条街上饭店本来就不多，在这个时候就更少得可怜了。走了很远，又回来，仔细寻找只能在唯一还营业的一家小店驻足了。开店的是一对中年夫妻，这时候店里除了有两个学生吃了很少的一点东西之外，就再没有别的客人了。我们一边吃东西一边与店主人聊，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在外地上学，经济负担很重，所以夫妻俩要起早贪晚地经营这个小店。店不大，只有一间房，俩人在这里经营一些家常菜，或者快餐之类的食品。
出了小餐馆，大街上更加寂静了。小雨在迷离的灯光里静静地飘着，只有我们这两个外来的客人还在湖口的夜晚游荡，湖口在经历了千年战争风云之后，仿佛有些疲倦地在墨香诗韵里安然入睡了。
4. 武魂墨韵石钟山
一夜秋雨之后，石钟山的早晨格外清丽。走在上山的小路上，这片美丽的秋色之中寂静得只有鸟鸣。石钟山虽然大名鼎鼎，但它属于很小巧的那种，就像长江与鄱阳湖环绕着的一座很精致的盆景。
见有人来到景区，路旁的导游部出来一个女孩儿问我们要不要导游，我们说不用，尔后继续上山。到了山上，在景区办公区找到等候在那里的旅游局局长兼景区经理王奔春先生。他为我们准备了相关的资料，并且让导游部安排了导游。过了一会，气喘吁吁而来的导游正是我们在山下见到的那个女孩儿。女孩儿叫吴浔芳，她名字里的这个“浔”字一下子就使人想到了有"九派浔阳郡，分明是画图"之美誉的九江。“浔”是九江的别称，石钟山所在的湖口县就隶属于九江市。
小吴带我们在石钟山一路游览，这个20岁的女孩朴实中还透着许多天真，但对绿荫之中那一楼一阁，一廊一亭，一花一木却熟悉得如数家珍。
在石钟山，透过面前的绿树浓荫，鄱阳湖注入长江的湖口就在脚下，浩浩荡荡的长江就在眼前，江湖交汇，湖水与江水两色分明，交汇处的界限清晰可见。水的颜色还由于季节、气候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夏秋盛水期，江水浊而湖水清；枯水季节，湖水黄而江水赤。在盛水期江水上涨，水位高于湖水而倒灌进鄱阳湖，鄱阳湖口的湖水变成一片赤色，江湖之水浑然一体。当江湖水位渐渐持平的时候，湖水逐渐沉淀，这时就出现了短暂的江水赤、湖水黄的现象。这也是湖口的一大自然景观。
将目光收回，我们置身其中的石钟山，危崖高耸，林木参天，亭台楼阁参差错落，铭文碑刻俯拾皆是。一座小小的石钟山，由于许多文豪、名流的光顾，使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最早对石钟山有文字记载的应该是北魏郦道元，他在《水经注》中说：“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以为石钟山“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响若洪钟。”到了唐代，任江州刺史的李渤读过《水经注》后来石钟山考察，首作《石钟山记》，他虽然与郦道元同样持“以声定名”说，但他以为石钟山的声音并非“微风鼓浪”所致，而是石钟山之石，有铜铁之异，“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止响腾，馀韵徐歇”。因以得名。李渤是洛阳人，曾隐于嵩山，相传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正是因他在那里养鹿而得名。也因李渤的《石钟山记》，挑起了自唐至今一千多年的石钟山定名之争。
到了宋代，苏轼曾三次到石钟山，第一次于元丰七年六月初九（公元1084年7月14日），送长子迈到德兴任县尉，路过湖口。苏轼对郦道元、李渤的说法将信将疑，他与儿子月夜泛舟石钟山绝壁之下，探究石钟奥秘。他“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坎镗之声，与向之噌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者，周景王之无射也；坎镗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于是作《石钟山记》，“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虽后人也多作《石钟山记》，但唯此冠绝群芳。
在石钟山留下墨迹最多的当数清末湘军将领彭玉麟。彭玉麟是曾国藩麾下一员骁勇善战的水军将领，他曾陪同曾国藩一起探访石钟洞，二人持石钟山以型定名说。曾国藩在《游石钟山日记二则》中写道：“石钟山者，山中空，形如钟。东坡叹李渤之陋，不知坡亦陋也。”彭玉麟《石钟洞叙》中的描写更加具体：“盖全山内空，如钟覆地，而上钟山亦中多空洞，且山势上锐下宽，似宜以型论，不以声论，苏子所谓‘坎镗，噌如乐作者’，乃过其门，未入其室也。”无论是以声论还是以型论，石钟山依然千年如一地伫立于此，任足下之水滚滚东流，头顶风云瞬息万变。
我们今天在石钟山所见到的如蓬莱仙山般的精美建筑，主要出自彭玉麟之手。太平军曾占据石钟山，切断了鄱阳湖与长江的湖口通道，也切断了这条水上商道，因此，曾以销售武夷山岩茶为主的晋商，不得不将他们收购制作茶叶的基地转往湖南、湖北以及九江等地。
彭玉麟曾率军在鄱阳湖口与太平军生死血战达五年之久，“炮震肉飞，血瀑石壁”。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九月，彭玉麟、杨载福等率军水陆并进，内外夹攻，挫败了太平军的精锐之师，夺取石钟山。此后，彭玉麟驻守湖口多年。
这座风光秀丽的千年名山经历战火摧残，古建园林无一幸存，只剩下残垣断壁和战争遗垒。彭玉麟是位儒将，面对如此残败、满目疮痍的石钟山，感慨万分。于是，他与杨载福等会商后，以纪念战死的将士而建的昭忠祠为主体，重建石钟山。昭忠祠建成后，曾国藩与彭玉麟二人曾分别作有《昭忠祠记》。
然而，现在的昭忠祠门额上，我们看到的却是“忠烈祠”三字。原来，在“文革”期间，曾将昭忠祠改成“太平遗垒”，近年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凿掉“太平遗垒”露出的却是“忠烈祠”，原来“昭忠祠”也是后加上去的，一并凿掉了。据推测，可能是以“忠烈祠”上奏后，上谕下来改成了“昭忠祠”。现在见到的“忠烈祠”三个字正是出自彭玉麟的手笔。
在石钟山，经彭玉麟所建的主要建筑除昭忠祠外，还有浣香别墅、梅花厅、太平楼等等。浣香别墅是当年彭玉麟的住处，有听涛眺雨轩、芸芍斋两栋，曾国藩后来两次路过湖口都住在芸芍斋。浣香别墅内现有许多珍贵的名家碑刻、石刻。在彭玉麟许多墨迹当中，有一处三个不同写法的“梦”字。对此最具代表性的解释是：人生如梦，爱情如梦，功名如梦。他在一副对联中还写道：“过客来游，到此何妨少坐；浮生若梦，劝君不必空忙。”可见其心迹。
建于石钟山最高处的梅花厅相传是彭玉麟为怀念青春年少时的女友梅花女而建。无论梅花女的故事是真是假，但是彭玉麟确实终生酷爱梅花。梅花厅原名“六十本梅花寄舫”，整座建筑酷似一朵绽开的梅花，楼建成之后，在周围栽植了60株梅花，彭玉麟还在这里卧吟梅花七绝诗一百首。也许这就是儒将与武夫的不同之处吧。
太平楼原名“飞捷楼”，因为楼成之时，彭玉麟正好得到攻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的“捷报”，兴奋之余便以“飞捷”名之。如今“飞捷楼”被改成了太平楼，不知彭玉麟这位“梦”中人会做何感想。
小小的一座石钟山有太多的内涵可读可悟，文也好，武也好，历史的传承，总是后世的财富。
小吴带我们走过了石钟山的“前世今生”之后，还陪我们下山执著地在码头等候多时，终于乘船驶入鄱阳湖与长江，滔滔江湖之水，浩荡东流而去，水中的大小船只忙忙碌碌，穿梭不息。在长江远眺秀美的石钟山，它虽然并不雄伟，但无论是历代大儒们的墨韵诗情，还是纵横千年的战争风云，都为它在人们的心中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5. 九江瞬间
九江是我们在江西的最后一站了，从湖口到九江走九景高速公路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一座湖口大桥跨越鄱阳湖口，全长3799米，成为九景高速公路上的特大斜拉索桥。2000年建成通车后，长虹卧波成为湖口又一处壮丽的风景。
九江是一座古老而美丽的江南名城，它东枕鄱阳湖，北濒长江，西连幕阜山脉，南屏庐山，是江西的北大门。地处赣、鄂、湘、皖四省交界处。春秋时期属吴之东境，楚之西境，因此有“吴头楚尾”之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九江为三十六郡之一，有“江到浔阳九派分”之说，故名九江。自秦开始，曾用过九江、柴桑、江洲、浔阳、汝南、湓域、德化等七个名称，明朝以后沿用九江。由于这里雄蟠赣北，濒江扼湖，七省通连、商贾集至，因此与福州、汉口成为我国“三大茶市”，又与沙市、芜湖、无锡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米市，是长江黄金水道十大港口之一。
到达九江后，忽然发现好多天没有见到在九江这么明丽的阳光了，以至在长江边的整个下午都让人有些迷离。九江是一座感觉很精致的城市，山秀水美，风光无限。古人称九江为天下眉目，无限风光引得文人墨客云集于此，也孕育出陶渊明、黄庭坚这样集人品与文品于一身的大家，为九江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走在江畔，迎面是古朴凝重、气势不凡的浔阳楼、锁江楼，还有雄峙浩浩长江之上的九江大桥。真想在这古城之中，读一读《琵琶行》的妙句，寻一寻江州司马的诗韵；至一僻静的雅处，品一品浔阳的千年茶香。然而，短暂的逗留时光，只能让我们在亮晃晃的阳光下吹着徐徐的江风发一发呆，做一做白日里的千年旧梦了。
九江是有着悠久的种茶、饮茶历史的，早在晋代九江人就有“种茶之习，嗜茶之好”，常常“话茶吟诗，叙事谈经”，直至通霄达旦。到了唐代，官府提倡种茶，九江茶事更盛。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开始收取茶税，茶叶成为市场贸易的重要商品。贞观年间，江州治以北有一条长达二里的街道，为茶叶集散地。浮梁、祁门等地都依赖水运之便，将大量茶叶运往江州集散。江州司马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日浮梁买茶去……”
宋代为了加强对九江茶市的管理和征收茶叶税，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置“茶盐合同场于江州”。以后又设茶运司。元代对征收茶叶税更为重视，至元七年（公元1280年）置“植茶转运司于江州，总江淮、荆湖、福广之税”。明清又设“批茶引所”。
从清同治末年至民国初年的50年间，是九江茶市的鼎盛时期，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九江被迫成为通商口岸，外国人乘虚而入，利用长江和鄱阳湖水运之便，在九江购茶，或办厂制茶。尤其是太平天国之乱，战争使通往福建武夷山的道路受阻，下梅茶市萧条，九江与汉口等地茶市兴起。此间，以晋商为代表的国内茶商与以俄罗斯茶商为代表的国外茶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光绪三年，俄商“顺丰”、“埠昌”洋行在九江置办茶厂制造茶砖。两厂工人达700人，年产量3.1万担。这时，国内茶商也纷纷来九江开设茶铺、茶栈、茶场。光绪末年九江有茶栈40家，出口洋行28家，1882年仅中国商行就多达344家。江西已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茶叶生产基地，茶叶种植面积达百万亩以上。
1900年，江西、安徽两省经九江出口茶叶达40万担至60万担。九江开埠后的数十年间，一直在全国占领先地位。在开埠之初的1863年，经九江出口的茶叶就有19万担，约占全国茶叶出口总数的12%；1878年增至27万担；1886年又增至30.7万担；1914年九江出口茶叶量高达33.5万担，创历史最高记录。
当时的九江茶店、茶栈、茶行、茶铺遍布大街小巷，进入茶市，只见幡匾高悬，栉次鳞比，人流如涌。九江商埠码头更是帆樯如林，万商云集。九江茶市“集四海之珍茗，会天下之大贾”，一片鼎盛繁荣景象。
到了20世纪30年代，由于战乱纷起，茶叶出口量大幅下降，盛极一时的九江茶市走向衰落。到1949年，江西茶圃面积只残存7.2万亩，产茶4.29万担。
九江茶市的辉煌已成旧梦，但九江的浔阳楼与锁江楼依然在长江岸边沐浴着灿烂的阳光，熠熠生辉。
浔阳楼因九江古称浔阳而得名。原为民间的一座酒楼，只因《水浒传》中宋江在浔阳楼酒醉题反诗的故事而享有盛名。
在《水浒传》中，宋江杀人之后被发配到江州。一日乘酒兴在浔阳楼的白墙上题了一首《西江月》：“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宋江酒后之事被人告发谋反，问了个死罪，择日押赴市曹斩首，这才有了“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梁山伯好汉劫法场”。
从唐代就有韦应物、白居易等大诗人吟咏过的浔阳楼虽历史悠久，但它的建毁年代已无从考证了。现在的浔阳楼是1986年重建的，占地2000平方米，主楼占地500平方米，四层楼高21米。出自白居易之手的“浔阳楼”巨匾高悬其上。整座建筑青砖黛瓦，四周回廊，古朴凝重，端庄典雅。
有人曾发出如此感慨：浔阳楼，虽然占地不大，对九江这个狭小地带的文化古城来说，已经是很奢侈了。面长江，浩浩荡荡，望断天涯东流水；临清风，悠悠潺潺，琵琶声中秋风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身临其境，你会感受到文化古城具有精巧灵秀之风格，仿佛是江南的小家碧玉，小巧玲珑。又仿佛是远古的白面书生，清癯而不失潇洒。
与浔阳楼相距不远处，就是九江的琐江楼塔。锁江楼及塔始建于明代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由九江郡守吴秀创建，历时18年才峻工。楼当时叫江天锁钥楼，高3层，周围铸有4条铁牛；塔叫文峰塔，因建在回龙矶上，故又称回龙塔。锁江楼塔为石雕砖结构，六面锥状，共有7层，高35米。
相传这组古建筑与当时九江常遭水患有关，那时九江民众被肆虐的长江洪水所害，为锁住长江兴水患的孽龙，永保风调雨顺，于是祈求于神灵，在离长江仅3米远的回龙矶上建锁江楼和塔。 400年前的这组古建筑，塔楼相映，蔚为壮观。但4条铁牛虽围住楼、塔，却并没有把孽龙锁住，恰恰相反，它自己却屡遭劫难。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八月七日深夜，九江发生地震，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地动山摇，江水掀起七八丈之高，江边岩基崩溃，锁江楼及两条铁牛坠入江中，锁江楼塔和另两条铁牛幸存。 清乾隆嘉庆年间，锁江楼和塔虽经重建和维修，但在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军与清军在九江激战，楼塔与两条铁牛遭炮火，铁牛与楼又一次被毁，唯锁江楼塔仍幸存于回龙矶上。1938年6月，侵华日军的炮舰抵达九江水域后，炮击宝塔。使宝塔留下三个弹孔，最大一米见方，并向江边倾斜了76公分。
当北行的列车驶上气势宏伟的九江大桥时，再次回眸，浔阳楼与锁江楼塔已在身后，九江已在身后，但九江千年的茶香依然挥之不去，九江厚重的历史仿佛还在眼前。
主办：山西省晋中市旅游局，福建省南平市、武夷山市旅游局，江西省上饶市、九江市旅游局，湖南省岳阳市、益阳市、常德市旅游局，湖北省武汉市、襄樊市旅游局，河南省南阳市、洛阳市旅游局，河北省张家口市旅游局，内蒙古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旅游局。
协办：山西祁县乔家大院民俗博物馆、山西晋商文化博物馆（祁县渠家大院）、山西榆次常家庄园
1.千年瓷都的匆匆一瞥
到了景德镇的那一刻，也许是因了记忆中那些精美的瓷器，也许是为着心中的那一份景仰，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在它的面前，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打破了这座大名鼎鼎的千年瓷都。
景德镇真的与众不同呢，那是因为它的久远，它的厚重，它的精美吧。在心中，景德镇也像那些假玉白瓷、青花粉彩的瓶瓶罐罐、盘盘碗碗，让人心醉神痴，让人爱不释手，让人小心翼翼，让人不敢走近又不忍离去。
从婺源坐两个小时的汽车就到景德镇了，婺源是一种民间的情调，是点缀在山山水水之中轻松的美。而景德镇则完全是一种厚重的历史感，是一种久远了的皇家贵族的凝重之美。坐上长途客车出了婺源县城，还没有在一程美丽的山水里回过神来，就又跌进了这个陶瓷的王国。这个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小镇，因陶瓷而声名远播，与湖北汉口镇、广东佛山镇、河南朱仙镇并列成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名镇。
景德镇曾经属江西浮梁县治。东晋时期叫新平镇，唐朝改为昌南镇，也叫陶阳镇。史书上说“新平治陶，始于汉世”，这样算起来景德镇的陶瓷史已经有两千多年了。在两千多年前，景德镇就在商周原始瓷器的基础上，烧制出了“器表施有釉”的“青瓷器”。由制陶阶段升级到了制瓷阶段。在此之后，景德镇的瓷器在工艺上取得了不断的进步，以至引起宫廷的重视，并按照皇上的旨意在这里烧制皇家专用的特殊产品。比如在公元583年为南朝皇帝陈叔宝造豪会的庭壹楼阁而烧制的雕镂精巧的陶瓷柱石，还有为隋炀帝烧造的狮象大兽等。但是真正使景德镇瓷器的烧制水平达到一个很高水平的还是在实力雄厚的大唐。
一个叫陶玉的人烧制的“陶窑”瓷器“瓷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他“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被称为“假玉器”的是当时烧制的青瓷，那个时期景德镇烧造出来的瓷器主要是青瓷和白瓷，器型主要是盘、碗、壶、水盂、碟等。青瓷瓷胎有厚有薄，釉色近似越窑的色彩，略带绿色，与玉器很像，所以被称为“假玉器”是很贴切的。
景德镇是中国唯一一个以皇帝的年号命名的地方，这个名称的由来也是源于这里出产的陶瓷。在宋代，中国的陶瓷业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南北名窑林立，形成了汝、官、钧、定、哥五大名窑，而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此时景德镇已经成为从唐末五代就有了相当规模的青白瓷（又叫“影青瓷”）在全国最具代表性的产地。真宗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皇帝赵恒听说景德镇烧制出来的瓷器“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滋润”，便派人到这里烧制皇家御用瓷器，瓷器的底部书有“景德年制”四字，由于为皇家专门烧制的瓷器极其精美，成为当时瓷器的极品，所以“景德年制”的瓷器便名扬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这座千年瓷都遂由此得名。
千年之后的景德镇，你无论走在大街小巷，虽然这已经是21世纪一座很现代的城市了，但它依然时时刻刻、无所不在地张扬着千年瓷都的巨大魅力和接近奢侈的陶瓷实力。街道两边的路灯是陶瓷的，路口悬挂的交通指示灯是陶瓷的，更有门前的匾额、商店里精美的瓷器等等许多城市的细节都有陶瓷制品。陶瓷不仅装饰了一座小小的城市，更装饰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陶瓷，在漫长的岁月中，也创造了一个打不破的神话。
有人说，南宋玉骨香魂的一代大词人李清照在“佳节又重阳，玉枕纱窗，半夜凉初透”的吟咏中，她的“玉忱”就是当时景德镇的陶瓷产品。虽无从考证，但却也能给人无尽美好的联想。
漫漫历史长河中，景德镇瓷器在发展过程中品质不断创新，种类不断增多，宋、元、明、清每个朝代都有其登峰造极的作品，势如波涛汹涌，一浪高过一浪。
宋室南迁之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全部南移，北方名窑相继衰落，制瓷技艺更向景德镇集中，在这里汇集了南北名窑技艺之大成，制瓷业进入一个大发展阶段，据记载当时景德镇的瓷窑达300多座，形成了全镇“村村陶埏，处处窑火”的盛况。
元代虽然短暂，但是景德镇瓷业却是个创新的时期。这个时期除在宋代基础上大量烧造青白瓷外，最大的成就就是成功地烧制了至今仍享有盛誉的青花瓷。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发现一只标有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铭款的景德镇青花云龙象耳瓶。这表明在公元14世纪初期，景德镇就已成功地烧制出质量很高的青花瓷。元以前，瓷器装饰比较单调，因此青花的烧制成功，开创了白瓷彩绘的新时代，成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一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使景瓷生产出现空前繁荣局面。
到了明代，景德镇瓷业突飞猛进，成为全国瓷业中心。所产瓷器不仅数量大，质量好，而且品种多，销路广。《中国陶瓷史》中说：“彩瓷的发明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明代的景瓷确是艳压群芳，不论数量、质量、花色品种都成为当时中国瓷器的翘楚。明代的一位官员曾写道：“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那时候的景德镇到处都是瓷窑，是江西最富庶的地方。到了夜晚，全镇烧窑的火光一片，亮如白昼，让人不能安睡。
在景德镇的制瓷史上，一件最不容忽略的大事就是明代御器厂的建立。为了满足皇帝宫廷用瓷的需要，早在元代就在景德镇设置了全国唯一为皇室服务的专门机构——浮梁瓷局。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则钦命在景德镇设置御器厂，专门为皇室烧制各种宫廷、外交、礼品用瓷。御器厂汇集大批精通瓷业生产、擅长制瓷技艺的工匠，投入大量资金，占用最好原料，对产品精益求精，因此制造出许多瓷器精品，许多成为传世珍品。这个建立于公元14世纪中叶的御器厂，一直延续明、清两代，历经27个皇帝500余年，对景瓷的发展提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到了清代，康、雍、乾三朝景德镇的瓷业达到鼎盛时期，形成了其瓷业历史发展的巅峰。清初沈怀清说：“昌南镇陶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事陶之人动以数万计。” 法国传教土殷弘绪于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九月一日在饶州发出的一封信中说：“昔日景德镇只有三百座窑，而现在，窑数已达到三千座。……到了夜晚，它好像是被火焰包围着的一座巨城，也像一座有许多烟囱的大火炉。”
清代的景德镇瓷器，不仅继承了明代的工艺和品种，更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康熙时期的青花瓷、釉上五彩、斗彩、雍正时期的青釉烧制等都有重大突破而达到了历史最成熟阶段。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名贵新品种的诞生，如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创制了以“玻璃白”为填料，使画面色彩柔和、富有立体感的粉彩；引进国外彩料，专作宫廷御器的珐琅彩；直接用黄金装饰瓷器的金彩；在单色釉中添加其他不同成分，使之在高温下流淌变幻，形成流光溢彩、斑斓绚丽奇观的“窑变”等。清代的景瓷，其品质、造型、釉彩都达到空前的水平。
清代景瓷的发展能有如此的成就，与当时的几任督陶官的功绩是分不开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唐英。他在景德镇督陶15年，是景德镇御窑厂督陶时间最长、成绩最卓著的督陶官。他曾与工匠们同吃同住三年，终于变外行为内行，并与瓷工们一起进行工艺钻研。他所编著的《陶冶图说》成为陶瓷工艺史和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他督陶时的瓷器产品世称“唐窑”，其制造水平和质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外，还有臧应选的“臧窑”；郎廷权时期的郎窑红、素三彩；年羹尧的“年窑”等等，都有巨大的成就。
千年一瞬，景德镇以其卓著的业绩丰富了人类的陶瓷史，中国的陶瓷不仅造福九州，也享誉海外。唐宋时期，中国的瓷器就有两条路输往国外，一条是伴随“丝绸之路”的陆上通道，一条是有“瓷器之路”之称的海上航线。景德镇瓷器最初大量销往亚洲各国，明朝郑和下西洋的浩浩船队所装载的主要商品就是青花瓷。在明朝，中国出产的精美瓷器更远销欧洲、美洲、澳洲。据记载，在明隆庆年间，每年仅墨西哥银行银元流入中国的就有一二百万，其中相当部分是用来购买景德镇瓷器的。中国是最先发明瓷器的国家，它与我们的丝绸、茶叶一起而成为东方古老中国的标志。因此被外国人称之为“瓷器之国”，英文“CHINA”，既名瓷器，又称中国。
是天地造化成就了一个瓷都，景德镇的陶瓷不仅凝聚了人类的智慧，也汇聚了一方宝地的山水之灵气。这里的高岭土，是中国首先发现的制瓷主要原料。国际上对这种特殊粘土都称之为高岭土（KaoLin)。
景德镇境内河道纵横，充足的水资源既保障了生产的需要，也为产品的运输提供了方便。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是通过水运而至的，那些精美的瓷器也是通过水路飘然远去的。水路运瓷，运载量大，可减少破损，自明以来运送御瓷均由水路，所以古代昌江水运繁忙。古人有诗曰：“坯房挑得白釉去，匣厂装得黄土来，上下纷争中渡口，柴船才拢槎船开”；“茅舍重重倚岸开，舟帆日日蔽江来”。
岁月流逝，景德镇的陶瓷业历久不衰，这是一个奇迹。如今，这里不仅还有大量的古瓷窑遗址和许多古老的建筑，历史传承的陶瓷工艺在人们的生活当中依然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陶瓷业的发展也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我们在这里仅仅是擦肩而过，在千年的历史巨卷上也仅仅是匆匆一瞥，但是它让我们的心灵充盈着一种景仰，一种自豪。在这里，闪烁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之光，文明之光。
相关链接——茶乡浮梁
景德镇所辖浮梁县有茶乡之称，产茶的历史悠久。早在敦煌变文的《茶酒论》中就有“浮梁、歙州，万国来求”的记述。《元和郡县志》载：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 在唐代，浮梁就是有名的产茶区和茶叶集散地。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白居易所作《琵琶行》中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近代，工夫红茶制茶工艺传入，先是在浮梁西湖乡溪村，后扩至全县。1882年生产红茶3万担。1911年曾产红茶6万余箱。为茶叶历史产量最高峰，所产红茶风味独特，畅销国外市场。严台江智甫经营的“天祥”茶号所制工夫红茶，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和奖状。民国时期因连年战争，茶叶生产每况愈下，至1949年只产茶4620担。近年来，茶叶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初制厂逐年增加。已有大小茶场102个，茶园面积9.63万亩，年产茶3.2万担。“浮红”系列产品曾多次获国家和省级优质产品奖。
2. 烟波浩淼鄱阳湖
从景德镇到湖口全程高速，我们在江西走过了上饶、景德镇之后进入九江。湖口县隶属九江市，湖口是鄱阳湖与长江的连接处，鄱阳湖的水由此注入长江。我们环鄱阳湖走过了许多地方，但都是在岸上，当年晋商的船队所走的却是水路，由信江进入鄱阳湖，走过了鄱阳湖美丽而诡异的湖面，经湖口进入万里长江。
有人曾形象地将烟波浩淼的鄱阳湖比作一只巨大的宝葫芦系在万里长江的腰带上。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冠众湖之首。它南北长达173公里，东西最宽处74公里，湖面3914平方公里，平均水深8.4米。上承赣、抚、信、饶、修五大河流，下注长江。每年流入长江的水量超过黄、淮、海三河水量的总和，是一个季节性、吞吐型的湖泊，具有天然调节水量、蓄洪的功能。汛期水位上升，湖面陡增，水面辽阔；枯期水位下降，洲滩裸露，水流归槽，湖面仅剩几条蜿蜒曲折的水道。形成了“枯水一线，洪水一片”的自然景观。
鄱阳湖以松门山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面称西鄱湖，也叫落星湖，长40公里，宽3至5公里，最窄处仅800余米；南面叫东鄱湖，也叫官亭湖，最宽处达74公里，是鄱阳湖的主湖区。由南北两部分构成了一只宝葫芦的形状。
在古代，鄱阳湖曾有过彭蠡泽、官亭湖等多种称谓，唐代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的名句“渔舟唱晚，响彭蠡之滨”，所指的正是这里。
据说在远古时期，鄱阳湖湖区为“扬子海槽”的一部分，后来地壳经断陷构成了鄱阳湖盆地的雏形。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彭蠡泽向南扩展，湖水进抵现在的鄱阳湖。在彭蠡泽大举南侵之前，低洼的鄱阳盆地上原本是人烟稠密的城镇，随着湖水的不断南侵，鄱阳湖盆地内的鄱阳县城和海昏县治先后被淹人湖中，而位于海昏县邻近较高处的吴城镇却日趋繁荣，发展成为与景德镇、河口镇、樟树镇齐名的江西四大古镇之一。因此，历史上就有了“淹了海昏县，出了吴城镇”的说法。
鄱阳湖是中国的第一大淡水湖，湖中有众多的名山秀屿，湖口县的石钟山、大孤山，都昌县的南山和老爷庙，星子县的落星墩等不仅风景如画，更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或神奇古老的传说。因此，苏轼在《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诗中写道：“山苍苍，水茫茫，大姑小姑江中央。崖崩路绝猿鸟去，惟有乔木参天长。”
所谓“大姑小姑”是指两座山，也称大孤山、小孤山。大孤山六朝时称“独石”，又因其形如鞋，俗名“鞋山”。传说古时渔郎胡春在鄱阳湖中与一名叫大姑的绿衣少女相遇相爱，她是瑶池玉女，因触犯天规，贬鄱阳湖，独居碧波之间。两人结成佳偶后，当地渔霸见大姑貌美如花，便生歹念，但碍于胡春一直无从得手。玉帝得知大姑与胡春结合，便将大姑捉回，渔霸也趁机加害胡春。当大姑在空中见丈夫处在危急之中，无奈之下将脚上的绣花鞋踢下，化作一座山，将渔霸镇于湖底。所以酷似一只鞋的大姑山便由此而来。
在鄱阳湖畔，还有一座周瑜点将台。相传，三国时东吴大都督周瑜守柴桑（今九江），这里是操练水军的点将指挥之处。台高7米，用花岗石砌成，台下有扶门通道，台上有双层房檐木结构城楼。据《三国志周瑜传》记:"建安十一年，周瑜督讨麻保二屯，还兵守备宫亭（指鄱阳湖）。又败江夏太守黄祖，并生擒其部将邓龙于柴桑。"《星子县志》也有"汉建安十四年，孙权曾命周瑜向鄱阳湖教习水军"的记载。
在周瑜点将台附近，还有一处落星石，俗称落星墩，纵横数丈，状如星斗。鄱阳湖水有涨有落，而此石不没于水，相传此石为坠落的天星，星子县名由此而来。
南山是鄱阳湖上又一座名山，它与都昌县隔湖相望，有大堤相连。南山自古就远近闻名。汉时有一贤者隐居于此，武帝南巡，请他出山，辞不赴诏，自称野老，无意功名。南北朝时山水诗人谢灵运到此诵经礼佛，至今还有他的幡经台。苏轼在《过都昌》一诗中写道：“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水隔南山人不渡，东风吹老碧桃花。”至今在南山的野老岩下，仍留有他手书“野老泉”三字。
在鄱阳湖，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战例，虽然与三国风流倜傥的周大都督无关，但对历史的影响却不亚于三国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使汉朝末年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而元朝末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大战，却奠定了明朝对全国的统一。
元朝末期，社会动荡，全国各地豪雄并起。朱元璋和陈友谅发展成为南方两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公元1360年，陈友谅控制了武昌、江西、湖南、浙江、四川等长江中游地区，在江州（今九江）称帝。朱元璋夺取金陵（今南京）后，又先后攻占苏南、皖南和浙江的部分地区，西与陈友谅的势力相接触。朱元璋要占据江南，势必同陈友谅进行激烈争夺。因为陈友谅地处金陵上游，控制了安庆、九江、武昌三个战略重镇，占地广阔，力量强大，仅水军力量就十倍于朱元璋。因此，陈友谅的存在是朱元璋平定江南的最大障碍，他们之间的争战，不仅关系到彼此之间的生死存亡，也必将是争夺南部中国的战略决战。
朱元璋与陈友谅经过多次较量之后，终于在鄱阳湖拉开战场，展开决战。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四月，陈友谅乘朱军主力救援安丰小明王，江南空虚之机，以号称60万的水陆大军于十一日围攻洪都，占领吉安、临江、无为州。守城朱军浴血奋战，死守洪都。七月初六，朱元璋亲率水军20万，往救洪都。十六日进抵湖口。陈友谅得知朱元璋大军来援，即撤洪都之围，东出鄱阳湖迎战。一场规模空前激烈异常的生死大决战在鄱阳湖展开。
二十日，两军在鄱阳湖内康郎山湖面遭遇。陈军巨舰联结布阵，展开数十里，望之如山，气势夺人。朱元璋针对其巨舰首尾连接，不利进退，将己方舰船分为20队，下令各队接近敌舰时，先发火器，次用弓弩，双方展开激战。朱军缴获巨舰一艘，焚毁陈军20余艘舰船，陈军被杀和淹死者甚众。但朱军伤亡也不少，尤其是朱元璋座舰搁浅被围，险遭不测。
二十二日，朱军改用火攻，用7艘渔船装满火药柴薪，迫近敌舰，顺风放火，风急火烈，迅速蔓延。一时烈焰飞腾，湖水尽赤，转瞬之间烧毁陈军数百艘巨舰，陈军死伤过半，陈友谅的两个兄弟及一员大将被烧死。朱元璋挥军乘势发起猛攻。二十三日，双方又有交锋，陈友谅瞅准朱元璋旗舰展开猛攻。朱元璋刚刚移往他舰，原舰便被陈军击碎。两军相持三天，陈军屡战屡败，陈友谅两员大将见大势已去，于是投降了朱元璋，陈军内部军心动摇，士气更加低落。朱元璋判断陈军可能突围退入长江，乃移军湖口，堵敌归路。经过一个多月的对峙，陈友谅被困湖中，军粮殆尽，计穷力竭。于是孤注一掷，冒死突围，企图进入长江退守武昌。八月二十六日，陈军行至湖口，遭朱军伏击，陈友谅中箭而死，军队溃败，5万余人投降。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二月，朱元璋攻下武昌，陈友谅儿子陈理投降。
鄱阳湖大战，从七月二十日开始到八月二十六日结束，前后历时37天，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投入兵力、舰只之多、战斗之激烈都是空前的。朱军以少胜多、以小击大、以弱胜强，创造了我国水战史上的著名战例。
此战的胜利，奠定了朱元璋平定江南的基础，并为以后的北伐和攻灭元朝，统一全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鄱阳湖有一个老爷庙，传说就与当年朱、陈大战相关。湖中有一个让当地鱼民船工闻风丧胆的魔鬼三角地带，船只行驶到这里经常莫名其妙地停机、沉没。这片水域就在鄱阳湖区的都昌县，南起松门山，北至星子县城，全长24公里。在湖东岸上有一座破旧的庙宇，叫老爷庙。传说朱元璋与陈友谅决战时，朱元璋湖中受困，遇老神仙派遣一只乌龟将朱元璋救起。朱元璋终于打败陈友谅，当上了皇帝。为感谢救命的乌龟，便在湖边高地建起一座庙宇，称“老爷庙”。
过往船只在这里经常遭到船没人亡之灾，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这20年间，这里就沉没了大小船只几百艘。
为了解开老爷庙水域神秘沉船之谜，江西省气象科研人员组成了专门的科研小组，对该水域的气象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观测研究。从搜集到的20多万个原始气象数据看，老爷庙水域是鄱阳湖的一个少有的大风区。全年平均两天中就有一天属大风日，风力达到6级以上。
有风便有浪，经计算，鄱阳湖水面刮6级大风时，浪高达2米。而此时每平方米的船体将遭到6吨冲压力的冲击。也就是说，一艘载重20吨的船舶，其船侧面积按20平方米算，波浪的冲击力就达到 120吨，超出船重量的5倍。船舶沉没，大多是风起浪激时。
在这里还有一个传说，1945年4月，一艘装满中国珍宝的日本大船，行至鄱阳湖时，忽然在原地打转，每转一次，就往下沉一些，直至沉没。
后来，国民党请美国人打捞沉船。但这些美国人除一人生还以外，其余的人失踪，而且那名生还者后来也得了精神病。
1980年，这里来了一些水性好的人，下水打捞沉船。但他们却神秘失踪。这以后，又有人下水打捞，都下落不明。后来。有人查看地图，发现鄱阳湖的纬度与百幕大三角的纬度只差1度。
鄱阳湖虽然有神秘的“魔鬼”出没，但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更成为一座难得的人间天堂。它以永修县吴城镇为中心，纵横永修、星子、新建等县管辖鄱阳湖内的9个湖泊，总面积达到224平方公里。
鄱阳湖在枯水期形成大面积的湖滩、草洲、沼泽湿地、浅水湖泊，水草、螺、蚌等便成为候鸟丰盛的食物。因此，每年秋冬之际，从俄罗斯西伯利亚、蒙古、日本、朝鲜以及中国东北、西北等地，飞来成千上万只候鸟，和原来定居这里的野鸭、鹭、鸳鸯等一起度过冬天。保护区内的鸟类达200多种，上百万只，其中珍禽20多种，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保护区。时常可见“飞时遮尽云和月，落时不见湖边草”的壮观美景。尤其是在这里发现了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白鹤群以及白枕鹤、白头鹤、灰鹤等，总数达4000只以上，1989年发现白鹤竟达2600余只，占全世界白鹤总数的95%。因此，鄱阳湖也被称为“白鹤世界”“珍禽王国”。
3.夜雨潇潇宿湖口
到达湖口县城的时候，是下午，太阳有点蒙蒙的。
在高速路口下车后有些茫然，到城里还有远远的一段路，却看不到出租车那可爱的影子。走出去很远才找来一辆“面的”，终于把行李放到了车上，仿佛如释重负。
湖口虽然仅为一县之地，却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和第一条大江相会的地方，扼三江之门户，当吴越之要冲，有“江湖锁钥”之称。所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闻一闻从历史深处吹来的风，仿佛还有硝烟的味道。
湖口的战事好像从有人类历史就有了，禹征三苗、三国周瑜兵进赤壁、朱元璋大战陈友谅、湘军与太平军激烈交锋、李烈钧湖口起义发动讨袁“二次革命”、解放军渡江作战，湖口浩浩荡荡的江湖之水，不知多少次被壮士的鲜血染成了红色。但湖口更能让人记忆深刻的，也许还是因了一代大儒苏东坡的《石钟山记》而名盛于世的石钟山。
石钟山经过了上千年战争风雨的冲洗与历代名家大儒才思墨韵的浸染之后，依然踞鄱阳湖与长江交会的湖口要冲，静静地伫立在秋风秋雨之中，湖口县城就临鄱阳湖倚石钟山而建。
我们颠颠簸簸地来到湖口县城最核心最古老的部位，这里是政府机关和商店、人流最为集中的地方，街道并不宽敞，显得有些老旧的建筑，记录着它曾经的发展历程，也许是由于天气越来越阴沉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心中的湖口历史烟云太厚重的缘故，初至湖口，总使人觉得心中沉甸甸的。
在一家光线幽暗的小饭店里吃了点东西，然后找住处，在这条街上，好多店铺门口都有一台小发电机“嘭嘭嘭”地在那里发电，到一家在外面看上去规模还不小的宾馆，楼道里也有这种小东西“嘭嘭嘭”地响着，于是只好再投他处。不知道是因为经常停电还是因为这样用电比较划算的缘故，但是在街上走过的时候，街边那些“嘭嘭嘭”的小东西也自成风景。
安顿了住处之后，在石钟山下县政府大院里的一座小楼找到了旅游局，也许是由于没有事前联系，所以在有些狐疑的目光中等到了局里的领导，我们见到的王奔春局长也是石钟山景区的经理，安排好了采访事宜之后，谢绝了王局长盛情挽留的晚餐，想放松一下疲倦的身体，就随便地转到街上。湖口人的住房并不是很讲究，更多的是随意。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与湖口多次战争的历史有关。战争不仅毁掉了人们安宁的生活，更毁掉了人们精心建造的家园。一次次地建，一次次地毁，也毁掉了人们的信心。于是，这里的老百姓便不再花费更大的精力去建造不知什么时候又会被毁掉的房子。久而久之，便成了习惯，成了传统。更有说法是湖口变成了糊口，人们能够养家糊口就是知足常乐了。其实，在湖口常常会毁掉人们家园的不仅是战争，还有水患。江湖造福于人，同时也会成灾为患。所以，临江近湖的湖口，对待自己的家园也就有了另一种理解，另一种方式。当然，时世变迁，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现代的湖口人也一定会有现代的追求，传统也同样会渐渐淡去。
湖口虽然是战争频仍的古战场，战争成就了胜者为王的辉煌，也改变了历史长河的走向。但除了残酷的厮杀之外，它还有更多的诗情画意，这里更是名流大儒荟萃的地方。不仅苏轼在此写下了名篇《石钟山记》，石钟山的秀美与湖口的壮丽也同样受到李白、白居易、谢灵运、张九龄、黄庭坚、范仲淹等历代大家的钟爱。据记载，唐宋八大家中，只有柳宗元没有到过湖口。在湖口的历史上，曾有五百多名帝王将相、达官显贵、思想家、文学家来此，留下了一千多篇诗词歌赋流传至今。湖口更有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曾在此做过彭泽县令，彭泽县址在湖口县江桥乡柳德昭村。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九江西南）人，他的曾祖父曾官至大司马，祖父和父亲也做过太守、县令一类的官。陶渊明到了29岁才出来做官，也只做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和彭泽县令等职，事实上他做彭泽县令也仅仅只有80多天，让他断然离开官场飘然而去的直接原因是，有一天郡督邮要来彭泽县，下属告诉他应束带接见，他叹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天解职而归，从此远离官场。他在《归去来兮辞》中写道：“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从此不再出仕。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长期隐居于“良田美池桑竹”之间。
现在的石钟山建有归去亭，亭壁石碑刻有《归去来兮辞》。并有曾主持建造了石钟山主体建筑、官至兵部尚书的湘军名将彭玉麟所书对联：“心将客星逐，身与浮云闲。”“爽籁不须修竹引，故人曾约抱琴来。”
湖口的夜幕降临之后，淅淅沥沥的小雨也随之飘落下来。
不知道是因了雨的缘故，还是湖口的夜晚原本就是这样的寂静。晚上不到9点，大街上就很少再见到人影了，营业的店铺就更少得可怜。我们中午的饭是下午吃的，晚上的饭也就只好改成宵夜了。当我们走到细雨霏霏的大街上，在幽幽暗暗的路灯下却很难找到可以吃东西的地方了。这条街上饭店本来就不多，在这个时候就更少得可怜了。走了很远，又回来，仔细寻找只能在唯一还营业的一家小店驻足了。开店的是一对中年夫妻，这时候店里除了有两个学生吃了很少的一点东西之外，就再没有别的客人了。我们一边吃东西一边与店主人聊，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在外地上学，经济负担很重，所以夫妻俩要起早贪晚地经营这个小店。店不大，只有一间房，俩人在这里经营一些家常菜，或者快餐之类的食品。
出了小餐馆，大街上更加寂静了。小雨在迷离的灯光里静静地飘着，只有我们这两个外来的客人还在湖口的夜晚游荡，湖口在经历了千年战争风云之后，仿佛有些疲倦地在墨香诗韵里安然入睡了。
4. 武魂墨韵石钟山
一夜秋雨之后，石钟山的早晨格外清丽。走在上山的小路上，这片美丽的秋色之中寂静得只有鸟鸣。石钟山虽然大名鼎鼎，但它属于很小巧的那种，就像长江与鄱阳湖环绕着的一座很精致的盆景。
见有人来到景区，路旁的导游部出来一个女孩儿问我们要不要导游，我们说不用，尔后继续上山。到了山上，在景区办公区找到等候在那里的旅游局局长兼景区经理王奔春先生。他为我们准备了相关的资料，并且让导游部安排了导游。过了一会，气喘吁吁而来的导游正是我们在山下见到的那个女孩儿。女孩儿叫吴浔芳，她名字里的这个“浔”字一下子就使人想到了有"九派浔阳郡，分明是画图"之美誉的九江。“浔”是九江的别称，石钟山所在的湖口县就隶属于九江市。
小吴带我们在石钟山一路游览，这个20岁的女孩朴实中还透着许多天真，但对绿荫之中那一楼一阁，一廊一亭，一花一木却熟悉得如数家珍。
在石钟山，透过面前的绿树浓荫，鄱阳湖注入长江的湖口就在脚下，浩浩荡荡的长江就在眼前，江湖交汇，湖水与江水两色分明，交汇处的界限清晰可见。水的颜色还由于季节、气候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夏秋盛水期，江水浊而湖水清；枯水季节，湖水黄而江水赤。在盛水期江水上涨，水位高于湖水而倒灌进鄱阳湖，鄱阳湖口的湖水变成一片赤色，江湖之水浑然一体。当江湖水位渐渐持平的时候，湖水逐渐沉淀，这时就出现了短暂的江水赤、湖水黄的现象。这也是湖口的一大自然景观。
将目光收回，我们置身其中的石钟山，危崖高耸，林木参天，亭台楼阁参差错落，铭文碑刻俯拾皆是。一座小小的石钟山，由于许多文豪、名流的光顾，使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最早对石钟山有文字记载的应该是北魏郦道元，他在《水经注》中说：“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以为石钟山“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响若洪钟。”到了唐代，任江州刺史的李渤读过《水经注》后来石钟山考察，首作《石钟山记》，他虽然与郦道元同样持“以声定名”说，但他以为石钟山的声音并非“微风鼓浪”所致，而是石钟山之石，有铜铁之异，“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止响腾，馀韵徐歇”。因以得名。李渤是洛阳人，曾隐于嵩山，相传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正是因他在那里养鹿而得名。也因李渤的《石钟山记》，挑起了自唐至今一千多年的石钟山定名之争。
到了宋代，苏轼曾三次到石钟山，第一次于元丰七年六月初九（公元1084年7月14日），送长子迈到德兴任县尉，路过湖口。苏轼对郦道元、李渤的说法将信将疑，他与儿子月夜泛舟石钟山绝壁之下，探究石钟奥秘。他“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坎镗之声，与向之噌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者，周景王之无射也；坎镗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于是作《石钟山记》，“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虽后人也多作《石钟山记》，但唯此冠绝群芳。
在石钟山留下墨迹最多的当数清末湘军将领彭玉麟。彭玉麟是曾国藩麾下一员骁勇善战的水军将领，他曾陪同曾国藩一起探访石钟洞，二人持石钟山以型定名说。曾国藩在《游石钟山日记二则》中写道：“石钟山者，山中空，形如钟。东坡叹李渤之陋，不知坡亦陋也。”彭玉麟《石钟洞叙》中的描写更加具体：“盖全山内空，如钟覆地，而上钟山亦中多空洞，且山势上锐下宽，似宜以型论，不以声论，苏子所谓‘坎镗，噌如乐作者’，乃过其门，未入其室也。”无论是以声论还是以型论，石钟山依然千年如一地伫立于此，任足下之水滚滚东流，头顶风云瞬息万变。
我们今天在石钟山所见到的如蓬莱仙山般的精美建筑，主要出自彭玉麟之手。太平军曾占据石钟山，切断了鄱阳湖与长江的湖口通道，也切断了这条水上商道，因此，曾以销售武夷山岩茶为主的晋商，不得不将他们收购制作茶叶的基地转往湖南、湖北以及九江等地。
彭玉麟曾率军在鄱阳湖口与太平军生死血战达五年之久，“炮震肉飞，血瀑石壁”。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九月，彭玉麟、杨载福等率军水陆并进，内外夹攻，挫败了太平军的精锐之师，夺取石钟山。此后，彭玉麟驻守湖口多年。
这座风光秀丽的千年名山经历战火摧残，古建园林无一幸存，只剩下残垣断壁和战争遗垒。彭玉麟是位儒将，面对如此残败、满目疮痍的石钟山，感慨万分。于是，他与杨载福等会商后，以纪念战死的将士而建的昭忠祠为主体，重建石钟山。昭忠祠建成后，曾国藩与彭玉麟二人曾分别作有《昭忠祠记》。
然而，现在的昭忠祠门额上，我们看到的却是“忠烈祠”三字。原来，在“文革”期间，曾将昭忠祠改成“太平遗垒”，近年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凿掉“太平遗垒”露出的却是“忠烈祠”，原来“昭忠祠”也是后加上去的，一并凿掉了。据推测，可能是以“忠烈祠”上奏后，上谕下来改成了“昭忠祠”。现在见到的“忠烈祠”三个字正是出自彭玉麟的手笔。
在石钟山，经彭玉麟所建的主要建筑除昭忠祠外，还有浣香别墅、梅花厅、太平楼等等。浣香别墅是当年彭玉麟的住处，有听涛眺雨轩、芸芍斋两栋，曾国藩后来两次路过湖口都住在芸芍斋。浣香别墅内现有许多珍贵的名家碑刻、石刻。在彭玉麟许多墨迹当中，有一处三个不同写法的“梦”字。对此最具代表性的解释是：人生如梦，爱情如梦，功名如梦。他在一副对联中还写道：“过客来游，到此何妨少坐；浮生若梦，劝君不必空忙。”可见其心迹。
建于石钟山最高处的梅花厅相传是彭玉麟为怀念青春年少时的女友梅花女而建。无论梅花女的故事是真是假，但是彭玉麟确实终生酷爱梅花。梅花厅原名“六十本梅花寄舫”，整座建筑酷似一朵绽开的梅花，楼建成之后，在周围栽植了60株梅花，彭玉麟还在这里卧吟梅花七绝诗一百首。也许这就是儒将与武夫的不同之处吧。
太平楼原名“飞捷楼”，因为楼成之时，彭玉麟正好得到攻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的“捷报”，兴奋之余便以“飞捷”名之。如今“飞捷楼”被改成了太平楼，不知彭玉麟这位“梦”中人会做何感想。
小小的一座石钟山有太多的内涵可读可悟，文也好，武也好，历史的传承，总是后世的财富。
小吴带我们走过了石钟山的“前世今生”之后，还陪我们下山执著地在码头等候多时，终于乘船驶入鄱阳湖与长江，滔滔江湖之水，浩荡东流而去，水中的大小船只忙忙碌碌，穿梭不息。在长江远眺秀美的石钟山，它虽然并不雄伟，但无论是历代大儒们的墨韵诗情，还是纵横千年的战争风云，都为它在人们的心中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5. 九江瞬间
九江是我们在江西的最后一站了，从湖口到九江走九景高速公路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一座湖口大桥跨越鄱阳湖口，全长3799米，成为九景高速公路上的特大斜拉索桥。2000年建成通车后，长虹卧波成为湖口又一处壮丽的风景。
九江是一座古老而美丽的江南名城，它东枕鄱阳湖，北濒长江，西连幕阜山脉，南屏庐山，是江西的北大门。地处赣、鄂、湘、皖四省交界处。春秋时期属吴之东境，楚之西境，因此有“吴头楚尾”之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九江为三十六郡之一，有“江到浔阳九派分”之说，故名九江。自秦开始，曾用过九江、柴桑、江洲、浔阳、汝南、湓域、德化等七个名称，明朝以后沿用九江。由于这里雄蟠赣北，濒江扼湖，七省通连、商贾集至，因此与福州、汉口成为我国“三大茶市”，又与沙市、芜湖、无锡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米市，是长江黄金水道十大港口之一。
到达九江后，忽然发现好多天没有见到在九江这么明丽的阳光了，以至在长江边的整个下午都让人有些迷离。九江是一座感觉很精致的城市，山秀水美，风光无限。古人称九江为天下眉目，无限风光引得文人墨客云集于此，也孕育出陶渊明、黄庭坚这样集人品与文品于一身的大家，为九江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走在江畔，迎面是古朴凝重、气势不凡的浔阳楼、锁江楼，还有雄峙浩浩长江之上的九江大桥。真想在这古城之中，读一读《琵琶行》的妙句，寻一寻江州司马的诗韵；至一僻静的雅处，品一品浔阳的千年茶香。然而，短暂的逗留时光，只能让我们在亮晃晃的阳光下吹着徐徐的江风发一发呆，做一做白日里的千年旧梦了。
九江是有着悠久的种茶、饮茶历史的，早在晋代九江人就有“种茶之习，嗜茶之好”，常常“话茶吟诗，叙事谈经”，直至通霄达旦。到了唐代，官府提倡种茶，九江茶事更盛。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开始收取茶税，茶叶成为市场贸易的重要商品。贞观年间，江州治以北有一条长达二里的街道，为茶叶集散地。浮梁、祁门等地都依赖水运之便，将大量茶叶运往江州集散。江州司马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日浮梁买茶去……”
宋代为了加强对九江茶市的管理和征收茶叶税，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置“茶盐合同场于江州”。以后又设茶运司。元代对征收茶叶税更为重视，至元七年（公元1280年）置“植茶转运司于江州，总江淮、荆湖、福广之税”。明清又设“批茶引所”。
从清同治末年至民国初年的50年间，是九江茶市的鼎盛时期，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九江被迫成为通商口岸，外国人乘虚而入，利用长江和鄱阳湖水运之便，在九江购茶，或办厂制茶。尤其是太平天国之乱，战争使通往福建武夷山的道路受阻，下梅茶市萧条，九江与汉口等地茶市兴起。此间，以晋商为代表的国内茶商与以俄罗斯茶商为代表的国外茶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光绪三年，俄商“顺丰”、“埠昌”洋行在九江置办茶厂制造茶砖。两厂工人达700人，年产量3.1万担。这时，国内茶商也纷纷来九江开设茶铺、茶栈、茶场。光绪末年九江有茶栈40家，出口洋行28家，1882年仅中国商行就多达344家。江西已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茶叶生产基地，茶叶种植面积达百万亩以上。
1900年，江西、安徽两省经九江出口茶叶达40万担至60万担。九江开埠后的数十年间，一直在全国占领先地位。在开埠之初的1863年，经九江出口的茶叶就有19万担，约占全国茶叶出口总数的12%；1878年增至27万担；1886年又增至30.7万担；1914年九江出口茶叶量高达33.5万担，创历史最高记录。
当时的九江茶店、茶栈、茶行、茶铺遍布大街小巷，进入茶市，只见幡匾高悬，栉次鳞比，人流如涌。九江商埠码头更是帆樯如林，万商云集。九江茶市“集四海之珍茗，会天下之大贾”，一片鼎盛繁荣景象。
到了20世纪30年代，由于战乱纷起，茶叶出口量大幅下降，盛极一时的九江茶市走向衰落。到1949年，江西茶圃面积只残存7.2万亩，产茶4.29万担。
九江茶市的辉煌已成旧梦，但九江的浔阳楼与锁江楼依然在长江岸边沐浴着灿烂的阳光，熠熠生辉。
浔阳楼因九江古称浔阳而得名。原为民间的一座酒楼，只因《水浒传》中宋江在浔阳楼酒醉题反诗的故事而享有盛名。
在《水浒传》中，宋江杀人之后被发配到江州。一日乘酒兴在浔阳楼的白墙上题了一首《西江月》：“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宋江酒后之事被人告发谋反，问了个死罪，择日押赴市曹斩首，这才有了“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梁山伯好汉劫法场”。
从唐代就有韦应物、白居易等大诗人吟咏过的浔阳楼虽历史悠久，但它的建毁年代已无从考证了。现在的浔阳楼是1986年重建的，占地2000平方米，主楼占地500平方米，四层楼高21米。出自白居易之手的“浔阳楼”巨匾高悬其上。整座建筑青砖黛瓦，四周回廊，古朴凝重，端庄典雅。
有人曾发出如此感慨：浔阳楼，虽然占地不大，对九江这个狭小地带的文化古城来说，已经是很奢侈了。面长江，浩浩荡荡，望断天涯东流水；临清风，悠悠潺潺，琵琶声中秋风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身临其境，你会感受到文化古城具有精巧灵秀之风格，仿佛是江南的小家碧玉，小巧玲珑。又仿佛是远古的白面书生，清癯而不失潇洒。
与浔阳楼相距不远处，就是九江的琐江楼塔。锁江楼及塔始建于明代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由九江郡守吴秀创建，历时18年才峻工。楼当时叫江天锁钥楼，高3层，周围铸有4条铁牛；塔叫文峰塔，因建在回龙矶上，故又称回龙塔。锁江楼塔为石雕砖结构，六面锥状，共有7层，高35米。
相传这组古建筑与当时九江常遭水患有关，那时九江民众被肆虐的长江洪水所害，为锁住长江兴水患的孽龙，永保风调雨顺，于是祈求于神灵，在离长江仅3米远的回龙矶上建锁江楼和塔。 400年前的这组古建筑，塔楼相映，蔚为壮观。但4条铁牛虽围住楼、塔，却并没有把孽龙锁住，恰恰相反，它自己却屡遭劫难。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八月七日深夜，九江发生地震，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地动山摇，江水掀起七八丈之高，江边岩基崩溃，锁江楼及两条铁牛坠入江中，锁江楼塔和另两条铁牛幸存。 清乾隆嘉庆年间，锁江楼和塔虽经重建和维修，但在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军与清军在九江激战，楼塔与两条铁牛遭炮火，铁牛与楼又一次被毁，唯锁江楼塔仍幸存于回龙矶上。1938年6月，侵华日军的炮舰抵达九江水域后，炮击宝塔。使宝塔留下三个弹孔，最大一米见方，并向江边倾斜了76公分。
当北行的列车驶上气势宏伟的九江大桥时，再次回眸，浔阳楼与锁江楼塔已在身后，九江已在身后，但九江千年的茶香依然挥之不去，九江厚重的历史仿佛还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