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家住在上海福煦路803号（现在的延安中路陕西路口）。1946年的一天，当时掌管国民政府财政大权的孔祥熙，突然派人上门找到我的爹爹杨右铭，自称是孔（祥熙）先生派他来慰问沧白先生家属的，并随即从皮包内取出一张“中央银行”已签署日期盖有存户印鉴的空白支票交给杨右铭，说：“这是孔先生给你的，并关照：请你在支票上填写任何数字，随便填多少，到外滩中央银行，用你的名字开个户头，这样用起来方便。”杨右铭当即作答，他说：“父亲（指已故国府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杨沧白）逝世后国家已发抚恤款 子，孔先生亲自给我安排工作（中央银行三等专员秘书），薪水已够维持我们生活，就不必让先生再费心了。支票我不敢当，一定不能收的，情我领了，请你向先生转达我的谢意！”父亲婉言谢绝了孔祥熙的恩赐！后来，听我母亲（李立芳）说起此事，她说：“你爹爹有骨气，他说：孔祥熙的钱是民脂民膏，万万不能要，宁肯饿死也不要你恩赐，他给我安排工作是政府行为，我可以自食其力，说得过去；不明不白拿他的钱，明明是要我和他们一样发横财嘛！’”还说：“随便填个数字是什么概念！你填了就被他牵着鼻子走，孔祥熙和我们有什么交情？看来是蒋介石教他这么做的。”
　　父亲杨右铭拒绝孔祥熙的巨款恩赐拉拢，他做的那么自然得体。这与爷爷杨沧白先生的身教和言教并举分不开。早在1939年汪精卫策划，请身在上海的杨沧白先生出山，邀他当汪伪南京政府的行政院代院长，用以对抗国民政府设代主席林森。沧白先生拒汪伪之邀逃往抗战后方重庆，临行前给我母亲交待：“我这一去生死未卜，……我去后，千万不要借我之名，去求人，要他们自立”。这一经典的教诲，以后时时影响着父母和我们孙辈。原来父亲的性格和为人，在祖父母心目中是不管事的“少爷”。岂料在这关键时刻，对付这些纯粹的官僚买办之辈，父亲却处理得体和潇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