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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抵制《功夫熊猫》到反对普世价值
2008年的中国,大事很多,四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都是要载入史册的。大事之外,还有一些思想文化事件,也掀起了一定的波澜,比如《功夫熊猫》受抵制,比如普世价值遭反对,都值得历史来思考、辨析与记录。
京城之地,名人颇多。有两位“大师”级人物在2008年春夏之交特别引人注目,前一个反《功夫熊猫》,后一个反普世价值,都折腾得紧。
2008年6月16日上午,某位“熊猫人”行为艺术家与若干同好一起,来到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举起横幅,吁请抵制好莱坞电影《功夫熊猫》在中国上映。他给出的理由是:好莱坞的价值观在影响了莎朗·斯通等人之后,又跑到劫后余生的中国“捞金”、搞文化侵略,不合适;《功夫熊猫》“盗窃”中国的国宝和功夫。他在罪状清单上是这样说的:“好莱坞这次的圈钱游戏竟盗窃中国的‘国宝’和‘功夫’,打到世界,打回中国,要在劫后余生的中国捞一盆羹。”所谓劫后余生,是指中国发生了“5·12”汶川大地震。
我去影院看了《功夫熊猫》,其实那就是一个简单的惩恶扬善的童话般的故事。影评人士说得全面,认为《功夫熊猫》中国元素、中国味儿十足,影片的理念、文化都是中国式的——中国功夫,中国民俗、中国山水、中国建筑、中国民乐被诠释得惟妙惟肖;汉服、宫殿、牌坊、庙宇、斗笠、棍棒、刀刃,甚至细微到瓷器上的纹路都是中国化的。没有一点亵渎熊猫、侮辱中国的意思呀。但该“大师”反对的是自己臆想的熊猫,竟然看也没看就开始反对了,他想着《功夫熊猫》是美国人拍的就很不爽。他的朋友为了帮他寻找《功夫熊猫》的“罪证”,不惜去电影院看了两遍,这些“罪证”包括:美国熊猫是绿眼睛的,这应该是编剧或导演很有用心的一笔;熊猫的爸爸是只鸭子——儿童可能会认为是唐老鸭;教功夫的是一只浣熊……这位“大师”是学艺术的,他的朋友显然不懂艺术ABC,连起码的童话、寓言是什么形态都闹不明白。
在他眼里,《功夫熊猫》的到来是文化入侵,他要保要守的是所谓中国价值;而在另一位“大师”级人物眼里,普世价值则大抵是思想入侵了。前者抵制《功夫熊猫》是形而下的,后者抵制普世价值是形而上的。一个大背景是,进入2008年之后,南北一些媒体的价值主张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南方媒体所论,京城某老牌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以充满“文革”气息的笔调,高调出击。凤凰卫视杨锦麟先生在读报时就讲到这是一次“倒春寒”。显然,“倒春寒”思潮的矛头,针对《南方都市报》,针对《南方周末》,针对中国,针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要看到这种含隐在背后的“递进关系”。
后一位“大师”直接向普世价值开战,起因是广东的南方报业,在那么几篇评论里说到了普世价值。他在5月23日看到《南方周末》的编辑部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后,“10个小时一气呵成,完成了5000多字的文章”,那就是他的《冷看〈南方周末〉裸体冲锋》。他说:“我不满意《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所宣扬的一些理念,不是一天两天了。”普世价值在他眼里,“很像神话”。
编辑部文章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可以公理婆理,这个不要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这个也可以讨论。奇怪的是,这位“大师”怒发冲冠,说人家是“裸体冲锋”。一家媒体秉持自己的价值取向,在那么多的评论里,有那么三两篇写到了普世价值,就是“裸体冲锋”了?
看过个别媒体关于批判普世价值的高论,比如这个说法:“普世”的要害是否定特色。这是标准的上纲上线的“政论”语言。可是,我总觉得“普世”的目的是要发展“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里头,“社会主义”的概念相对明晰,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有很大的进步,恰恰就在于它扬弃了狭隘的“社会主义”,跳出了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成为了开放的、广博的、吸收世界文明成果的社会主义。
任何进步都是艰难的。“特区”的进步是这样,“特色”的进步也是这样。改革开放初期,京城有一篇名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文章高调散发,随后还在媒体上发表,它就是用来影射深圳特区为“租界”的。特区之特,其实就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学习外面的经验。如今“中国特色”之特,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这次论争,在总体上看,并没有摆脱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生过的一次次交锋论战的范畴和轨迹,依然陷入了是资是社的老圈子。反普世价值者,当然懒得准确定义普世价值,几乎就是把“西化”当成普世价值。“反普大师”拷问普世价值,其实他拷问的是他所认为的普世价值。大约也只有他能说出“清王朝就输在没有一根强硬的打狗棍,前苏联则输在集体失语,话语权不灵”之类的话。他还把“不自由”理解、注释为自己不能“自由”地迁徙到美国去。他要争夺的是“普世价值的命名权”,而不是普世价值本身,这大约是斗争哲学的现实映射。
如今的事实是,抵制和反对普世价值颇有一些市场,也取得了不小的功效。想起改革先驱之一、改革开放中广东的首任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曾说过的一句话:“有一点出格的言论,就禁书、封报、拦网,这是启蒙还是愚民?”任仲夷自始至终给外界都留下的是敢言善闯的印象,体现的就是广东的改革风骨、风气和风格;2005年11月92岁的任仲夷病逝,直至临终,他仍然念念不忘改革尚未成功,寄语同志仍须努力。
普世价值是一个国家的最大软实力
什么是普世价值,当然没有定论和论定。大致可以说:普世价值是受众最多的;普世价值是通俗的,不是学儒式的;普世价值是不会因为时代替换而被遗忘的;普世价值言近旨远,不会使你望而却步;普世价值是富有启发性和教育性的;普世价值论及人类生活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从普世价值形成的历史看,从不同国家的历史价值观来看,普世价值是发展的,在发展中渐渐趋同,由有形渐变为无形,由“形而下”“形而中”渐变为“形而上”。早在15世纪,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欧探险家们一次次航海探险,向东方远航,进行航海贸易,探险成为那个时代他们所崇尚的普世价值;后来荷兰发现了企业制度、资本制度克服风险的妙用,建立了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资本成为当时标榜的普世价值;再后来英国进行了两次工业革命,科技对未知世界是一个绝对进步,科技就成了英国张扬的普世价值;再后来自由、平等、博爱经由法国大革命的倡导而成为全人类所追求的普世价值……历史是复杂的,到了近现代,价值观有了很大的分化,但进步是实在的。当然,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价值观,并不仅仅是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刻孤立地横空出世的,在这颗蓝色的星球早已遍地埋下了种子,只是有的区域长得不够茂盛罢了。
今天有句常识性的名言叫“民主是个好东西”。推而广之,自由是个好东西,博爱是个好东西,平等是个好东西,正义是个好东西,法治是个好东西,和平是个好东西,人权是个好东西……这些一个个好东西的集合体,不就是普世价值吗?所以,“普世价值是一个好东西”。在我看来,当今时代,这些都是我们人类伟大的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博爱、人权,公平、平等、公正、正义,改革、开放、发展、共富,和平、和谐、慈悲、宽容……这些具体的价值语词,有哪一个是不好的呢?
从一个角度看,普世价值即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一些人把普世价值分成“西方的”和“东方的”,这本身就很可笑。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否则还叫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温家宝总理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中说得好:“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在形而上层面,普世价值是一个国家的最大软实力。当电视片《大国崛起》热播时,就有智识者评论说,遗憾的是片中“普世价值软实力”没有涉及。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光凭硬实力是不够的,还要有充分的软实力,要站上人类普世价值的制高点。
通常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只出口电视机是不够的,要出口能够出口的价值观。中国在与世界打交道的时候,是遇到一些麻烦,这一方面是源于她经济硬实力的崛起,另一方面是源于她的软实力尚未崛起。在国与国之间存在各种落差的时候,只有增进理解,追求和合,才有双赢。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女士,在火炬伦敦传递后写下一篇思考文章,其中有些话意味深长:“世界曾等待中国融入世界,而今天中国也有耐心等待世界认识中国。”
胸怀世界 放眼祖国
世上有使人类认识和思维困惑不已的许多谜。伟大的思想家老老实实承认这些谜的存在。只有这样才能巩固人的智慧而不被摧毁。普世价值与民族主义之间,现代文明与历史传统之间,经济发展与文化独立之间,全球化与区域化之间,确实存在重重矛盾。有问题、有矛盾并不可怕。君子和而不同,我们为什么不能和而不同地探讨普世价值和中国人独特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并寻求其中的契合点?这里恐怕本身就有一个心中有没有普世价值观的问题。
普世价值,其实本质上与中国人的人文精神与价值追求并没有多少的不同。抵制普世价值,与抵制《功夫熊猫》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本来真理的隔壁就住着谬误,可如今真理与谬误就合住在一个套间里。思想认识大大落后于时代的人,恰是没有认识到自己思想落后于时代的,否则他的思想也就不会落后于时代了。自然界与社会中,都存在规律,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但是,认识过程中,总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自以为是的观念。一般来讲,半桶水才淌得很;似是而非的许多观念,正是出自一知半解或一知不解的人士。
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证明:“左”的回头路,乃是死路一条。可以想见的是,反普世价值的斗士注定要在这条路上一直反下去的,这是人家的权利;但在听完斗士们的一万种理由之后,我们一定从云里雾里雾里云里回归于最最简单的常识。
步入中年的人,应该都记得一句名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是的,胸怀祖国并且放眼世界,这很重要;但是,站在宇宙空间鸟瞰地球,人类真的应该成为世界公民,每个国家的公民,还应该把这句话倒过来——胸怀世界,放眼祖国!
2008年的中国,大事很多,四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都是要载入史册的。大事之外,还有一些思想文化事件,也掀起了一定的波澜,比如《功夫熊猫》受抵制,比如普世价值遭反对,都值得历史来思考、辨析与记录。
京城之地,名人颇多。有两位“大师”级人物在2008年春夏之交特别引人注目,前一个反《功夫熊猫》,后一个反普世价值,都折腾得紧。
2008年6月16日上午,某位“熊猫人”行为艺术家与若干同好一起,来到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举起横幅,吁请抵制好莱坞电影《功夫熊猫》在中国上映。他给出的理由是:好莱坞的价值观在影响了莎朗·斯通等人之后,又跑到劫后余生的中国“捞金”、搞文化侵略,不合适;《功夫熊猫》“盗窃”中国的国宝和功夫。他在罪状清单上是这样说的:“好莱坞这次的圈钱游戏竟盗窃中国的‘国宝’和‘功夫’,打到世界,打回中国,要在劫后余生的中国捞一盆羹。”所谓劫后余生,是指中国发生了“5·12”汶川大地震。
我去影院看了《功夫熊猫》,其实那就是一个简单的惩恶扬善的童话般的故事。影评人士说得全面,认为《功夫熊猫》中国元素、中国味儿十足,影片的理念、文化都是中国式的——中国功夫,中国民俗、中国山水、中国建筑、中国民乐被诠释得惟妙惟肖;汉服、宫殿、牌坊、庙宇、斗笠、棍棒、刀刃,甚至细微到瓷器上的纹路都是中国化的。没有一点亵渎熊猫、侮辱中国的意思呀。但该“大师”反对的是自己臆想的熊猫,竟然看也没看就开始反对了,他想着《功夫熊猫》是美国人拍的就很不爽。他的朋友为了帮他寻找《功夫熊猫》的“罪证”,不惜去电影院看了两遍,这些“罪证”包括:美国熊猫是绿眼睛的,这应该是编剧或导演很有用心的一笔;熊猫的爸爸是只鸭子——儿童可能会认为是唐老鸭;教功夫的是一只浣熊……这位“大师”是学艺术的,他的朋友显然不懂艺术ABC,连起码的童话、寓言是什么形态都闹不明白。
在他眼里,《功夫熊猫》的到来是文化入侵,他要保要守的是所谓中国价值;而在另一位“大师”级人物眼里,普世价值则大抵是思想入侵了。前者抵制《功夫熊猫》是形而下的,后者抵制普世价值是形而上的。一个大背景是,进入2008年之后,南北一些媒体的价值主张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南方媒体所论,京城某老牌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以充满“文革”气息的笔调,高调出击。凤凰卫视杨锦麟先生在读报时就讲到这是一次“倒春寒”。显然,“倒春寒”思潮的矛头,针对《南方都市报》,针对《南方周末》,针对中国,针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要看到这种含隐在背后的“递进关系”。
后一位“大师”直接向普世价值开战,起因是广东的南方报业,在那么几篇评论里说到了普世价值。他在5月23日看到《南方周末》的编辑部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后,“10个小时一气呵成,完成了5000多字的文章”,那就是他的《冷看〈南方周末〉裸体冲锋》。他说:“我不满意《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所宣扬的一些理念,不是一天两天了。”普世价值在他眼里,“很像神话”。
编辑部文章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可以公理婆理,这个不要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这个也可以讨论。奇怪的是,这位“大师”怒发冲冠,说人家是“裸体冲锋”。一家媒体秉持自己的价值取向,在那么多的评论里,有那么三两篇写到了普世价值,就是“裸体冲锋”了?
看过个别媒体关于批判普世价值的高论,比如这个说法:“普世”的要害是否定特色。这是标准的上纲上线的“政论”语言。可是,我总觉得“普世”的目的是要发展“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里头,“社会主义”的概念相对明晰,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有很大的进步,恰恰就在于它扬弃了狭隘的“社会主义”,跳出了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成为了开放的、广博的、吸收世界文明成果的社会主义。
任何进步都是艰难的。“特区”的进步是这样,“特色”的进步也是这样。改革开放初期,京城有一篇名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文章高调散发,随后还在媒体上发表,它就是用来影射深圳特区为“租界”的。特区之特,其实就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学习外面的经验。如今“中国特色”之特,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这次论争,在总体上看,并没有摆脱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生过的一次次交锋论战的范畴和轨迹,依然陷入了是资是社的老圈子。反普世价值者,当然懒得准确定义普世价值,几乎就是把“西化”当成普世价值。“反普大师”拷问普世价值,其实他拷问的是他所认为的普世价值。大约也只有他能说出“清王朝就输在没有一根强硬的打狗棍,前苏联则输在集体失语,话语权不灵”之类的话。他还把“不自由”理解、注释为自己不能“自由”地迁徙到美国去。他要争夺的是“普世价值的命名权”,而不是普世价值本身,这大约是斗争哲学的现实映射。
如今的事实是,抵制和反对普世价值颇有一些市场,也取得了不小的功效。想起改革先驱之一、改革开放中广东的首任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曾说过的一句话:“有一点出格的言论,就禁书、封报、拦网,这是启蒙还是愚民?”任仲夷自始至终给外界都留下的是敢言善闯的印象,体现的就是广东的改革风骨、风气和风格;2005年11月92岁的任仲夷病逝,直至临终,他仍然念念不忘改革尚未成功,寄语同志仍须努力。
普世价值是一个国家的最大软实力
什么是普世价值,当然没有定论和论定。大致可以说:普世价值是受众最多的;普世价值是通俗的,不是学儒式的;普世价值是不会因为时代替换而被遗忘的;普世价值言近旨远,不会使你望而却步;普世价值是富有启发性和教育性的;普世价值论及人类生活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从普世价值形成的历史看,从不同国家的历史价值观来看,普世价值是发展的,在发展中渐渐趋同,由有形渐变为无形,由“形而下”“形而中”渐变为“形而上”。早在15世纪,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欧探险家们一次次航海探险,向东方远航,进行航海贸易,探险成为那个时代他们所崇尚的普世价值;后来荷兰发现了企业制度、资本制度克服风险的妙用,建立了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资本成为当时标榜的普世价值;再后来英国进行了两次工业革命,科技对未知世界是一个绝对进步,科技就成了英国张扬的普世价值;再后来自由、平等、博爱经由法国大革命的倡导而成为全人类所追求的普世价值……历史是复杂的,到了近现代,价值观有了很大的分化,但进步是实在的。当然,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价值观,并不仅仅是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刻孤立地横空出世的,在这颗蓝色的星球早已遍地埋下了种子,只是有的区域长得不够茂盛罢了。
今天有句常识性的名言叫“民主是个好东西”。推而广之,自由是个好东西,博爱是个好东西,平等是个好东西,正义是个好东西,法治是个好东西,和平是个好东西,人权是个好东西……这些一个个好东西的集合体,不就是普世价值吗?所以,“普世价值是一个好东西”。在我看来,当今时代,这些都是我们人类伟大的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博爱、人权,公平、平等、公正、正义,改革、开放、发展、共富,和平、和谐、慈悲、宽容……这些具体的价值语词,有哪一个是不好的呢?
从一个角度看,普世价值即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一些人把普世价值分成“西方的”和“东方的”,这本身就很可笑。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否则还叫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温家宝总理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中说得好:“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在形而上层面,普世价值是一个国家的最大软实力。当电视片《大国崛起》热播时,就有智识者评论说,遗憾的是片中“普世价值软实力”没有涉及。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光凭硬实力是不够的,还要有充分的软实力,要站上人类普世价值的制高点。
通常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只出口电视机是不够的,要出口能够出口的价值观。中国在与世界打交道的时候,是遇到一些麻烦,这一方面是源于她经济硬实力的崛起,另一方面是源于她的软实力尚未崛起。在国与国之间存在各种落差的时候,只有增进理解,追求和合,才有双赢。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女士,在火炬伦敦传递后写下一篇思考文章,其中有些话意味深长:“世界曾等待中国融入世界,而今天中国也有耐心等待世界认识中国。”
胸怀世界 放眼祖国
世上有使人类认识和思维困惑不已的许多谜。伟大的思想家老老实实承认这些谜的存在。只有这样才能巩固人的智慧而不被摧毁。普世价值与民族主义之间,现代文明与历史传统之间,经济发展与文化独立之间,全球化与区域化之间,确实存在重重矛盾。有问题、有矛盾并不可怕。君子和而不同,我们为什么不能和而不同地探讨普世价值和中国人独特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并寻求其中的契合点?这里恐怕本身就有一个心中有没有普世价值观的问题。
普世价值,其实本质上与中国人的人文精神与价值追求并没有多少的不同。抵制普世价值,与抵制《功夫熊猫》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本来真理的隔壁就住着谬误,可如今真理与谬误就合住在一个套间里。思想认识大大落后于时代的人,恰是没有认识到自己思想落后于时代的,否则他的思想也就不会落后于时代了。自然界与社会中,都存在规律,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但是,认识过程中,总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自以为是的观念。一般来讲,半桶水才淌得很;似是而非的许多观念,正是出自一知半解或一知不解的人士。
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证明:“左”的回头路,乃是死路一条。可以想见的是,反普世价值的斗士注定要在这条路上一直反下去的,这是人家的权利;但在听完斗士们的一万种理由之后,我们一定从云里雾里雾里云里回归于最最简单的常识。
步入中年的人,应该都记得一句名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是的,胸怀祖国并且放眼世界,这很重要;但是,站在宇宙空间鸟瞰地球,人类真的应该成为世界公民,每个国家的公民,还应该把这句话倒过来——胸怀世界,放眼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