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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北京像个花园，那里面也应有朵格桑花在绽放。”
康巴汉子横行康区自带刀。
刀对他们来说，既是雄性的象征，还有防身、割肉的便利。他们是草原的吉普赛人，逐水草而居，好斗和不羁是身后的土地留给他们的印记。
当年，北京对于康巴汉子泽郎王清，就是心中那片遥远的水草。与其说是征服，不如说是迎合。他剪去了长发，摘下了佩刀，脱了藏袍，不带丝毫康巴印记就进城了。
在北京，他置了家，娶了北京女子，开的藏族餐吧，还醉倒了不少城里人。
但每到夜里，他还是想起心中的“玛吉阿米”，那东方高高的山尖和女神醉人的笑脸。在城市里，“玛吉阿米”是这个男人的现实；而在内心深处，“玛吉阿米”是他遥远的乡愁。
它们总是交错地出现在泽郎王清的生活里，矛盾且又关系牢靠。这种复杂的背景，让这个康巴汉子的生活充满着不确定性，让他游离于城市的商业和内心深处的后花园之间。
寻找“玛吉阿米”
泽郎王清出生在四川阿坝哈拉玛大草原一个游牧家庭，用他的话说他的家乡又穷又偏远，但景色美得令人心醉。人们延续着游牧人的生活已经数百年，泽郎王清在那里一直待到15岁。
之后他被四川人民广播电台聘去做藏语播音员，从此就进了城。这是1981年，他在成都有了一份令人艳羡的“铁饭碗”。即便他花一个小时就能完成一周的工作，之后就无所事事，但他还是干了10年。
其中有一年三个月的时间，他把自己与现实隔离开来。他突然有一个迫切的愿望，要把藏文学好。
泽郎出生在文革时期，那时藏语是封建残余，学校里教的都是汉语课本。依靠家族的维系，他会说藏语，但不会写。
在成都工作时，中央民族大学是全国唯一教授藏语的高校，单位想送他去深造，但他固执地认为一门语言是和它的文化密切相关，怎么能到一个没有藏文化传统的地方去学习藏文呢？
他来到一座4000多米雪山的脚下，追随一位在此修行多年的高僧。这里是一个宗教教派的智慧舌心，著名的佛学堂；可也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除了一间30平米的木屋，夜里只与风声、鸟声、虫声、狼声为伴。
毫无干扰的生活让泽郎王清的藏文进步神速，因为藏文的学习要从历史、文化、佛经入手，他开始真正理解了自己的民族，为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感到自豪。
每日与雪山共眠，他懂得了族人对神山、圣湖、对雄鹰的崇敬。他也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法则：那就是要遵循大自然的规律，同时注重因果报应——这也是藏传佛教最基本的思想。
去深山学了一年多的佛经之后，他却开了一家广告公司。之后的1997年，去拉萨潜心求佛，却阴差阳错接手了一家餐吧。
这是位于拉萨八廓街东南角的一栋黄色建筑。泽郎王清初见它时感到很奇怪，因为藏区的房子是不可以用这个颜色的。
黄房子的主人是三个美国女孩，她们告诉了泽郎王清一个传说：这栋小楼是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曾经下榻过的地方，因为曾有神灵托梦给他，让他寻找一位月亮般纯美的少女，助他一臂之力来普渡众生。
两人在这里不期而遇，她美丽的容貌印在了仓央嘉措的心上。之后仓央嘉措却遍寻不获，于是惆怅的他写下了著名的诗歌《在那东山顶上》：
在那东方高高的山尖
每当升起那明月皎颜
玛吉阿米醉人的笑脸
会冉冉浮现在我心田
藏语中“玛吉阿米”，意为圣洁母亲、纯洁少女。泽郎王清在黄房子里泡了半个月，“玛吉阿米”的传说似一股力量吸引着他，最终他接手了这家餐吧，取名就叫“玛吉阿米”。
很多人因为泽郎王清的餐吧，才知道了“玛吉阿米”的故事。而他的餐吧通过餐饮来传播西藏文化，也成为人们了解西藏的一个温馨切口。
征服北京这片“水草”
1999年，“玛吉阿米”的生意如日中天，几乎成为到拉萨旅游必去的一个景点。一位从北京来的朋友对泽郎王清说：“你应该去北京开一个‘玛吉阿米’，北京那么大的市场，全世界的文化都能在那里生根发芽，却没有见到过一家像样的藏族餐厅。”
此前，泽郎王清仅去过北京两次，对北京的了解，限于天安门、长城和故宫。他动心了。1999年冬天，泽郎王清来到北京，为新的“玛吉阿米”选址。
那时他手中仅有的资源是：十几万的存款，刊登分类广告的报纸。他想找一个外国人、白领、文化人聚集的地方，拉萨店中的客人大多就是这种类型。按照报纸上的广告，泽郎王清在使馆区、燕莎、国贸生活区寻觅，却总找不到让自己满意的地方，要么价格太高，要么房子的大小不合适。
就这么断断续续找了两年的时间，直到2001年的春天，泽郎王清终于看中了秀水南街一家200多平米的店面，这家店紧邻使馆区，众多外国人出入。
泽郎王清刚开始操作时，有个北京朋友非常热情地想与他结盟。但在洽谈具体事宜时，两人的理念发生了矛盾。这个北京生意人坚持要以最小的成本攫取最大的利润，他对泽郎王清想尽可能展现藏族文化原汁原味的想法嗤之以鼻。
但泽郎王清一直谨记高僧师傅最后对他的叮咛，“信仰藏传佛教，并不意味着要待在庙里念经，你可以做任何事情。若走了商道，就要遵守一个原则：一定要用心创造产品，与别人公平对等地交易。”
北京“玛吉阿米”的所有家具装饰全部从西藏运来，一辆加长大卡车，两个司机日夜兼程走了4天4夜。梁、柱上的壁画请了3位西藏画师一笔笔精心绘制。窗旁的灯笼，墙上的藏历、唐卡，顶棚上的八宝布帘、屋梁上的木制面具，全部在西藏订制。服务员和厨子也从藏区寻找，光装修就花了两年时间。
“我要在北京呈现一个真实的西藏。这既是商业行为，也是文化行为。以藏族餐饮为载体，把藏族文化中诸如建筑、绘画、民居、歌舞，都在这里得到展示。如果用假的东西去模仿，那就没有生命力了。”泽郎王清把原生态文化看得很重，他说，如果北京像个花园，那里面也应有朵格桑花在绽放。
之后北京陆续开了很多家藏式餐厅，也不乏藏人老板，但名气始终都不如“玛吉阿米”。
这十年，他像候鸟一样生活，夏季回到拉萨，冬天来临之时飞到北京。总呆在北京，还是让他有些不习惯。他喜欢拉萨，虽然这里的商业游戏规则已经和内地无异，有时回来也只为了看看蓝天，让心透彻。
据估计，在北京的西藏人近万，大多从事与文化相关的工作。藏族人来北京找工作，首先都会想到“玛吉阿米”，这里也成为了他们集体抒发乡愁的地方。
藏人或许是最无法割舍乡情的民族，泽郎王清有一些朋友，即使在北京已经扎根20多年，最终还是失望地离开了这里。理由因人而异，但追其根源，泽郎王清说那应是藏人骨子里的东西，与信仰有关。
“玛吉阿米”的北京传奇
泽郎王清的爱情也因“玛吉阿米”而到来。
在为北京“玛吉阿米”寻找店铺的过程中，康巴汉子泽郎王清与土生土长的北京白领牟向晖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
他们的世界太不相同，一个恣意驰骋在草原，一个在跨国公司的写字楼里得心应手。但他们还是无可救药地相爱了。
牟向晖说，第一次见这个康巴汉子，他讲了很多他的经历，还有他自己对藏文化的理解。“那种感觉是以前没有过的，无法描述。我觉得好像突然有人在我面前打开一扇新的窗户，外面是我从没接触过的世界。”
泽郎王清邀请牟向晖游成都，很快又去了西藏。泽郎特别喜欢纳木错，他说要带向晖去看日落。他们碰到了一个极为壮观的日落，向晖从来都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夕阳，整个半边天都是红的。
度完假，再次回到写字楼，她感到恍恍惚惚、亦幻亦真，原来熟悉的工作突然难以适应了，看着西藏带回的照片，她对那片神圣的土地和这个神奇的男人充满了敬意和迷恋。
他俩的关系，牟向晖家里并没有太多意见，倒是泽郎王清的一些藏族朋友在席间口出不逊：汉族人很狡猾，不诚实，常常说了话不算。向晖有些不快，但她知道那不是针对她个人的。
泽郎王清是虔诚的藏传佛教徒，每天早晚都要念一段经，到北京后依然如此。“他会忘了洗脚、刷牙，但是不会忘记念经，即使是喝醉了，也不会忘。”牟向晖笑着描述她的丈夫。
他念经的主要目的就是感恩，也为妻子祈福。受丈夫的影响，牟向晖也开始信佛。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交谈期间，她不忘时常拨动手中的佛珠，这成为战胜他们之间隔阂的突破口。泽郎形容妻子信佛后，“心里仿佛点燃了一盏明灯”。
结婚之前，泽郎王清有过另一段婚姻。至今，泽郎还与前妻及其父母保持着家人般的关系，前妻及父母到北京来玩时，泽郎恰巧不在，全程都由向晖接待。
泽郎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说难道我们夫妻不成，还不能做朋友吗？应该是一种以诚相待的关系，这也是对于缘分的崇敬。
两人的分歧多在工作上，“她更理性，我更感性。我总想着闯荡和冒险，想像牧人一样继续行走，她更希望安于现状的幸福。”很多人问泽郎王清，北京是你的目的地吗？他的答案永远是：这里只是我的一个夏季牧场。
用信仰化解误会
泽郎15岁离开康区后，康巴汉子的印迹就越来越淡，桀骜隐在眉间，流浪的本性流淌在他的骨血里。如今，他已经很少与儿时草原上的玩伴来往，他们中的有的做了公务员，有的依然过着游牧生活。
不穿藏袍的他依然怀念游牧人的生活，提起马背飞扬的日子眼睛就发亮。那是怎样一种潇洒啊：在草原上经常走到天黑就随地住下，脱下藏袍当被子盖，马鞍作枕，羊毛垫子垫铺，草原就是床，满天繁星伴入眠。
生活方式的传统还在，但一些变化也在悄然发生。
泽郎王清发现，这几年康巴人开始锁门了，以防偷盗，这在从前是根本没法想象的。路上看到牵着马的康巴汉子，停下来想同他合个影，但他已经懂得了张口要钱甚至敲诈。还有一些年轻的康巴小伙，看多了电影中黑社会的打打杀杀，也搞起了流氓帮派。
这些让泽郎王清既愤怒又痛心，强势商业文化的侵袭不可避免，经济发展给人们带来很大便利的同时，灵魂深处很纯真的那些品格也随之被污染了。
泽郎王清走了很远，他说自己始终没有迷失，他既保留了传统藏人对信仰的执着，又对现代商业文化兼容并收。他说他读懂了藏传佛教的核心，并运用到人生中，“不理解的话只能是迷信，回到现实，信仰就崩塌了”。
生活似乎总是那么一帆风顺，但自去年，他开始遇到了一些小麻烦。头一件事是，拉萨“3
康巴汉子横行康区自带刀。
刀对他们来说，既是雄性的象征，还有防身、割肉的便利。他们是草原的吉普赛人，逐水草而居，好斗和不羁是身后的土地留给他们的印记。
当年，北京对于康巴汉子泽郎王清，就是心中那片遥远的水草。与其说是征服，不如说是迎合。他剪去了长发，摘下了佩刀，脱了藏袍，不带丝毫康巴印记就进城了。
在北京，他置了家，娶了北京女子，开的藏族餐吧，还醉倒了不少城里人。
但每到夜里，他还是想起心中的“玛吉阿米”，那东方高高的山尖和女神醉人的笑脸。在城市里，“玛吉阿米”是这个男人的现实；而在内心深处，“玛吉阿米”是他遥远的乡愁。
它们总是交错地出现在泽郎王清的生活里，矛盾且又关系牢靠。这种复杂的背景，让这个康巴汉子的生活充满着不确定性，让他游离于城市的商业和内心深处的后花园之间。
寻找“玛吉阿米”
泽郎王清出生在四川阿坝哈拉玛大草原一个游牧家庭，用他的话说他的家乡又穷又偏远，但景色美得令人心醉。人们延续着游牧人的生活已经数百年，泽郎王清在那里一直待到15岁。
之后他被四川人民广播电台聘去做藏语播音员，从此就进了城。这是1981年，他在成都有了一份令人艳羡的“铁饭碗”。即便他花一个小时就能完成一周的工作，之后就无所事事，但他还是干了10年。
其中有一年三个月的时间，他把自己与现实隔离开来。他突然有一个迫切的愿望，要把藏文学好。
泽郎出生在文革时期，那时藏语是封建残余，学校里教的都是汉语课本。依靠家族的维系，他会说藏语，但不会写。
在成都工作时，中央民族大学是全国唯一教授藏语的高校，单位想送他去深造，但他固执地认为一门语言是和它的文化密切相关，怎么能到一个没有藏文化传统的地方去学习藏文呢？
他来到一座4000多米雪山的脚下，追随一位在此修行多年的高僧。这里是一个宗教教派的智慧舌心，著名的佛学堂；可也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除了一间30平米的木屋，夜里只与风声、鸟声、虫声、狼声为伴。
毫无干扰的生活让泽郎王清的藏文进步神速，因为藏文的学习要从历史、文化、佛经入手，他开始真正理解了自己的民族，为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感到自豪。
每日与雪山共眠，他懂得了族人对神山、圣湖、对雄鹰的崇敬。他也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法则：那就是要遵循大自然的规律，同时注重因果报应——这也是藏传佛教最基本的思想。
去深山学了一年多的佛经之后，他却开了一家广告公司。之后的1997年，去拉萨潜心求佛，却阴差阳错接手了一家餐吧。
这是位于拉萨八廓街东南角的一栋黄色建筑。泽郎王清初见它时感到很奇怪，因为藏区的房子是不可以用这个颜色的。
黄房子的主人是三个美国女孩，她们告诉了泽郎王清一个传说：这栋小楼是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曾经下榻过的地方，因为曾有神灵托梦给他，让他寻找一位月亮般纯美的少女，助他一臂之力来普渡众生。
两人在这里不期而遇，她美丽的容貌印在了仓央嘉措的心上。之后仓央嘉措却遍寻不获，于是惆怅的他写下了著名的诗歌《在那东山顶上》：
在那东方高高的山尖
每当升起那明月皎颜
玛吉阿米醉人的笑脸
会冉冉浮现在我心田
藏语中“玛吉阿米”，意为圣洁母亲、纯洁少女。泽郎王清在黄房子里泡了半个月，“玛吉阿米”的传说似一股力量吸引着他，最终他接手了这家餐吧，取名就叫“玛吉阿米”。
很多人因为泽郎王清的餐吧，才知道了“玛吉阿米”的故事。而他的餐吧通过餐饮来传播西藏文化，也成为人们了解西藏的一个温馨切口。
征服北京这片“水草”
1999年，“玛吉阿米”的生意如日中天，几乎成为到拉萨旅游必去的一个景点。一位从北京来的朋友对泽郎王清说：“你应该去北京开一个‘玛吉阿米’，北京那么大的市场，全世界的文化都能在那里生根发芽，却没有见到过一家像样的藏族餐厅。”
此前，泽郎王清仅去过北京两次，对北京的了解，限于天安门、长城和故宫。他动心了。1999年冬天，泽郎王清来到北京，为新的“玛吉阿米”选址。
那时他手中仅有的资源是：十几万的存款，刊登分类广告的报纸。他想找一个外国人、白领、文化人聚集的地方，拉萨店中的客人大多就是这种类型。按照报纸上的广告，泽郎王清在使馆区、燕莎、国贸生活区寻觅，却总找不到让自己满意的地方，要么价格太高，要么房子的大小不合适。
就这么断断续续找了两年的时间，直到2001年的春天，泽郎王清终于看中了秀水南街一家200多平米的店面，这家店紧邻使馆区，众多外国人出入。
泽郎王清刚开始操作时，有个北京朋友非常热情地想与他结盟。但在洽谈具体事宜时，两人的理念发生了矛盾。这个北京生意人坚持要以最小的成本攫取最大的利润，他对泽郎王清想尽可能展现藏族文化原汁原味的想法嗤之以鼻。
但泽郎王清一直谨记高僧师傅最后对他的叮咛，“信仰藏传佛教，并不意味着要待在庙里念经，你可以做任何事情。若走了商道，就要遵守一个原则：一定要用心创造产品，与别人公平对等地交易。”
北京“玛吉阿米”的所有家具装饰全部从西藏运来，一辆加长大卡车，两个司机日夜兼程走了4天4夜。梁、柱上的壁画请了3位西藏画师一笔笔精心绘制。窗旁的灯笼，墙上的藏历、唐卡，顶棚上的八宝布帘、屋梁上的木制面具，全部在西藏订制。服务员和厨子也从藏区寻找，光装修就花了两年时间。
“我要在北京呈现一个真实的西藏。这既是商业行为，也是文化行为。以藏族餐饮为载体，把藏族文化中诸如建筑、绘画、民居、歌舞，都在这里得到展示。如果用假的东西去模仿，那就没有生命力了。”泽郎王清把原生态文化看得很重，他说，如果北京像个花园，那里面也应有朵格桑花在绽放。
之后北京陆续开了很多家藏式餐厅，也不乏藏人老板，但名气始终都不如“玛吉阿米”。
这十年，他像候鸟一样生活，夏季回到拉萨，冬天来临之时飞到北京。总呆在北京，还是让他有些不习惯。他喜欢拉萨，虽然这里的商业游戏规则已经和内地无异，有时回来也只为了看看蓝天，让心透彻。
据估计，在北京的西藏人近万，大多从事与文化相关的工作。藏族人来北京找工作，首先都会想到“玛吉阿米”，这里也成为了他们集体抒发乡愁的地方。
藏人或许是最无法割舍乡情的民族，泽郎王清有一些朋友，即使在北京已经扎根20多年，最终还是失望地离开了这里。理由因人而异，但追其根源，泽郎王清说那应是藏人骨子里的东西，与信仰有关。
“玛吉阿米”的北京传奇
泽郎王清的爱情也因“玛吉阿米”而到来。
在为北京“玛吉阿米”寻找店铺的过程中，康巴汉子泽郎王清与土生土长的北京白领牟向晖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
他们的世界太不相同，一个恣意驰骋在草原，一个在跨国公司的写字楼里得心应手。但他们还是无可救药地相爱了。
牟向晖说，第一次见这个康巴汉子，他讲了很多他的经历，还有他自己对藏文化的理解。“那种感觉是以前没有过的，无法描述。我觉得好像突然有人在我面前打开一扇新的窗户，外面是我从没接触过的世界。”
泽郎王清邀请牟向晖游成都，很快又去了西藏。泽郎特别喜欢纳木错，他说要带向晖去看日落。他们碰到了一个极为壮观的日落，向晖从来都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夕阳，整个半边天都是红的。
度完假，再次回到写字楼，她感到恍恍惚惚、亦幻亦真，原来熟悉的工作突然难以适应了，看着西藏带回的照片，她对那片神圣的土地和这个神奇的男人充满了敬意和迷恋。
他俩的关系，牟向晖家里并没有太多意见，倒是泽郎王清的一些藏族朋友在席间口出不逊：汉族人很狡猾，不诚实，常常说了话不算。向晖有些不快，但她知道那不是针对她个人的。
泽郎王清是虔诚的藏传佛教徒，每天早晚都要念一段经，到北京后依然如此。“他会忘了洗脚、刷牙，但是不会忘记念经，即使是喝醉了，也不会忘。”牟向晖笑着描述她的丈夫。
他念经的主要目的就是感恩，也为妻子祈福。受丈夫的影响，牟向晖也开始信佛。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交谈期间，她不忘时常拨动手中的佛珠，这成为战胜他们之间隔阂的突破口。泽郎形容妻子信佛后，“心里仿佛点燃了一盏明灯”。
结婚之前，泽郎王清有过另一段婚姻。至今，泽郎还与前妻及其父母保持着家人般的关系，前妻及父母到北京来玩时，泽郎恰巧不在，全程都由向晖接待。
泽郎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说难道我们夫妻不成，还不能做朋友吗？应该是一种以诚相待的关系，这也是对于缘分的崇敬。
两人的分歧多在工作上，“她更理性，我更感性。我总想着闯荡和冒险，想像牧人一样继续行走，她更希望安于现状的幸福。”很多人问泽郎王清，北京是你的目的地吗？他的答案永远是：这里只是我的一个夏季牧场。
用信仰化解误会
泽郎15岁离开康区后，康巴汉子的印迹就越来越淡，桀骜隐在眉间，流浪的本性流淌在他的骨血里。如今，他已经很少与儿时草原上的玩伴来往，他们中的有的做了公务员，有的依然过着游牧生活。
不穿藏袍的他依然怀念游牧人的生活，提起马背飞扬的日子眼睛就发亮。那是怎样一种潇洒啊：在草原上经常走到天黑就随地住下，脱下藏袍当被子盖，马鞍作枕，羊毛垫子垫铺，草原就是床，满天繁星伴入眠。
生活方式的传统还在，但一些变化也在悄然发生。
泽郎王清发现，这几年康巴人开始锁门了，以防偷盗，这在从前是根本没法想象的。路上看到牵着马的康巴汉子，停下来想同他合个影，但他已经懂得了张口要钱甚至敲诈。还有一些年轻的康巴小伙，看多了电影中黑社会的打打杀杀，也搞起了流氓帮派。
这些让泽郎王清既愤怒又痛心，强势商业文化的侵袭不可避免，经济发展给人们带来很大便利的同时，灵魂深处很纯真的那些品格也随之被污染了。
泽郎王清走了很远，他说自己始终没有迷失，他既保留了传统藏人对信仰的执着，又对现代商业文化兼容并收。他说他读懂了藏传佛教的核心，并运用到人生中，“不理解的话只能是迷信，回到现实，信仰就崩塌了”。
生活似乎总是那么一帆风顺，但自去年，他开始遇到了一些小麻烦。头一件事是，拉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