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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压力剧增，猝死已成中青年杀手。90%以上的猝死事件发生在公共场所。那么，这些场所的经营管理者，有没有义务抓住“黄金急救期”，防止猝死发生？
上海的一起案件，告诉了我们答案——
半个小时，已与丈夫阴阳相隔
河南人佟启龙已过而立之年，与妻子孙卓婧在上海打工多年。虽有三个儿子要抚养，但尚可承担，因为佟启龙在装饰设计公司有份不错的工作，只是很辛苦。
2014年6月10日傍晚，佟启龙搭上了从市人民广场到朱家角镇的沪朱高速快线公交车。此前，他已连续三天通宵加班没回家。这条路线在高速公路上，长52公里，单程需一个小时左右。该车次的司机、售票员分别为郁志翔、罗可平。
佟启龙上了车就一直在打盹。18：06，车驶至沪青平公路，因为是末班车，罗可平在家附近提前下了车。18：08，佟启龙醒了。快到终点站了，他打电话让妻子来接。
孙卓婧和二儿子在车站外等了二十几分钟，其间，看到一辆沪朱高速快线进站，却不见丈夫身影。孙卓婧心里有点发毛：从没有过这种情况啊。偏巧，她忘了带手机。这让她后来追悔莫及。
久久等不到丈夫，孙卓婧只得返家打电话，可丈夫的手机无人接听。18：46，手机终于通了，接电话的人却是一位陌生男子。男子说她的丈夫在青浦客运站的修理厂那边，病情很重。
朱家角站距修理厂有十多公里。丈夫去那边做什么？他怎么会突然生病？孙卓婧一边央求对方快拨打急救电话，一边赶过去。
孙卓婧赶到，见警察已在现场。佟启龙斜躺在车上，任凭妻子怎么呼喊，也没反应。
急救中心的医生赶来，发现佟启龙已无呼吸、心跳。送往医院后，确定其死因是心源性猝死。
心迷难解，妻求真相诉上法庭
半个多小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孙卓婧想看看监控视频，却被公交公司拒绝了。
悲愤之下，她将公交公司告到青浦区人民法院，索赔各项费用合计106余万元。
2014年11月的庭审中，播放了事发当天公交车的监控视频——
18：14，车到了终点站朱家角汽车站。佟启龙想起身，却一头栽倒在座位上。由于他在后门前面的位置，开着的后门挡住了后方视线，从后门下车的乘客几乎看不到这里。车厢前部的乘客都从前门走了，也很难注意到这里。郁志翔去交接班了，只留佟启龙独自斜躺在座位上，不停地喘息、抽搐。
郁志翔再次上车，未检查车内是否有乘客，便将车驶离车站。
1分45秒之后，车辆遇红灯停车，郁志翔离开驾驶位往车厢后方走，终于发现了佟启龙。郁志翔推搡他一番，见他没反应，又用脚踢了他一下，就继续开车。
18：29，郁志翔将车开至青浦客运中心洗车场洗车，并走向车厢后方关窗，捡拾车上的瓶子，又用脚触碰了佟启龙。见他仍没反应，郁志翔下车了。不久，郁志翔再次上车推搡佟启龙，打开他手机翻看。见叫不醒他便下车了。
18：35，郁志翔将车开往汽车修理厂，于18：36下车。
18：38，郁志翔用修理厂的电话报警，称：“有一酒鬼叫不醒，已通知120……”
18：46，孙卓婧终于拨通丈夫的电话，才知出了事。
孙卓婧认为：司机未清场，导致未及时发现佟启龙，延误了救治机会，违反了运输合同保证旅客安全上下车的原则;司机发现佟启龙不省人事后，不积极报警，不积极送医，再次延误抢救时间。综上所述，郁志翔存在严重过错，其所在公交公司对佟启龙的死亡应承担主要责任。
公交公司辩称：客运合同不属于一般的承运合同，带有一定的社会公益、福利性质，对旅客的伤亡应作限缩解释。
郁志翔则解释说，曾在垃圾桶内发现一只啤酒瓶，以为佟启龙喝酒了。但他坦承，没闻到佟启龙身上有酒味。
违规违法，败在不作为
法院审理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佟启龙乘坐高速专线，即与公交公司建立了客运合同关系，公交公司有法定的救助义务。
本案中，售票员先于终点站下车，而司机在售票员不在的情况下，未检查乘客是否已全部下车，违反客运一般操作规程，未尽到注意义务。司机发现佟启龙后，始终误判，严重延宕了救治时间。
身体因素是造成佟启龙死亡的主要原因，司、售人员的行为是次要原因，因此，公交公司需承担40%的赔偿责任。
2014年11月23日，青浦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一审判决公交公司赔偿孙卓婧等人57.5余万元。
公交公司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他们认为，佟启龙的死亡是疾病所致，公司不应担责。司、售人员非专业急救人员，对乘客的注意义务限于一般注意义务，不可苛责。心源性猝死黄金救治时间仅3分钟，即便司机及时送医，也难避死亡。
法院经审理认为，公交公司负有法定救助义务。司、售人员违规也是事实。驾驶员承认没有闻到酒味，却作出醉酒判断，理由牵强。即便佟启龙醉酒，驾驶员同样应给予照料和看护。司、售人员可以发现而未及时发现，能够采取救助措施而不作为，既违反工作职责，又没能履行法定义务。
2015年4月3日，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法官说法
患者出现病症后1小时内死亡，一般都会被界定为猝死。而世界卫生组织规定：发病后6小时内死亡者为猝死。
猝死病因很多情况下不明，只能说主要成因是冠心病、心脏衰竭和遗传性心脏病。
在我国，每年约有50余万人遭遇心脏骤停。大多都发生在医院外，急救人员无法及时赶到，错过黄金急救期，酿成悲剧，生存率不足1%。
2014年2月，一名IBM公司管理人员倒在深圳地铁蛇口线水湾站出口的台阶上，没得到及时救治，是一例公共场所猝死典型案例。
“在‘扶不扶’都成社会问题的背景下，遇到有人突然倒地，有多少人敢去救助？”然而，“扶与不扶”不全是道德问题，有时还是法律义务。
公共场所，分为开放性、非开放性两类。
在开放性的公共场所，如公共道路上、免费的公益区域内，如发生猝死事件，路人“扶与不扶”只能由道德来规范。
在非开放性公共场所，如车站、码头、机场、营业性的场所等区域，经营管理人员则有法律义务采取有效措施，履行谨慎的注意义务，预防猝死事件发生。
与“扶不扶”问题并存的，还有大众普遍缺乏心肺复苏常识。
黄金急救期是发病后6至10分钟，每延误1分钟存活率就下降10%。在我国香港和台湾两地，已完成急救知识大众普及，从消防队员、警察、教师到学生，建立了完善的心脏复苏常识培训体系。在机场、学校等公共场所，均安装了自动体外除颤器，用以猝死抢救。这些，真的值得好好借鉴。
（文中人名系化名。）
（編辑 赵莹
[email protected]）
上海的一起案件，告诉了我们答案——
半个小时，已与丈夫阴阳相隔
河南人佟启龙已过而立之年，与妻子孙卓婧在上海打工多年。虽有三个儿子要抚养，但尚可承担，因为佟启龙在装饰设计公司有份不错的工作，只是很辛苦。
2014年6月10日傍晚，佟启龙搭上了从市人民广场到朱家角镇的沪朱高速快线公交车。此前，他已连续三天通宵加班没回家。这条路线在高速公路上，长52公里，单程需一个小时左右。该车次的司机、售票员分别为郁志翔、罗可平。
佟启龙上了车就一直在打盹。18：06，车驶至沪青平公路，因为是末班车，罗可平在家附近提前下了车。18：08，佟启龙醒了。快到终点站了，他打电话让妻子来接。
孙卓婧和二儿子在车站外等了二十几分钟，其间，看到一辆沪朱高速快线进站，却不见丈夫身影。孙卓婧心里有点发毛：从没有过这种情况啊。偏巧，她忘了带手机。这让她后来追悔莫及。
久久等不到丈夫，孙卓婧只得返家打电话，可丈夫的手机无人接听。18：46，手机终于通了，接电话的人却是一位陌生男子。男子说她的丈夫在青浦客运站的修理厂那边，病情很重。
朱家角站距修理厂有十多公里。丈夫去那边做什么？他怎么会突然生病？孙卓婧一边央求对方快拨打急救电话，一边赶过去。
孙卓婧赶到，见警察已在现场。佟启龙斜躺在车上，任凭妻子怎么呼喊，也没反应。
急救中心的医生赶来，发现佟启龙已无呼吸、心跳。送往医院后，确定其死因是心源性猝死。
心迷难解，妻求真相诉上法庭
半个多小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孙卓婧想看看监控视频，却被公交公司拒绝了。
悲愤之下，她将公交公司告到青浦区人民法院，索赔各项费用合计106余万元。
2014年11月的庭审中，播放了事发当天公交车的监控视频——
18：14，车到了终点站朱家角汽车站。佟启龙想起身，却一头栽倒在座位上。由于他在后门前面的位置，开着的后门挡住了后方视线，从后门下车的乘客几乎看不到这里。车厢前部的乘客都从前门走了，也很难注意到这里。郁志翔去交接班了，只留佟启龙独自斜躺在座位上，不停地喘息、抽搐。
郁志翔再次上车，未检查车内是否有乘客，便将车驶离车站。
1分45秒之后，车辆遇红灯停车，郁志翔离开驾驶位往车厢后方走，终于发现了佟启龙。郁志翔推搡他一番，见他没反应，又用脚踢了他一下，就继续开车。
18：29，郁志翔将车开至青浦客运中心洗车场洗车，并走向车厢后方关窗，捡拾车上的瓶子，又用脚触碰了佟启龙。见他仍没反应，郁志翔下车了。不久，郁志翔再次上车推搡佟启龙，打开他手机翻看。见叫不醒他便下车了。
18：35，郁志翔将车开往汽车修理厂，于18：36下车。
18：38，郁志翔用修理厂的电话报警，称：“有一酒鬼叫不醒，已通知120……”
18：46，孙卓婧终于拨通丈夫的电话，才知出了事。
孙卓婧认为：司机未清场，导致未及时发现佟启龙，延误了救治机会，违反了运输合同保证旅客安全上下车的原则;司机发现佟启龙不省人事后，不积极报警，不积极送医，再次延误抢救时间。综上所述，郁志翔存在严重过错，其所在公交公司对佟启龙的死亡应承担主要责任。
公交公司辩称：客运合同不属于一般的承运合同，带有一定的社会公益、福利性质，对旅客的伤亡应作限缩解释。
郁志翔则解释说，曾在垃圾桶内发现一只啤酒瓶，以为佟启龙喝酒了。但他坦承，没闻到佟启龙身上有酒味。
违规违法，败在不作为
法院审理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佟启龙乘坐高速专线，即与公交公司建立了客运合同关系，公交公司有法定的救助义务。
本案中，售票员先于终点站下车，而司机在售票员不在的情况下，未检查乘客是否已全部下车，违反客运一般操作规程，未尽到注意义务。司机发现佟启龙后，始终误判，严重延宕了救治时间。
身体因素是造成佟启龙死亡的主要原因，司、售人员的行为是次要原因，因此，公交公司需承担40%的赔偿责任。
2014年11月23日，青浦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一审判决公交公司赔偿孙卓婧等人57.5余万元。
公交公司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他们认为，佟启龙的死亡是疾病所致，公司不应担责。司、售人员非专业急救人员，对乘客的注意义务限于一般注意义务，不可苛责。心源性猝死黄金救治时间仅3分钟，即便司机及时送医，也难避死亡。
法院经审理认为，公交公司负有法定救助义务。司、售人员违规也是事实。驾驶员承认没有闻到酒味，却作出醉酒判断，理由牵强。即便佟启龙醉酒，驾驶员同样应给予照料和看护。司、售人员可以发现而未及时发现，能够采取救助措施而不作为，既违反工作职责，又没能履行法定义务。
2015年4月3日，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法官说法
患者出现病症后1小时内死亡，一般都会被界定为猝死。而世界卫生组织规定：发病后6小时内死亡者为猝死。
猝死病因很多情况下不明，只能说主要成因是冠心病、心脏衰竭和遗传性心脏病。
在我国，每年约有50余万人遭遇心脏骤停。大多都发生在医院外，急救人员无法及时赶到，错过黄金急救期，酿成悲剧，生存率不足1%。
2014年2月，一名IBM公司管理人员倒在深圳地铁蛇口线水湾站出口的台阶上，没得到及时救治，是一例公共场所猝死典型案例。
“在‘扶不扶’都成社会问题的背景下，遇到有人突然倒地，有多少人敢去救助？”然而，“扶与不扶”不全是道德问题，有时还是法律义务。
公共场所，分为开放性、非开放性两类。
在开放性的公共场所，如公共道路上、免费的公益区域内，如发生猝死事件，路人“扶与不扶”只能由道德来规范。
在非开放性公共场所，如车站、码头、机场、营业性的场所等区域，经营管理人员则有法律义务采取有效措施，履行谨慎的注意义务，预防猝死事件发生。
与“扶不扶”问题并存的，还有大众普遍缺乏心肺复苏常识。
黄金急救期是发病后6至10分钟，每延误1分钟存活率就下降10%。在我国香港和台湾两地，已完成急救知识大众普及，从消防队员、警察、教师到学生，建立了完善的心脏复苏常识培训体系。在机场、学校等公共场所，均安装了自动体外除颤器，用以猝死抢救。这些，真的值得好好借鉴。
（文中人名系化名。）
（編辑 赵莹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