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上的“社会主义美国”

　　近几年，美国青年人的“思想问题”一直让该国所谓保守人士忧心忡忡。自民主党人博尼·桑德斯“冒天下之大不韪”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打出“民主社会主义”旗号并收获大批拥趸以来，美国媒体就格外关注一般大众在“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连续几年形形色色的民调无不表明，桑德斯的成功绝非偶然，美国青年一代对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态度正悄然发生改变。

　　综合过去10年密集开展的各种民调数据可以看出，在1981年后出生的美国年轻人当中，社会主义的吸引力确实在持续增长，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则每况愈下。就连一向较为谨慎的盖洛普民调也显示，在2019年年底，美国青年人当中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的人已达到一半左右。哈里斯民调则显示，在18岁到24岁的年轻人之中，六成左右的人明确表示支持社会主义，49.6%的人直白表示不排斥“生活在一個社会主义国家”。
　　比内心喜好更重要的是行动，美国青年人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变化并非“言行不一”。在桑德斯参选之前，美国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美国民主主义者联盟”成员不过千人，数年没有召开过大会。到2017年下半年，其成员达到2.5万人，并且在芝加哥举行了全国大会。目前，其成员已经突破5.6万人，分支遍布全美。

保守派的“反思”

　　美国青年思想和行动上的变化是怎样产生的呢？美国的保守派也正急于弄清这一问题，并且表现出惊讶、愤怒和自我安慰的复杂情绪。惊讶的是，美国经济刚刚克服了“新大萧条”的影响，按照特朗普总统的话讲，正处于“史上最好时期”，物质环境依然优渥，但美国青年脑海中对社会主义的亲近感并没有随之消散，反而继续滋长。惊讶之余，他们的困惑转为愤怒，认为美国青年之所以走上“邪路”，正是因为生活环境过于舒坦，以至于失去了美式价值观里的“奋斗”精神，那些“追捧社会主义的人”不过是希望不用工作的“懒虫”。
　　在保守主义者看来，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运行得“一如既往的好”，“社会主义浪潮”在这个国家出现简直“不可理喻”。不过，指责年轻人是“懒虫”固然能够发泄胸中愤懑，但当他们冷静下来，多少也知道这一粗暴指责难以服众。于是，他们思来想去，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就是把美国青年的“误入歧途”归咎于“左翼对高等教育界的把持”，宣称美国的大学中民主党自由分子太多，传统的共和党人太少，教科书里没有历数社会主义的“凶残与失败”。总之，之所以美国青年出现“思想滑坡”，主要还是因为精英阶层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放松了对社会主义的警惕，放任左翼控制的教育界“人为地创造出自己的社会基础”。
　　虽然百般不情愿，美国的保守派也不得不承认，越来越多青年人的思想转向，多少还是反映出美国的资本主义运转“出了问题”。但对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美国的保守派人士大多语焉不详，而且总不忘说一句话：“不管资本主义有多少问题，社会主义的表现总是更糟。”也有人发表了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看法，例如，承认青年人确实在就业方面非常辛苦，碰到社会的结构性障碍，但话锋一转指出，所谓的结构性矛盾就是已经就业的工人得到工会的保护，也就妨碍了年轻人获得就业机会。还有一种言论称，联邦政府在用工方面管得太多，从业人员需要取得一大堆资格证书，这也不利于年轻人找工作。总之，他们就是要苦口婆心地告诉年轻人，美国社会是出了问题，但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体制，而是试图控制资本主义的人和政府。

傲慢的资本主义

　　在不能正视问题的情况下，真正的反思就不可能存在。美国右派们已经失去了对现实的感受力，既无法理解弱者在资本主义“原始森林”中的痛苦，也失去了设想更好社会机制的能力。这些保守分子甚至真诚地认为，当前美国社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维护穷人“吃苦”的自由，而国家福利将会剥夺这一宝贵自由。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制度的“道德优越性”就在于其所倡导的经济平等实际是精神上的平等，这种精神能有效地迫使人们为了钱而出卖劳动和笑容;而社会主义则仅仅满足于在物质上落实平等，丝毫不能鼓励人们去做“经济动物”。由此可见，美国的保守人士连篇累牍地就社会主义问题发表言论，终归是在“诿过于人”，所以，他们越出来说话，美国的年轻人对资本主义的评价就越发走低。
　　过去的资本主义曾经和今天的美国资本主义一样傲慢，过去的资本主义也曾经不那么傲慢，懂得自我调适和修正。在战争、危机与革命迭起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斯坦就提出了“资本主义适应论”，指出强大的劳工运动已经掀起了针对资本剥削倾向的社会反动，经济领域的民主化虽然还很微弱，但这一趋势的存在已是一个既成事实。不论伯恩斯坦思想的其他方面是否正确，他的这一观察是准确的，那就是面临紧迫的内外危机，各国的资本主义不得不选择“适应”时代变迁，而不是让时代“适应”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适应”时代变迁的过程，从世纪之交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再到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直至冷战。在冷战中期，资本主义美国的“社会主义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达到顶点：国内是“罗斯福新政”的遗产和自由民权运动的成果，国际上是以国家管制和国家间协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的国家福利制度得以确立，左翼思潮和运动也改变了美国的基本面貌。然而，从冷战后期开始，伴随战争和革命“威胁”的减弱，欧美各国的资本主义从长期的被压抑状态中重新得到解放，开始了一系列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逐步复活经典的自由竞争“丛林法则”。在美国，随着民主党在20世纪初开始拥抱新自由主义，这一进程加速进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显著加剧。
　　在失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直接挑战”之后，资本主义本身也开始迅速“退化”，逐渐失去一度引以为豪的“适应”力，甚至要清算之前的“错误路线”。在这一“倒行逆施”的大背景下，美国的年轻一代越发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没有第三次科技革命对生产力的提升，没有服务业大繁荣催生新的工作岗位，以“里根经济学”为旗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可能早已把尖锐的美国国内矛盾“带回”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了。然而，资本主义体系维持表面繁荣的同时，也是内部矛盾持续积攒的过程，傲慢的资本主义在重新正视现实之前，恐怕很难为其感受到的各种困惑找到答案。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世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