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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解剖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它明显地不同于中世纪，在如何看待盖伦时又分成两个时期，维萨留斯就处在这个分界点上。维萨留斯之前的解剖学受到盖伦的绝对影响；在他之后对盖伦进行全面批评的风气出现。就维萨留斯本人而言，他的解剖学也呈现了革新与保守的两重性。可以说，维萨留斯在解剖学上的认识过程就像是整个文艺复兴时期解剖学发展的缩影，西方解剖学就是基于这种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发展的。
关键词：文艺复兴 解剖学 盖伦 维萨留斯 两重性
一、西方中世纪的解剖学
关于西方中世纪的时期划分，学者们对起点的看法大体一致，就是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公元476年）开始。可是对其终点的看法则不尽相同，这主要与如何看待文艺复兴有关，较为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文艺复兴是中世纪的终点，同时也是近代的起点。
“中世纪”这一提法出自14世纪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们，他们认为在古代辉煌的文化与他们生活的年代之间有个相当长的“黑暗”（dark）时期。其实，西方文明在这一时期也并非停滞不前，遑论中国和伊斯兰文明对人类历史的独特贡献了，因此“黑暗时代”的说法早已被多数当代学者抛弃了。不过对解剖学来说，至少从14世纪到16世纪之间，好像发生了与以前时期显著不同的变化，所以本文需将西方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加以区别。
一般来说，医学研究在中世纪受到限制，因为当时天主教会及受其影响的大学关心的主要是拯救灵魂，对肉体痛苦的救助则居于次要地位。解剖学的发展当然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尽管长期以来在西方被奉为医学权威的盖伦（ClaudiusGalenus，129-199）强调解剖学知识对于成功治疗疾病的重要性，但是与解剖学有关的实践活动却很贫乏，因为中世纪医生依赖的主要手段如饮食、草药等，和解剖学知识没有太大的关系[Lindberg 1992，p.321，p.342]。换句话说，医者倾向于通过控制饮食和使用天然药物等温和的疗法来医治病患。
与盖伦强调解剖学知识对治病的意义不同，中世纪的解剖学与医疗实践之间的联系很微弱。解剖学在传统上属于地位相对低下的外科，有关解剖学的内容通常寄寓在外科学的书籍里。尽管可以维持生存，但外科医生远远不能与内科医生相比，一般认为外科是一种与理发与接骨类似的单纯技艺。不过到了12世纪，盖伦的希腊文著作以及承续其传统的阿拉伯文献的拉丁文译本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西方学者对解剖学知识新的关注，但是这不是因为人们认识到解剖学有助于医疗，而是因为有学识的内科医生出于对知识本身的兴趣开始关注与医学理论有关的解剖学。这种新的关注出现之后，实际的解剖活动也问世了，第一次是在意大利的萨勒诺（salerno），不过当时解剖的对象是猪。[Lindberg 1992，pp.339-342]
二、文艺复兴时期解剖学的变化
自从以亚历山大城为中心的希腊化文明在公元7世纪衰退以后，整个中世纪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之前，由于宗教和法律等方面的原因，在西方没有学术意义上的人体解剖[Wilson 1987，p.64]。到了13世纪末，一些复苏的迹象开始在意大利出现，但那还这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工作，人们从事解剖的目的是验尸以便确定死因[Lindberg 1992，p.342]。从14世纪初开始，西方解剖学史上开始出现一些重要的变化：
第一是人体解剖的复活，一些医生开始亲自解剖人体；
第二是专业的解剖学家以及近代意义的解剖学著作出现；
第三是大学将解剖学纳入医学课程并设置解剖学教授席位；
第四是在解剖学领域出现了数位大师级的人物；
第五是开始出现了对盖伦学说进行质疑和修正的现象。
除了最后一点以外，前面四项内容都与蒙迪诺（Mondino de Luzzi，1270-1326）有关。他是学者们公认的重新开始人体解剖的第一人[Walsh2008，p.161；Silver 1998，p.254]，也被人称为“解剖学的修复者（Restorer ofAnatomy）”[Singer 1957，p.75]。因为需要确定传染病及死亡的原因，也由于教会纲纪的松弛，社会环境使得蒙迪诺的解剖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Reiser 1978，pp.10-11]。可以这样说，蒙迪诺是1500年前亚历山大文化时期伟大解剖学家希罗菲卢斯（Herophilus，335-280 BC）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304-250 BC）之后，再次将系统的人体解剖学知识引入医学的第一个人，他亲自动手进行解剖的做法在人体解剖学史上带来了一场革命。[zimmerman&Veith 1961，pp.113-115]蒙迪诺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并任教，1306年到1324年间担任母校的医学教授，他最早进行的人体解剖是在1315年[Wilson 1987，p.64]。他不但是第一个近代的解剖学家，更重要的是他使解剖学在医学教育课程中扎根[curley 2013，p.99]。他发表于1316年的《解剖学》是第一本独立的解剖学专著，成为250年间在欧洲最广泛利用的解剖学标准教科书。[Jones&Whitaker 2009，PP.10-11；Wilson 1987，pp.63-64]
不过也有专家指出，蒙迪诺的《解剖学》在内容上基于盖伦与受其影响的阿拉伯医学家们的文献，他从事人体解剖的目的不是为了新发现，而是为了确认古代权威的准确性或者有效地熟记那些解剖学知识[Reiser 1978，p.11]；他也没有意识到盖伦有关人体解剖的知识并非来自本人的实践[Preul 1997，p.110]。因此蒙迪诺《解剖学》的意义不在于书中的内容，而在于该书包含的解剖方法与著作形式。[Wilson 1987，p.64]
文艺复兴时期对解剖学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除了蒙迪诺外还有几位也值得一提。比如说，贝内代蒂（Alessandro Benedetti，1445-1525）以第一次提议设立可以给观众演示解剖学过程的“解剖学剧院”（theatrum anatomicum）而著名；法布里修斯（Hieronymus Fabricius，1537—1619）则在帕多瓦大学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的“解剖学剧院”，并因关于胎儿的解剖学而扬名；因为发现肺循环而对后来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的血液循环论提供启发，并以第一次批评维萨留斯（Andreas Vesalius，1514-1564）而著名的哥伦布（Realdo Colombo，1516-1559）；因正确的牙齿解剖研究、精细的肌肉研究、发现欧氏管（Eustachian tube）而出名的欧斯塔希乌斯（Bartolomeo Eustachi，1514-1574）；首次在自己的著作《人体解剖学入门》（Isagogae breves perlucidae ac uberrimae，in Anatomiam humanicorporis，1523）中插入解剖图的贝伦伽里奥（Jacopo Berengario da Carpi，1460-1530）[Laqueur 1990，pp.267-268]，他也是最早批评盖伦的人。当然还可以列举一些对解剖学做出贡献的学者，但是最重要的人物还是维萨留斯，他通过自己划时代的著作《人体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1543），集中地指出并修正了盖伦的许多错误，对此后文将予详述。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原则与事实
很难用三言两语概括文艺复兴时期解剖学的发展脉络，但是根据学者们对待盖伦学说的态度，大致可以分成两个时期：维萨留斯之前的解剖学体现了盖伦的绝对影响；而从维萨留斯开始，批评盖伦的风气开始蔓延。不过无论是盖伦还是维萨留斯，他们的解剖学似乎都表现出一种原则与事实之间的张力。
1.关于盖伦
如同他的其他医学著作一样，盖伦的解剖学文献也被加以神化。任何怀疑盖伦的主张都被认为是宗教上的异端，所以在实际解剖人体中发现与盖伦的见解抵牾之时（事实上这种情况经常出现），人们通常采取不细追究而服从盖伦的立场。[Silver 1998，p.255]
盖伦属于古希腊的自然主义医学传统，表面上似乎与基督教的世界观不相适，按说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会发生冲突，但是为什么整个中世纪的学者们会把他视为医学上的最高权威，并把他对医学的见解看得如同《圣经》一样神圣呢？
诚然，盖伦不是基督徒，但是如同基督徒一样，他相信在自然界的所有东西中有一个为了某种目的设计的崇高的唯一存在（a single Supreme Being），这样的信念使后来的基督教学者和领袖们对他的著作产生同情；也就是说，他们能够感受到盖伦的思想与基督教在本质上是和谐的，因此他的著作比其他古代思想家的著作更容易被接受，在将近1500年的时间里成为西方医生们普遍接受并在医学教育被广泛采用的文献。[Yount 2003，p.101]
值得注意的是，盖伦强调基于直接的解剖和观察来描述对象，同时也指出了盲从现存文献的危险性。[silver 1998，p.254]不过他自己违背了这一原则。也许这一原则是他在解剖其他动物时得到的，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实际解剖过人体。动物是动物，人体是人体，尽管盖伦亲自解剖动物并加以观察和推论，但前者不能够取代后者。
事实上，在盖伦时代人体解剖是被禁止的，为此他通过解剖动物特别是无尾猴（Barbary ape）进行类推[Reiser 1978，pp.10-11]。也就是说，盖伦在涉及人体解剖时，他的实际做法与他提出的一般性原则不符，他也没有交代自己关于人体构造的描述是来自对动物解剖的观察，这就是造成他解剖学著作中错误的原因所在。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尽管他修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例如古代医学文献里说动脉中充满着空气，而他认为动脉充满血液并起着输送血液的作用；他将膀胱产生尿的旧说修正为肾脏产生尿；他又修正了前人关于声音来自心脏的谬见，提出咽喉发声的更接近真实的看法，见Yount 2003，p.101），然而他有时也不加批评地接受了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人提出的错误观点，典型的例子是无异议地接受四体液学说[Yount 2003，p.101]。这些都是盖伦自相矛盾的具体表现。
2.关于维萨留斯
根据盖伦提出的重视直接解剖与观察并对书本采取独立思考态度的原则，他本人的解剖学知识也应当被置于后代解剖学家们眼前加以检验。他又说过，解剖学会被新的解剖观察改进，真正的解剖学是在批评中不断前进的。然而直到1541年，没有任何人实践过盖伦的这一正确主张[Wear 1995，p.272]。人们对他顶礼膜拜，盖伦解剖学著作中的错误被掩饰了，这一情况直到维萨留斯登台才开始改变。[Yount 2003，p.101]
维萨留斯毫不犹豫地指出权威医学文献中也有错误，包括神圣的盖伦的著作。这一大胆的行为曾遭到学者和同事们的非难，但他毫不屈服。维萨留斯总共指出了大约200个盖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错误，例如盖伦认为左、右心室之间的隔膜上存在着可以通过血液的孔，对此维萨留斯加以否定[Vignais 2010，p.61]。同时他也指出了盖伦的知识基于对动物而不是对人体的解剖，盖伦关于人体解剖的大多数错误都与此有关。[Ellis 2001，p.40]
维萨留斯原本是盖伦的拥趸，因此一开始采用盖伦的视角去观察人体，比如说他1538年出版的《解剖六图》（TabulaeAnatomicae Sex）就有浓厚的盖伦色彩。举例来说，他设想人脑中有细脉网（rete mirabile），而且画出了图示，其实这是盖伦在动物解剖中观察到的，人脑中并不存在这样的东西；还有他像盖伦一样认为人的肝脏由5叶组成，这也是不正确的；他对人体心脏的描述沿袭了盖伦通过解剖无尾猴得到的错误推论[Wear 1995，p.274]。不过《解剖六图》在当时很受欢迎，曾被大量剽窃。
随着对人体解剖知识的积累与对盖伦著作认识的加深，大概从1539年左右维萨留斯就开始采取批评的姿态看待盖伦学说，这一立场的公开表露在1540年变得更加明显，当年他接受博洛尼亚大学教授、也是一位著名的盖伦主义者科尔蒂（Matteo Corti，1475-1544）的邀请，从帕多瓦大学移座博洛尼亚，开设一门基于蒙迪诺《解剖学》的公开课[Mitchell 2007，p.504]。在教学中维萨留斯明确地批评了盖伦、蒙迪诺甚至科尔蒂等人的错误。[Wear 1995，pp.273-275]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维萨留斯是真正的盖伦主义者，因为他认真实践了盖伦提出的解剖学原则；换句话说，他的确是通过实际解剖人体并详细观察来描述人体构造的，对此他在《人体构造》的第一卷中就有明确的交代[Wear 1995，p.275]。他主张从直接的人体解剖实践而不是从盖伦的书中去搞解剖学研究，批评当时的解剖学教学是对盖伦著作的盲目接受[Wear 1995，pp.273-275]。所以说按照盖伦提出的解剖学原则，维萨留斯是超越盖伦的盖伦主义者。
在他的代表作《人体构造》中，盖伦的原则得到了更好的贯彻。维萨留斯同时或稍后的解剖学家们只是在零星的内容上批评盖伦，他却是系统地批评盖伦将结论建立在动物解剖的基础上并为此提出了大量证据。
不过维萨留斯对原则的坚持也有一定的限度。在对待盖伦著作上他也表现出了两重性，就像盖伦不加批评地接受古代权威一样，在《人体构造》的中间几卷中（该书共七卷）有所表现：例如，论述血液系统的第3卷明显受到盖伦式生理学的影响；论述神经系统的第4卷也是基于盖伦的错误描述，提到只有7对脑神经；在第5卷中，他采纳了盖伦关于血液经由肝脏从乳糜（chyle）中产生的错误观点[Wear 1995，p.279]。此外，有时他也会以动物解剖来代替人体解剖，例如在眼睛构造上他就借用了对牛眼的解剖结果。[Bylebyl 1969，p.165，p.180] 四、“剧院偶像”与解剖学的辩证发展
1.培根的“剧院偶像”：解剖学的难点
培根曾经指出过妨碍人们获得正确认识的人在思考中的四种偶像，其中之一是“剧院偶像”（idolatheatri）：人们倾向于把演员在戏剧中演绎的情节看成事实，因此会出现盲从哲学上的教条或错误示范的现象，这被他称作“剧院偶像”。[Baconi 1813，p.19]
人们通常注意到维萨留斯修正了盖伦的一些错误，但是要知道后者也曾批评和修正过前人的观点，如针对希罗菲卢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的批评。尽管盖伦是几乎整个中世纪的绝对权威，但是对他所处的时代而言，希罗菲卢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也都是不容置疑的权威，对他们进行批评同样需要勇气和见识。这样设身处地的设想，盖伦和维萨留斯的开创精神都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他们两人也有各自的“偶像”，对于盖伦来说是希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对于维萨留斯来说则是盖伦。按照亲自解剖人体并据此描述人体，以及不迷信现存文献的“盖伦原则”来看，这两位伟大人物身上也出现了悖论。他们所标榜的解剖学原则与其行为不一致，原因好像有两方面：首先，在普遍崇拜权威的社会环境中，对其进行挑战非常困难。只要认真对比《人体构造》初版（1543）与第二版（1555）就可以发现，即使对于大无畏的维萨留斯，在批评盖伦时也流露出犹豫不决的痕迹②。其次，由于人体标本的稀缺，尽管有时怀疑权威文献有错，但是很难判断是否尸体发生形变或属于特例。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就必需解剖更多的尸体，但在当时获得可供解剖的尸体并非易事。
2.个人与时代的辩证法
对维萨留斯个人在解剖学领域的认识来说，一开始他依赖盖伦的见解考虑人体构造，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对盖伦著作认识的深化而开始怀疑，终于发展到摆脱盖伦的见解而以自己进行的人体解剖为基础描述人体的构造。将维萨留斯的这一认识过程与文艺复兴时期解剖学的发展过程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惊人的同构性。文艺复兴早、中期的解剖学是高度基于盖伦著作而展开的，蒙迪诺的《解剖学》就是一个代表；之后出现了部分怀疑盖伦的解剖学家贝伦加里奥（JacopoBerengario da Carpi，1460-1530）、维萨留斯等人，再以后就是《人体构造》的问世；以此为起点，文艺复兴晚期的解剖学家们开始彻底挣脱盖伦权威的束缚，进而开始全面系统地探究人体构造的真相。
概括来说，维萨留斯的认识发展过程正是文艺复兴时期解剖学发展过程的缩影，两者都经历了一个典型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正”是盖伦的解剖学见解，“反”是从人体解剖得出的不同结果，最终达到修改过的新内容与盖伦理论中合理成分的“合”。解剖学从本质上似乎永远处于类似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因为随着新的技术与器具的出现，与现存知识不同的新内容还将不断出现。
五、结语
以希罗菲卢斯为代表的亚历山大学派之后，长期以来由于宗教或社会上的原因人体解剖遭到禁止，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使是作为西方古代医学绝对权威的盖伦也只能依靠解剖动物来获取有关的知识。尽管他基于动物解剖描述人体构造，但是直到维萨留斯登台为止无人揭示真相，而盖伦的解剖学在基督教的庇护下成为千余年来支配性的学说，人们根据他的解说认识人体结构。
因为多种变化出现，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与中世纪的解剖学明显地不同，而这一时期的解剖学也呈现出二律背反的特征。在如何处理盖伦的问题上又可分成维萨留斯前与维萨留斯后这两个时期。
尽管维萨留斯前文艺复兴早中期的解剖学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由于医学家们仍然迷信盖伦，这一时期的解剖学中仍有致命的问题，这是由于盖伦本人的两重性所决定的。质言之，盖伦的解剖学原则强调实践和拒绝盲从，但他不得不依靠对动物的解剖来描述人体，此外他也不能扬弃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等古代权威的错误见解。维萨留斯的登台意味着全面批评盖伦解剖学中错误的开始。他在忠实于实践和不盲从文献方面比盖伦还要突出，但是诚如前文指出的那样，他对盖伦的批判还不够彻底，而这种不彻底性又成为后来的解剖学家们批评和完善解剖学的动力。
维萨留斯在解剖学上认识过程是整个文艺复兴时期解剖学发展的缩影，解剖学本身可以说是处于永远的辩证发展过程中。致谢本文是在我的导师刘钝研究员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他对科学史学科的深刻认识令我受益匪浅，我的中文稿亦承蒙他修改润饰。
关键词：文艺复兴 解剖学 盖伦 维萨留斯 两重性
一、西方中世纪的解剖学
关于西方中世纪的时期划分，学者们对起点的看法大体一致，就是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公元476年）开始。可是对其终点的看法则不尽相同，这主要与如何看待文艺复兴有关，较为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文艺复兴是中世纪的终点，同时也是近代的起点。
“中世纪”这一提法出自14世纪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们，他们认为在古代辉煌的文化与他们生活的年代之间有个相当长的“黑暗”（dark）时期。其实，西方文明在这一时期也并非停滞不前，遑论中国和伊斯兰文明对人类历史的独特贡献了，因此“黑暗时代”的说法早已被多数当代学者抛弃了。不过对解剖学来说，至少从14世纪到16世纪之间，好像发生了与以前时期显著不同的变化，所以本文需将西方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加以区别。
一般来说，医学研究在中世纪受到限制，因为当时天主教会及受其影响的大学关心的主要是拯救灵魂，对肉体痛苦的救助则居于次要地位。解剖学的发展当然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尽管长期以来在西方被奉为医学权威的盖伦（ClaudiusGalenus，129-199）强调解剖学知识对于成功治疗疾病的重要性，但是与解剖学有关的实践活动却很贫乏，因为中世纪医生依赖的主要手段如饮食、草药等，和解剖学知识没有太大的关系[Lindberg 1992，p.321，p.342]。换句话说，医者倾向于通过控制饮食和使用天然药物等温和的疗法来医治病患。
与盖伦强调解剖学知识对治病的意义不同，中世纪的解剖学与医疗实践之间的联系很微弱。解剖学在传统上属于地位相对低下的外科，有关解剖学的内容通常寄寓在外科学的书籍里。尽管可以维持生存，但外科医生远远不能与内科医生相比，一般认为外科是一种与理发与接骨类似的单纯技艺。不过到了12世纪，盖伦的希腊文著作以及承续其传统的阿拉伯文献的拉丁文译本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西方学者对解剖学知识新的关注，但是这不是因为人们认识到解剖学有助于医疗，而是因为有学识的内科医生出于对知识本身的兴趣开始关注与医学理论有关的解剖学。这种新的关注出现之后，实际的解剖活动也问世了，第一次是在意大利的萨勒诺（salerno），不过当时解剖的对象是猪。[Lindberg 1992，pp.339-342]
二、文艺复兴时期解剖学的变化
自从以亚历山大城为中心的希腊化文明在公元7世纪衰退以后，整个中世纪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之前，由于宗教和法律等方面的原因，在西方没有学术意义上的人体解剖[Wilson 1987，p.64]。到了13世纪末，一些复苏的迹象开始在意大利出现，但那还这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工作，人们从事解剖的目的是验尸以便确定死因[Lindberg 1992，p.342]。从14世纪初开始，西方解剖学史上开始出现一些重要的变化：
第一是人体解剖的复活，一些医生开始亲自解剖人体；
第二是专业的解剖学家以及近代意义的解剖学著作出现；
第三是大学将解剖学纳入医学课程并设置解剖学教授席位；
第四是在解剖学领域出现了数位大师级的人物；
第五是开始出现了对盖伦学说进行质疑和修正的现象。
除了最后一点以外，前面四项内容都与蒙迪诺（Mondino de Luzzi，1270-1326）有关。他是学者们公认的重新开始人体解剖的第一人[Walsh2008，p.161；Silver 1998，p.254]，也被人称为“解剖学的修复者（Restorer ofAnatomy）”[Singer 1957，p.75]。因为需要确定传染病及死亡的原因，也由于教会纲纪的松弛，社会环境使得蒙迪诺的解剖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Reiser 1978，pp.10-11]。可以这样说，蒙迪诺是1500年前亚历山大文化时期伟大解剖学家希罗菲卢斯（Herophilus，335-280 BC）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304-250 BC）之后，再次将系统的人体解剖学知识引入医学的第一个人，他亲自动手进行解剖的做法在人体解剖学史上带来了一场革命。[zimmerman&Veith 1961，pp.113-115]蒙迪诺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并任教，1306年到1324年间担任母校的医学教授，他最早进行的人体解剖是在1315年[Wilson 1987，p.64]。他不但是第一个近代的解剖学家，更重要的是他使解剖学在医学教育课程中扎根[curley 2013，p.99]。他发表于1316年的《解剖学》是第一本独立的解剖学专著，成为250年间在欧洲最广泛利用的解剖学标准教科书。[Jones&Whitaker 2009，PP.10-11；Wilson 1987，pp.63-64]
不过也有专家指出，蒙迪诺的《解剖学》在内容上基于盖伦与受其影响的阿拉伯医学家们的文献，他从事人体解剖的目的不是为了新发现，而是为了确认古代权威的准确性或者有效地熟记那些解剖学知识[Reiser 1978，p.11]；他也没有意识到盖伦有关人体解剖的知识并非来自本人的实践[Preul 1997，p.110]。因此蒙迪诺《解剖学》的意义不在于书中的内容，而在于该书包含的解剖方法与著作形式。[Wilson 1987，p.64]
文艺复兴时期对解剖学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除了蒙迪诺外还有几位也值得一提。比如说，贝内代蒂（Alessandro Benedetti，1445-1525）以第一次提议设立可以给观众演示解剖学过程的“解剖学剧院”（theatrum anatomicum）而著名；法布里修斯（Hieronymus Fabricius，1537—1619）则在帕多瓦大学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的“解剖学剧院”，并因关于胎儿的解剖学而扬名；因为发现肺循环而对后来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的血液循环论提供启发，并以第一次批评维萨留斯（Andreas Vesalius，1514-1564）而著名的哥伦布（Realdo Colombo，1516-1559）；因正确的牙齿解剖研究、精细的肌肉研究、发现欧氏管（Eustachian tube）而出名的欧斯塔希乌斯（Bartolomeo Eustachi，1514-1574）；首次在自己的著作《人体解剖学入门》（Isagogae breves perlucidae ac uberrimae，in Anatomiam humanicorporis，1523）中插入解剖图的贝伦伽里奥（Jacopo Berengario da Carpi，1460-1530）[Laqueur 1990，pp.267-268]，他也是最早批评盖伦的人。当然还可以列举一些对解剖学做出贡献的学者，但是最重要的人物还是维萨留斯，他通过自己划时代的著作《人体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1543），集中地指出并修正了盖伦的许多错误，对此后文将予详述。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原则与事实
很难用三言两语概括文艺复兴时期解剖学的发展脉络，但是根据学者们对待盖伦学说的态度，大致可以分成两个时期：维萨留斯之前的解剖学体现了盖伦的绝对影响；而从维萨留斯开始，批评盖伦的风气开始蔓延。不过无论是盖伦还是维萨留斯，他们的解剖学似乎都表现出一种原则与事实之间的张力。
1.关于盖伦
如同他的其他医学著作一样，盖伦的解剖学文献也被加以神化。任何怀疑盖伦的主张都被认为是宗教上的异端，所以在实际解剖人体中发现与盖伦的见解抵牾之时（事实上这种情况经常出现），人们通常采取不细追究而服从盖伦的立场。[Silver 1998，p.255]
盖伦属于古希腊的自然主义医学传统，表面上似乎与基督教的世界观不相适，按说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会发生冲突，但是为什么整个中世纪的学者们会把他视为医学上的最高权威，并把他对医学的见解看得如同《圣经》一样神圣呢？
诚然，盖伦不是基督徒，但是如同基督徒一样，他相信在自然界的所有东西中有一个为了某种目的设计的崇高的唯一存在（a single Supreme Being），这样的信念使后来的基督教学者和领袖们对他的著作产生同情；也就是说，他们能够感受到盖伦的思想与基督教在本质上是和谐的，因此他的著作比其他古代思想家的著作更容易被接受，在将近1500年的时间里成为西方医生们普遍接受并在医学教育被广泛采用的文献。[Yount 2003，p.101]
值得注意的是，盖伦强调基于直接的解剖和观察来描述对象，同时也指出了盲从现存文献的危险性。[silver 1998，p.254]不过他自己违背了这一原则。也许这一原则是他在解剖其他动物时得到的，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实际解剖过人体。动物是动物，人体是人体，尽管盖伦亲自解剖动物并加以观察和推论，但前者不能够取代后者。
事实上，在盖伦时代人体解剖是被禁止的，为此他通过解剖动物特别是无尾猴（Barbary ape）进行类推[Reiser 1978，pp.10-11]。也就是说，盖伦在涉及人体解剖时，他的实际做法与他提出的一般性原则不符，他也没有交代自己关于人体构造的描述是来自对动物解剖的观察，这就是造成他解剖学著作中错误的原因所在。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尽管他修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例如古代医学文献里说动脉中充满着空气，而他认为动脉充满血液并起着输送血液的作用；他将膀胱产生尿的旧说修正为肾脏产生尿；他又修正了前人关于声音来自心脏的谬见，提出咽喉发声的更接近真实的看法，见Yount 2003，p.101），然而他有时也不加批评地接受了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人提出的错误观点，典型的例子是无异议地接受四体液学说[Yount 2003，p.101]。这些都是盖伦自相矛盾的具体表现。
2.关于维萨留斯
根据盖伦提出的重视直接解剖与观察并对书本采取独立思考态度的原则，他本人的解剖学知识也应当被置于后代解剖学家们眼前加以检验。他又说过，解剖学会被新的解剖观察改进，真正的解剖学是在批评中不断前进的。然而直到1541年，没有任何人实践过盖伦的这一正确主张[Wear 1995，p.272]。人们对他顶礼膜拜，盖伦解剖学著作中的错误被掩饰了，这一情况直到维萨留斯登台才开始改变。[Yount 2003，p.101]
维萨留斯毫不犹豫地指出权威医学文献中也有错误，包括神圣的盖伦的著作。这一大胆的行为曾遭到学者和同事们的非难，但他毫不屈服。维萨留斯总共指出了大约200个盖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错误，例如盖伦认为左、右心室之间的隔膜上存在着可以通过血液的孔，对此维萨留斯加以否定[Vignais 2010，p.61]。同时他也指出了盖伦的知识基于对动物而不是对人体的解剖，盖伦关于人体解剖的大多数错误都与此有关。[Ellis 2001，p.40]
维萨留斯原本是盖伦的拥趸，因此一开始采用盖伦的视角去观察人体，比如说他1538年出版的《解剖六图》（TabulaeAnatomicae Sex）就有浓厚的盖伦色彩。举例来说，他设想人脑中有细脉网（rete mirabile），而且画出了图示，其实这是盖伦在动物解剖中观察到的，人脑中并不存在这样的东西；还有他像盖伦一样认为人的肝脏由5叶组成，这也是不正确的；他对人体心脏的描述沿袭了盖伦通过解剖无尾猴得到的错误推论[Wear 1995，p.274]。不过《解剖六图》在当时很受欢迎，曾被大量剽窃。
随着对人体解剖知识的积累与对盖伦著作认识的加深，大概从1539年左右维萨留斯就开始采取批评的姿态看待盖伦学说，这一立场的公开表露在1540年变得更加明显，当年他接受博洛尼亚大学教授、也是一位著名的盖伦主义者科尔蒂（Matteo Corti，1475-1544）的邀请，从帕多瓦大学移座博洛尼亚，开设一门基于蒙迪诺《解剖学》的公开课[Mitchell 2007，p.504]。在教学中维萨留斯明确地批评了盖伦、蒙迪诺甚至科尔蒂等人的错误。[Wear 1995，pp.273-275]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维萨留斯是真正的盖伦主义者，因为他认真实践了盖伦提出的解剖学原则；换句话说，他的确是通过实际解剖人体并详细观察来描述人体构造的，对此他在《人体构造》的第一卷中就有明确的交代[Wear 1995，p.275]。他主张从直接的人体解剖实践而不是从盖伦的书中去搞解剖学研究，批评当时的解剖学教学是对盖伦著作的盲目接受[Wear 1995，pp.273-275]。所以说按照盖伦提出的解剖学原则，维萨留斯是超越盖伦的盖伦主义者。
在他的代表作《人体构造》中，盖伦的原则得到了更好的贯彻。维萨留斯同时或稍后的解剖学家们只是在零星的内容上批评盖伦，他却是系统地批评盖伦将结论建立在动物解剖的基础上并为此提出了大量证据。
不过维萨留斯对原则的坚持也有一定的限度。在对待盖伦著作上他也表现出了两重性，就像盖伦不加批评地接受古代权威一样，在《人体构造》的中间几卷中（该书共七卷）有所表现：例如，论述血液系统的第3卷明显受到盖伦式生理学的影响；论述神经系统的第4卷也是基于盖伦的错误描述，提到只有7对脑神经；在第5卷中，他采纳了盖伦关于血液经由肝脏从乳糜（chyle）中产生的错误观点[Wear 1995，p.279]。此外，有时他也会以动物解剖来代替人体解剖，例如在眼睛构造上他就借用了对牛眼的解剖结果。[Bylebyl 1969，p.165，p.180] 四、“剧院偶像”与解剖学的辩证发展
1.培根的“剧院偶像”：解剖学的难点
培根曾经指出过妨碍人们获得正确认识的人在思考中的四种偶像，其中之一是“剧院偶像”（idolatheatri）：人们倾向于把演员在戏剧中演绎的情节看成事实，因此会出现盲从哲学上的教条或错误示范的现象，这被他称作“剧院偶像”。[Baconi 1813，p.19]
人们通常注意到维萨留斯修正了盖伦的一些错误，但是要知道后者也曾批评和修正过前人的观点，如针对希罗菲卢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的批评。尽管盖伦是几乎整个中世纪的绝对权威，但是对他所处的时代而言，希罗菲卢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也都是不容置疑的权威，对他们进行批评同样需要勇气和见识。这样设身处地的设想，盖伦和维萨留斯的开创精神都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他们两人也有各自的“偶像”，对于盖伦来说是希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对于维萨留斯来说则是盖伦。按照亲自解剖人体并据此描述人体，以及不迷信现存文献的“盖伦原则”来看，这两位伟大人物身上也出现了悖论。他们所标榜的解剖学原则与其行为不一致，原因好像有两方面：首先，在普遍崇拜权威的社会环境中，对其进行挑战非常困难。只要认真对比《人体构造》初版（1543）与第二版（1555）就可以发现，即使对于大无畏的维萨留斯，在批评盖伦时也流露出犹豫不决的痕迹②。其次，由于人体标本的稀缺，尽管有时怀疑权威文献有错，但是很难判断是否尸体发生形变或属于特例。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就必需解剖更多的尸体，但在当时获得可供解剖的尸体并非易事。
2.个人与时代的辩证法
对维萨留斯个人在解剖学领域的认识来说，一开始他依赖盖伦的见解考虑人体构造，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对盖伦著作认识的深化而开始怀疑，终于发展到摆脱盖伦的见解而以自己进行的人体解剖为基础描述人体的构造。将维萨留斯的这一认识过程与文艺复兴时期解剖学的发展过程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惊人的同构性。文艺复兴早、中期的解剖学是高度基于盖伦著作而展开的，蒙迪诺的《解剖学》就是一个代表；之后出现了部分怀疑盖伦的解剖学家贝伦加里奥（JacopoBerengario da Carpi，1460-1530）、维萨留斯等人，再以后就是《人体构造》的问世；以此为起点，文艺复兴晚期的解剖学家们开始彻底挣脱盖伦权威的束缚，进而开始全面系统地探究人体构造的真相。
概括来说，维萨留斯的认识发展过程正是文艺复兴时期解剖学发展过程的缩影，两者都经历了一个典型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正”是盖伦的解剖学见解，“反”是从人体解剖得出的不同结果，最终达到修改过的新内容与盖伦理论中合理成分的“合”。解剖学从本质上似乎永远处于类似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因为随着新的技术与器具的出现，与现存知识不同的新内容还将不断出现。
五、结语
以希罗菲卢斯为代表的亚历山大学派之后，长期以来由于宗教或社会上的原因人体解剖遭到禁止，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使是作为西方古代医学绝对权威的盖伦也只能依靠解剖动物来获取有关的知识。尽管他基于动物解剖描述人体构造，但是直到维萨留斯登台为止无人揭示真相，而盖伦的解剖学在基督教的庇护下成为千余年来支配性的学说，人们根据他的解说认识人体结构。
因为多种变化出现，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与中世纪的解剖学明显地不同，而这一时期的解剖学也呈现出二律背反的特征。在如何处理盖伦的问题上又可分成维萨留斯前与维萨留斯后这两个时期。
尽管维萨留斯前文艺复兴早中期的解剖学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由于医学家们仍然迷信盖伦，这一时期的解剖学中仍有致命的问题，这是由于盖伦本人的两重性所决定的。质言之，盖伦的解剖学原则强调实践和拒绝盲从，但他不得不依靠对动物的解剖来描述人体，此外他也不能扬弃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等古代权威的错误见解。维萨留斯的登台意味着全面批评盖伦解剖学中错误的开始。他在忠实于实践和不盲从文献方面比盖伦还要突出，但是诚如前文指出的那样，他对盖伦的批判还不够彻底，而这种不彻底性又成为后来的解剖学家们批评和完善解剖学的动力。
维萨留斯在解剖学上认识过程是整个文艺复兴时期解剖学发展的缩影，解剖学本身可以说是处于永远的辩证发展过程中。致谢本文是在我的导师刘钝研究员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他对科学史学科的深刻认识令我受益匪浅，我的中文稿亦承蒙他修改润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