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转变可以说一直到现在还在进行，到我们实现了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时才修得正果。转变中间还屡屡被外国入侵和自己的内战内乱打断，最近的一次就是“文革”的10年内乱了，没有进步还退步了，千万下乡知青拿的还是祖先几千年前发明的耕地工具。真正发展快速的黄金时期就是改革开放这30多年了，有学者评价我们用30多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过程。
　　30多年走了几百年的路，速度如此之快，转变如此之大，几代人的命运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是几次天上地下的过山车。我童年是在内陆一个县城的国营工厂度过的，而今我们县和全国2000多个县的绝大多数一样，在世纪之交的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中，县里的机械厂、纺织厂、酒厂、水泥厂、锅碗厂、化肥厂等国营厂全部消失了，或原来工厂的土地开发了房地产当时就消失了，或变卖给各种人又生产了几年也陆续消失了。工人们大多买断了工龄，自寻生计了。
　　工人们闹过一阵子，把通往几个临县的交通要道和河上的大桥都堵住，但最终还是无奈的结局。我童年厂子家属院的小伙伴们，后来许多人接父母班进入了厂子，在改革中纷纷下岗了。那年我春节回家乡，一天晚上去看朋友，当时县城还没有出租车，只有电动三轮车载客。我伸手招了一辆，钻进车后告诉司机去哪，才惊讶发现三轮车夫竟然是童年的小伙伴。寒风中他在前迎着风驾驶，我缩在后面车厢中。辛酸良久，最后不知怎么下的车。
　　不过，后来听说他过得又好了，他有手艺，会修机器，后来便去了江浙一带的纺织厂工作，把妻儿都接去，定居在那直到现在。他的孩子应该也已上大学，甚至大学已毕业。
　　其实我们县这些国营工厂曾有过黄金时代，并不是改革开放一开始就走下坡路，相反，一改革开放，厂子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大部分都经营得不错。工人的奖金刚开始实行计件工资、多劳多得时，很多工人都夜里翻墙进车间干活，工厂的效益工人的收入都挺不错的。但后来乡镇企业兴起，他们经营手段更灵活，甚至用不正当竞争手段（如行贿也采用），再加上国营工厂内部人事矛盾越演越烈等原因，就看厂子呼啦啦大厦倾了。我至今认为，这些国营工厂的兴衰历史和原因应该好好研究，这是中国的国情，舶来主流经济学肯定无法清楚地解释，要期待本土特色的经济学的诞生。而且这并不是没有实际意义，要我看他们原来的问题在今天的大型国企几乎一样存在，只不过大国企基本都垄断着市场，没有处在竞争的环境中，所以矛盾没有凸显。但将来呢？现成的以往丰富的案例为什么不研究以备将来之不虞呢？
　　人们常说，谁能把这几十年中国发生的事情说出个道理，他就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还觉得，谁能把这几十年中国人的故事讲得生动，他就能得诺贝尔文学奖。遗憾的是，似乎我们的学术界和文艺界像是故意漠视这个沧桑变化，至今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力作。
　　不过也许学者们艺术家们有天生的弱点，他们离这个时代太近了，他们就在潮流之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另一方面，大家或都拼命低头捡钱，或扫视四方哪里钱多，还没来得急仰望星空，没来得急却顾所来径。解释事情，从来不是当事人该做的，是应该后来人旁观者做的。
　　作为这些巨变中深受影响的当事人是父母辈们，他们的儿女们已经陆续上大学，读硕士博士了，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对中国人的研究，从父母开始，这是一个很好的缘起。他能帮助孩子们理解父母，进而了解社会的变迁、国家的命运。副产品是建立了自己的学术理论，或创作了打动人的作品。更主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完成了自己的成长，真正成熟了。
　　前一段时间，我打了一辆出租去火车站接人，一上车，发现是位女司机，头发半白，年龄还不小。我很奇怪，问她：“您怎么开出租呀？多累。”她说：“没办法，女儿上大学呢。”从交谈中得知，她女儿每年学费住宿差不多要1万元，她每月开始说好给女儿1500元生活费，但女儿老是不够，老要，各种花，尤其和朋友去饭馆吃饭。我说，“那您怎么不去超市等工作？轻松些。”她说，“那工资太低，才两三千，供不起女儿。”我说那您开出租能挣多少，她说大约四五千吧。我又问，那工作多长时间呢。她说，每天10个小时，每月休息一天！听得我心惊。我又问，那您丈夫做什么工作？他能多挣些吗？她说：“我们俩开这辆车！”
　　后来，我总是想着这位女司机说的话。我想，他应该和我小时的伙伴一样，原来在一个单位工作，后来下岗了。他们应该也经历了不少的风风雨雨，如今为了女儿，不得不又像一首歌唱的那样“从头再来”，从事出租这种辛苦的工作。但这些，做女儿的知道吗？她试图去了解父母的人生经历了吗？如果她知道了，我想她该不会那么挥霍父母的血汗钱，不会再安心作啃老一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