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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市场潜力，本该是民办养老机构蓬勃发展的良机。但一个个待解的结，却束缚着它们前行。诸多民办养老院，进亦难退亦难
2012年夏天，王岩由衷觉得欢喜。
这个北京嘉德老年公寓的院长，脸上掩不住笑。
“用电的优惠政策办下来了。每个月能省1万块左右。”王岩接着算，“按1万元/月，倘若6年便是72万。再根据居民用电0.48元/度的标准，72万可以买150万度电！”
只是，王岩的笑，迟了近10年。
2005年，民政部出台《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的意见》，意见中提及，社会办福利机构将享受用水、用电、电信业务的优惠政策。其中，用电按照居民用电收费标准收取。
但政策与现实却成了巨大矛盾体。
据北京市政协社法委调研报告显示，尽管此前各个层面出台了包括税收、水电、燃气等多个面向养老机构的优惠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因涉及多部门利益，除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落实得比较好以外，水、电、燃气等方面未能落实。
如嘉德老年公寓，之前电费一直按非居民用电价格缴纳，去年就交了40多万元。
今年2月初，北京市发改委发布通知，4月1日，市社会福利机构将享受和居民相同优惠的水电气价格。
如今，面对本该早已享受的优惠，王岩说：“一点阳光照到身上，也觉得温暖。”
“绿地”之谜
但同为民办养老院当家人的北京隆华敬老院院长杜洛伊，在北京7月热辣辣的阳光下，却略感寒凉。
隆华的电价仍没有降下来。
“我们旁边的果园属于企业。而我们两家是一个电压器。”杜洛伊说，没有人愿意给隆华开一个“福利机构”的证明。
最普通的水、电问题，已经让资金拮据的杜洛伊，预感到“恶性循环”的可能。
有一次，收住的一位老人突然头晕。中医出身的杜洛伊拿了血压计往老人住处跑。一量，高压40，低压25。杜洛伊紧急处理。老人终于缓过来。这样的事情之后又发生了一次，都是冬天。
“因为隆华在昌平山区，一到冬天就特别冷，老人容易出心脑血管问题。但暖气贵，生了又停不下。”杜洛伊担心老人身体，于是想了个办法：每年11月到下一年4月中旬，隆华敬老院休业不收人。“老人们冬季回去雇保姆照顾或住到别家养老院。但有些春季就没再回来，流失了不少人。” 杜洛伊说，但有的老人还会打电话来说，“杜老师，盖了楼、装有暖气没有？盖了，我还回去。”
老人们喜欢隆华，或许在于，天气好时他们可以在小院浇花浇树，或是去菜地松土施肥。空气中，荡漾着一股生命的味道。
“隆华收的钱也少，连吃住带保健980元/人，而且吃的菜和水果都是自己种的绿色食品。” 杜洛伊说。
但隆华毕竟要生存。而从最初，钱就是困扰隆华的所在。
1973年，年轻中医杜洛伊从外地回京，开始帮朋友照顾孤寡老人，“5个老人，我平时上班，也就每个星期天跑一家。”而自从发生有老人在家晕倒三天无人知晓的事情后，杜洛伊琢磨找个地方把几个老人集中安顿。直到1987年，杜洛伊陆陆续续又照顾了几位老人，于是萌生“开养老院”的想法。她和老师朋友凑了39万元，经过几年选址考察，1996年终于在昌平兴寿乡桃林一个三面环山的“风水宝地”，敲定了隆华敬老院的位置。
但十几年来，隆华一直是负债状态。“我一个月退休金3000多，全部投在里面。几个朋友都是自己的退休费往里捐，还有几个是背着自己的丈夫捐钱。我们院长、副院长十几年没拿过工资。第一期的钱现在都没有还清。”之前，杜洛伊城里一处房子拆迁给了30万拆迁款，杜洛伊用它给老人房间装了独立卫生间。
一年半前，杜洛伊又打起了自己房子的主意——她卖掉城里一套房，200多万，准备给隆华盖楼。
但自己的房子卖了，隆华的房子却没建起来——这个办了十几年的养老院，其所在地忽然成了规划中的绿地。
此后，杜洛伊辗转多个机构跑手续。“一年半，跑了63趟。这个绿地还是没有改过来，还在协商。”杜洛伊偶尔会想起隆华初建时，同样的辗转。“我从中医药大学骑自行车到德胜门，从德胜门坐345路到昌平。每次带一个馒头、一点咸菜和水。盖完一个章在人家楼后阴凉的地方坐着，等下午另一个单位上班再去办。”
但十几年的光阴流转，杜洛伊已是69岁老人。
从1997年起，每年春节杜洛伊都会留在只有她一个人的养老院。“整个大山都是黑的，我拿着手电筒巡逻。我们这儿没什么可偷的，但是被破坏了，也让人受不了。” 杜洛伊说，如果修个保险些的围墙要几百万，“我们没有这个钱。”
作为中医专家的杜洛伊之前常被人请去出诊，“补贴隆华开销”。但如今，她但凡有空，都会为绿地这个事情奔走。“领导干部是不是可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给养老机构开点绿灯？” 杜洛伊每到一处，都会这样说。“我的初衷就是照顾一些孤寡老人，没想赚钱，要赚钱，我早就到美国外甥女那儿开诊所了。” 杜洛伊有时想不通，一些保龄泳池齐全如五星级宾馆、会员费十几万的养老院，“是给平民百姓养老？还是只供有钱人玩儿？”
搬迁之争
杜洛伊并非是第一次被土地问题困扰。
2001年，刚刚起步的隆华就因土地问题惹上官司，一打几年。“我们土地报批时一次不能超过10亩，于是分两次报，但之后却说前后两次报批的地没有连在一起，‘中间地带’也就是老人2号院、3号院，因此要被拆掉。”杜洛伊没钱请律师，她找到规划时的总设计图据理力争。
“不了了之”的结果是，2号院、3号院如今仍在。但很多问题却未解。这也成了隆华和所在乡镇暗藏的矛盾隐患——而这，又为杜洛伊冬夜巡逻提供了某种注解。
相比杜洛伊面对的土地问题，2005年成立的嘉德老年公寓搬迁之波，当年曾引起多家媒体关注。2005年，王岩夫妻在高碑店乡半壁店村投资创办了嘉德老年公寓。投资最初计划300万，后来追加到800万。夫妻俩不仅将当时经营的酒楼、服装店全部转手，还将木樨地一套3居室卖掉。
2007年，半壁店村以“欠款违约”为由，试图中止与嘉德的租地合同，这个与村委会签署的合同有效期本是20年。按照当年媒体报道，“停电、停水、砸玻璃，不明身份人的骚扰，不时威胁着这家民办养老院。” 2005年初建时，嘉德的东侧还是大片的厂房仓库，2007年时已拆成一片空地。距老年公寓较远的西侧，一片仿古建筑那时已经竣工，该处土地租金也涨了四五倍。因此当年有声音称，是地价的上涨使得有人不愿履行2005年签订的养老院租地20年合同。
最终，嘉德迁到了高碑店西店村两座铁路桥交汇处。嘉德专职医生郭俊指着远处仿古建筑云集的商业地带对记者说：“那边在建的很高的大楼，嘉德原址就在那里。”
寸土寸金的北京，养老院规划往往要让位于具有商业价值的开发。嘉德遭遇的土地问题，或许也是别家民办养老机构明天所要面临的。租赁土地必然和当地政府产生联系，合同如何规定、如何履行——嘉德，只是先行了一步。
腾退土地、重新选址，也让嘉德不得不面对很多“后续问题”。比如卫生许可证就需要重新申办。王岩告诉记者，嘉德搬迁后虽然门牌号没变，但食堂挪过来，按规定需另办卫生许可证，但一直没有办下来。无奈之下，王岩每次跑手续，都和对方强调，“食堂不能停，也不会停。停了200多个老人没饭可吃。”
和杜洛伊一样，跑手续，成了王岩必修但却未果的“功课”。
医保之困
但与杜洛伊不同，王岩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心血管专家郭俊自前年从所在医院退休加入嘉德后，王岩心里踏实不少。
“原来我睡不好，提心吊胆，就怕手机响，怕院里老人出事。我不懂医，有突发事件，只能打120，打家属电话。现在郭大夫每天查房掌握老人身体情况，呼吸重了、节奏慢了，她都能察觉及时治疗。有状况，我们不用干等120，可以先做院前抢救，为老人争取时间。”王岩说。
北京公立养老院由于没有经营压力，很多不接收不能自理老人。这些老人大多流离到民办养老机构。对于后者，面对生存压力只能冒高难度护理风险。
“一个老人就是一个病人，多种疾病的病人，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老年痴呆……”郭俊说。嘉德有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三十几个，人手不够时，郭俊和王岩也要加入护工队伍，给老人喂饭。
喂饭之外，养老院还要保证老人准时吃药。护士每天早中晚送药，一定看着老人吃下去。“不然，难保会有吃重、吃错的。”郭俊说。
当然，也有坚决不吃药的。
郭俊记得，有个老人喜好藏东西，凡他看到的都要藏，藏到自己找不到。郭俊给他开治疗老年性精神病的药。老人趁人不备，把药夹在无名指、小拇指间，告诉大家“吃了”。郭俊于是就让护工把药弄碎放在粥里看老人喝下去。
2011年北京市政协调研数据显示，北京369家养老机构中，只有100多家如嘉德老年公寓一样内设医务室，比例不足三分之一。其中绝大部分是公办机构，而能与北京市医保联网结算的只有32家，嘉德作为32家之一，算是民办养老院中的“幸运儿”。
“北京民营养老机构发展不起来，和医保定点单位落实不好也有关联。”王岩说。一些民办养老机构负责人曾公开表示，一直在申请建立正规挂牌的医务室，并为老人开通医保结算服务，但就是批不下来。由于这项工作涉及到卫生、人力社保等部门，作为养老机构主管单位的民政局虽努力协调，仍收效甚微。
嘉德的医务室共有2名大夫、4名护士、30名护理人员，还有1人专门负责医保事宜。“以前是家属到医院描述老人症状帮其开药，拿来一堆药，很浪费。有了医保定点后，我会根据老人实际状况开药，也许就是五六片药，既节省又对症。”在郭俊看来，嘉德有了医务室老人确实受益。”但是医疗室基础设施投入、医疗仪器购买、药品储备、医护人员工资……除此外嘉德还计划设立一个老年心理咨询室，这些资金的投入，对于院长王岩而言，压力更大了。
痛并快乐
重“压”之下，让王岩感觉“越干越怕”。
养老院如何活下去，是王岩最先考虑的问题。2009年，北京出台《关于加快养老服务机构发展的意见》，意见指出，今后，北京市普通型和护养型养老机构将可获得补贴，政府将按照每张床位8000元～16000元的标准，给予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一次性建设资金支持。实际上，能够符合条件、拿到补贴的养老院屈指可数。
“很多政策层面的东西，不是民政部门一家可以解决的，需要市政府层面统一协调。” 长期投身养老服务事业的刘红尘如是说。
刘红尘有着多重身份，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寸草心敬老志愿者联盟主席，他还是一家民办养老机构北京翠湖老年庄园的副院长。
“对民办养老机构的扶持政策很多停留在文件上，看得见摸不着。”刘红尘以“床位补贴”举例，“床位补贴设置了很多条条框框，首先养老院所在土地不能是租赁，而目前民办养老院大多数为租赁场所经营，光这一条就卡住很多人。”
“越干越怕”的王岩，怕的，还有老人的护理风险。“老人一旦出现意外，责任几乎全部由我们扛。”
王岩说，民办养老院的当家人常有业内聚会。有一次，另外一位院长接到电话后，蹭地从饭桌边蹿起，“院里出事了。”一位半失能老人，喂着喂着饭，突然不行了。之后是官司、诉讼、赔偿。
据官方统计，截至目前，全国老龄、卧床，包括生活半自理，以及不能自理以上的老人，借助性以上的老人达3300万；养老护理从业者，包括医院的护工，仅276万左右；而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员2万多，不到3万。刘红尘说：“这两边数据差距太大，养老护理培训是当务之急。”
这些年，媒体曝光不少民营养老院出现的护理事故，事故中的护理员大部分不仅缺乏专业医护知识，甚至缺乏专业的护理素养。”
护理风险，常让养老院管理者感觉“刀悬在头顶”。“这是全国民营养老机构共通的问题。”刘红尘担任主席的寸草心志愿者联盟，不仅培训敬老志愿者，也开设护理员、院长培训班。在护理员培训班上，专业的护理知识培训是一方面；如何与老人沟通交流，也是重要教学内容。
“如果我是一个老人，我躺在这里，你该怎样和我说话？”刘红尘拷问记者。
“靠近老人，弯下腰，轻轻唤他。”——记者答。
“你必须蹲下，而不是弯下腰。弯腰，老人会非常不舒服。他会觉得自己弱势，而你强势，因为他躺着你站着，他会自卑，认为还是年轻人好，他会产生很多联想。而你蹲下后，眼睛要与他的眼睛成15度角，这样老人一抬眼就能看见你。另外，最好握着他的一只手，不要摸他，那是过于亲昵的举动，他会感觉变扭，毕竟你和他还是陌生人，你过于亲近他反倒觉得失掉尊严。”刘红尘说，这些具体入微的沟通细节，都是和老人打交道时，靠实践一点点摸索出来。 但养老院院长们在一起沟通时，却几乎“百无禁忌”。“吃饭时，大小便问题、如何预防褥疮，都是我们谈论的话题。”王岩说。另外，院长们虽都说苦，但也说无路可退了。
养老院不像其他行业。在商业利益包裹下，它还有一份沉重的道义与责任。“你关门了，几百个老人马上‘流离失所’。” 王岩见不得这样的情景。
在嘉德，有些老人从2005年住到现在。当年遭遇搬迁风波时，有老人上访，有老人拼命“保卫家园”。王岩笑称老人是“保护神”。他们成了同悲同喜的一家人。
有时，有老人会哭着拉着王岩说“找妈妈”。王岩会带着他在院子里从早找到晚，一直找到老人困了乏了。“回去睡上一觉。找妈妈的事情也就忘了。”
王岩还经常向一位老人“汇报”养老院发展近况。“老人之前是老校长，如今患了老年痴呆症。”王岩说，每次汇报，老人都特别高兴，会很认真地听，听完后总是说：“这个问题我要考虑考虑。”
在刘红尘眼里，民办养老院是微利产业，开办成本高，房子、设施、床位、人员都需一步到位，经费投入都是一次性，但成本回来却很慢，5年，甚至10年以上。“普通老百姓千百万元办养老院，很可能钱掉进水里，涟漪都不会起。”另外，养老院与其他产业不同，一旦开始经营就很难“全身而退”，因为无法通过普通的盘地、卖货方式脱手。“最重要的一点，没有善心和责任，很难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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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小孩的快乐与哀愁
“你们不能私闯民宅”
隆华敬老院，87岁的郭平讲话已不清楚，她听到记者要去她的房间参观，忙说“这不行，你们不能私闯民宅。”而十分钟后，记者再次来到老人门前。发现她正坐在屋内“笑脸迎客。”刚刚，她只是要把房间整理一遍。衣柜门上挂着鹅黄色太阳帽，红色香包。阳光洒进来，坐在凳上的郭华摸着身旁一只眯眼睡觉的猫。
“拆迁款被人冒领？”
嘉德老年公寓，彭文英老人心情不大好，一上午她坐在大夫郭俊办公室，说的都是同件事情：她的房子拆迁快10年，拆迁款一直没有拿到。她心脏不好，血压也高。她问郭大夫，刚刚想到，拆迁款是不是被别人拿走了？郭俊安慰她的话，她一概听不进。这个上午对彭文英而言特别难熬。
钟上贴“停”
安慰过彭文英后，郭俊照例去每个房间巡房。没走几步，她就被丁文重拉到一边，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到自己房间谈。郭俊随老人进门，发现右手墙上的时钟下，贴着一张长长的纸条，纸上一笔一划写了一个大大的“停”。丁文重的重要事情，就在于这个“停”——儿子买的时钟不走了，换了电池仍旧不走。丁文重很生气。“我看时间都要到外面。”他嘱咐郭俊：“你记得打电话，好好批评我儿子。深刻教育。”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老人为化名）
养老机构入住比率低
在中国迈入老龄化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已有26个省市进入老龄化状态，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超过1.8亿，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接近1.3亿。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仅4万个，床位达314.9万张。若1.8亿老人都需入住养老院，则相当于每4500位老人拥有1个养老院，每57位老人占有1张床位。
作为26个进入老龄化状态省市中的重要一员，北京市截至2011年年底，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248万，共401所养老机构，16.9万张床位，186家民办养老院。目前，北京市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比例仅为2.8%。
老小孩的快乐与哀愁
“你看，我也没有皮带”
从丁文重房间出来，与郭俊迎面走来一高一矮两位老人。两人是室友。矮一些的患有老年痴呆症。“有一次，高个老人洗澡，把皮带解下放一边，矮个老人偷偷把皮带藏起来。洗完，老人发现自己皮带没有了。见他到处找，矮个老人忙把自己衣服掀起来说：‘你看，我也没有皮带的。’”郭俊边走边说。
“不打针，要关心”
见郭俊走近，长廊上忽然响起“哎哟哎哟”声，郭俊说：“那是张志同，张伯。他其实病差不多好了，只是见人走过，就一直喊疼，因为老小孩要关心。” 巡房后的郭俊回到办公室，没多久，张志同老人也跟了过来，边说“明天我不要打针了”，边把贴了止血棉的手给郭俊看。“疼”，老人说。郭俊一直点头哄老人回房午睡，可刚走到办公室门口，老人迷茫地问：“我忘了我的房间在哪。” 郭俊把老人送回房。三分钟后，“哎哟哎哟”声由远及近。老人再次进来，仍是“不要打针”，而走到门口，依旧“找不到回房间的路。”郭俊说，老人每天都要来来回回几次。偶尔见郭俊桌上有酸奶，拿起便喝。郭俊逗他：“咦，您问过我么就喝？”老人无辜得不得了：“我们不是一家人么？”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老人为化名）
2012年夏天，王岩由衷觉得欢喜。
这个北京嘉德老年公寓的院长，脸上掩不住笑。
“用电的优惠政策办下来了。每个月能省1万块左右。”王岩接着算，“按1万元/月，倘若6年便是72万。再根据居民用电0.48元/度的标准，72万可以买150万度电！”
只是，王岩的笑，迟了近10年。
2005年，民政部出台《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的意见》，意见中提及，社会办福利机构将享受用水、用电、电信业务的优惠政策。其中，用电按照居民用电收费标准收取。
但政策与现实却成了巨大矛盾体。
据北京市政协社法委调研报告显示，尽管此前各个层面出台了包括税收、水电、燃气等多个面向养老机构的优惠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因涉及多部门利益，除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落实得比较好以外，水、电、燃气等方面未能落实。
如嘉德老年公寓，之前电费一直按非居民用电价格缴纳，去年就交了40多万元。
今年2月初，北京市发改委发布通知，4月1日，市社会福利机构将享受和居民相同优惠的水电气价格。
如今，面对本该早已享受的优惠，王岩说：“一点阳光照到身上，也觉得温暖。”
“绿地”之谜
但同为民办养老院当家人的北京隆华敬老院院长杜洛伊，在北京7月热辣辣的阳光下，却略感寒凉。
隆华的电价仍没有降下来。
“我们旁边的果园属于企业。而我们两家是一个电压器。”杜洛伊说，没有人愿意给隆华开一个“福利机构”的证明。
最普通的水、电问题，已经让资金拮据的杜洛伊，预感到“恶性循环”的可能。
有一次，收住的一位老人突然头晕。中医出身的杜洛伊拿了血压计往老人住处跑。一量，高压40，低压25。杜洛伊紧急处理。老人终于缓过来。这样的事情之后又发生了一次，都是冬天。
“因为隆华在昌平山区，一到冬天就特别冷，老人容易出心脑血管问题。但暖气贵，生了又停不下。”杜洛伊担心老人身体，于是想了个办法：每年11月到下一年4月中旬，隆华敬老院休业不收人。“老人们冬季回去雇保姆照顾或住到别家养老院。但有些春季就没再回来，流失了不少人。” 杜洛伊说，但有的老人还会打电话来说，“杜老师，盖了楼、装有暖气没有？盖了，我还回去。”
老人们喜欢隆华，或许在于，天气好时他们可以在小院浇花浇树，或是去菜地松土施肥。空气中，荡漾着一股生命的味道。
“隆华收的钱也少，连吃住带保健980元/人，而且吃的菜和水果都是自己种的绿色食品。” 杜洛伊说。
但隆华毕竟要生存。而从最初，钱就是困扰隆华的所在。
1973年，年轻中医杜洛伊从外地回京，开始帮朋友照顾孤寡老人，“5个老人，我平时上班，也就每个星期天跑一家。”而自从发生有老人在家晕倒三天无人知晓的事情后，杜洛伊琢磨找个地方把几个老人集中安顿。直到1987年，杜洛伊陆陆续续又照顾了几位老人，于是萌生“开养老院”的想法。她和老师朋友凑了39万元，经过几年选址考察，1996年终于在昌平兴寿乡桃林一个三面环山的“风水宝地”，敲定了隆华敬老院的位置。
但十几年来，隆华一直是负债状态。“我一个月退休金3000多，全部投在里面。几个朋友都是自己的退休费往里捐，还有几个是背着自己的丈夫捐钱。我们院长、副院长十几年没拿过工资。第一期的钱现在都没有还清。”之前，杜洛伊城里一处房子拆迁给了30万拆迁款，杜洛伊用它给老人房间装了独立卫生间。
一年半前，杜洛伊又打起了自己房子的主意——她卖掉城里一套房，200多万，准备给隆华盖楼。
但自己的房子卖了，隆华的房子却没建起来——这个办了十几年的养老院，其所在地忽然成了规划中的绿地。
此后，杜洛伊辗转多个机构跑手续。“一年半，跑了63趟。这个绿地还是没有改过来，还在协商。”杜洛伊偶尔会想起隆华初建时，同样的辗转。“我从中医药大学骑自行车到德胜门，从德胜门坐345路到昌平。每次带一个馒头、一点咸菜和水。盖完一个章在人家楼后阴凉的地方坐着，等下午另一个单位上班再去办。”
但十几年的光阴流转，杜洛伊已是69岁老人。
从1997年起，每年春节杜洛伊都会留在只有她一个人的养老院。“整个大山都是黑的，我拿着手电筒巡逻。我们这儿没什么可偷的，但是被破坏了，也让人受不了。” 杜洛伊说，如果修个保险些的围墙要几百万，“我们没有这个钱。”
作为中医专家的杜洛伊之前常被人请去出诊，“补贴隆华开销”。但如今，她但凡有空，都会为绿地这个事情奔走。“领导干部是不是可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给养老机构开点绿灯？” 杜洛伊每到一处，都会这样说。“我的初衷就是照顾一些孤寡老人，没想赚钱，要赚钱，我早就到美国外甥女那儿开诊所了。” 杜洛伊有时想不通，一些保龄泳池齐全如五星级宾馆、会员费十几万的养老院，“是给平民百姓养老？还是只供有钱人玩儿？”
搬迁之争
杜洛伊并非是第一次被土地问题困扰。
2001年，刚刚起步的隆华就因土地问题惹上官司，一打几年。“我们土地报批时一次不能超过10亩，于是分两次报，但之后却说前后两次报批的地没有连在一起，‘中间地带’也就是老人2号院、3号院，因此要被拆掉。”杜洛伊没钱请律师，她找到规划时的总设计图据理力争。
“不了了之”的结果是，2号院、3号院如今仍在。但很多问题却未解。这也成了隆华和所在乡镇暗藏的矛盾隐患——而这，又为杜洛伊冬夜巡逻提供了某种注解。
相比杜洛伊面对的土地问题，2005年成立的嘉德老年公寓搬迁之波，当年曾引起多家媒体关注。2005年，王岩夫妻在高碑店乡半壁店村投资创办了嘉德老年公寓。投资最初计划300万，后来追加到800万。夫妻俩不仅将当时经营的酒楼、服装店全部转手，还将木樨地一套3居室卖掉。
2007年，半壁店村以“欠款违约”为由，试图中止与嘉德的租地合同，这个与村委会签署的合同有效期本是20年。按照当年媒体报道，“停电、停水、砸玻璃，不明身份人的骚扰，不时威胁着这家民办养老院。” 2005年初建时，嘉德的东侧还是大片的厂房仓库，2007年时已拆成一片空地。距老年公寓较远的西侧，一片仿古建筑那时已经竣工，该处土地租金也涨了四五倍。因此当年有声音称，是地价的上涨使得有人不愿履行2005年签订的养老院租地20年合同。
最终，嘉德迁到了高碑店西店村两座铁路桥交汇处。嘉德专职医生郭俊指着远处仿古建筑云集的商业地带对记者说：“那边在建的很高的大楼，嘉德原址就在那里。”
寸土寸金的北京，养老院规划往往要让位于具有商业价值的开发。嘉德遭遇的土地问题，或许也是别家民办养老机构明天所要面临的。租赁土地必然和当地政府产生联系，合同如何规定、如何履行——嘉德，只是先行了一步。
腾退土地、重新选址，也让嘉德不得不面对很多“后续问题”。比如卫生许可证就需要重新申办。王岩告诉记者，嘉德搬迁后虽然门牌号没变，但食堂挪过来，按规定需另办卫生许可证，但一直没有办下来。无奈之下，王岩每次跑手续，都和对方强调，“食堂不能停，也不会停。停了200多个老人没饭可吃。”
和杜洛伊一样，跑手续，成了王岩必修但却未果的“功课”。
医保之困
但与杜洛伊不同，王岩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心血管专家郭俊自前年从所在医院退休加入嘉德后，王岩心里踏实不少。
“原来我睡不好，提心吊胆，就怕手机响，怕院里老人出事。我不懂医，有突发事件，只能打120，打家属电话。现在郭大夫每天查房掌握老人身体情况，呼吸重了、节奏慢了，她都能察觉及时治疗。有状况，我们不用干等120，可以先做院前抢救，为老人争取时间。”王岩说。
北京公立养老院由于没有经营压力，很多不接收不能自理老人。这些老人大多流离到民办养老机构。对于后者，面对生存压力只能冒高难度护理风险。
“一个老人就是一个病人，多种疾病的病人，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老年痴呆……”郭俊说。嘉德有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三十几个，人手不够时，郭俊和王岩也要加入护工队伍，给老人喂饭。
喂饭之外，养老院还要保证老人准时吃药。护士每天早中晚送药，一定看着老人吃下去。“不然，难保会有吃重、吃错的。”郭俊说。
当然，也有坚决不吃药的。
郭俊记得，有个老人喜好藏东西，凡他看到的都要藏，藏到自己找不到。郭俊给他开治疗老年性精神病的药。老人趁人不备，把药夹在无名指、小拇指间，告诉大家“吃了”。郭俊于是就让护工把药弄碎放在粥里看老人喝下去。
2011年北京市政协调研数据显示，北京369家养老机构中，只有100多家如嘉德老年公寓一样内设医务室，比例不足三分之一。其中绝大部分是公办机构，而能与北京市医保联网结算的只有32家，嘉德作为32家之一，算是民办养老院中的“幸运儿”。
“北京民营养老机构发展不起来，和医保定点单位落实不好也有关联。”王岩说。一些民办养老机构负责人曾公开表示，一直在申请建立正规挂牌的医务室，并为老人开通医保结算服务，但就是批不下来。由于这项工作涉及到卫生、人力社保等部门，作为养老机构主管单位的民政局虽努力协调，仍收效甚微。
嘉德的医务室共有2名大夫、4名护士、30名护理人员，还有1人专门负责医保事宜。“以前是家属到医院描述老人症状帮其开药，拿来一堆药，很浪费。有了医保定点后，我会根据老人实际状况开药，也许就是五六片药，既节省又对症。”在郭俊看来，嘉德有了医务室老人确实受益。”但是医疗室基础设施投入、医疗仪器购买、药品储备、医护人员工资……除此外嘉德还计划设立一个老年心理咨询室，这些资金的投入，对于院长王岩而言，压力更大了。
痛并快乐
重“压”之下，让王岩感觉“越干越怕”。
养老院如何活下去，是王岩最先考虑的问题。2009年，北京出台《关于加快养老服务机构发展的意见》，意见指出，今后，北京市普通型和护养型养老机构将可获得补贴，政府将按照每张床位8000元～16000元的标准，给予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一次性建设资金支持。实际上，能够符合条件、拿到补贴的养老院屈指可数。
“很多政策层面的东西，不是民政部门一家可以解决的，需要市政府层面统一协调。” 长期投身养老服务事业的刘红尘如是说。
刘红尘有着多重身份，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寸草心敬老志愿者联盟主席，他还是一家民办养老机构北京翠湖老年庄园的副院长。
“对民办养老机构的扶持政策很多停留在文件上，看得见摸不着。”刘红尘以“床位补贴”举例，“床位补贴设置了很多条条框框，首先养老院所在土地不能是租赁，而目前民办养老院大多数为租赁场所经营，光这一条就卡住很多人。”
“越干越怕”的王岩，怕的，还有老人的护理风险。“老人一旦出现意外，责任几乎全部由我们扛。”
王岩说，民办养老院的当家人常有业内聚会。有一次，另外一位院长接到电话后，蹭地从饭桌边蹿起，“院里出事了。”一位半失能老人，喂着喂着饭，突然不行了。之后是官司、诉讼、赔偿。
据官方统计，截至目前，全国老龄、卧床，包括生活半自理，以及不能自理以上的老人，借助性以上的老人达3300万；养老护理从业者，包括医院的护工，仅276万左右；而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员2万多，不到3万。刘红尘说：“这两边数据差距太大，养老护理培训是当务之急。”
这些年，媒体曝光不少民营养老院出现的护理事故，事故中的护理员大部分不仅缺乏专业医护知识，甚至缺乏专业的护理素养。”
护理风险，常让养老院管理者感觉“刀悬在头顶”。“这是全国民营养老机构共通的问题。”刘红尘担任主席的寸草心志愿者联盟，不仅培训敬老志愿者，也开设护理员、院长培训班。在护理员培训班上，专业的护理知识培训是一方面；如何与老人沟通交流，也是重要教学内容。
“如果我是一个老人，我躺在这里，你该怎样和我说话？”刘红尘拷问记者。
“靠近老人，弯下腰，轻轻唤他。”——记者答。
“你必须蹲下，而不是弯下腰。弯腰，老人会非常不舒服。他会觉得自己弱势，而你强势，因为他躺着你站着，他会自卑，认为还是年轻人好，他会产生很多联想。而你蹲下后，眼睛要与他的眼睛成15度角，这样老人一抬眼就能看见你。另外，最好握着他的一只手，不要摸他，那是过于亲昵的举动，他会感觉变扭，毕竟你和他还是陌生人，你过于亲近他反倒觉得失掉尊严。”刘红尘说，这些具体入微的沟通细节，都是和老人打交道时，靠实践一点点摸索出来。 但养老院院长们在一起沟通时，却几乎“百无禁忌”。“吃饭时，大小便问题、如何预防褥疮，都是我们谈论的话题。”王岩说。另外，院长们虽都说苦，但也说无路可退了。
养老院不像其他行业。在商业利益包裹下，它还有一份沉重的道义与责任。“你关门了，几百个老人马上‘流离失所’。” 王岩见不得这样的情景。
在嘉德，有些老人从2005年住到现在。当年遭遇搬迁风波时，有老人上访，有老人拼命“保卫家园”。王岩笑称老人是“保护神”。他们成了同悲同喜的一家人。
有时，有老人会哭着拉着王岩说“找妈妈”。王岩会带着他在院子里从早找到晚，一直找到老人困了乏了。“回去睡上一觉。找妈妈的事情也就忘了。”
王岩还经常向一位老人“汇报”养老院发展近况。“老人之前是老校长，如今患了老年痴呆症。”王岩说，每次汇报，老人都特别高兴，会很认真地听，听完后总是说：“这个问题我要考虑考虑。”
在刘红尘眼里，民办养老院是微利产业，开办成本高，房子、设施、床位、人员都需一步到位，经费投入都是一次性，但成本回来却很慢，5年，甚至10年以上。“普通老百姓千百万元办养老院，很可能钱掉进水里，涟漪都不会起。”另外，养老院与其他产业不同，一旦开始经营就很难“全身而退”，因为无法通过普通的盘地、卖货方式脱手。“最重要的一点，没有善心和责任，很难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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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小孩的快乐与哀愁
“你们不能私闯民宅”
隆华敬老院，87岁的郭平讲话已不清楚，她听到记者要去她的房间参观，忙说“这不行，你们不能私闯民宅。”而十分钟后，记者再次来到老人门前。发现她正坐在屋内“笑脸迎客。”刚刚，她只是要把房间整理一遍。衣柜门上挂着鹅黄色太阳帽，红色香包。阳光洒进来，坐在凳上的郭华摸着身旁一只眯眼睡觉的猫。
“拆迁款被人冒领？”
嘉德老年公寓，彭文英老人心情不大好，一上午她坐在大夫郭俊办公室，说的都是同件事情：她的房子拆迁快10年，拆迁款一直没有拿到。她心脏不好，血压也高。她问郭大夫，刚刚想到，拆迁款是不是被别人拿走了？郭俊安慰她的话，她一概听不进。这个上午对彭文英而言特别难熬。
钟上贴“停”
安慰过彭文英后，郭俊照例去每个房间巡房。没走几步，她就被丁文重拉到一边，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到自己房间谈。郭俊随老人进门，发现右手墙上的时钟下，贴着一张长长的纸条，纸上一笔一划写了一个大大的“停”。丁文重的重要事情，就在于这个“停”——儿子买的时钟不走了，换了电池仍旧不走。丁文重很生气。“我看时间都要到外面。”他嘱咐郭俊：“你记得打电话，好好批评我儿子。深刻教育。”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老人为化名）
养老机构入住比率低
在中国迈入老龄化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已有26个省市进入老龄化状态，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超过1.8亿，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接近1.3亿。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仅4万个，床位达314.9万张。若1.8亿老人都需入住养老院，则相当于每4500位老人拥有1个养老院，每57位老人占有1张床位。
作为26个进入老龄化状态省市中的重要一员，北京市截至2011年年底，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248万，共401所养老机构，16.9万张床位，186家民办养老院。目前，北京市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比例仅为2.8%。
老小孩的快乐与哀愁
“你看，我也没有皮带”
从丁文重房间出来，与郭俊迎面走来一高一矮两位老人。两人是室友。矮一些的患有老年痴呆症。“有一次，高个老人洗澡，把皮带解下放一边，矮个老人偷偷把皮带藏起来。洗完，老人发现自己皮带没有了。见他到处找，矮个老人忙把自己衣服掀起来说：‘你看，我也没有皮带的。’”郭俊边走边说。
“不打针，要关心”
见郭俊走近，长廊上忽然响起“哎哟哎哟”声，郭俊说：“那是张志同，张伯。他其实病差不多好了，只是见人走过，就一直喊疼，因为老小孩要关心。” 巡房后的郭俊回到办公室，没多久，张志同老人也跟了过来，边说“明天我不要打针了”，边把贴了止血棉的手给郭俊看。“疼”，老人说。郭俊一直点头哄老人回房午睡，可刚走到办公室门口，老人迷茫地问：“我忘了我的房间在哪。” 郭俊把老人送回房。三分钟后，“哎哟哎哟”声由远及近。老人再次进来，仍是“不要打针”，而走到门口，依旧“找不到回房间的路。”郭俊说，老人每天都要来来回回几次。偶尔见郭俊桌上有酸奶，拿起便喝。郭俊逗他：“咦，您问过我么就喝？”老人无辜得不得了：“我们不是一家人么？”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老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