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8年盛夏，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鹅湖书院研究员王立斌老师，应三门峡召公祠甘棠苑主、甘棠书院院长吴启民先生邀请，和我们在甘棠苑聚会交流，就传统文化的复兴及其意义，召公“敬德保民”廉政爱民思想文化源流的现代发扬做了深入探讨。很多真知灼见在亭台掩映，曲水流觴中碰撞升华。
甘棠书院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风景区内的“甘棠苑”，是在原遗址上重建的，这里曾是陕州古城千古称颂的历史佳话“甘棠遗爱”“召公勤政”的发源地。如今的甘棠苑是由民营企业家吴启民先生投巨资修建的。
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中，召公占据着重要地位，召公之德被周公以“周礼”具体化为社会治理方案，施行文德治理的西周是中华政治文明在思想和制度上的发端。
召公阐述的敬德保民的政治文化思想，不仅为西周社会政治文化提供了思想基础，更为儒家政治理想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社会基础。召公可以说是中国儒家思想的社会实践者，是中国古圣先贤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
如今很多人奇怪，为什么中国社会上没有西方社会那么浓厚的宗教情怀。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官方政治道德和思想文化早早取代了宗教神性对社会的政治道德和思想文化的引导作用，这当中召公对天命的政治解析，周公将这些解释具化成具有法律性质的社会行为规范周礼，以及孔子以仁释礼，建立了后来被官方采纳的仁义道德修为与官方政治理念的融合起到关键作用。中华民族从心脏到心灵的旅途，就这样同官方的社会治理紧密的结合起来了，这是中华官为民师的渊源。中华民族的心灵，在古代更多地取决于帝王权臣的德性品位，在现代更多地取决于执政党的道德操守。
三天交流中，大家对复兴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意义。主要论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于传统文化的复兴究竟要怎样进行以及实现怎样的目的，大家都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关于“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的论述，大家理解，这里的“创造性转化”，就是要用现代科学文化对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做新的整理、扬弃和升华，将古代中国圣贤思想，转化为现代智慧哲学，更贴近现代人的人生实际，解决现代人的终极关怀疑问;而“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满足当今世界对以人为核心的人道主义之后新的普世价值的需求，从中国儒释道圣贤智慧中，提炼打造出适合现代人类精神需求，指导人类未来心灵发展的全新普世价值。
2.对于传统文化与百年中国的大变局之间的关系，正如习主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大家一致认为，这段话把中国传统文化同百年中国社会变革联系起来，厘清了五四运动后当代中国与传统中国在思想文化上的发展脉络。明确了弘扬传统文化的目的是在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升华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新中国的成立，有赖于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新中国的社会建设，有赖于党在中国社会建设具体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样才能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熔铸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让制度建设在革命文化同传统文化有机的融合中完成，让理论创新在传统思想的光大中成熟。这也是转化和创新的具体内涵。
3.对于传统文化、儒释道思想之间关系的梳理界定，朋友们畅所欲言，在仁德先祖的庇荫中，争论变成共识，交锋化为融合。
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释道思想，儒释道圣贤智慧是登入中国学术殿堂的国学的核心。我们今天弘扬传统文化，打造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首先需要融合通达儒释道，以现代科学文化为工具，打通儒释道内在核心价值之间的脉络，并在此基础上融合西方人道主义价值中的积极诉求，为未来人类全新普世价值的产生做好基础准备。
综合交流内容，本文就以上三个问题有如下总结。
对传统文化的转化和创新
时代的最高智慧，在于古代圣贤智慧与现代科学的相遇相印。从释迦牟尼、老子、孔子到爱因斯坦、霍金，时空跨过了两千五百年的间隔。圣贤的空性智慧终于被科学探索证实为真。但是古代圣贤思想的诠释者与现代科学家的语言之间，横亘着两千五百年的跨度，如何将被科学证明的空性智慧普及成世俗的常识是我们的功课。
要做到这些，首先要厘清圣贤智慧与世俗聪明，圣贤空性四观与世俗物质三观的区别。简单地说，圣贤智慧是建立在五蕴皆空基础上的，对道德得失的计算;世俗聪明是建立在物质实有基础上的，对利益得失的计算。空性智慧的四观（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世俗聪明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成顺序相反。
空性智慧与现代宇宙物理学和量子力学的科学实验和观察结果相吻合，世俗聪明与牛顿测量与计算结果相吻合。这里面实际上包含了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之间的差别，也恰好是困扰了爱因斯坦几十年的悖论——无法统一宏观与微观本为一体的两个世界，无法获得统一场理论。
然而爱因斯坦的悲哀恰好产生在他自己的科学贡献中，他的能量守恒公式E=MC2，早已经揭示出宏观物质与微观量子甚至空性能量之间的转化关系，这些在他的头脑中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他却在几十年的苦思中无法穿破。
万物的宇宙包括我们每个人，都是空性能量在138亿年前那场大爆炸后，能量进入光速飞行，进而无中生有的物化为有质量的物质世界的.那么宇宙、世界、人生中的无和有是怎样统一、融合、共生、并存的呢？这就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智慧结晶——太极图里寻找答案了！
宇宙的实相，就蕴含在这张图里：两条黑白鱼，白鱼里面有一个小黑点，黑鱼里面有一个小白点;白鱼是宇宙的本质——空性的能量，黑鱼是能量物化出来的虚相——物质存在。
白鱼里面的小黑点，是宇宙能量物化出万物之前，在空性状态中包含的万物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道在宇宙爆炸万物生成前的状态，叫作“无中之有”，在空性中包含万有的可能性。佛法中说这是“空生妙有”，老子说这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黑鱼里的小白点，是能量物化出万物之后，万物表面下蕴藏着的空性能量，它就是道在万物生成之后的存在状态，叫作“有中之无”。佛法中说它是“缘起性空”，老子说它是“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宇宙的实相，就是空性的白鱼能量，因其中包含的万物因缘小白点，物化出黑鱼物质;随即作为黑鱼里面的小白点，与自我物化出来的万物同在;然后，当物化出来的万物虚相消散后，重新恢复到白鱼状态，并继续包含作为万物可能性的那个小黑点。宇宙就在这两种状态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存在着，而这两种状态实际上是能量本身两种不同的状态，一是自身空性的实相状态，二是物化万物的虚相状态。这两种状态之间循环往复（即为老子要观复的对象），就是宇宙的实相和真理。
这个物化过程，在量子力学的弦理论中有充分的描述。霍金在自己的《时间简史》中使用了一张图，图中用波浪线表现物质产生的原始状态和原理。按照他们的描述：能量是沿着波浪线光速飞行着进入物化状态的，空性的能量在波峰上显现成粒子（量子），在两峰之间又恢复到空性能量。在《时间简史》中，霍金写道：“人们不可能将粒子（量子）的位置确定到比光（能量波）的两个波峰之间距离更小的程度。”《宇宙的琴弦》中说：“应该从几率的观点来看电子波（能量波）。波的振幅大（波峰）的地方，电子（量子）越可能在那儿出现;波的振幅小（两峰之间的）的地方，电子越不可能在那儿出现。”我把这些话总结成空性能量在波浪线光速飞行中，于波峰处显现出量子。人的意识（过往的业力）将量子塑形（量子的叠加态就是可塑性，在意识作用下塌缩成物质现实）成我们的世界和自己。这就是佛教中“万法唯识”的道理。也是老子说的：“常有，欲以观其徼”的道理。
现代物理学家们，利用现代化显微镜或其他观测设备看到原子内部情况。他们发现，原以为是世界万物最小单位的原子，里面是另一个世界。原来原子也是由比它更小的粒子构成的：原子里面有质子和中子构成的原子核，原子核外面有电子围绕着原子核在旋转。
根据日本科学家描绘的情形，原子核外的电子有这样美丽规则的运行轨迹。
但实际上，科学家看到的电子是这样同时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位置上。
原子内部的原子核只有好小好小的体积，其实根本很难说那是体积，如果一个原子是一座一千平方米的大厅，那么原子核就是这座大厅中间的一粒米。可见，原子核外面电子飞行的空间还是够辽阔的。在这么辽阔的空间内，电子居然能够在一切时遍一切处，它是怎么做到的？这就好像一个人在天安门广场上，然后周围的观察者发现，这个人在任何时间能够站在广场的任何地点。这样看上去，广场上不是站着一个人，而是站着几十万这个人的复制品——因为我们绝不会相信哪个人能在所有时间出现在所有位置上。其实很简单，这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在我們看来，电子是实有的物质，但实际上它是实有的物与空的能量同时存在的临界点——电子既是色也是空，它是空色一体。我们都在电影院里看过电影，我们看到的银幕上的影像是正常连续运动着的，但实际上那些画面是一个一个分开的，只是放映时胶片转动的速度比我们眼睛反应的速度快，我们就看不到一幅胶片与另一幅胶片之间的空当。
科学家看到的电子也是这样，实际上电子在实有和空性之间不断变化着，但是速度太快，以至于在我们看来它一直没变，于是我们以为一直是实有的电子，就如同魔术一样同时存在于所有位置上。
圣贤空性四观在这个大喇叭里来有因，回有果，是人生的正途。在这条正途上，孔子教导我们君子不器而喻于义，老子教导我们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释迦牟尼教导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些教导都是宇宙、世界、人生真谛的写照。而我们普通世俗人却妄认物质实有，两眼只看得见波峰上的量子及其在我们的欲望下塌缩成的现实物态世界。
从释迦牟尼、老子、孔子，经过牛顿再到爱因斯坦和霍金，人类走过了心物一体（色即是空），到心物对抗（唯物与唯心，以小我的人为目的），再到心物相交（量子叠加与纠缠，以大我的宇宙为目的）的心灵发展过程，对这一过程的反思和自觉，是人类心灵发展的挑战和机遇。我们的时代恰好是挑战和机遇相融合的最佳时空点，弘扬传统文化，完成对传统文化的转化和创新，是我们站在这个时空点上最急迫和必须完成的任务。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力支撑
儒释道圣贤智慧的核心价值，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公共化与客观化，而这也恰好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恰好是马克思对世界存在与社会发展进行公共化、客观化道德反思后的理论结果。共产主义的理想诉求，本质上就是公共化和客观化人生观的政治、经济制度设计，我们党一直秉持的实事求是精神，也是公共化和客观化的具体实践。
公共化、客观化的四观，是以大我空性本质为目的的价值观。私我化、主观化的三观是以小我物质假象为目的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同儒家思想，同样是约束世俗社会中的小我欲望的私我化、主观化冲动，引导世俗人遵循君子甚至圣贤公共化、客观化的渠道。共产主义思想和价值诉求，同孔子主张的君子喻于义，仁者爱人是相通的。
释迦牟尼说要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就是不住相，因为所有个体事物都有独一无二的相，这就是老子说“常有，欲以观其徼”的道理，徼就是相与相之间的区别，是这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差别。不住相就是不要陷入与万事万物的差别中陷入我执，我执，执于什么呢，就是执于自我，就是私我化，就会陷入主观化。老子主张：“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这是跟不住相相同的，也是公共化、客观化的价值取向。孔子主张“君子不器”，所谓器，在老子那里就是“朴散则为器”之器，是空性能量物化出来的具象事物所专有的特长，也是私我化、主观化的存在。不器就是相反的公共化、客观化。用太极图来解释，就是表面上我们都是万物中独特的大黑鱼，但是我们要像老子说的那样：对于自己这个已成之器“镇之以无名之朴”，就是要以大黑鱼里的小白点统领自我意识，趋向于朴。这个朴就是空性能量的象征物，空性能量中蕴含了万物的所有可能性，但本身不显现任何一物的特殊性，这种含而不露，就是宇宙中最高的公共化和客观化。
我们民族为什么会在农业社会滞留那么长时间？这同中国社会政治组建的价值诉求有关。充分社会化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在满足人性升华的前提下，可能质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天人合一的人性诉求在小农经济条件下获得充分保障，所以在现代工商业发展上滞后于西方。在信息时代的门槛上，即将被中国超越。 从保障人性升华角度讲，中国社会没有落后于西方，西方宗教思想和人文关怀，没有超过中国，更不要说从世俗聪明向圣贤智慧的发展上。
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社会组织的成熟度是人性升华的保障，这种成熟度充分考虑了社会环境以及社会秩序和生产及分配过程对人性升华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中国在西周时就打造了这样成熟的社会，它用一套礼制，保障了社会与家庭的和谐统一，提供了充分的秩序环境和递升阶梯。到了宋代，这一套生产生活方式，在生产关系的个人与社会联系中，在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建构和存在中，都为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了和谐圆满的外部环境、氛围和秩序。北宋文学家苏轼以及他周围的文人圈，他们的政治理想、文化创造、精神诉求、心灵境界所达到的层次，都代表了中国人凭借小农社会的生产生活条件，所能追求到的心灵最高境界，几乎达到了世俗社会中人性升华的最高阶段。这一点在苏轼的“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诗意升华中体现得最为具象。
当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被组织建构得可以保障人性升华最高点时，社会的进一步变化发展就被搁置了，这种搁置首先是心灵需要的餍足，然后是政治、经济、文化机制的固化，当社会被组织得足以满足人的终极关怀的时候，社会发展就进入“边际效应”状态。
西方社会是在工业化之后进入与中国的小农社会相当的成熟度的，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自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充分满足了西方人终极关怀的追求，结果就是无论欧洲还是美洲，无论澳洲还是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大家都在几十年的繁荣之后，进入停滞状态。美国主动外移制造业，就是这种社会“边际效应”的表现。
这时候，中国在古代小农社会的梦魇中被惊醒，被动的接受了现代西方的生产关系，但保留了传统的上层建筑，经历了工业社会的排异反应，信息化社會的大数据处理能力，以及这种能力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社会化整合，给中国传统的上层建筑对社会的掌控和促进作用，提供了信息工具，使它获得了新生命。这种新生命将在全球化社会发展中，为人类整体社会化并为人性升华提供远超过民族国家的环境和氛围。
当今世界，一面是特朗普主导的与世界对抗，到处退群的美国，一面是习主席主导的与世界相融，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美国代表了世俗三观中私我化、主观化同世间万物相对抗的尽头，中国代表了圣贤四观中公共化、客观化同世界相融合的开端。只是我们的实践还没有自觉到它所遵循的圣贤智慧而已。这种自觉需要在从传统文化到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中实现。
儒释道的通达融合是两千年的课题
释迦牟尼和老子的思想是通达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孔子更详尽的阐述了通向出世间法的世间法。在凡夫、君子、圣贤的升华之路上，孔子引导大众从凡夫走向君子，老子引导少数君子走向圣贤，释迦牟尼引导极少数接近圣贤的人彻底解脱。孔子的君子不器，老子的对所成之器镇之以无名之朴，释迦牟尼的无所住而生其心，在道理上相同，在修为上相成。《论语》《道德经》《心经》是一个人从普通凡夫，到承受天命的君子，再到与天地大德相融的贤良，最后到无上正等正觉解脱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最高指南。马克思主义相当于西方人更富现代科学逻辑和体系化的《论语》，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在爱因斯坦和霍金的科学密码中蕴藏了现实的注释，现代宇宙物理学和量子力学，就是用数学公式演算出来的宇宙公共化、客观化的代数方程。
儒家有一个千年未解之谜——孔颜乐处。要想把“孔颜乐处”说清楚，必须说清楚向内求与向外求的区别，而“孔颜乐处”之所以在孔颜之后不被理解，是因为儒家弟子都在向外求事功。孔子站在向内求与向外求的角度上，他看到了门里的颜回之乐，说给门外的弟子们。而门外的弟子们根本没看到门里的颜回，所以对于孔子所说之乐不知究竟。到了朱熹、王阳明，大家外求事功已经跋涉千里，距离孔子的门槛遥遥相望，再到现代儒生，经历了唯物主义的暴风骤雨之后，唯心主义的向内求正在回归。
习近平总书记说：“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古陕州是中国政治文明的发祥地，书院专家和文友们小聚浅聊中，对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做了交流。三日虽短，意蕴犹存。不足之处有待指正。
作者系文化学者
甘棠书院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风景区内的“甘棠苑”，是在原遗址上重建的，这里曾是陕州古城千古称颂的历史佳话“甘棠遗爱”“召公勤政”的发源地。如今的甘棠苑是由民营企业家吴启民先生投巨资修建的。
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中，召公占据着重要地位，召公之德被周公以“周礼”具体化为社会治理方案，施行文德治理的西周是中华政治文明在思想和制度上的发端。
召公阐述的敬德保民的政治文化思想，不仅为西周社会政治文化提供了思想基础，更为儒家政治理想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社会基础。召公可以说是中国儒家思想的社会实践者，是中国古圣先贤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
如今很多人奇怪，为什么中国社会上没有西方社会那么浓厚的宗教情怀。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官方政治道德和思想文化早早取代了宗教神性对社会的政治道德和思想文化的引导作用，这当中召公对天命的政治解析，周公将这些解释具化成具有法律性质的社会行为规范周礼，以及孔子以仁释礼，建立了后来被官方采纳的仁义道德修为与官方政治理念的融合起到关键作用。中华民族从心脏到心灵的旅途，就这样同官方的社会治理紧密的结合起来了，这是中华官为民师的渊源。中华民族的心灵，在古代更多地取决于帝王权臣的德性品位，在现代更多地取决于执政党的道德操守。
三天交流中，大家对复兴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意义。主要论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于传统文化的复兴究竟要怎样进行以及实现怎样的目的，大家都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关于“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的论述，大家理解，这里的“创造性转化”，就是要用现代科学文化对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做新的整理、扬弃和升华，将古代中国圣贤思想，转化为现代智慧哲学，更贴近现代人的人生实际，解决现代人的终极关怀疑问;而“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满足当今世界对以人为核心的人道主义之后新的普世价值的需求，从中国儒释道圣贤智慧中，提炼打造出适合现代人类精神需求，指导人类未来心灵发展的全新普世价值。
2.对于传统文化与百年中国的大变局之间的关系，正如习主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大家一致认为，这段话把中国传统文化同百年中国社会变革联系起来，厘清了五四运动后当代中国与传统中国在思想文化上的发展脉络。明确了弘扬传统文化的目的是在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升华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新中国的成立，有赖于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新中国的社会建设，有赖于党在中国社会建设具体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样才能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熔铸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让制度建设在革命文化同传统文化有机的融合中完成，让理论创新在传统思想的光大中成熟。这也是转化和创新的具体内涵。
3.对于传统文化、儒释道思想之间关系的梳理界定，朋友们畅所欲言，在仁德先祖的庇荫中，争论变成共识，交锋化为融合。
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释道思想，儒释道圣贤智慧是登入中国学术殿堂的国学的核心。我们今天弘扬传统文化，打造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首先需要融合通达儒释道，以现代科学文化为工具，打通儒释道内在核心价值之间的脉络，并在此基础上融合西方人道主义价值中的积极诉求，为未来人类全新普世价值的产生做好基础准备。
综合交流内容，本文就以上三个问题有如下总结。
对传统文化的转化和创新
时代的最高智慧，在于古代圣贤智慧与现代科学的相遇相印。从释迦牟尼、老子、孔子到爱因斯坦、霍金，时空跨过了两千五百年的间隔。圣贤的空性智慧终于被科学探索证实为真。但是古代圣贤思想的诠释者与现代科学家的语言之间，横亘着两千五百年的跨度，如何将被科学证明的空性智慧普及成世俗的常识是我们的功课。
要做到这些，首先要厘清圣贤智慧与世俗聪明，圣贤空性四观与世俗物质三观的区别。简单地说，圣贤智慧是建立在五蕴皆空基础上的，对道德得失的计算;世俗聪明是建立在物质实有基础上的，对利益得失的计算。空性智慧的四观（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世俗聪明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成顺序相反。
空性智慧与现代宇宙物理学和量子力学的科学实验和观察结果相吻合，世俗聪明与牛顿测量与计算结果相吻合。这里面实际上包含了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之间的差别，也恰好是困扰了爱因斯坦几十年的悖论——无法统一宏观与微观本为一体的两个世界，无法获得统一场理论。
然而爱因斯坦的悲哀恰好产生在他自己的科学贡献中，他的能量守恒公式E=MC2，早已经揭示出宏观物质与微观量子甚至空性能量之间的转化关系，这些在他的头脑中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他却在几十年的苦思中无法穿破。
万物的宇宙包括我们每个人，都是空性能量在138亿年前那场大爆炸后，能量进入光速飞行，进而无中生有的物化为有质量的物质世界的.那么宇宙、世界、人生中的无和有是怎样统一、融合、共生、并存的呢？这就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智慧结晶——太极图里寻找答案了！
宇宙的实相，就蕴含在这张图里：两条黑白鱼，白鱼里面有一个小黑点，黑鱼里面有一个小白点;白鱼是宇宙的本质——空性的能量，黑鱼是能量物化出来的虚相——物质存在。
白鱼里面的小黑点，是宇宙能量物化出万物之前，在空性状态中包含的万物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道在宇宙爆炸万物生成前的状态，叫作“无中之有”，在空性中包含万有的可能性。佛法中说这是“空生妙有”，老子说这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黑鱼里的小白点，是能量物化出万物之后，万物表面下蕴藏着的空性能量，它就是道在万物生成之后的存在状态，叫作“有中之无”。佛法中说它是“缘起性空”，老子说它是“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宇宙的实相，就是空性的白鱼能量，因其中包含的万物因缘小白点，物化出黑鱼物质;随即作为黑鱼里面的小白点，与自我物化出来的万物同在;然后，当物化出来的万物虚相消散后，重新恢复到白鱼状态，并继续包含作为万物可能性的那个小黑点。宇宙就在这两种状态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存在着，而这两种状态实际上是能量本身两种不同的状态，一是自身空性的实相状态，二是物化万物的虚相状态。这两种状态之间循环往复（即为老子要观复的对象），就是宇宙的实相和真理。
这个物化过程，在量子力学的弦理论中有充分的描述。霍金在自己的《时间简史》中使用了一张图，图中用波浪线表现物质产生的原始状态和原理。按照他们的描述：能量是沿着波浪线光速飞行着进入物化状态的，空性的能量在波峰上显现成粒子（量子），在两峰之间又恢复到空性能量。在《时间简史》中，霍金写道：“人们不可能将粒子（量子）的位置确定到比光（能量波）的两个波峰之间距离更小的程度。”《宇宙的琴弦》中说：“应该从几率的观点来看电子波（能量波）。波的振幅大（波峰）的地方，电子（量子）越可能在那儿出现;波的振幅小（两峰之间的）的地方，电子越不可能在那儿出现。”我把这些话总结成空性能量在波浪线光速飞行中，于波峰处显现出量子。人的意识（过往的业力）将量子塑形（量子的叠加态就是可塑性，在意识作用下塌缩成物质现实）成我们的世界和自己。这就是佛教中“万法唯识”的道理。也是老子说的：“常有，欲以观其徼”的道理。
现代物理学家们，利用现代化显微镜或其他观测设备看到原子内部情况。他们发现，原以为是世界万物最小单位的原子，里面是另一个世界。原来原子也是由比它更小的粒子构成的：原子里面有质子和中子构成的原子核，原子核外面有电子围绕着原子核在旋转。
根据日本科学家描绘的情形，原子核外的电子有这样美丽规则的运行轨迹。
但实际上，科学家看到的电子是这样同时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位置上。
原子内部的原子核只有好小好小的体积，其实根本很难说那是体积，如果一个原子是一座一千平方米的大厅，那么原子核就是这座大厅中间的一粒米。可见，原子核外面电子飞行的空间还是够辽阔的。在这么辽阔的空间内，电子居然能够在一切时遍一切处，它是怎么做到的？这就好像一个人在天安门广场上，然后周围的观察者发现，这个人在任何时间能够站在广场的任何地点。这样看上去，广场上不是站着一个人，而是站着几十万这个人的复制品——因为我们绝不会相信哪个人能在所有时间出现在所有位置上。其实很简单，这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在我們看来，电子是实有的物质，但实际上它是实有的物与空的能量同时存在的临界点——电子既是色也是空，它是空色一体。我们都在电影院里看过电影，我们看到的银幕上的影像是正常连续运动着的，但实际上那些画面是一个一个分开的，只是放映时胶片转动的速度比我们眼睛反应的速度快，我们就看不到一幅胶片与另一幅胶片之间的空当。
科学家看到的电子也是这样，实际上电子在实有和空性之间不断变化着，但是速度太快，以至于在我们看来它一直没变，于是我们以为一直是实有的电子，就如同魔术一样同时存在于所有位置上。
圣贤空性四观在这个大喇叭里来有因，回有果，是人生的正途。在这条正途上，孔子教导我们君子不器而喻于义，老子教导我们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释迦牟尼教导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些教导都是宇宙、世界、人生真谛的写照。而我们普通世俗人却妄认物质实有，两眼只看得见波峰上的量子及其在我们的欲望下塌缩成的现实物态世界。
从释迦牟尼、老子、孔子，经过牛顿再到爱因斯坦和霍金，人类走过了心物一体（色即是空），到心物对抗（唯物与唯心，以小我的人为目的），再到心物相交（量子叠加与纠缠，以大我的宇宙为目的）的心灵发展过程，对这一过程的反思和自觉，是人类心灵发展的挑战和机遇。我们的时代恰好是挑战和机遇相融合的最佳时空点，弘扬传统文化，完成对传统文化的转化和创新，是我们站在这个时空点上最急迫和必须完成的任务。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力支撑
儒释道圣贤智慧的核心价值，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公共化与客观化，而这也恰好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恰好是马克思对世界存在与社会发展进行公共化、客观化道德反思后的理论结果。共产主义的理想诉求，本质上就是公共化和客观化人生观的政治、经济制度设计，我们党一直秉持的实事求是精神，也是公共化和客观化的具体实践。
公共化、客观化的四观，是以大我空性本质为目的的价值观。私我化、主观化的三观是以小我物质假象为目的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同儒家思想，同样是约束世俗社会中的小我欲望的私我化、主观化冲动，引导世俗人遵循君子甚至圣贤公共化、客观化的渠道。共产主义思想和价值诉求，同孔子主张的君子喻于义，仁者爱人是相通的。
释迦牟尼说要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就是不住相，因为所有个体事物都有独一无二的相，这就是老子说“常有，欲以观其徼”的道理，徼就是相与相之间的区别，是这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差别。不住相就是不要陷入与万事万物的差别中陷入我执，我执，执于什么呢，就是执于自我，就是私我化，就会陷入主观化。老子主张：“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这是跟不住相相同的，也是公共化、客观化的价值取向。孔子主张“君子不器”，所谓器，在老子那里就是“朴散则为器”之器，是空性能量物化出来的具象事物所专有的特长，也是私我化、主观化的存在。不器就是相反的公共化、客观化。用太极图来解释，就是表面上我们都是万物中独特的大黑鱼，但是我们要像老子说的那样：对于自己这个已成之器“镇之以无名之朴”，就是要以大黑鱼里的小白点统领自我意识，趋向于朴。这个朴就是空性能量的象征物，空性能量中蕴含了万物的所有可能性，但本身不显现任何一物的特殊性，这种含而不露，就是宇宙中最高的公共化和客观化。
我们民族为什么会在农业社会滞留那么长时间？这同中国社会政治组建的价值诉求有关。充分社会化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在满足人性升华的前提下，可能质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天人合一的人性诉求在小农经济条件下获得充分保障，所以在现代工商业发展上滞后于西方。在信息时代的门槛上，即将被中国超越。 从保障人性升华角度讲，中国社会没有落后于西方，西方宗教思想和人文关怀，没有超过中国，更不要说从世俗聪明向圣贤智慧的发展上。
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社会组织的成熟度是人性升华的保障，这种成熟度充分考虑了社会环境以及社会秩序和生产及分配过程对人性升华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中国在西周时就打造了这样成熟的社会，它用一套礼制，保障了社会与家庭的和谐统一，提供了充分的秩序环境和递升阶梯。到了宋代，这一套生产生活方式，在生产关系的个人与社会联系中，在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建构和存在中，都为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了和谐圆满的外部环境、氛围和秩序。北宋文学家苏轼以及他周围的文人圈，他们的政治理想、文化创造、精神诉求、心灵境界所达到的层次，都代表了中国人凭借小农社会的生产生活条件，所能追求到的心灵最高境界，几乎达到了世俗社会中人性升华的最高阶段。这一点在苏轼的“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诗意升华中体现得最为具象。
当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被组织建构得可以保障人性升华最高点时，社会的进一步变化发展就被搁置了，这种搁置首先是心灵需要的餍足，然后是政治、经济、文化机制的固化，当社会被组织得足以满足人的终极关怀的时候，社会发展就进入“边际效应”状态。
西方社会是在工业化之后进入与中国的小农社会相当的成熟度的，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自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充分满足了西方人终极关怀的追求，结果就是无论欧洲还是美洲，无论澳洲还是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大家都在几十年的繁荣之后，进入停滞状态。美国主动外移制造业，就是这种社会“边际效应”的表现。
这时候，中国在古代小农社会的梦魇中被惊醒，被动的接受了现代西方的生产关系，但保留了传统的上层建筑，经历了工业社会的排异反应，信息化社會的大数据处理能力，以及这种能力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社会化整合，给中国传统的上层建筑对社会的掌控和促进作用，提供了信息工具，使它获得了新生命。这种新生命将在全球化社会发展中，为人类整体社会化并为人性升华提供远超过民族国家的环境和氛围。
当今世界，一面是特朗普主导的与世界对抗，到处退群的美国，一面是习主席主导的与世界相融，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美国代表了世俗三观中私我化、主观化同世间万物相对抗的尽头，中国代表了圣贤四观中公共化、客观化同世界相融合的开端。只是我们的实践还没有自觉到它所遵循的圣贤智慧而已。这种自觉需要在从传统文化到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中实现。
儒释道的通达融合是两千年的课题
释迦牟尼和老子的思想是通达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孔子更详尽的阐述了通向出世间法的世间法。在凡夫、君子、圣贤的升华之路上，孔子引导大众从凡夫走向君子，老子引导少数君子走向圣贤，释迦牟尼引导极少数接近圣贤的人彻底解脱。孔子的君子不器，老子的对所成之器镇之以无名之朴，释迦牟尼的无所住而生其心，在道理上相同，在修为上相成。《论语》《道德经》《心经》是一个人从普通凡夫，到承受天命的君子，再到与天地大德相融的贤良，最后到无上正等正觉解脱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最高指南。马克思主义相当于西方人更富现代科学逻辑和体系化的《论语》，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在爱因斯坦和霍金的科学密码中蕴藏了现实的注释，现代宇宙物理学和量子力学，就是用数学公式演算出来的宇宙公共化、客观化的代数方程。
儒家有一个千年未解之谜——孔颜乐处。要想把“孔颜乐处”说清楚，必须说清楚向内求与向外求的区别，而“孔颜乐处”之所以在孔颜之后不被理解，是因为儒家弟子都在向外求事功。孔子站在向内求与向外求的角度上，他看到了门里的颜回之乐，说给门外的弟子们。而门外的弟子们根本没看到门里的颜回，所以对于孔子所说之乐不知究竟。到了朱熹、王阳明，大家外求事功已经跋涉千里，距离孔子的门槛遥遥相望，再到现代儒生，经历了唯物主义的暴风骤雨之后，唯心主义的向内求正在回归。
习近平总书记说：“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古陕州是中国政治文明的发祥地，书院专家和文友们小聚浅聊中，对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做了交流。三日虽短，意蕴犹存。不足之处有待指正。
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