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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杜拉斯的《情人》都通过爱情与家庭表现了超越时空的真实人性，但两者所表现出的“真实”则有所差异。本文对《倾城之恋》与《情人》进行比较来诠释这两部作品中共同体现的超越时空的真实人性，并发现两者的差异，浅析其中的原因。
关键词：《倾城之恋》 《情人》 超越时空 真实人性
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肯定了《倾城之恋》真实的艺术价值，而杜拉斯的《情人》则被公认为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这两部作品所体现的真实的艺术价值是得到公认的，同时这两部作品中所体现的真实与两位作家具有超越性的创作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张爱玲和杜拉斯在作品中都有意识地去表现超越时空的真实人性。但两位作家所展现的真实人性是有所差异的，张爱玲笔下的人性更多局限于自私和精刮，而杜拉斯笔下的人性则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其中的不同之处可能与两位女作家的个人经历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人性的理解之差异有关。本文将解读这两部作品中超越时空的真实人性，比较其中存在的差异，并浅析原因。
一、《倾城之恋》对超越时空的真实人性之表达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1}她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创作观念：她所要表现的是“一切时代”中的“人类”；她所执着抒写的不是爱情本身，而是永恒的、无国界的人性的真实面目。
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成功地展现了她所想表现的超越时空的真实人性，讲述了它的荒凉。作品以过时的白公馆开头，展现了白流苏的哥嫂，这些已被挤到社会边缘的人用仅剩的一点“权力”对更边缘人物——因离婚而在娘家居住的白流苏的肆意践踏。而母亲这一在传统中常被塑造为“圣母”的形象，也在张爱玲对人性阴暗面的洞悉中被消解了，母亲最终也放弃了将最后希望寄托在她身上的女儿。在这样的处境下，白流苏——这个没落家庭中的最边缘人物，终于要抓住一个偶得的恋爱机遇与人为作用下更为险恶的命运博弈了。被自私人性伤害、孤立的她也不得不自私，为自己制造了一场以婚姻为目的的爱情战争，来获取经济上的依靠。这场恋情中的另一个主角范柳原也是悲凉人性的受害者。他富裕的家庭因遗产继承一事与他发生斗争，得到了金钱的他最终对人性的残酷失望并因此堕落，并在与白流苏的恋爱斗争中表现出精刮。《倾城之恋》中每一个人似乎都遭遇了自私人性造成的困境，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这样一种人性的阴影之下，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自私或者说是自我保护，然后被彼此的自私所孤立。无论是困窘的白家人，还是富足的范柳原；无论是恋人、母亲、兄长，还是热心人徐太太等都是如此。张爱玲所要表现出的是“人人都关在他们自己的小世界里”{2}的荒凉，这与时代、地域、贫富等无关，而与荒凉人性构造起的环境及处于其中的人的自私不可避免地被激发有关，又与自身造成的宿命有关。
刘再复指出张爱玲的作品承继了《红楼梦》的特点，并表明：“更重要的是承继其在描写家庭、恋爱、婚姻背后的生存困境与人性困境，表达出连她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即超空间之界（上海、香港）与超时间之界（时代）的永恒关怀……揭示了这些生活表象之下那些深藏在人性底层的神秘的永恒的秘密。这就是关于人的欲望，关于权力与金钱的欲望的秘密。”{3}《倾城之恋》所探讨的正是这属于人类的永恒话题。
二、《情人》对超越时空的真实人性之表达
杜拉斯对自己的创作也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她认为“我不是有所为而写。我也不为女人写。我写女人是为了写我，写那个贯穿在多少世纪中的我自己”{4}。这个“我”是“贯穿在多少个世纪中的”，有着超越时空的普遍的人性的人；同时又是“我自己”，是一个有着独特生命历程与情感体验的个体。
《情人》中唯一的主角“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情人》同样花了大量笔墨表现“我”的家庭：寡母偏爱儿子，并对大儿子有着非同寻常的情爱。而大哥利用这爱严酷统治着“我”和小哥哥，榨取了母亲的一切并侵吞了母亲的遗产。一家人之间从不交谈，用冷漠与暴力相互厮杀，并将彼此推向绝境。她写这些是为了表现“我”独特生命中的独特情感：“我”爱母亲，同情她不幸的一生，但痛恨她偏爱儿子却不爱“我”这个女儿，尤其痛恨她对大儿子的情爱，疯狂地想要当着她的面杀死大哥来惩罚她。同时“我”痛恨家庭中的每一个人包括自己，痛恨我们共同的自私和冷漠以及由此导致的绝望处境。在关于恋情的部分中，杜拉斯表明了“我”接受这段恋情与金钱、欲望的关系。“我”接受情人的重要原因是他很富有，同时“我”确实喜欢情人，因此“我”才愿意在他身上得到性欲的满足来释放自己在家庭中受到压抑的内心，与此同时得到他的钱。但“如果机遇相同，出现的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人”{5}，“我”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同时“我”认为情人想与“我”相恋除了因为喜欢“我”之外，还因为他在他父亲和父亲的钱的专制统治下丧失了自尊，需要通过寻找女人的方式克服恐惧与懦弱。
杜拉斯讲述着“我”不可思议的经历和情感，表现存在于亲人间的仇恨、疏离以及与之共存的、同样强烈真切的爱，表现恋情中人的虚荣感与对金钱的渴求、人的自然性欲、人受到压抑后带有病态的欲望……人性的种种困境在她的讲述下暴露得一览无余。我们惊讶于“我”不可思议的经历和坦率的表达，但同时我们内心也与之产生强烈的共鸣，从“我”这个独特个体的身上找到了人性中共有的弱点。
三、《倾城之恋》和《情人》所表现的真实人性之差异及原因
尽管《倾城之恋》和《情人》都通过家庭与爱情展现了超越时空的真实人性，但所展现出的内涵却不相同，尤其在通过爱情所表现的人性方面显现出较大的差异。
相较而言，张爱玲将人性的表现仅仅局限于自私方面。她似乎表明，在俩人彻底醒悟之前无法产生真情，白流苏只想得到经济保障而范柳原仅在调情。可在一些地方她又无法抑制住人物在恋爱过程中自然流露出来的真情。比如战争刚爆发时的一段话：“流苏自己去开门，见是柳原，她捉住他的手，紧紧地搂住他的手臂，像阿栗搂住孩子似的。人向前一扑，把头磕在门洞子里的水泥墙上。柳原用另外的一只手托住她的头，急促地道：‘受了惊吓罢？别着急，别着急’……”{6}在此之前白流苏送范柳原上了去英国的船，正在担忧船是否被击沉时，范柳原意外地回来，出现在她面前。文字中流露出俩人对彼此真挚的关切。如果战争之前发生的恋爱全然虚假而毫无情感基础，那么真实的情感仅因开战就能被激发出来吗？可见在倾城之前，这俩人在自私的同时已经产生对彼此的爱。这点真情也是俩人在倾城之后能够走到一起的必备条件。张爱玲一方面无法违背恋爱中人物自然产生的情感，但另一方面她似乎对这种能够与自私并存的真情表现出怀疑，因此她更倾向于用作者的权利模糊、淡化俩人间的真情，突出他们自私的欲望。比如她在写白流苏担忧范柳原的安危时加上一句：“可是她想起他便觉得有些渺茫，如同隔世。”{7}又比如在结尾处，她甚至让范柳原说：“我们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8}以此来否认战前范柳原两次请白流苏来香港，想让她摆脱家庭束缚回到自然的状态，试图使她放下包袱投入恋爱，并不断探寻她是否爱自己的过程。张爱玲为了表现人性真实、自私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性中另一些真实的东西，削弱人作为一种情感动物在恋爱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爱，从而使文本产生矛盾。 而杜拉斯通过爱情所表现出的人性更显复杂与真实。她毫不避讳人性中真实的自私与残忍，也毫无保留地表达最真实而强烈的爱，表达“我”对情人自始产生并最终化为一生怀念的真实情感，于是便有了作品开头那一段令人心醉的抒情诗般的语言：“我已经老了。有一天，一个男人主动向我走来……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都不会忘记……在我看来，现在的你比年轻时更美，你现在这张受摧残的面容比年轻时娇嫩的面孔更让我热爱。’我常常想起这个形象……它是所有形象中唯一能让我感到愉悦的，只有它的存在，我才能认识我自己，并且心醉神迷。”
这种差异可能与两位作家个人经历尤其是爱情经历的差异，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人性与爱情的理解上的差异有关。陈思和认为：“她（张爱玲）看不到民间真正有意义的东西。由于这种能力的缺乏，张爱玲才会在小说最后让范柳原用非常虚无的态度说‘我们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否定了前面爱的过程。这些说法实际上是张爱玲本身在爱情认识问题上的犹疑、动摇和虚无。”{9}张爱玲创作《倾城之恋》时年仅二十三岁，她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的对人性自私与荒凉的理解，大多基于她坎坷的童年与少年经历：父母离异，父亲与继母的冷漠相待、重病等，及战争在香港爆发后去英国求学无望的荒凉心境而产生的。她从痛苦的经历中形成了对人和世界的敏锐洞察力，也形成了悲观的人生态度。如夏志清所言：“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10}作为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和一个现实主义者，张爱玲所要展现的是她所感知到的荒凉现实。这固然真实，然而却是真实的一面，相对而言并不完整。情感经历的相对缺乏使张爱玲难以通过恋爱这个题材表现出更为丰富的人性。而杜拉斯创作《情人》时已是老年，她经历了混乱而痛苦的童年与少年时期，也经历了几段充满纠葛的恋情，包括乱伦之恋。六十六岁时，她与一位二十七岁的青年开始了她一生中最为传奇的爱情故事。她在《摧毁吧，她说》中写道：“每次我有欲望，我就有爱情。”{11}她认为没有哪次恋爱能代替爱情本身。每次迎接恋爱，杜拉斯都不断理解着爱情、欲望与其中的人（包括自己）。她的表达或许也因此显得更为丰满，通过恋爱来表现的人性，在一定程度上与人陷入爱情时的状态具有关联性。因此作家的个人经历，特别是情感经历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理解对创作具有一定影响。
{1}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2}{6}{7}{8} 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页，第195页，第195页，第200页。
{3} 刘再复：《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4}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房屋》，《物质生活》，王道乾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5}{10}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孙建军译，广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第1页。
{9} 陈思和：《都市里的民间世界：〈倾城之恋〉》，《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11} 克里斯蒂娜安娜·布洛—拉巴雷尔：《都拉斯传》，徐和瑾译，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参考文献：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绍铭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关键词：《倾城之恋》 《情人》 超越时空 真实人性
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肯定了《倾城之恋》真实的艺术价值，而杜拉斯的《情人》则被公认为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这两部作品所体现的真实的艺术价值是得到公认的，同时这两部作品中所体现的真实与两位作家具有超越性的创作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张爱玲和杜拉斯在作品中都有意识地去表现超越时空的真实人性。但两位作家所展现的真实人性是有所差异的，张爱玲笔下的人性更多局限于自私和精刮，而杜拉斯笔下的人性则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其中的不同之处可能与两位女作家的个人经历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人性的理解之差异有关。本文将解读这两部作品中超越时空的真实人性，比较其中存在的差异，并浅析原因。
一、《倾城之恋》对超越时空的真实人性之表达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1}她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创作观念：她所要表现的是“一切时代”中的“人类”；她所执着抒写的不是爱情本身，而是永恒的、无国界的人性的真实面目。
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成功地展现了她所想表现的超越时空的真实人性，讲述了它的荒凉。作品以过时的白公馆开头，展现了白流苏的哥嫂，这些已被挤到社会边缘的人用仅剩的一点“权力”对更边缘人物——因离婚而在娘家居住的白流苏的肆意践踏。而母亲这一在传统中常被塑造为“圣母”的形象，也在张爱玲对人性阴暗面的洞悉中被消解了，母亲最终也放弃了将最后希望寄托在她身上的女儿。在这样的处境下，白流苏——这个没落家庭中的最边缘人物，终于要抓住一个偶得的恋爱机遇与人为作用下更为险恶的命运博弈了。被自私人性伤害、孤立的她也不得不自私，为自己制造了一场以婚姻为目的的爱情战争，来获取经济上的依靠。这场恋情中的另一个主角范柳原也是悲凉人性的受害者。他富裕的家庭因遗产继承一事与他发生斗争，得到了金钱的他最终对人性的残酷失望并因此堕落，并在与白流苏的恋爱斗争中表现出精刮。《倾城之恋》中每一个人似乎都遭遇了自私人性造成的困境，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这样一种人性的阴影之下，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自私或者说是自我保护，然后被彼此的自私所孤立。无论是困窘的白家人，还是富足的范柳原；无论是恋人、母亲、兄长，还是热心人徐太太等都是如此。张爱玲所要表现出的是“人人都关在他们自己的小世界里”{2}的荒凉，这与时代、地域、贫富等无关，而与荒凉人性构造起的环境及处于其中的人的自私不可避免地被激发有关，又与自身造成的宿命有关。
刘再复指出张爱玲的作品承继了《红楼梦》的特点，并表明：“更重要的是承继其在描写家庭、恋爱、婚姻背后的生存困境与人性困境，表达出连她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即超空间之界（上海、香港）与超时间之界（时代）的永恒关怀……揭示了这些生活表象之下那些深藏在人性底层的神秘的永恒的秘密。这就是关于人的欲望，关于权力与金钱的欲望的秘密。”{3}《倾城之恋》所探讨的正是这属于人类的永恒话题。
二、《情人》对超越时空的真实人性之表达
杜拉斯对自己的创作也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她认为“我不是有所为而写。我也不为女人写。我写女人是为了写我，写那个贯穿在多少世纪中的我自己”{4}。这个“我”是“贯穿在多少个世纪中的”，有着超越时空的普遍的人性的人；同时又是“我自己”，是一个有着独特生命历程与情感体验的个体。
《情人》中唯一的主角“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情人》同样花了大量笔墨表现“我”的家庭：寡母偏爱儿子，并对大儿子有着非同寻常的情爱。而大哥利用这爱严酷统治着“我”和小哥哥，榨取了母亲的一切并侵吞了母亲的遗产。一家人之间从不交谈，用冷漠与暴力相互厮杀，并将彼此推向绝境。她写这些是为了表现“我”独特生命中的独特情感：“我”爱母亲，同情她不幸的一生，但痛恨她偏爱儿子却不爱“我”这个女儿，尤其痛恨她对大儿子的情爱，疯狂地想要当着她的面杀死大哥来惩罚她。同时“我”痛恨家庭中的每一个人包括自己，痛恨我们共同的自私和冷漠以及由此导致的绝望处境。在关于恋情的部分中，杜拉斯表明了“我”接受这段恋情与金钱、欲望的关系。“我”接受情人的重要原因是他很富有，同时“我”确实喜欢情人，因此“我”才愿意在他身上得到性欲的满足来释放自己在家庭中受到压抑的内心，与此同时得到他的钱。但“如果机遇相同，出现的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人”{5}，“我”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同时“我”认为情人想与“我”相恋除了因为喜欢“我”之外，还因为他在他父亲和父亲的钱的专制统治下丧失了自尊，需要通过寻找女人的方式克服恐惧与懦弱。
杜拉斯讲述着“我”不可思议的经历和情感，表现存在于亲人间的仇恨、疏离以及与之共存的、同样强烈真切的爱，表现恋情中人的虚荣感与对金钱的渴求、人的自然性欲、人受到压抑后带有病态的欲望……人性的种种困境在她的讲述下暴露得一览无余。我们惊讶于“我”不可思议的经历和坦率的表达，但同时我们内心也与之产生强烈的共鸣，从“我”这个独特个体的身上找到了人性中共有的弱点。
三、《倾城之恋》和《情人》所表现的真实人性之差异及原因
尽管《倾城之恋》和《情人》都通过家庭与爱情展现了超越时空的真实人性，但所展现出的内涵却不相同，尤其在通过爱情所表现的人性方面显现出较大的差异。
相较而言，张爱玲将人性的表现仅仅局限于自私方面。她似乎表明，在俩人彻底醒悟之前无法产生真情，白流苏只想得到经济保障而范柳原仅在调情。可在一些地方她又无法抑制住人物在恋爱过程中自然流露出来的真情。比如战争刚爆发时的一段话：“流苏自己去开门，见是柳原，她捉住他的手，紧紧地搂住他的手臂，像阿栗搂住孩子似的。人向前一扑，把头磕在门洞子里的水泥墙上。柳原用另外的一只手托住她的头，急促地道：‘受了惊吓罢？别着急，别着急’……”{6}在此之前白流苏送范柳原上了去英国的船，正在担忧船是否被击沉时，范柳原意外地回来，出现在她面前。文字中流露出俩人对彼此真挚的关切。如果战争之前发生的恋爱全然虚假而毫无情感基础，那么真实的情感仅因开战就能被激发出来吗？可见在倾城之前，这俩人在自私的同时已经产生对彼此的爱。这点真情也是俩人在倾城之后能够走到一起的必备条件。张爱玲一方面无法违背恋爱中人物自然产生的情感，但另一方面她似乎对这种能够与自私并存的真情表现出怀疑，因此她更倾向于用作者的权利模糊、淡化俩人间的真情，突出他们自私的欲望。比如她在写白流苏担忧范柳原的安危时加上一句：“可是她想起他便觉得有些渺茫，如同隔世。”{7}又比如在结尾处，她甚至让范柳原说：“我们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8}以此来否认战前范柳原两次请白流苏来香港，想让她摆脱家庭束缚回到自然的状态，试图使她放下包袱投入恋爱，并不断探寻她是否爱自己的过程。张爱玲为了表现人性真实、自私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性中另一些真实的东西，削弱人作为一种情感动物在恋爱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爱，从而使文本产生矛盾。 而杜拉斯通过爱情所表现出的人性更显复杂与真实。她毫不避讳人性中真实的自私与残忍，也毫无保留地表达最真实而强烈的爱，表达“我”对情人自始产生并最终化为一生怀念的真实情感，于是便有了作品开头那一段令人心醉的抒情诗般的语言：“我已经老了。有一天，一个男人主动向我走来……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都不会忘记……在我看来，现在的你比年轻时更美，你现在这张受摧残的面容比年轻时娇嫩的面孔更让我热爱。’我常常想起这个形象……它是所有形象中唯一能让我感到愉悦的，只有它的存在，我才能认识我自己，并且心醉神迷。”
这种差异可能与两位作家个人经历尤其是爱情经历的差异，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人性与爱情的理解上的差异有关。陈思和认为：“她（张爱玲）看不到民间真正有意义的东西。由于这种能力的缺乏，张爱玲才会在小说最后让范柳原用非常虚无的态度说‘我们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否定了前面爱的过程。这些说法实际上是张爱玲本身在爱情认识问题上的犹疑、动摇和虚无。”{9}张爱玲创作《倾城之恋》时年仅二十三岁，她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的对人性自私与荒凉的理解，大多基于她坎坷的童年与少年经历：父母离异，父亲与继母的冷漠相待、重病等，及战争在香港爆发后去英国求学无望的荒凉心境而产生的。她从痛苦的经历中形成了对人和世界的敏锐洞察力，也形成了悲观的人生态度。如夏志清所言：“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10}作为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和一个现实主义者，张爱玲所要展现的是她所感知到的荒凉现实。这固然真实，然而却是真实的一面，相对而言并不完整。情感经历的相对缺乏使张爱玲难以通过恋爱这个题材表现出更为丰富的人性。而杜拉斯创作《情人》时已是老年，她经历了混乱而痛苦的童年与少年时期，也经历了几段充满纠葛的恋情，包括乱伦之恋。六十六岁时，她与一位二十七岁的青年开始了她一生中最为传奇的爱情故事。她在《摧毁吧，她说》中写道：“每次我有欲望，我就有爱情。”{11}她认为没有哪次恋爱能代替爱情本身。每次迎接恋爱，杜拉斯都不断理解着爱情、欲望与其中的人（包括自己）。她的表达或许也因此显得更为丰满，通过恋爱来表现的人性，在一定程度上与人陷入爱情时的状态具有关联性。因此作家的个人经历，特别是情感经历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理解对创作具有一定影响。
{1}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2}{6}{7}{8} 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页，第195页，第195页，第200页。
{3} 刘再复：《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4}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房屋》，《物质生活》，王道乾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5}{10}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孙建军译，广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第1页。
{9} 陈思和：《都市里的民间世界：〈倾城之恋〉》，《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11} 克里斯蒂娜安娜·布洛—拉巴雷尔：《都拉斯传》，徐和瑾译，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参考文献：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绍铭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