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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一位艺术史学者和小说家罗斯金（Ross King）二○○六年推出了一本《纽约时报》畅销书《巴黎的评判——印象派诞生的革命性十年》（The Judgment of Paris），讲叙了一个现代派绘画的创世纪故事：从一八六三到一八七四年，以马奈为首的印象派画家，在巴黎的历年沙龙展览上，以体现画家视觉感受的风格和崭新画技，以及波希米亚人的新道德意识，挑战了当时主导法国艺术界的历史写实主义，开创了一种崭新的绘画风格。读完罗斯金充满艺术、社会和政治细节的历史叙事，忽然发现印象派兴起的十年也正好是法国社会民主化转型的最关键十年，印象派风格的兴起体现了贵族的艺术趣味逐渐让位于平民的审美趣味：前者注重的是历史绘画的道德寓意，而后者更为关心的是现代生活中日常景象的个人主观感受。同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也是照相技术得到迅猛发展的时期，逼真地描绘历史和现实将远不如表达个人对于现实生活的主观感受来得更加有意义了。然而正如作者所揭示的那样，艺术审美趣味的逐渐演变却是在历史的种种反讽和悖论中完成的。
一、恶之花
一八六三年，在巴黎的“落选作品沙龙”画展里，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引起了那一年沙龙参访者最大的震惊和非议。马奈在年轻时就到意大利各地观摩过各位古老大师的作品，特别喜欢施用旧瓶装新酒的古老伎俩。他这幅画中的一些人物姿势和物品的处理都沿用了一五一五年雷蒙迪根据拉斐尔的绘画所作的蚀刻画《巴黎的评判》。在拉斐尔的《巴黎的评判》中，坐在河边的一位河神的姿态正好是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壁画亚当形象的一种反向描绘；在《草地上的午餐》中，右边那位由马奈兄弟古斯塔夫充当模特的男士的姿势正是出于河神的形象，只是穿上了当时人的日常服饰。然而尽管自文艺复兴以来达·芬奇、拉斐尔、波提切利、提香和廷托雷脱等著名画家都有很多描绘神，偶尔也描绘凡人的女性裸体作品，然而马奈画中作为焦点人物的女性裸体却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负面反响。这主要是因为，有人很快就看出，那位坐在草地上的裸体女子是当时巴黎大街上极其常见的风尘女子的一种人格代表，而不是《巴黎的评判》中的水精灵，画面左下角前景边上隐藏着一只色彩很难分辨的淡青色青蛙，这只青蛙便是一个明显的暗示，因为法语“青蛙”（Grenouille）一词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是一个意指大街上行走的风尘女子的俚语；其次，十九岁的女模特维特琳·密朗的目光大胆而毫无羞耻地直视着观赏者；再说更为触目的是，两位男士都是穿着整齐的绅士服饰。因而，《草地上的午餐》宛如是第一幅画布上的《恶之花》。
从绘画技巧上来说，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在当时更是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民主化”的革命。不管是当时的浪漫主义名家如德拉克洛瓦，还是古典写实主义的名家如安格尔·卡巴奈尔（Cabanel）或是梅松尼埃(Meissionnier)，他们所讲究的最重要绘画技巧便是达·芬奇发明的“明暗对照法”（Chiaroscuro），即通过光亮和阴影细微渐进的对比，来体现一种空间的视觉深度，产生一种三维空间的幻觉。这种优雅而微妙的技法用于描绘长着翅膀的天使和穿红戴绿的英雄来说，无疑具有神采飞扬和空灵幻化的效果，但是对于体现现代生活的旺盛精力和蓬勃气象而言，马奈尝试了去除光亮与阴影对比的夸张色彩，以及由众多点点色块构成的粗线条的人物形象。因而《草地上的午餐》中的裸体女子密朗看上去像是一幅过度曝光的照片中的平面人像。其次，马奈不仅抛弃了明暗的对比，同时也索性去除了传统的从黑底色起画以便色彩较为匀和的画法，他的绘画都是用白色作为底色，因而人物身上的色彩更为强烈而刺眼：女模裸体的奶白色彩毫无调和，咄咄逼人，充满诱惑，右边男士身上的黑色也是毫无遮掩，漫溢而出。最后，马奈也取消了几个世纪来令画家着魔的三维透视。传统的做法是，阴影中的深色彩画得较浅，而明亮的聚焦画面则加以多层色调铺垫，配以深厚的底色，给人一种微妙的三维幻觉，而马奈用的深黑色和深亮色与周围的色彩都没有调和的余地。马奈在一八六二年展出的另一幅画作《杜乐丽花园里的音乐》，也运用了同样的粗线条点状色块和没有调和余地的明暗色彩，来展现现代生活的生气蓬勃和画家的心理感受。在那幅画中，画家本人，以及画家的一批好友，诗人波德莱尔，画评家高梯埃（Gautier），画家方滕-勒涛和画家的兄弟古斯塔夫，像波德莱尔笔下的“漫游人”，都在杜乐丽花园里闲逛，画中没有音乐表演者，而观赏者则成了隐含的音乐家。在这样的人群中，观赏者已经难以区分贵族与平民了。因而，作为一种先锋派艺术，马奈的绘画是对安格尔、德拉克洛瓦和梅松尼埃等传统贵族派历史绘画的一种反叛，标志着绘画从贵族掌握的画廊开始走向平民大众。
到一八六五年，经过十八个月的犹豫之后，最后在波德莱尔的鼓动下，马奈最终向沙龙展览递送了一幅名为《奥林比娅》的画作，居然蒙混过了沙龙评审员，然而在沙龙展出期间，则引起了较之《草地上的午餐》更为群情激昂的道德非议和讥笑嘲弄。马奈的《奥林比娅》一画几乎是提香的《乌比诺的维纳斯》的一个翻版，更为大胆地重演了旧瓶装新酒的故伎。提香的维纳斯斜躺在长长的靠榻上，全身赤裸，眼光温馨地盯视着观赏者，左手不那么在意地盖住了自己的私处，像是害羞，也有像马克·吐温这样激愤的道义之士认为，“这幅世界上最为淫秽的绘画”中的女人在自慰。提香的维纳斯的确有一种诱惑人的姿势和目光。马奈在佛罗伦萨观赏到提香的画时才二十一岁，他似乎领会到了提香嘲弄经典的“含羞维纳斯”的用意，画中的美人蕴涵着多重的微妙含混：画的标题显示她是一位女神，脚下方那只甜睡的小狗（忠贞的象征）又可代表她是一位情意脉脉的忠实妻子，而她那迷人的目光和那只手的神秘姿势也可暗示她或许是威尼斯的一位高级青楼女子。然而马奈的《奥林比娅》则远为明显地展现了一位高级的青楼女子。马奈用一只拱背翘尾的黑猫取代了提香画中维纳斯腿下方的那只小狗，而且就连这只黑猫的双目都是咄咄逼人地眈视着观赏者；更为重要的是，马奈像达·芬奇一样喜欢在画中埋藏一些神秘而暗示性的伏笔，那只背景上的黑猫充当了一种视觉双关语：在法语中，“黑猫”（Les Chattes）一词是一个俚语，既指女性生殖器，也用来代表青楼女子。那位黑人女佣手上抱着的花束显然是一位客人送来的贺礼。充当奥林比娅的女模维特琳·密朗的眼神肆无忌惮地直视着观赏者，左手也是不经意地遮掩着自己的私处。在马奈的画中，奥林比娅从一位众人仰望的神降凡尘世，隐身为一个高级青楼女子。实际上，马奈所描绘的奥林比娅其灵感可能来源于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一八四八），小说中有一位青楼女子的名字也是奥林比娅，后来左拉的畅销小说《娜娜》（一八八○）则是另一个翻版。奥林比娅的毫无羞耻的直视目光和毫无遮掩的光滑酮体仿佛是对主流道德观念的一种挑衅。
马奈的两幅作品都受到了一面倒的负面评论，尤其是《奥林比娅》，马奈被称为“丑陋的使徒”。一位画评家说，“从来没有一幅画像《奥林比娅》那样激起过如此强烈的嘲骂、大笑和猫叫”，然而观赏的人却如此之多，以致展览室里笼罩着一种歇斯底里和恐惧，有些参访人居然在阵阵“疯狂的传染性大笑声”中晕倒了，妇女更是充满了愤怒和惧怕。评论家普遍地指责画中的女子“邪恶的怪异”、“丑陋”和“愚蠢”，一个“雌性猩猩”。因为那只翘着尾巴的黑猫，一位漫画家创用了一个叫做“马奈妞”（Manette）的双关语，拥有“淫猫”（Pussycat）和“少妇”的双重含义。甚至大街上的路人看到穿着整齐的马奈都会指点发笑（《巴黎的评判》，154页）。即便是马奈的友人、著名画评家高梯埃竟然也没有好话可说，在用藐视的目光看了《奥林比娅》一眼之后，高梯埃说道：“我们不得不抱歉地说，除了吸引注意力的愿望之外，这幅画一无是处。”公众感到《草地上的午餐》仅仅是可笑的，或是一种闹剧式的趣事，最坏不过是让一个年轻的女佣感到脸红而已；而《奥林比娅》则是对人们心目中神灵的冒犯，是一种古怪的亵渎。众多的人都觉得这幅画表现了一种“羞耻的淫秽”。罗斯金以为，这主要是因为马奈让女模密朗所做的姿势缺乏性感的吸引力：《奥林比娅》没有体现任何阿芙罗迪式的表情，没有安格尔和卡巴奈尔的裸体女性中所显示的挺起的臀部，床上的眼睛和钟情的胸脯（153页）；女模的那只左手尤其引起了道德愤怒，暗示着毫无羞耻的自慰。承受着这种讥笑和辱骂，马奈在一八六五年的沙龙刚开幕就立即给正好出访布鲁塞尔的波德莱尔写信说：“我亲爱的波德莱尔，我多么希望你在这里，羞辱像冰雹一样落在我头上，是我从来没有经受过的。”一八五七年，《恶之花》出版时，波德莱尔也经受了检查官和公众的羞辱，但他似乎是更加无所顾忌，竟说：“我想要看到整个人类都反对我呢。”只有二十五岁的左拉发表评论说：《奥林比娅》是马奈的一幅“杰作”，“其他画家所画的维纳斯都在骗人。马奈问自己他为什么要骗人？所以他讲了真话”。
这些情绪激昂的观众似乎压根儿没有想到，即便是青楼女子也有人的各种情感：哀伤，喜悦，忧郁或是欣慰。一个画家把她们的忧喜哀乐用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体现她们生活的辛酸、豪华、喜悦的转瞬即逝，乃至是无羞耻的放纵，同样可以在观赏者的心中激起共鸣和回味。波希米亚人的恶之花作品的魅力就在于，它无情地撕下了君子淑女们道貌岸然的面纱，让人直面主流社会之外的“另类”的生活，体会另类的种种无奈、迷惘、忧伤或狂喜。奥林比娅的眼神中，除了温馨的挑逗之外，恐怕还有难以察觉的茫然和仿佛是认命的无所谓神态。这种认命的神态多少也来自这样一个严酷的生活现实：维特琳·密朗做模特的薪资仅仅是每月二十五法郎，还不如当时一个拾破烂的人。
最具有历史反讽意味的是，拿破仑三世时期现实之中巴黎的道德风尚则对性享乐抱着一种极其宽容的态度。不要说当时巴黎的青楼女子都是合法的，登记注册的专业性工作者在五千人以上，至于没有登记而在大街上拉客的，据作者估计，竟有十二万人之多。当时巴黎的总人口约一百七十万人，这意味着巴黎女同胞中百分之十三的人在红灯区工作（《巴黎的评判》，79—80页）。当时著名作家的小说也多少印证了这一人为的流行病：雨果的《悲惨世界》、小仲马的《茶花女》，以及左拉的《娜娜》，都以青楼女子的生涯作为主题。拿破仑三世的情人更是走马灯一样，有谣言说，每天晚上都会有不同的美艳女子被带到杜勒丽宫里，然后再带到拿破仑三世的卧室，直到拿破仑三世胡须上的蜡珠熔化后滴在美女的胸上。拿破仑三世对裸体画作也是钟爱有加，一八六三年沙龙上最享盛名的卡巴奈尔的全裸绘画《维纳斯的诞生》，以梦游一般的眼神和风韵迷漫的丰满曲线吸引了观众，最后被他用一万五千法郎的价格买走。
二、波希米亚人
爱德华·马奈在一八三二年出生于巴黎左岸圣日耳曼区一个富裕的绅士家庭，祖父是塞纳河边上一个小镇嘉菲黎艾的市长，父亲奥古斯特是一位律师，曾任司法部长的首席秘书，一八四一年后任高等法院法官，主管民事案件，年薪二万法郎。母亲则是外交官的女儿，并且是瑞典国王的教女。一八六二年父亲去世时留下了相当于八十万法郎的地产，由兄弟三人均分。马奈是他周围一批波希米亚艺术家和文人中的领袖。他天生谈吐机智风趣，善于社交，待人和气，一身感染人的魅力，一位朋友说他是“充满阳光的灵魂”。他的诗人朋友班菲尔（Banville）甚至写了一首诗来歌咏马奈：“笑语如珠的金发马奈 / 迷人的高雅 / 欢快魅人而风度翩翩 / 长着一脸阿波罗的胡须 / 从头到脚都显现 / 一位绅士的容颜。”他的画友方滕·勒涛在一幅题为《向德拉克洛瓦致敬》的绘画中，描绘的却是马奈在他的画室里在向他的一批友人示范，背景上挂着德拉克洛瓦的画像，这些皆具风流人和波希米亚人作风的友人包括波德莱尔、普鲁斯特、高梯埃、莱格罗（Legros）、方滕·勒涛和阿斯特克（Astruc）等。一到晚上，这些朋友经常聚集在马奈驻地附近的顾尔堡咖啡馆消磨时光。以后这个圈子又扩大到评论家和作家左拉，以及不约而同享有同样风格的新画家莫奈、德加、塞尚和毕沙罗等。
马奈同波德莱尔的关系非同一般。马奈可以说是波德莱尔最为亲密的友人了，两人在艺术趣味和生活趣味上都相当接近，都属于那种在贵族风气衰落的背景下形成的“风流人”（Dandy）的艺术品位。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种本来是追求“为艺术而艺术”的风流人品位或纯艺术风格，在其反叛当时占主导的贵族艺术风格的过程中，却恰恰促进了艺术的民主化进程。波德莱尔身上那种明显的风流人与波希米亚人的张力，多少也体现在马奈身上。马奈是波德莱尔文艺批评理论的最佳实行者。波德莱尔在一八五九年发表的论文《现代生活中的画家》虽然写的不是马奈，但却以神来之笔展示了两人的共同艺术品位。波德莱尔在这篇传世美文中所刻画的“风流人”风格，主要便是在闲散的生活中显示出其优雅和原创性。波德莱尔说：“这些人被称作雅士、不信教者、帅哥、花花公子或风流人，但他们都出自同一母胎，都具有同一种对抗和反叛的特点，都代表着人类骄傲中所包含的最优秀成分，代表着今日之人所罕见的那种反抗和清除平庸的需要。风流人身上的那种挑衅的、高傲的宗派态度即由此而来，这种态度即便冷淡也是咄咄逼人的。风流作风特别出现在过渡性时代，其时民主制尚未成为所向披靡，贵族制只是刚刚开始走向没落和衰亡。”风流人就是代表了那些在时代大转型的社会中感到失落、厌倦和无所事事的人，这些旧时月色的传人妄想建立一种新的贵族制，其凭据是财富和劳动所不能给予的人类最珍贵的天赋。随后波德莱尔带着无限的感慨说：“风流作风是英雄主义在颓废之中的最后一道闪光……风流作风是一轮落日，犹如沉落的星辰，壮丽辉煌，然而没有热力，充满了忧郁。民主的汹涌浪潮漫卷一切，荡平一切，日渐淹没了这些人类骄傲的最后代表者，让遗忘的浪涛打在这些神奇的侏儒的足迹上。”（郭宏安译：《美学珍玩》，386—387页，但部分译文根据梅恩（Mayne）一九九五年英译本做了润色）
个人艺术风格与时代潮流的汇合造就了物竞天择的艺术创新，就像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基因突变往往早已发生，生存环境的变化使得那些优化的突变获得了选择；同样，印象派的艺术风格无意识地迎合了民主化的时代潮流，出于波希米亚人的天性，印象派开创人以一种虔诚地模仿贵族的方式（风流人）来反叛贵族的传统，终于突破贵族写实主义风格的旧传统，创立了表现个体主义主观感受的新审美风格，形成了历史的反讽。
三、印象派之王
正在马奈因《奥林比娅》而受到各种如冰雹般落下的公众羞辱之时，一个比他年轻八岁、同时姓名又极其相像的画家莫奈却在一八六五年沙龙的同一个展览室（参展作品都以作者姓名的第一字母放在同一展室里），如一个新星升起。莫奈那一年送展的作品是两幅展现诺曼底海边风景的绘画——《泓花镇的塞纳河口》和《低潮期时的荷浮港》，都受到了评论家的诸多好评，一位评论家说《泓花镇》显示了“和谐的色彩趣味”，是近年来最为精致的海边景致之一。莫奈不仅与马奈姓名相像，而且绘画的风格也是不约而同地接近，都使用了粗线条的点状色块来表达现代生活的蓬勃生气，和画家对于露天景物的主观感受。
从一八七○年九月到次年五月底，巴黎人经历了一百三十天德军的围城，吃尽了老鼠、马匹和动物园里的珍稀动物；然后便是接踵而来的巴黎公社惨烈内战的熊熊烈火烧毁了豪斯曼伯爵刚刚全面重建的半个巴黎城；人们目睹着荒谬的战乱留下的满目疮痍的废墟，仿佛是在一夜之间从第二帝国的虚伪刻板的道德观念中醒悟了过来。到一八七二年一月，马奈从一八六○年以来的大多数作品终于被一位政治上保守的风景画画商杜兰·卢尔以三万五千法郎的价格买走。春江水暖鸭先知，评论界明显滞后于艺术商人，因为画商往往是一种新风格的先行人，他们最清楚绘画市场的行情。但是杜兰·卢尔仍然没有勇气买下《草地上的午餐》和《奥林比娅》。一八七三年的沙龙展出了马奈的《一杯佳啤》一画，又一次成了沙龙热议的中心，这次是佳评如潮，马奈画作的市价也大增。《一杯佳啤》卖出了六千法郎的单价，此后几个月里的售画总收入达二万二千法郎。同时一位女画评家也终于看出了马奈的非传统绘画风格（点状的不断续色块）与传统绘画风格的连续性。她说：“初看上去，《一杯佳啤》中的色块好像是以一种粗粝的简单性堆在一起，没有任何色调渐变。但是退后一点来看，这些色块之间的关系便开始建立起来了。每个部分都各得其位，每个细节也变得明朗了。”（341页）
一八七四年春天，毕沙罗、莫奈、雷诺阿、德加、莫里索和塞尚等画家，为了抵制官方的沙龙，组成了一个团体在摄影师耐达（Nadar）的画廊里展出自己的作品，收取与沙龙同样的一法郎门票。雷诺阿的兄弟爱德蒙在编辑作品目录时，发现莫奈的几幅作品的标题有些拖沓不清，指着一幅朦胧的海边，一轮红日蓬勃而出的画面，问莫奈是否可以起一个更加醒目的标题，莫奈随口说，那就叫“日出印象”吧。评论家立即抓住了这个标题，将其称为“印象派展览”；尽管马奈为了走官方的路径而没有参加这帮反叛的绘画兄弟的展览，但评论家们仍然把马奈称为“印象派之王”，将反叛的画家们称为“马奈的门徒”。从此，一个新的绘画流派正式诞生了。一八七八年，《草地上的午餐》被收购《一杯佳啤》的歌手让·巴提斯·弗雷以三千法郎买走；一八八一年，马奈画了最后一幅杰作《富丽贝杰酒吧》，柜台上那位侍应小姐流露出一种失落的茫然眼神；同年，友人普鲁斯特当上了美术部长，马奈终于获得了“荣誉勋奖”（Legion of Honor）。
然而历史的反讽在于，直到一八八三年马奈去世，《奥林比娅》仍然没有人敢于收购。一八八九年，受到过马奈启发的印象派画家莫奈发起了社会集资，以二万四千法郎从马奈家族手中收购下《奥林比娅》，然后捐献给了卢森堡博物馆。一九○七年，克里蒙梭当总统后，《奥林比娅》成了印象派作品中第一幅进入卢浮宫的作品。《草地上的午餐》不久也进入了卢森堡博物馆。一九八六年后，两画都移到了新改建的巴黎奥塞博物馆，成了马奈的代表性杰作。
四、结语：现代派绘画的潘多拉之盒
就像波德莱尔的象征主义诗歌开启了现代派文学的大门，马奈的独特绘画风格不仅影响了莫奈和雷诺阿等的早期印象派画家和塞尚、高更和特卢梭·拉托克等后印象画派的风格，而且也直接启发了马蒂斯和毕加索等早期曾经专注于剧烈色彩探索的现代派表现主义画家，因而可以说打开了一个现代派绘画的潘多拉之盒。一九○五年，马蒂斯和莫里斯·德·弗拉明克以一种鲜艳、刺眼的色彩组合和平面的构图再一次震惊和激怒了法国公众，以致他们的绘画风格被称为“野兽派”，令人想起了马奈故地的“巴特农野猪”。一九○七年，二十六岁的毕加索创作了他的第一幅立体主义的作品《阿维农小姐》，画中的强烈色彩和偏平的女性裸体多少是受到了马奈的启发。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较之任何其他作品都给了毕加索更多的灵感。他曾向朋友说：“人们可以在马奈的每一笔触中发现机智。”（366页）马奈注重现代生活的绘画遗产无疑在马蒂斯和毕加索等现代派大师的作品中延传了下来；同时也印证了艺术魅力的最终检验是时间老人，而不是各种一时的奖品和名声。
（Ross King，Judgment of Paris—The Revolutionary Decade that gave the World Impressionism，2006，New York）
一、恶之花
一八六三年，在巴黎的“落选作品沙龙”画展里，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引起了那一年沙龙参访者最大的震惊和非议。马奈在年轻时就到意大利各地观摩过各位古老大师的作品，特别喜欢施用旧瓶装新酒的古老伎俩。他这幅画中的一些人物姿势和物品的处理都沿用了一五一五年雷蒙迪根据拉斐尔的绘画所作的蚀刻画《巴黎的评判》。在拉斐尔的《巴黎的评判》中，坐在河边的一位河神的姿态正好是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壁画亚当形象的一种反向描绘；在《草地上的午餐》中，右边那位由马奈兄弟古斯塔夫充当模特的男士的姿势正是出于河神的形象，只是穿上了当时人的日常服饰。然而尽管自文艺复兴以来达·芬奇、拉斐尔、波提切利、提香和廷托雷脱等著名画家都有很多描绘神，偶尔也描绘凡人的女性裸体作品，然而马奈画中作为焦点人物的女性裸体却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负面反响。这主要是因为，有人很快就看出，那位坐在草地上的裸体女子是当时巴黎大街上极其常见的风尘女子的一种人格代表，而不是《巴黎的评判》中的水精灵，画面左下角前景边上隐藏着一只色彩很难分辨的淡青色青蛙，这只青蛙便是一个明显的暗示，因为法语“青蛙”（Grenouille）一词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是一个意指大街上行走的风尘女子的俚语；其次，十九岁的女模特维特琳·密朗的目光大胆而毫无羞耻地直视着观赏者；再说更为触目的是，两位男士都是穿着整齐的绅士服饰。因而，《草地上的午餐》宛如是第一幅画布上的《恶之花》。
从绘画技巧上来说，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在当时更是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民主化”的革命。不管是当时的浪漫主义名家如德拉克洛瓦，还是古典写实主义的名家如安格尔·卡巴奈尔（Cabanel）或是梅松尼埃(Meissionnier)，他们所讲究的最重要绘画技巧便是达·芬奇发明的“明暗对照法”（Chiaroscuro），即通过光亮和阴影细微渐进的对比，来体现一种空间的视觉深度，产生一种三维空间的幻觉。这种优雅而微妙的技法用于描绘长着翅膀的天使和穿红戴绿的英雄来说，无疑具有神采飞扬和空灵幻化的效果，但是对于体现现代生活的旺盛精力和蓬勃气象而言，马奈尝试了去除光亮与阴影对比的夸张色彩，以及由众多点点色块构成的粗线条的人物形象。因而《草地上的午餐》中的裸体女子密朗看上去像是一幅过度曝光的照片中的平面人像。其次，马奈不仅抛弃了明暗的对比，同时也索性去除了传统的从黑底色起画以便色彩较为匀和的画法，他的绘画都是用白色作为底色，因而人物身上的色彩更为强烈而刺眼：女模裸体的奶白色彩毫无调和，咄咄逼人，充满诱惑，右边男士身上的黑色也是毫无遮掩，漫溢而出。最后，马奈也取消了几个世纪来令画家着魔的三维透视。传统的做法是，阴影中的深色彩画得较浅，而明亮的聚焦画面则加以多层色调铺垫，配以深厚的底色，给人一种微妙的三维幻觉，而马奈用的深黑色和深亮色与周围的色彩都没有调和的余地。马奈在一八六二年展出的另一幅画作《杜乐丽花园里的音乐》，也运用了同样的粗线条点状色块和没有调和余地的明暗色彩，来展现现代生活的生气蓬勃和画家的心理感受。在那幅画中，画家本人，以及画家的一批好友，诗人波德莱尔，画评家高梯埃（Gautier），画家方滕-勒涛和画家的兄弟古斯塔夫，像波德莱尔笔下的“漫游人”，都在杜乐丽花园里闲逛，画中没有音乐表演者，而观赏者则成了隐含的音乐家。在这样的人群中，观赏者已经难以区分贵族与平民了。因而，作为一种先锋派艺术，马奈的绘画是对安格尔、德拉克洛瓦和梅松尼埃等传统贵族派历史绘画的一种反叛，标志着绘画从贵族掌握的画廊开始走向平民大众。
到一八六五年，经过十八个月的犹豫之后，最后在波德莱尔的鼓动下，马奈最终向沙龙展览递送了一幅名为《奥林比娅》的画作，居然蒙混过了沙龙评审员，然而在沙龙展出期间，则引起了较之《草地上的午餐》更为群情激昂的道德非议和讥笑嘲弄。马奈的《奥林比娅》一画几乎是提香的《乌比诺的维纳斯》的一个翻版，更为大胆地重演了旧瓶装新酒的故伎。提香的维纳斯斜躺在长长的靠榻上，全身赤裸，眼光温馨地盯视着观赏者，左手不那么在意地盖住了自己的私处，像是害羞，也有像马克·吐温这样激愤的道义之士认为，“这幅世界上最为淫秽的绘画”中的女人在自慰。提香的维纳斯的确有一种诱惑人的姿势和目光。马奈在佛罗伦萨观赏到提香的画时才二十一岁，他似乎领会到了提香嘲弄经典的“含羞维纳斯”的用意，画中的美人蕴涵着多重的微妙含混：画的标题显示她是一位女神，脚下方那只甜睡的小狗（忠贞的象征）又可代表她是一位情意脉脉的忠实妻子，而她那迷人的目光和那只手的神秘姿势也可暗示她或许是威尼斯的一位高级青楼女子。然而马奈的《奥林比娅》则远为明显地展现了一位高级的青楼女子。马奈用一只拱背翘尾的黑猫取代了提香画中维纳斯腿下方的那只小狗，而且就连这只黑猫的双目都是咄咄逼人地眈视着观赏者；更为重要的是，马奈像达·芬奇一样喜欢在画中埋藏一些神秘而暗示性的伏笔，那只背景上的黑猫充当了一种视觉双关语：在法语中，“黑猫”（Les Chattes）一词是一个俚语，既指女性生殖器，也用来代表青楼女子。那位黑人女佣手上抱着的花束显然是一位客人送来的贺礼。充当奥林比娅的女模维特琳·密朗的眼神肆无忌惮地直视着观赏者，左手也是不经意地遮掩着自己的私处。在马奈的画中，奥林比娅从一位众人仰望的神降凡尘世，隐身为一个高级青楼女子。实际上，马奈所描绘的奥林比娅其灵感可能来源于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一八四八），小说中有一位青楼女子的名字也是奥林比娅，后来左拉的畅销小说《娜娜》（一八八○）则是另一个翻版。奥林比娅的毫无羞耻的直视目光和毫无遮掩的光滑酮体仿佛是对主流道德观念的一种挑衅。
马奈的两幅作品都受到了一面倒的负面评论，尤其是《奥林比娅》，马奈被称为“丑陋的使徒”。一位画评家说，“从来没有一幅画像《奥林比娅》那样激起过如此强烈的嘲骂、大笑和猫叫”，然而观赏的人却如此之多，以致展览室里笼罩着一种歇斯底里和恐惧，有些参访人居然在阵阵“疯狂的传染性大笑声”中晕倒了，妇女更是充满了愤怒和惧怕。评论家普遍地指责画中的女子“邪恶的怪异”、“丑陋”和“愚蠢”，一个“雌性猩猩”。因为那只翘着尾巴的黑猫，一位漫画家创用了一个叫做“马奈妞”（Manette）的双关语，拥有“淫猫”（Pussycat）和“少妇”的双重含义。甚至大街上的路人看到穿着整齐的马奈都会指点发笑（《巴黎的评判》，154页）。即便是马奈的友人、著名画评家高梯埃竟然也没有好话可说，在用藐视的目光看了《奥林比娅》一眼之后，高梯埃说道：“我们不得不抱歉地说，除了吸引注意力的愿望之外，这幅画一无是处。”公众感到《草地上的午餐》仅仅是可笑的，或是一种闹剧式的趣事，最坏不过是让一个年轻的女佣感到脸红而已；而《奥林比娅》则是对人们心目中神灵的冒犯，是一种古怪的亵渎。众多的人都觉得这幅画表现了一种“羞耻的淫秽”。罗斯金以为，这主要是因为马奈让女模密朗所做的姿势缺乏性感的吸引力：《奥林比娅》没有体现任何阿芙罗迪式的表情，没有安格尔和卡巴奈尔的裸体女性中所显示的挺起的臀部，床上的眼睛和钟情的胸脯（153页）；女模的那只左手尤其引起了道德愤怒，暗示着毫无羞耻的自慰。承受着这种讥笑和辱骂，马奈在一八六五年的沙龙刚开幕就立即给正好出访布鲁塞尔的波德莱尔写信说：“我亲爱的波德莱尔，我多么希望你在这里，羞辱像冰雹一样落在我头上，是我从来没有经受过的。”一八五七年，《恶之花》出版时，波德莱尔也经受了检查官和公众的羞辱，但他似乎是更加无所顾忌，竟说：“我想要看到整个人类都反对我呢。”只有二十五岁的左拉发表评论说：《奥林比娅》是马奈的一幅“杰作”，“其他画家所画的维纳斯都在骗人。马奈问自己他为什么要骗人？所以他讲了真话”。
这些情绪激昂的观众似乎压根儿没有想到，即便是青楼女子也有人的各种情感：哀伤，喜悦，忧郁或是欣慰。一个画家把她们的忧喜哀乐用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体现她们生活的辛酸、豪华、喜悦的转瞬即逝，乃至是无羞耻的放纵，同样可以在观赏者的心中激起共鸣和回味。波希米亚人的恶之花作品的魅力就在于，它无情地撕下了君子淑女们道貌岸然的面纱，让人直面主流社会之外的“另类”的生活，体会另类的种种无奈、迷惘、忧伤或狂喜。奥林比娅的眼神中，除了温馨的挑逗之外，恐怕还有难以察觉的茫然和仿佛是认命的无所谓神态。这种认命的神态多少也来自这样一个严酷的生活现实：维特琳·密朗做模特的薪资仅仅是每月二十五法郎，还不如当时一个拾破烂的人。
最具有历史反讽意味的是，拿破仑三世时期现实之中巴黎的道德风尚则对性享乐抱着一种极其宽容的态度。不要说当时巴黎的青楼女子都是合法的，登记注册的专业性工作者在五千人以上，至于没有登记而在大街上拉客的，据作者估计，竟有十二万人之多。当时巴黎的总人口约一百七十万人，这意味着巴黎女同胞中百分之十三的人在红灯区工作（《巴黎的评判》，79—80页）。当时著名作家的小说也多少印证了这一人为的流行病：雨果的《悲惨世界》、小仲马的《茶花女》，以及左拉的《娜娜》，都以青楼女子的生涯作为主题。拿破仑三世的情人更是走马灯一样，有谣言说，每天晚上都会有不同的美艳女子被带到杜勒丽宫里，然后再带到拿破仑三世的卧室，直到拿破仑三世胡须上的蜡珠熔化后滴在美女的胸上。拿破仑三世对裸体画作也是钟爱有加，一八六三年沙龙上最享盛名的卡巴奈尔的全裸绘画《维纳斯的诞生》，以梦游一般的眼神和风韵迷漫的丰满曲线吸引了观众，最后被他用一万五千法郎的价格买走。
二、波希米亚人
爱德华·马奈在一八三二年出生于巴黎左岸圣日耳曼区一个富裕的绅士家庭，祖父是塞纳河边上一个小镇嘉菲黎艾的市长，父亲奥古斯特是一位律师，曾任司法部长的首席秘书，一八四一年后任高等法院法官，主管民事案件，年薪二万法郎。母亲则是外交官的女儿，并且是瑞典国王的教女。一八六二年父亲去世时留下了相当于八十万法郎的地产，由兄弟三人均分。马奈是他周围一批波希米亚艺术家和文人中的领袖。他天生谈吐机智风趣，善于社交，待人和气，一身感染人的魅力，一位朋友说他是“充满阳光的灵魂”。他的诗人朋友班菲尔（Banville）甚至写了一首诗来歌咏马奈：“笑语如珠的金发马奈 / 迷人的高雅 / 欢快魅人而风度翩翩 / 长着一脸阿波罗的胡须 / 从头到脚都显现 / 一位绅士的容颜。”他的画友方滕·勒涛在一幅题为《向德拉克洛瓦致敬》的绘画中，描绘的却是马奈在他的画室里在向他的一批友人示范，背景上挂着德拉克洛瓦的画像，这些皆具风流人和波希米亚人作风的友人包括波德莱尔、普鲁斯特、高梯埃、莱格罗（Legros）、方滕·勒涛和阿斯特克（Astruc）等。一到晚上，这些朋友经常聚集在马奈驻地附近的顾尔堡咖啡馆消磨时光。以后这个圈子又扩大到评论家和作家左拉，以及不约而同享有同样风格的新画家莫奈、德加、塞尚和毕沙罗等。
马奈同波德莱尔的关系非同一般。马奈可以说是波德莱尔最为亲密的友人了，两人在艺术趣味和生活趣味上都相当接近，都属于那种在贵族风气衰落的背景下形成的“风流人”（Dandy）的艺术品位。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种本来是追求“为艺术而艺术”的风流人品位或纯艺术风格，在其反叛当时占主导的贵族艺术风格的过程中，却恰恰促进了艺术的民主化进程。波德莱尔身上那种明显的风流人与波希米亚人的张力，多少也体现在马奈身上。马奈是波德莱尔文艺批评理论的最佳实行者。波德莱尔在一八五九年发表的论文《现代生活中的画家》虽然写的不是马奈，但却以神来之笔展示了两人的共同艺术品位。波德莱尔在这篇传世美文中所刻画的“风流人”风格，主要便是在闲散的生活中显示出其优雅和原创性。波德莱尔说：“这些人被称作雅士、不信教者、帅哥、花花公子或风流人，但他们都出自同一母胎，都具有同一种对抗和反叛的特点，都代表着人类骄傲中所包含的最优秀成分，代表着今日之人所罕见的那种反抗和清除平庸的需要。风流人身上的那种挑衅的、高傲的宗派态度即由此而来，这种态度即便冷淡也是咄咄逼人的。风流作风特别出现在过渡性时代，其时民主制尚未成为所向披靡，贵族制只是刚刚开始走向没落和衰亡。”风流人就是代表了那些在时代大转型的社会中感到失落、厌倦和无所事事的人，这些旧时月色的传人妄想建立一种新的贵族制，其凭据是财富和劳动所不能给予的人类最珍贵的天赋。随后波德莱尔带着无限的感慨说：“风流作风是英雄主义在颓废之中的最后一道闪光……风流作风是一轮落日，犹如沉落的星辰，壮丽辉煌，然而没有热力，充满了忧郁。民主的汹涌浪潮漫卷一切，荡平一切，日渐淹没了这些人类骄傲的最后代表者，让遗忘的浪涛打在这些神奇的侏儒的足迹上。”（郭宏安译：《美学珍玩》，386—387页，但部分译文根据梅恩（Mayne）一九九五年英译本做了润色）
个人艺术风格与时代潮流的汇合造就了物竞天择的艺术创新，就像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基因突变往往早已发生，生存环境的变化使得那些优化的突变获得了选择；同样，印象派的艺术风格无意识地迎合了民主化的时代潮流，出于波希米亚人的天性，印象派开创人以一种虔诚地模仿贵族的方式（风流人）来反叛贵族的传统，终于突破贵族写实主义风格的旧传统，创立了表现个体主义主观感受的新审美风格，形成了历史的反讽。
三、印象派之王
正在马奈因《奥林比娅》而受到各种如冰雹般落下的公众羞辱之时，一个比他年轻八岁、同时姓名又极其相像的画家莫奈却在一八六五年沙龙的同一个展览室（参展作品都以作者姓名的第一字母放在同一展室里），如一个新星升起。莫奈那一年送展的作品是两幅展现诺曼底海边风景的绘画——《泓花镇的塞纳河口》和《低潮期时的荷浮港》，都受到了评论家的诸多好评，一位评论家说《泓花镇》显示了“和谐的色彩趣味”，是近年来最为精致的海边景致之一。莫奈不仅与马奈姓名相像，而且绘画的风格也是不约而同地接近，都使用了粗线条的点状色块来表达现代生活的蓬勃生气，和画家对于露天景物的主观感受。
从一八七○年九月到次年五月底，巴黎人经历了一百三十天德军的围城，吃尽了老鼠、马匹和动物园里的珍稀动物；然后便是接踵而来的巴黎公社惨烈内战的熊熊烈火烧毁了豪斯曼伯爵刚刚全面重建的半个巴黎城；人们目睹着荒谬的战乱留下的满目疮痍的废墟，仿佛是在一夜之间从第二帝国的虚伪刻板的道德观念中醒悟了过来。到一八七二年一月，马奈从一八六○年以来的大多数作品终于被一位政治上保守的风景画画商杜兰·卢尔以三万五千法郎的价格买走。春江水暖鸭先知，评论界明显滞后于艺术商人，因为画商往往是一种新风格的先行人，他们最清楚绘画市场的行情。但是杜兰·卢尔仍然没有勇气买下《草地上的午餐》和《奥林比娅》。一八七三年的沙龙展出了马奈的《一杯佳啤》一画，又一次成了沙龙热议的中心，这次是佳评如潮，马奈画作的市价也大增。《一杯佳啤》卖出了六千法郎的单价，此后几个月里的售画总收入达二万二千法郎。同时一位女画评家也终于看出了马奈的非传统绘画风格（点状的不断续色块）与传统绘画风格的连续性。她说：“初看上去，《一杯佳啤》中的色块好像是以一种粗粝的简单性堆在一起，没有任何色调渐变。但是退后一点来看，这些色块之间的关系便开始建立起来了。每个部分都各得其位，每个细节也变得明朗了。”（341页）
一八七四年春天，毕沙罗、莫奈、雷诺阿、德加、莫里索和塞尚等画家，为了抵制官方的沙龙，组成了一个团体在摄影师耐达（Nadar）的画廊里展出自己的作品，收取与沙龙同样的一法郎门票。雷诺阿的兄弟爱德蒙在编辑作品目录时，发现莫奈的几幅作品的标题有些拖沓不清，指着一幅朦胧的海边，一轮红日蓬勃而出的画面，问莫奈是否可以起一个更加醒目的标题，莫奈随口说，那就叫“日出印象”吧。评论家立即抓住了这个标题，将其称为“印象派展览”；尽管马奈为了走官方的路径而没有参加这帮反叛的绘画兄弟的展览，但评论家们仍然把马奈称为“印象派之王”，将反叛的画家们称为“马奈的门徒”。从此，一个新的绘画流派正式诞生了。一八七八年，《草地上的午餐》被收购《一杯佳啤》的歌手让·巴提斯·弗雷以三千法郎买走；一八八一年，马奈画了最后一幅杰作《富丽贝杰酒吧》，柜台上那位侍应小姐流露出一种失落的茫然眼神；同年，友人普鲁斯特当上了美术部长，马奈终于获得了“荣誉勋奖”（Legion of Honor）。
然而历史的反讽在于，直到一八八三年马奈去世，《奥林比娅》仍然没有人敢于收购。一八八九年，受到过马奈启发的印象派画家莫奈发起了社会集资，以二万四千法郎从马奈家族手中收购下《奥林比娅》，然后捐献给了卢森堡博物馆。一九○七年，克里蒙梭当总统后，《奥林比娅》成了印象派作品中第一幅进入卢浮宫的作品。《草地上的午餐》不久也进入了卢森堡博物馆。一九八六年后，两画都移到了新改建的巴黎奥塞博物馆，成了马奈的代表性杰作。
四、结语：现代派绘画的潘多拉之盒
就像波德莱尔的象征主义诗歌开启了现代派文学的大门，马奈的独特绘画风格不仅影响了莫奈和雷诺阿等的早期印象派画家和塞尚、高更和特卢梭·拉托克等后印象画派的风格，而且也直接启发了马蒂斯和毕加索等早期曾经专注于剧烈色彩探索的现代派表现主义画家，因而可以说打开了一个现代派绘画的潘多拉之盒。一九○五年，马蒂斯和莫里斯·德·弗拉明克以一种鲜艳、刺眼的色彩组合和平面的构图再一次震惊和激怒了法国公众，以致他们的绘画风格被称为“野兽派”，令人想起了马奈故地的“巴特农野猪”。一九○七年，二十六岁的毕加索创作了他的第一幅立体主义的作品《阿维农小姐》，画中的强烈色彩和偏平的女性裸体多少是受到了马奈的启发。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较之任何其他作品都给了毕加索更多的灵感。他曾向朋友说：“人们可以在马奈的每一笔触中发现机智。”（366页）马奈注重现代生活的绘画遗产无疑在马蒂斯和毕加索等现代派大师的作品中延传了下来；同时也印证了艺术魅力的最终检验是时间老人，而不是各种一时的奖品和名声。
（Ross King，Judgment of Paris—The Revolutionary Decade that gave the World Impressionism，2006，New Y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