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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向恶势力抗争
一阵鼓掌声在她身边响起,现年16岁,身穿印度传统白色宽松套装的西玛(化名)接过了一只装有一对金耳环的盒子。这名苗条、优雅的少女笑容满面地跪下身去,用手抚摸着对面一位身材娇小的女士的双脚。
这里是印度海德拉巴市老城区“阿萨尼瓦斯”(少儿之家)的院子,采访记者阿肖克·马哈德迈此时也在现场,他注视着苏妮莎·克利希南,向她的学生表示祝贺,这些学生在她们参加的第10次标准考试中获得了好成绩。事实上,这里的120名少女、儿童中的大多数——有几个甚至只有3岁——都是曾遭受性剥削,被苏妮莎解救出来的。她们与西玛一样曾经受到了数年的令人发指的性摧残,而且几乎都是HIV阳性(艾滋病毒携带者)。正是由于她们在“阿萨尼瓦斯”所受到的关爱和照顾,才使她们有机会摆脱黑暗的过去。
西玛和其他13名学生所获得的耳环,价值为61.5美元。“女孩子们会把它们转卖给珠宝店换钱吗?”马哈德迈问道。苏妮莎对他的询问不以为然。“她们不只是一群女孩,”她坚定地答道。“她们是我的女儿。如果你的女儿在考试中获得好成绩,你不给她们奖励吗?”
这种简明扼要的回答是苏妮莎针对别人所持的怀疑态度的典型解释。她不仅是竭尽能力保护这些少女、儿童的母亲,而且是印度庞大而颇有势力的商业化性交易产业的不共戴天之敌。在过去的10年中,她已经拯救了约2000名性奴隶。正是这位无畏的女性,说服安得拉邦政府当局与她一起摧毁了数个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并协助官方将十多个贩卖女性的人贩子绳之以法。处理拐卖女性案件的高级警官P.M.纳尔博士指出:“苏妮莎涉足的领域是大多数人根本不敢冒险去碰的,她的作用是巨大的。”
拉开办公室的抽屉,苏妮莎拿出一根一头带有钩子的铁棒。“这是我的防身武器,”她说,“如果必要,我会使用它。”
苏妮莎并不是开玩笑。她的行动触犯了犯罪集团的利益——这些黑社会分子经常对她进行“反击”。自从1991年她开始这一“征战”以来,她已被人殴打过十多次。现在苏妮莎的左胳膊已伸不直,右耳已听不见。一次,一辆Sumo厢形汽车蓄意冲撞她的机动三轮车,不过她只受了轻伤;另一次,有人企图用硫酸泼洒她,幸亏没有泼到。此外,还有人曾经用毒药放在食物里想谋害她,结果也失败了……
尽管苏妮莎这些年来一直面临着恫吓和暴力行为,但现年36岁的她却拒绝警方保护。她认为,鉴于自己的使命,这种人身攻击是不可避免的,自己不会因为有生命危险,就放弃正义的事业。
苏妮莎的成长经历
苏妮莎是一位一贯愿意帮助别人的女性:早在童年时代,每天她从学校回家之后,就将自己在校学到的知识教给邻居的小伙伴。当她成为少女时,她就决心为那些被剥夺了基本生活权利,尤其是那些被性剥削和被社会鄙视的妇女服务。她在上大学期间投身于许多政治活动之中,并经过多年的学习,拿到了精神病社会工作学硕士学位。
1996年,苏妮莎因参加女权活动,抗议在她家乡举行的“世界小姐选美大赛”而与其他十多名人士一起被逮捕。她的激进观点使她与家人的关系变得疏远,所以当她两个月后被释放时,便决定移居海德拉巴,并在那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上世纪90年代后期,苏妮莎为生活在贫民窟的人们的住房问题而积极奔波。当穆西河边的贫民窟因“美化”城市需要而选定被拆除时,她组织了抗议示威,使这一项目无法按期实施。
1997年初,根据法庭的命令,警方从海德拉巴市臭名昭著的红灯区迈宝伯麦恩蒂驱赶出大批的妓女。由于警察以非人性化的粗暴方式执法,妓女们一下子都成了无家可归者,在绝望之中,不少女子以自杀结束了生命。
此时,苏妮莎与一个叫琼斯·法迪卡蒂尔的男子成为了好友,此人也热衷于帮助贫困阶层。苏妮莎和他会见了一批被驱赶出来的妇女,她们表示,希望能让她们的孩子接受教育,从而不再以卖淫为业。于是苏妮莎在已被搬空的妓院里建立了一间教室,为第一批的5个孩子授课,她也成了这个班的第一位教师。
随着苏妮莎与妓女们的关系变得融洽,她们开始向她透露那些被贩运来的童妓是怎样被控制在妓院中遭受虐待的。苏妮莎因此意识到她必须去营救那些可怜的孩子。
由于解救童妓面临着人贩子的暴力威胁,琼斯·法迪卡蒂尔竭力反对苏妮莎的想法,然而她却宁愿冒险来实施自己的行动。于是每一次营救行动都充满了惊险场面和情节,但是苏妮莎依靠准确的情报、恰到好处的解救时间以及迅速撤离的路线而屡获成功。
起初,被营救的孩子们都被安置在教会和慈善机构的少儿庇护所;到后来,苏妮莎决定自己设立一个庇护营地,并创办自己的组织。
创办非政府组织“普拉吉瓦拉”
苏妮莎和琼斯将他们创办的组织命名为“普拉吉瓦拉”(Prajwala,意思为“永恒的火焰”)并逐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如今,除了“阿萨尼瓦斯”、“普拉吉瓦拉”、在海德拉巴市还拥有一所为妓女们的孩子教学的五天制学校,在阿萨尼克坦市有一处供被解救的成年妇女居住的设施。“普拉吉瓦拉”还帮助其他NGO(非政府组织)在安得拉邦各地建立和营运17所为妓女们的孩子办的日托中心。
当“阿萨尼瓦斯”和学校里的少女、儿童上到7年级后,便转学到私立中学,而年龄较大的孩子们则去接受各种职业培训,其中包括书籍装订、房屋砌砖、焊接等技术。一旦学艺结束,她们就可以到私人公司打工或在“普拉吉瓦拉”办的企业——一个规模不大,主要从事文具和家具制作、销售的单位工作。
在创建“普拉吉瓦拉”的初期,苏妮莎为筹措资金,维持基本的生计,不得不卖掉自己的首饰、珠宝甚至家用器皿。此外,她也想方设法寻求社会的捐助——“我在寻求慈善捐助方面可是有‘博士’学位的”。她曾不无幽默地说。
海德拉巴的一位实业家姆拉里德哈兰·T证实苏妮莎的确拥有这种能力。2001年8月,在一场暴雨过后,他的办公室遭受了水浸,一些设备受到损坏,他和雇员们都不知道公司的业务是否能继续下去。这时苏妮莎来了,希望他能捐一些钱,但不是为“普拉吉瓦拉”这个组织,而是为帮助那些家被洪水冲走的贫民。“她的说服力是如此令人感动,”姆拉里德哈兰说,“以至于我们后来惊奇地发现,大家都捐了款。”
苏妮莎的合作伙伴琼斯于2005年因突发心脏病而去世,这一变故对苏妮莎的打击很大,可是她不久就振作起来。2006年,苏妮莎嫁给了电影导演拉杰西·图希里沃尔。她的丈夫除了在情感上给予她巨大的支持,还帮助她制作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影片。这些影片使人们对于诱骗、拐卖妇女卖淫这种罪恶行为提高了警觉。
“普拉吉瓦拉”这个组织目前有约200名成员,其中三分之二是性交易行业的幸存者。在苏妮莎的领导下,该组织茁壮成长起来,并在国际上拥有一定的知名度。除了印度政府当局,联合国、美国政府的相关机构也定期向苏妮莎咨询有关问题。她到目前为止已获得过几个奖项,这些奖金都被她用来改善“普拉吉瓦拉”的财务状况。最近,苏妮莎接到一个来自国外的未料想到的请求:韩国政府希望她能协助本国改进一些地方上为外国卖淫妇女设立的收留所,这些妇女都是非法入境后被拘留或逃出妓院的。苏妮莎表示愿意协助,但要求韩国有关当局给她安排两天时间考察当地的妓院,以研究具体的形势。
重获新生的案例
随着暑假结束,学校将要开学。记者来到“普拉吉瓦拉”开办的工厂,只见身穿蓝色制服的女孩子们正在装订笔记本。“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记者询问其中的一名少女。
“自从2003年以来”,她回答。“我喜欢这里”。
祖雷卡(化名)在少女时代跟着父母住在海德拉巴。她后来通过电话“嫁”给了一个据说住在迪拜(阿拉伯酋长国)的一个“族长”。但实际上,她被贩运到姆巴的一家妓院,后来又被转运到新德里。在经历了两年非人的生活之后,她获得了解救,来到了“阿萨尼瓦斯”。
经过书籍装订培训,如今23岁的祖雷卡每月能赚99美元,足够她离开“阿萨尼瓦斯”,去租一间房子过独立的生活。2006年,她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印度小伙子,双方家长已经同意了这桩婚事。可是祖雷卡还没有告诉她的男友她是HIV阳性,不过她已向苏妮莎承诺,她一定会这样做的。
如果两个年轻人最后决定结婚的话,苏妮莎将做出所有的安排——就像迄今为止她为大约400名其他女孩做过的那样:在对这桩婚姻表示赞同之前,对新郎进行全面的了解,而婚礼中新娘所需的嫁妆、首饰和生活用品也由她来操办。
2008年,有8对新人同时举行婚礼,到场的宾客中有政府的高级官员,包括安得拉邦的首席大法官G.S.辛格维。最近,已成为印度最高法庭大法官的辛格维表示自己是苏妮莎的坚定支持者。“她真是很有个性”,他说,“她做出了很了不起的业绩。”
将人贩子投入大牢
警察监察总监S.乌玛帕迪告诉记者,安得拉邦警方原先实施的政策缺乏人道主义——直到苏妮莎所做的这一切出现之后,“才完全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倾向”,他有点感叹地说。即使在今天,印度其他邦的警方在突袭妓院时,仍然总是先将妓女抓起来。在2005年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苏妮莎向乌玛帕迪和其他官员们证实,真正的罪犯是那些贩卖妇女的家伙,而不是被他们逼良为娼的妇女和儿童。“我们现在把重点放在抓捕那些人贩子,并且营救那些受害女性的方面。”乌玛帕迪指出。
由于苏妮莎在思想方面的引导,警方如今更愿意与她配合。他们很多时候根据她的线人提供的情报进行突袭,并让“普拉吉瓦拉”的社工代表参加营救行动。一旦发现了受害女性,立即安排这些NGO的工作人员进行心理辅导和咨询。
与此同时,官方对待人贩子的态度也有所变化。以往在红灯区的警察与人贩子时常保持默契,很少逮捕他们,即使抓了一两个,也难以定罪:因为没有证人保护条例,受害者通常畏惧出庭作证,而且检察人员起诉的随意性很大,法官常常公开鄙视被逼卖淫的女性。
在苏妮莎的要求下,警方现在开始逮捕人贩子,并对其进行审讯。她还付诸很多心血来做检察官和法官的工作。去年,她的努力经受了一次考验:一个16岁的怀孕少女逃出囚禁她的妓院,来到“普拉吉瓦拉”求助。
“令我们惊奇的是,这位少女要求上法庭作证,以指控将她贩卖到妓院的人贩子,”苏妮莎说。“所以我们带她到警察局做笔录。幸运的是,那里的一个监察官接受过我的指导,给了少女不少帮助。”
更为巧合的是,接手这个案子的检察官和法官也听过苏妮莎的有关演讲。“检察官对这位少女的态度很好,”苏妮莎回忆说。“他让少女确信,作为关键的证人,他们一定保证她的生命安全。他甚至安排了一场模拟法庭审判程序来告诫少女,被告律师可能会提出极具挑衅性的问题来为难她。”
到了出庭的那天,法官将庭审过程引导得很顺利,被告律师未能辩驳原告的证词是不实之词。最后,两名被告都被判定有罪。
这一案件是人贩子在安得拉邦首次因贩卖妇女为娼而判罪。更令人振奋的是,其中一名被告被判入狱10年——是印度此类案件中最严厉的一次惩罚。7个月后,另外12名拐卖女性的人贩子也被投入了大牢。
道路依然不平坦
电话铃响起。苏妮莎拿起听筒。在聆听电话那一头的声音时,她的脸色渐渐变得严肃起来。“是政府妇女和儿童福利部的负责人打来的,”她挂上电话告诉记者。“我们在秘书处办公楼开设的餐食店被关闭了,因为有人指控我们在那里工作的3个女孩中的一个早晨开始营业前为男人们做色情服务。”
一个颇受欢迎、且赢利状况良好的餐食店被关闭,不仅在财务上对“普拉吉瓦拉”是一个打击,并且失去了3个工作岗位,尤为遗憾的是,有一个女孩辜负了苏妮莎的希望和信任。说起来有点悲哀,尽管有些女子是被逼为娼的,但是在妓院里待的时间愈长,彻底摆脱这种生活的难度就愈大。苏妮莎也指责整个社会对性交易这一行业的受害女性怀有漠然的态度。确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使卖淫女性重获新生的改造项目上有十分成功的经验。在“普拉吉瓦拉”,即使进行了如此认真的咨询、教育和培训,仍有三分之一的受害女性重返色情行业。
虽然,每一个重新堕落的事例对苏妮莎都有着深深的刺痛感——她有时甚至也会产生彷徨的心情——自己是否做得正确。但是她对自己使命的信仰在本质上从未动摇过。她认为她所解救的每一个女性,都是一个独特的案例。这些女性都有机会重新创造自己的人生,而每一个重新做人的尝试都是值得去做的。
不过,有时候,一些所谓失败的案例也可能并不完全如此,例如,一个重返卖淫业的女子实际上成了“普拉吉瓦斯”的情报员。
一个警官走进苏妮莎的屋子,毕恭毕敬地站在她的面前。他是前来递交一张传票,让一个被拐卖的少女出庭作证的,这个少女将在审判中举证指控5名贩卖她的被告。
那个女孩子在收据上签了字,转身准备离开。
“你愿意作证?”苏妮莎问道。
“是的,夫人。”
“你肯定吗?”
“是的,夫人。”
“你不感到害怕吗?”
“不会的,夫人……我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有你和我在一起。”■
一阵鼓掌声在她身边响起,现年16岁,身穿印度传统白色宽松套装的西玛(化名)接过了一只装有一对金耳环的盒子。这名苗条、优雅的少女笑容满面地跪下身去,用手抚摸着对面一位身材娇小的女士的双脚。
这里是印度海德拉巴市老城区“阿萨尼瓦斯”(少儿之家)的院子,采访记者阿肖克·马哈德迈此时也在现场,他注视着苏妮莎·克利希南,向她的学生表示祝贺,这些学生在她们参加的第10次标准考试中获得了好成绩。事实上,这里的120名少女、儿童中的大多数——有几个甚至只有3岁——都是曾遭受性剥削,被苏妮莎解救出来的。她们与西玛一样曾经受到了数年的令人发指的性摧残,而且几乎都是HIV阳性(艾滋病毒携带者)。正是由于她们在“阿萨尼瓦斯”所受到的关爱和照顾,才使她们有机会摆脱黑暗的过去。
西玛和其他13名学生所获得的耳环,价值为61.5美元。“女孩子们会把它们转卖给珠宝店换钱吗?”马哈德迈问道。苏妮莎对他的询问不以为然。“她们不只是一群女孩,”她坚定地答道。“她们是我的女儿。如果你的女儿在考试中获得好成绩,你不给她们奖励吗?”
这种简明扼要的回答是苏妮莎针对别人所持的怀疑态度的典型解释。她不仅是竭尽能力保护这些少女、儿童的母亲,而且是印度庞大而颇有势力的商业化性交易产业的不共戴天之敌。在过去的10年中,她已经拯救了约2000名性奴隶。正是这位无畏的女性,说服安得拉邦政府当局与她一起摧毁了数个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并协助官方将十多个贩卖女性的人贩子绳之以法。处理拐卖女性案件的高级警官P.M.纳尔博士指出:“苏妮莎涉足的领域是大多数人根本不敢冒险去碰的,她的作用是巨大的。”
拉开办公室的抽屉,苏妮莎拿出一根一头带有钩子的铁棒。“这是我的防身武器,”她说,“如果必要,我会使用它。”
苏妮莎并不是开玩笑。她的行动触犯了犯罪集团的利益——这些黑社会分子经常对她进行“反击”。自从1991年她开始这一“征战”以来,她已被人殴打过十多次。现在苏妮莎的左胳膊已伸不直,右耳已听不见。一次,一辆Sumo厢形汽车蓄意冲撞她的机动三轮车,不过她只受了轻伤;另一次,有人企图用硫酸泼洒她,幸亏没有泼到。此外,还有人曾经用毒药放在食物里想谋害她,结果也失败了……
尽管苏妮莎这些年来一直面临着恫吓和暴力行为,但现年36岁的她却拒绝警方保护。她认为,鉴于自己的使命,这种人身攻击是不可避免的,自己不会因为有生命危险,就放弃正义的事业。
苏妮莎的成长经历
苏妮莎是一位一贯愿意帮助别人的女性:早在童年时代,每天她从学校回家之后,就将自己在校学到的知识教给邻居的小伙伴。当她成为少女时,她就决心为那些被剥夺了基本生活权利,尤其是那些被性剥削和被社会鄙视的妇女服务。她在上大学期间投身于许多政治活动之中,并经过多年的学习,拿到了精神病社会工作学硕士学位。
1996年,苏妮莎因参加女权活动,抗议在她家乡举行的“世界小姐选美大赛”而与其他十多名人士一起被逮捕。她的激进观点使她与家人的关系变得疏远,所以当她两个月后被释放时,便决定移居海德拉巴,并在那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上世纪90年代后期,苏妮莎为生活在贫民窟的人们的住房问题而积极奔波。当穆西河边的贫民窟因“美化”城市需要而选定被拆除时,她组织了抗议示威,使这一项目无法按期实施。
1997年初,根据法庭的命令,警方从海德拉巴市臭名昭著的红灯区迈宝伯麦恩蒂驱赶出大批的妓女。由于警察以非人性化的粗暴方式执法,妓女们一下子都成了无家可归者,在绝望之中,不少女子以自杀结束了生命。
此时,苏妮莎与一个叫琼斯·法迪卡蒂尔的男子成为了好友,此人也热衷于帮助贫困阶层。苏妮莎和他会见了一批被驱赶出来的妇女,她们表示,希望能让她们的孩子接受教育,从而不再以卖淫为业。于是苏妮莎在已被搬空的妓院里建立了一间教室,为第一批的5个孩子授课,她也成了这个班的第一位教师。
随着苏妮莎与妓女们的关系变得融洽,她们开始向她透露那些被贩运来的童妓是怎样被控制在妓院中遭受虐待的。苏妮莎因此意识到她必须去营救那些可怜的孩子。
由于解救童妓面临着人贩子的暴力威胁,琼斯·法迪卡蒂尔竭力反对苏妮莎的想法,然而她却宁愿冒险来实施自己的行动。于是每一次营救行动都充满了惊险场面和情节,但是苏妮莎依靠准确的情报、恰到好处的解救时间以及迅速撤离的路线而屡获成功。
起初,被营救的孩子们都被安置在教会和慈善机构的少儿庇护所;到后来,苏妮莎决定自己设立一个庇护营地,并创办自己的组织。
创办非政府组织“普拉吉瓦拉”
苏妮莎和琼斯将他们创办的组织命名为“普拉吉瓦拉”(Prajwala,意思为“永恒的火焰”)并逐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如今,除了“阿萨尼瓦斯”、“普拉吉瓦拉”、在海德拉巴市还拥有一所为妓女们的孩子教学的五天制学校,在阿萨尼克坦市有一处供被解救的成年妇女居住的设施。“普拉吉瓦拉”还帮助其他NGO(非政府组织)在安得拉邦各地建立和营运17所为妓女们的孩子办的日托中心。
当“阿萨尼瓦斯”和学校里的少女、儿童上到7年级后,便转学到私立中学,而年龄较大的孩子们则去接受各种职业培训,其中包括书籍装订、房屋砌砖、焊接等技术。一旦学艺结束,她们就可以到私人公司打工或在“普拉吉瓦拉”办的企业——一个规模不大,主要从事文具和家具制作、销售的单位工作。
在创建“普拉吉瓦拉”的初期,苏妮莎为筹措资金,维持基本的生计,不得不卖掉自己的首饰、珠宝甚至家用器皿。此外,她也想方设法寻求社会的捐助——“我在寻求慈善捐助方面可是有‘博士’学位的”。她曾不无幽默地说。
海德拉巴的一位实业家姆拉里德哈兰·T证实苏妮莎的确拥有这种能力。2001年8月,在一场暴雨过后,他的办公室遭受了水浸,一些设备受到损坏,他和雇员们都不知道公司的业务是否能继续下去。这时苏妮莎来了,希望他能捐一些钱,但不是为“普拉吉瓦拉”这个组织,而是为帮助那些家被洪水冲走的贫民。“她的说服力是如此令人感动,”姆拉里德哈兰说,“以至于我们后来惊奇地发现,大家都捐了款。”
苏妮莎的合作伙伴琼斯于2005年因突发心脏病而去世,这一变故对苏妮莎的打击很大,可是她不久就振作起来。2006年,苏妮莎嫁给了电影导演拉杰西·图希里沃尔。她的丈夫除了在情感上给予她巨大的支持,还帮助她制作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影片。这些影片使人们对于诱骗、拐卖妇女卖淫这种罪恶行为提高了警觉。
“普拉吉瓦拉”这个组织目前有约200名成员,其中三分之二是性交易行业的幸存者。在苏妮莎的领导下,该组织茁壮成长起来,并在国际上拥有一定的知名度。除了印度政府当局,联合国、美国政府的相关机构也定期向苏妮莎咨询有关问题。她到目前为止已获得过几个奖项,这些奖金都被她用来改善“普拉吉瓦拉”的财务状况。最近,苏妮莎接到一个来自国外的未料想到的请求:韩国政府希望她能协助本国改进一些地方上为外国卖淫妇女设立的收留所,这些妇女都是非法入境后被拘留或逃出妓院的。苏妮莎表示愿意协助,但要求韩国有关当局给她安排两天时间考察当地的妓院,以研究具体的形势。
重获新生的案例
随着暑假结束,学校将要开学。记者来到“普拉吉瓦拉”开办的工厂,只见身穿蓝色制服的女孩子们正在装订笔记本。“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记者询问其中的一名少女。
“自从2003年以来”,她回答。“我喜欢这里”。
祖雷卡(化名)在少女时代跟着父母住在海德拉巴。她后来通过电话“嫁”给了一个据说住在迪拜(阿拉伯酋长国)的一个“族长”。但实际上,她被贩运到姆巴的一家妓院,后来又被转运到新德里。在经历了两年非人的生活之后,她获得了解救,来到了“阿萨尼瓦斯”。
经过书籍装订培训,如今23岁的祖雷卡每月能赚99美元,足够她离开“阿萨尼瓦斯”,去租一间房子过独立的生活。2006年,她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印度小伙子,双方家长已经同意了这桩婚事。可是祖雷卡还没有告诉她的男友她是HIV阳性,不过她已向苏妮莎承诺,她一定会这样做的。
如果两个年轻人最后决定结婚的话,苏妮莎将做出所有的安排——就像迄今为止她为大约400名其他女孩做过的那样:在对这桩婚姻表示赞同之前,对新郎进行全面的了解,而婚礼中新娘所需的嫁妆、首饰和生活用品也由她来操办。
2008年,有8对新人同时举行婚礼,到场的宾客中有政府的高级官员,包括安得拉邦的首席大法官G.S.辛格维。最近,已成为印度最高法庭大法官的辛格维表示自己是苏妮莎的坚定支持者。“她真是很有个性”,他说,“她做出了很了不起的业绩。”
将人贩子投入大牢
警察监察总监S.乌玛帕迪告诉记者,安得拉邦警方原先实施的政策缺乏人道主义——直到苏妮莎所做的这一切出现之后,“才完全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倾向”,他有点感叹地说。即使在今天,印度其他邦的警方在突袭妓院时,仍然总是先将妓女抓起来。在2005年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苏妮莎向乌玛帕迪和其他官员们证实,真正的罪犯是那些贩卖妇女的家伙,而不是被他们逼良为娼的妇女和儿童。“我们现在把重点放在抓捕那些人贩子,并且营救那些受害女性的方面。”乌玛帕迪指出。
由于苏妮莎在思想方面的引导,警方如今更愿意与她配合。他们很多时候根据她的线人提供的情报进行突袭,并让“普拉吉瓦拉”的社工代表参加营救行动。一旦发现了受害女性,立即安排这些NGO的工作人员进行心理辅导和咨询。
与此同时,官方对待人贩子的态度也有所变化。以往在红灯区的警察与人贩子时常保持默契,很少逮捕他们,即使抓了一两个,也难以定罪:因为没有证人保护条例,受害者通常畏惧出庭作证,而且检察人员起诉的随意性很大,法官常常公开鄙视被逼卖淫的女性。
在苏妮莎的要求下,警方现在开始逮捕人贩子,并对其进行审讯。她还付诸很多心血来做检察官和法官的工作。去年,她的努力经受了一次考验:一个16岁的怀孕少女逃出囚禁她的妓院,来到“普拉吉瓦拉”求助。
“令我们惊奇的是,这位少女要求上法庭作证,以指控将她贩卖到妓院的人贩子,”苏妮莎说。“所以我们带她到警察局做笔录。幸运的是,那里的一个监察官接受过我的指导,给了少女不少帮助。”
更为巧合的是,接手这个案子的检察官和法官也听过苏妮莎的有关演讲。“检察官对这位少女的态度很好,”苏妮莎回忆说。“他让少女确信,作为关键的证人,他们一定保证她的生命安全。他甚至安排了一场模拟法庭审判程序来告诫少女,被告律师可能会提出极具挑衅性的问题来为难她。”
到了出庭的那天,法官将庭审过程引导得很顺利,被告律师未能辩驳原告的证词是不实之词。最后,两名被告都被判定有罪。
这一案件是人贩子在安得拉邦首次因贩卖妇女为娼而判罪。更令人振奋的是,其中一名被告被判入狱10年——是印度此类案件中最严厉的一次惩罚。7个月后,另外12名拐卖女性的人贩子也被投入了大牢。
道路依然不平坦
电话铃响起。苏妮莎拿起听筒。在聆听电话那一头的声音时,她的脸色渐渐变得严肃起来。“是政府妇女和儿童福利部的负责人打来的,”她挂上电话告诉记者。“我们在秘书处办公楼开设的餐食店被关闭了,因为有人指控我们在那里工作的3个女孩中的一个早晨开始营业前为男人们做色情服务。”
一个颇受欢迎、且赢利状况良好的餐食店被关闭,不仅在财务上对“普拉吉瓦拉”是一个打击,并且失去了3个工作岗位,尤为遗憾的是,有一个女孩辜负了苏妮莎的希望和信任。说起来有点悲哀,尽管有些女子是被逼为娼的,但是在妓院里待的时间愈长,彻底摆脱这种生活的难度就愈大。苏妮莎也指责整个社会对性交易这一行业的受害女性怀有漠然的态度。确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使卖淫女性重获新生的改造项目上有十分成功的经验。在“普拉吉瓦拉”,即使进行了如此认真的咨询、教育和培训,仍有三分之一的受害女性重返色情行业。
虽然,每一个重新堕落的事例对苏妮莎都有着深深的刺痛感——她有时甚至也会产生彷徨的心情——自己是否做得正确。但是她对自己使命的信仰在本质上从未动摇过。她认为她所解救的每一个女性,都是一个独特的案例。这些女性都有机会重新创造自己的人生,而每一个重新做人的尝试都是值得去做的。
不过,有时候,一些所谓失败的案例也可能并不完全如此,例如,一个重返卖淫业的女子实际上成了“普拉吉瓦斯”的情报员。
一个警官走进苏妮莎的屋子,毕恭毕敬地站在她的面前。他是前来递交一张传票,让一个被拐卖的少女出庭作证的,这个少女将在审判中举证指控5名贩卖她的被告。
那个女孩子在收据上签了字,转身准备离开。
“你愿意作证?”苏妮莎问道。
“是的,夫人。”
“你肯定吗?”
“是的,夫人。”
“你不感到害怕吗?”
“不会的,夫人……我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有你和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