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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武松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水浒传》中最主要的人物之一。近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武松形象的研究更是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且各种说法都据有相当的理由。本文对近三十年《水浒传》武松形象研究中所形成的勇于抗争的英雄说、思想狭隘说、自我膨胀的个人英雄主义说、有情有义的好男儿说、暴躁凶残的屠夫说等主要观点进行梳理介绍。
关键词：近三十年；《水浒传》；武松形象；研究综述
武松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水浒传》中最主要的人物之一。小说写武松完整而曲折的社会经历，足有十回之多，故世称“武十回”。清朝金人瑞在《水浒传回评》第二十五回中批道：“然则武松何如人也？曰：武松天人也。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可见古往今来，对武松这一艺术形象的研究多溢美之词；而近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武松形象的研究则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可谓众说纷纭、歧见迭出，且各种说法都能凭借一定的考辨和论证得以成立。本文对近三十年《水浒传》武松形象研究中所形成的主要观点进行梳理介绍。
一、勇于抗争的英雄说
20世纪80年代王仁忠发文指出，当宋江提出招安时，武松第一个叫起来：“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这反映出“一个有着‘不平则鸣’反抗精神，而又迷信于封建法度的‘都头’，终于成长为疾恶如仇、坚决反对朝廷的农民起义英雄”，英雄们“寄托着作品强烈的人格理想和精神追求”。21世纪以来这一观点继续发展。学者王建平认为，《水浒传》表现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欺凌，激起了被压迫者的愤怒反抗。武松在这样的环境下已“不是忍气吞声、噤若寒蝉，而是奋起反抗、大胆复仇，表现出有仇必报、除恶务尽的反抗斗争精神”。
二、思想狭隘说
在近30年对武松形象的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指出武松身上所具有的思想狭隘性。80年代，孟超在《水泊梁山英雄谱》中激于现实黑暗，以为武松终究只为封建势力做保卫工作，“因此伦理观念，奴才道德种仲的邪弱，皆在武松身上表现了个周全”。曲家源则认为武松的局限性表现在思想的极端狭隘上。“他空有一身绝好的武艺，但却没有什么理想和抱负，到处随遇而安”。
新世纪以来，学术界也一直有同样的声音。孙振杰从醉打蒋门神和血溅鸳鸯楼的故事出发，认为“武松维护封建文化认可的‘正义’是他骨子里不可磨灭的潜规则。即使是受了张督监的陷害，对官员最后一丝信任也失去了的时候，骨子里的封建正统思想也依然没有湮灭，而这种无意识存在的儒家世界观正是他决定打抱不平的根本原因”。武松不是“叛逆”的武松，而是“卫道”的武松。
三、自我膨胀的个人英雄主义说
尽管武松被多数人所推崇，但对其自我膨胀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批判一直较为醒目。20世纪80年代就有周锡山讽刺武松“死要面子，硬充好汉，是性格怯懦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明知山上有虎，却因为怕在酒店小二前丢面子而不顾生命安危上山；21世纪以来，这种观点得到了更多学者的认同。王振彦认为施恩与蒋门神乃是一丘之貉，而武松仅仅因为施恩的一些小恩小惠就甘心冲动打手，不辨真伪好坏，死心塌地甘愿为“知己”者效犬马之劳，属于“分辨敌友而不辨是非的小圈子道德”。学者王骥洲更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武松总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以孤胆英雄的形象完成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执法行为，这充分展示了他极度自信的个人英雄主义情怀。”
四、有情有义的好男儿说
武松对兄嫂敬重，对邻里谦恭，体现了传统的美德；他明礼守法，知恩图报，忠义有加。有情有义的好男儿这一观点历来为大多数的研究者所认同。韩楚森通过分析指出，武松面对潘金莲的殷勤献媚不为所动，有很强的节制力。临行之际对于兄长谆谆嘱咐，以强者的气概为弱小的兄弟筑起屏障，彰显了纯朴的手足之情。“武松艺术形象的魅力正在于作品表现了他这种道德的纯真，心灵的净化，他扬弃了人的动物性，保存了人应有的公共美德”。王建平也认为，“梁山好汉为那些与自己并无任何亲缘、友情关系的贫弱百姓报仇雪恨的行为最能体现出梁山好汉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侠义精神”。
五、暴躁凶残的屠夫说
武松“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剑，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斡开胸脯，取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胎查一刀，便割下那妇人头来，血流满地”；从飞云浦到鸳鸯楼，从后槽到丫鬟，武松共杀人一十九口，多数是无辜者。这也成为诸多学者批判的重点。王建平感慨：“不分主次、杀戮过多的复仇方式显得过于野蛮残忍，令人在心理上难以接受”。马幼垣指出：“《水浒》中够彻底，够血腥的例子以武松鸳鸯楼戮灭张都监一家为最显著”。
对此现象也有不少学者作了较为理性的分析。80年代，曲家源认为“《水浒传》是人类文明发展初级阶段的产物，尚未完全脱离开野蛮性”，其中描写的许多血腥情景，作者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愚蒙、残酷性质，反而对凶杀、吃人进行种种美化和赞颂。
近三十年来武松形象研究中除以上具有代表性的五种观点外，也有批评者在阐释武松形象时另辟视角、自成一家。90年代，王国雄在《试论武松的悲剧命运》一文认为“武松的悲剧是其自我泯灭爱欲的悲劇”，正是出于对潘金莲的爱慕才导致武松逐步滑下深渊。不过这一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反驳。郭浩帆指出：“武松对潘金莲没有任何爱欲心，因此，他的杀奸也就自然不是由于对潘金莲的爱恋引发的。”。
纵观近三十年，武松的形象研究呈多元化的特征，新问题、新视角时有出现，其研究不断发展深入且分歧日多。针对本文提出的五大主要观点，我们发现，其间存在着诸多矛盾。勇于抗争的英雄同样受封建思想的束缚，作为有情有义典范的他更背负着滥杀无辜的骂名。因此，我们应该从不同的角度辩证地看待武松这一在群众中有广泛影响的艺术形象，针对不同时期武松的行为表现来更深入地分析其个性，恐怕才能发现一个真正完整的行者。
参考文献：
[1]施耐庵.水浒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王仁忠.简谈武松的性格[J].求是学刊，1985（1）.
关键词：近三十年；《水浒传》；武松形象；研究综述
武松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水浒传》中最主要的人物之一。小说写武松完整而曲折的社会经历，足有十回之多，故世称“武十回”。清朝金人瑞在《水浒传回评》第二十五回中批道：“然则武松何如人也？曰：武松天人也。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可见古往今来，对武松这一艺术形象的研究多溢美之词；而近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武松形象的研究则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可谓众说纷纭、歧见迭出，且各种说法都能凭借一定的考辨和论证得以成立。本文对近三十年《水浒传》武松形象研究中所形成的主要观点进行梳理介绍。
一、勇于抗争的英雄说
20世纪80年代王仁忠发文指出，当宋江提出招安时，武松第一个叫起来：“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这反映出“一个有着‘不平则鸣’反抗精神，而又迷信于封建法度的‘都头’，终于成长为疾恶如仇、坚决反对朝廷的农民起义英雄”，英雄们“寄托着作品强烈的人格理想和精神追求”。21世纪以来这一观点继续发展。学者王建平认为，《水浒传》表现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欺凌，激起了被压迫者的愤怒反抗。武松在这样的环境下已“不是忍气吞声、噤若寒蝉，而是奋起反抗、大胆复仇，表现出有仇必报、除恶务尽的反抗斗争精神”。
二、思想狭隘说
在近30年对武松形象的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指出武松身上所具有的思想狭隘性。80年代，孟超在《水泊梁山英雄谱》中激于现实黑暗，以为武松终究只为封建势力做保卫工作，“因此伦理观念，奴才道德种仲的邪弱，皆在武松身上表现了个周全”。曲家源则认为武松的局限性表现在思想的极端狭隘上。“他空有一身绝好的武艺，但却没有什么理想和抱负，到处随遇而安”。
新世纪以来，学术界也一直有同样的声音。孙振杰从醉打蒋门神和血溅鸳鸯楼的故事出发，认为“武松维护封建文化认可的‘正义’是他骨子里不可磨灭的潜规则。即使是受了张督监的陷害，对官员最后一丝信任也失去了的时候，骨子里的封建正统思想也依然没有湮灭，而这种无意识存在的儒家世界观正是他决定打抱不平的根本原因”。武松不是“叛逆”的武松，而是“卫道”的武松。
三、自我膨胀的个人英雄主义说
尽管武松被多数人所推崇，但对其自我膨胀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批判一直较为醒目。20世纪80年代就有周锡山讽刺武松“死要面子，硬充好汉，是性格怯懦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明知山上有虎，却因为怕在酒店小二前丢面子而不顾生命安危上山；21世纪以来，这种观点得到了更多学者的认同。王振彦认为施恩与蒋门神乃是一丘之貉，而武松仅仅因为施恩的一些小恩小惠就甘心冲动打手，不辨真伪好坏，死心塌地甘愿为“知己”者效犬马之劳，属于“分辨敌友而不辨是非的小圈子道德”。学者王骥洲更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武松总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以孤胆英雄的形象完成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执法行为，这充分展示了他极度自信的个人英雄主义情怀。”
四、有情有义的好男儿说
武松对兄嫂敬重，对邻里谦恭，体现了传统的美德；他明礼守法，知恩图报，忠义有加。有情有义的好男儿这一观点历来为大多数的研究者所认同。韩楚森通过分析指出，武松面对潘金莲的殷勤献媚不为所动，有很强的节制力。临行之际对于兄长谆谆嘱咐，以强者的气概为弱小的兄弟筑起屏障，彰显了纯朴的手足之情。“武松艺术形象的魅力正在于作品表现了他这种道德的纯真，心灵的净化，他扬弃了人的动物性，保存了人应有的公共美德”。王建平也认为，“梁山好汉为那些与自己并无任何亲缘、友情关系的贫弱百姓报仇雪恨的行为最能体现出梁山好汉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侠义精神”。
五、暴躁凶残的屠夫说
武松“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剑，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斡开胸脯，取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胎查一刀，便割下那妇人头来，血流满地”；从飞云浦到鸳鸯楼，从后槽到丫鬟，武松共杀人一十九口，多数是无辜者。这也成为诸多学者批判的重点。王建平感慨：“不分主次、杀戮过多的复仇方式显得过于野蛮残忍，令人在心理上难以接受”。马幼垣指出：“《水浒》中够彻底，够血腥的例子以武松鸳鸯楼戮灭张都监一家为最显著”。
对此现象也有不少学者作了较为理性的分析。80年代，曲家源认为“《水浒传》是人类文明发展初级阶段的产物，尚未完全脱离开野蛮性”，其中描写的许多血腥情景，作者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愚蒙、残酷性质，反而对凶杀、吃人进行种种美化和赞颂。
近三十年来武松形象研究中除以上具有代表性的五种观点外，也有批评者在阐释武松形象时另辟视角、自成一家。90年代，王国雄在《试论武松的悲剧命运》一文认为“武松的悲剧是其自我泯灭爱欲的悲劇”，正是出于对潘金莲的爱慕才导致武松逐步滑下深渊。不过这一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反驳。郭浩帆指出：“武松对潘金莲没有任何爱欲心，因此，他的杀奸也就自然不是由于对潘金莲的爱恋引发的。”。
纵观近三十年，武松的形象研究呈多元化的特征，新问题、新视角时有出现，其研究不断发展深入且分歧日多。针对本文提出的五大主要观点，我们发现，其间存在着诸多矛盾。勇于抗争的英雄同样受封建思想的束缚，作为有情有义典范的他更背负着滥杀无辜的骂名。因此，我们应该从不同的角度辩证地看待武松这一在群众中有广泛影响的艺术形象，针对不同时期武松的行为表现来更深入地分析其个性，恐怕才能发现一个真正完整的行者。
参考文献：
[1]施耐庵.水浒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王仁忠.简谈武松的性格[J].求是学刊，19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