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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雎》是最早的民歌总集的首篇，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不仅是在节奏上，更大程度上站在人类文化学的角度来探讨，亦是透过音乐来审视一种和谐之境界，体现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想及生存智慧以及发展过程中的观念变化。
关键词：关雎；音乐美；天人合一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3-031-02
《诗经》是第一部诗歌总集，是对周生活一种概括和描述的集子，也是指导周人生活习俗的圭臬。孔子是直接论及《关雎》的人，《论语·八侑》：“《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毛诗序中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古人家园同构，尤其是在讲人伦礼仪的周代“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易风俗”。“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仪，先王之泽也”，“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在《毛诗序》中，纯粹是把《诗经》当做一本政治教科书来看待的，“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论语·泰伯》也说：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这表明中古的礼仪观就是音乐在某种程度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具有一种和谐、统一的思想在其中。并且孔子在教授《诗经》时提倡要有中和之美，在其中年的时候就把音乐教育明确规定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的第二位，充分体现出了儒家的诗教传统。《诗经》是最早的民歌总集，其入乐（顾炎武为代表）和不入乐（程大昌为代表）的观点还在持续，但其所传达出的那种意境有着原始的物态美。将描述爱情的《关雎》放在一集之首，首先就反映了人伦之始，因为中国传统意义上很重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礼节，而男女婚姻则关乎繁衍后代的问题，是人伦之始。费振刚认为这“表示中国的先人对男女婚姻乃至于家庭的重视”。另一方面就是克己复礼的制度，琴瑟和钟鼓的运用时对礼的阐述。其主旨不管是后妃之德说还是讽喻说，亦或是恋歌说，可以用《中国思想文化概论》中的一句话来证明：“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人们对事物和人的认识与评价重点，往往不在于其真相的是与非，即不重事实判断，而重对于事物的好坏、善恶、诚伪的明辨，即重视价值判断。在价值判断的内容和形式上，则又是用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道德纲常为主体，为标准，主张心性的修养，以人格的自我完满、道德自我完善为旨趣。”
闻一多从具体的情景出发，认为《关雎》是一种原始意象式的隐讳表达。显然文本越是古老，就越具有原型意义，《诗经》更多保留了原始人集体表象的痕迹。以关雎为例，其原始的本能（性欲）受到了文明的抑制（禁忌）而转为潜意识，以象征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就产生了原型意象。如《生民》中的姜嫄采履反映了野合，为宣传伦理道德，后来就成为了一种禁忌而使人们讳言，伪装“履人”之迹，加以神话，因为这太伤风化了。孙作云认为其实这也体现出了一种文化序列：原始信仰（图腾崇拜）——古代礼俗（基于农业生活的种种礼俗）——恋歌——后代风俗［2］，还根据《斯干》有关周人生子之信仰的记载，考证出周人的图腾崇拜是熊，与西北地区许多野兽为图腾的氏族属于一个系。并且指出梦熊生子的信仰是由原始的周人以熊为图腾的信仰发展而来的，至于猛蛇生子的信仰，则是因为周人多娶姒姓女子，而姒为夏人之后，原始夏人以龙蛇为图腾［3］，总之，这是诗经伦理化的具象表示。
在《关雎》中采摘植物的动作很多，如“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等一系列当时人与人交往的礼乐来传达最本真的感情，把这种想象解释为“或许从原始民族采摘植物叶子进行巫术性洗濯的现象中可以找到这一母题的必要性和反复性的解释”，还以为诗经就是寺之言，寺即“净身祭司”，“尹”也是这个意思，尹寺之人作为阉割祭司集团的嫡传继承者，倡导一种顺从恭敬的非男性化（中性化）人格伦理标准，后世儒家所标榜的“仁”、“中庸”等，虽然都与这种中性化的“中人”伦理不谋而合，而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无疑也是对尹寺集团的道德倾向的自觉继承和发扬［4］，所以中和的思想迎合中国天人合一观念。《关雎》的内容是：春天水边——恋歌的表现形式，周人重礼，因此礼乐文化在当时很发达，是尚礼与尚德的集中体现。《关雎》中借琴钟鼓瑟这个意象来表达听的内涵，因为“听”也是一种哲学层次。琴瑟，乐之细者，先言之，见其和亲。钟鼓乐之大者，故卒章言之，显其德盛。思之未致，而乐为淑女设。《关雎》表达了在浪漫之季节的柔美的歌诗，借助于文本去体会上古时候的意境美，伦理与礼乐的中和也恰当的表现了出来，也反映了上古时期诗乐舞在表达一定的情感方面是成一体的，《礼记正义》开篇云：夫礼者经天地理人伦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礼运云夫礼必本于大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礼也礼者理也其用以治则与天地俱兴。意思就是说礼的起源很早，并且主宰天地和人伦的以及其它万物的活动，也就是有了礼后万物才变得这么有秩序，如果好好运用礼治，那么将会和天地同气。因此周礼一直受到孔子的推崇，认为周礼才是治理国家的有利保障。《关雎》一方面是意境美，即体现为一种无声的音乐，另一方面是有声的音乐。《文心雕龙·乐府》曰：“夫乐本心性”，欲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传达内在浑然真气，正如苏轼在《减字木兰花·琴》中说的“悲风流水，写出寥寥千古意”。
对于《关雎》的主旨，历来说法不一，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小序》以为‘后妃之德’，《集传》又谓‘宫人咏大（太）姒、文王’皆无确证。诗中亦无一语及宫闱，况文王、大（太）姒耶？窃谓风者，皆采自民间者也，若君妃，则以颂体为宜。”今人的观点大都认为是结婚乐曲或贺婚歌，郑振铎认为《关雎》里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明是结婚时的歌曲［5］，张震泽、寒梅说：“全诗总的情调是和乐喜悦的，……最后设想在音乐抑扬的愉快空气里结了婚”［6］，但是1980年开始程迅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1辑）中从先秦礼制与民俗角度对郑氏等人的观点予以否定：“先秦时代社会的礼俗和人们的观念，同后世相比，有许多差异。在那时，对于男婚女嫁，是既不可唱赞词热烈祝贺，更不可能奏乐声张其事。”如《礼记·郊特性》：“婚礼不贺，人之序也”，“婚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乐，阳气也。”又《礼记·曾子问》载孔子一段议论：“妇女之家，三夜不熄烛，思相离也；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孔颖达又说：“所以不举乐者，思今己之娶妻，嗣读其亲，则是亲之代谢，所以悲哀感伤，重世之改变也。”意思是娶妻生子联想到世代更替，于是想起先人，悲从心来。乐通过音乐舞蹈的感染力，唤起对上帝和祖先的崇敬感，增强宗族成员间的亲和力。
《关雎》强调了一种男女有别的主旋律，提出了贵族的娶妻标准，因为汉代的礼仪形态是给贵族阶级服务的。事实上，“琴瑟友之”既是对繁衍这一主题的重视，也同时表明夫妻关系的稳定，又不似母权制下婚无定偶或夫从妇居的“婚姻关系容易破裂”，它已经“不能由双方任意解除”。因此，琴瑟和钟鼓也是对这种礼仪的一种诠释。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孙作云．关于上巳节二三事，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66.
［3］孙作云．周先祖以熊为图腾考，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66.
［4］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教的发生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5］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4.
［6］张震泽，寒梅．周代文学作品选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62.
关键词：关雎；音乐美；天人合一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3-031-02
《诗经》是第一部诗歌总集，是对周生活一种概括和描述的集子，也是指导周人生活习俗的圭臬。孔子是直接论及《关雎》的人，《论语·八侑》：“《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毛诗序中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古人家园同构，尤其是在讲人伦礼仪的周代“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易风俗”。“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仪，先王之泽也”，“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在《毛诗序》中，纯粹是把《诗经》当做一本政治教科书来看待的，“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论语·泰伯》也说：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这表明中古的礼仪观就是音乐在某种程度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具有一种和谐、统一的思想在其中。并且孔子在教授《诗经》时提倡要有中和之美，在其中年的时候就把音乐教育明确规定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的第二位，充分体现出了儒家的诗教传统。《诗经》是最早的民歌总集，其入乐（顾炎武为代表）和不入乐（程大昌为代表）的观点还在持续，但其所传达出的那种意境有着原始的物态美。将描述爱情的《关雎》放在一集之首，首先就反映了人伦之始，因为中国传统意义上很重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礼节，而男女婚姻则关乎繁衍后代的问题，是人伦之始。费振刚认为这“表示中国的先人对男女婚姻乃至于家庭的重视”。另一方面就是克己复礼的制度，琴瑟和钟鼓的运用时对礼的阐述。其主旨不管是后妃之德说还是讽喻说，亦或是恋歌说，可以用《中国思想文化概论》中的一句话来证明：“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人们对事物和人的认识与评价重点，往往不在于其真相的是与非，即不重事实判断，而重对于事物的好坏、善恶、诚伪的明辨，即重视价值判断。在价值判断的内容和形式上，则又是用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道德纲常为主体，为标准，主张心性的修养，以人格的自我完满、道德自我完善为旨趣。”
闻一多从具体的情景出发，认为《关雎》是一种原始意象式的隐讳表达。显然文本越是古老，就越具有原型意义，《诗经》更多保留了原始人集体表象的痕迹。以关雎为例，其原始的本能（性欲）受到了文明的抑制（禁忌）而转为潜意识，以象征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就产生了原型意象。如《生民》中的姜嫄采履反映了野合，为宣传伦理道德，后来就成为了一种禁忌而使人们讳言，伪装“履人”之迹，加以神话，因为这太伤风化了。孙作云认为其实这也体现出了一种文化序列：原始信仰（图腾崇拜）——古代礼俗（基于农业生活的种种礼俗）——恋歌——后代风俗［2］，还根据《斯干》有关周人生子之信仰的记载，考证出周人的图腾崇拜是熊，与西北地区许多野兽为图腾的氏族属于一个系。并且指出梦熊生子的信仰是由原始的周人以熊为图腾的信仰发展而来的，至于猛蛇生子的信仰，则是因为周人多娶姒姓女子，而姒为夏人之后，原始夏人以龙蛇为图腾［3］，总之，这是诗经伦理化的具象表示。
在《关雎》中采摘植物的动作很多，如“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等一系列当时人与人交往的礼乐来传达最本真的感情，把这种想象解释为“或许从原始民族采摘植物叶子进行巫术性洗濯的现象中可以找到这一母题的必要性和反复性的解释”，还以为诗经就是寺之言，寺即“净身祭司”，“尹”也是这个意思，尹寺之人作为阉割祭司集团的嫡传继承者，倡导一种顺从恭敬的非男性化（中性化）人格伦理标准，后世儒家所标榜的“仁”、“中庸”等，虽然都与这种中性化的“中人”伦理不谋而合，而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无疑也是对尹寺集团的道德倾向的自觉继承和发扬［4］，所以中和的思想迎合中国天人合一观念。《关雎》的内容是：春天水边——恋歌的表现形式，周人重礼，因此礼乐文化在当时很发达，是尚礼与尚德的集中体现。《关雎》中借琴钟鼓瑟这个意象来表达听的内涵，因为“听”也是一种哲学层次。琴瑟，乐之细者，先言之，见其和亲。钟鼓乐之大者，故卒章言之，显其德盛。思之未致，而乐为淑女设。《关雎》表达了在浪漫之季节的柔美的歌诗，借助于文本去体会上古时候的意境美，伦理与礼乐的中和也恰当的表现了出来，也反映了上古时期诗乐舞在表达一定的情感方面是成一体的，《礼记正义》开篇云：夫礼者经天地理人伦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礼运云夫礼必本于大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礼也礼者理也其用以治则与天地俱兴。意思就是说礼的起源很早，并且主宰天地和人伦的以及其它万物的活动，也就是有了礼后万物才变得这么有秩序，如果好好运用礼治，那么将会和天地同气。因此周礼一直受到孔子的推崇，认为周礼才是治理国家的有利保障。《关雎》一方面是意境美，即体现为一种无声的音乐，另一方面是有声的音乐。《文心雕龙·乐府》曰：“夫乐本心性”，欲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传达内在浑然真气，正如苏轼在《减字木兰花·琴》中说的“悲风流水，写出寥寥千古意”。
对于《关雎》的主旨，历来说法不一，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小序》以为‘后妃之德’，《集传》又谓‘宫人咏大（太）姒、文王’皆无确证。诗中亦无一语及宫闱，况文王、大（太）姒耶？窃谓风者，皆采自民间者也，若君妃，则以颂体为宜。”今人的观点大都认为是结婚乐曲或贺婚歌，郑振铎认为《关雎》里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明是结婚时的歌曲［5］，张震泽、寒梅说：“全诗总的情调是和乐喜悦的，……最后设想在音乐抑扬的愉快空气里结了婚”［6］，但是1980年开始程迅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1辑）中从先秦礼制与民俗角度对郑氏等人的观点予以否定：“先秦时代社会的礼俗和人们的观念，同后世相比，有许多差异。在那时，对于男婚女嫁，是既不可唱赞词热烈祝贺，更不可能奏乐声张其事。”如《礼记·郊特性》：“婚礼不贺，人之序也”，“婚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乐，阳气也。”又《礼记·曾子问》载孔子一段议论：“妇女之家，三夜不熄烛，思相离也；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孔颖达又说：“所以不举乐者，思今己之娶妻，嗣读其亲，则是亲之代谢，所以悲哀感伤，重世之改变也。”意思是娶妻生子联想到世代更替，于是想起先人，悲从心来。乐通过音乐舞蹈的感染力，唤起对上帝和祖先的崇敬感，增强宗族成员间的亲和力。
《关雎》强调了一种男女有别的主旋律，提出了贵族的娶妻标准，因为汉代的礼仪形态是给贵族阶级服务的。事实上，“琴瑟友之”既是对繁衍这一主题的重视，也同时表明夫妻关系的稳定，又不似母权制下婚无定偶或夫从妇居的“婚姻关系容易破裂”，它已经“不能由双方任意解除”。因此，琴瑟和钟鼓也是对这种礼仪的一种诠释。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孙作云．关于上巳节二三事，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66.
［3］孙作云．周先祖以熊为图腾考，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66.
［4］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教的发生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5］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4.
［6］张震泽，寒梅．周代文学作品选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