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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深刻变化的时代大背景下，站在改革开放新起点上的海南省为主动迎接新挑战、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必须要在国家推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主题思路下，结合本省省情构建便利化国际投融资新体制。文章基于跨国投资理论分析海南省国际投融资方面的问题与挑战，进而从FDI与OFDI两方面探索构建符合海南省自港建设标准的便利化国际投融资新体制。
关键词：海南省 便利化 国际投融资 新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基本建成了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投融资规范的体制，该体制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度推进，原有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粗放式融资体制已无法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取有利的投融资效益，在这种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构建新的便利化国际投融资新体制势在必行。2016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已做出具体的引领和指导。
为主动适应国际贸易和投融资新惯例，就必须要全面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完善要素自由流动体制，进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本质上看，开放型经济体制是指一国或地区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促使要素、商品在全球市场范围内优化配置的制度性安排。2018年4月14日，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中央为海南提出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新举措意味着海南省应该以更全面、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模式参与国际竞争。为此，构建便利化国际投融资新体制是海南省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深刻变化的时代大背景下，站在改革开放新起点上的海南省正面临着新形势和新挑战，海南省必须要主动迎接新挑战、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在国家推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主题思路下，结合本省省情构建海南便利化国际投融资新体制。文章在跨国投资理论的基础上，分析海南省国际投融资方面的问题与挑战，进而探索构建符合海南省自贸港建设标准的便利化国际投融资新体制。
（一）跨国投资相关理论
跨国投资是生产要素在不同经济体间的流动形式，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是多重、复合且可变的，由此，关于跨国投资的问题是学术界永不过时的论题，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可总括为如下几类：海默（1960）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标志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兴起，该理论认为跨国企业的垄断优势源于市场的不完全性，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跨国企业以其专有技术、高水平的管理等优势可以维持较高的垄断价格，从而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弗农（1966）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品在市场上呈现的周期性特征与企业的区位决策推动了跨国投资的发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各种区位因素是构成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巴克莱和卡森（1976）的市场内部化理论认为，因市场不完全竞争而引致的中间产品的不稳定性及由此而引发的高额成本促使厂商“绕道而行”而对外投资，建立企业间的内部市场以替代外部市场。邓宁（1977）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跨国企业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及区位优势的不同组合决定了该企业所从事的国际经济活动的方式，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只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而区位优势则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小岛清（1977）的边际产业扩张论认为，从边际产业开始国际直接投资可以使东道国因缺少资本、技术、经营管理技能等未显现或显现不充分的比较优势显现或增强，扩大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为实现数量更多、获益更大的贸易创造条件。
（二）国际投融资理论最新研究进展
目前，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出更多的新业态动向，在跨国投资的理论和实践中也出现了诸多新特征，学者们的研究视角更多地关注于FDI的效用及风险方面的实证研究，研究方法也更多地倾向于模型构建与检验的实证研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度融合，有关跨国投资问题的研究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从投资国角度看，学者们更多地关注投资的便利化及风险问题，从东道国角度看，则更多地关注吸引外资的效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虽有很多，但目前尚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或具有全新分析框架的重大理论进展。
（一）海南国际投融资现状
1.海南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如表1所示，自2010年为了保证时间序列的完整性与真实性，同时也为与其他数据表保持一致性（FDI的行业分布时间序列只有2010年后的数据），特选取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时间序列。以来，海南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在不断上升，从2010年的102.36亿元上升到2017的155.7亿元，8年时间增长了52%，然而，FDI与海南省同年度GDP的比值HNWZZB（海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却持续在下降，说明了海南省的GDP增速大于FDI的增速。从另一侧面来看，HNWZZB远大于同期的GJWZZB（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HNWZZB/GJWZZB的值几近3倍左右，笔者认为，该值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海南省外资利用效益远不及国家利用外资的平均效益。
2.海南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海南省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分布较广，但主要来源于东南亚，前三名分别是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三个地区的FDI总和占63%以上，且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至2017年占99.96%，如表2所示。这种来源地高度集中的FDI不仅减弱了要素质量所致的资本效益，同时伴随着较大的来源地投资风险。
3.海南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海南省FDI在第三产业的占比较大，且呈现增长趋势。但第三产业中的FDI分布绝大多数投向房地产行业，该行业的FDI利用占比均在50%以上，且逐渐增长，至2016年达到94.2%，如表3所示。这种FDI应用只能拉动GDP的数量增长，并不能提高GDP的质量，即FDI的应用效益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
4.海南对外直接投资。自建省以来，海南省一直走在对外开放的排头阵，在引用外资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走出去”之路。201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1.43万亿美元，呈现两年连降的逆势。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虽以1582.9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三位，但首次呈现负增长，本年度中国地方企业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达862.3亿美元，海南以31.5亿美元占全国OFDI的3.6%，位列第八。
海南省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增速较快，但与上海、广东及浙江相比还存在有相当大的差距，如图1所示。笔者认为，这一差距的主要决定因素为区域经济总量、对外开放度、技术与管理水平、营商环境及人才竞争力等。
（二）海南国际投融资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1.海南省对外投融资快速增长，但数量高、质量低，且行业分布不均衡。对外开放就是要更好地利用外部市场和外部资源，以外部市场的优势带动内部市场的技术、管理及服务水平的上升。然而，海南省自建省以来吸引了大量的FDI，且FDI占同期GDP的比远高于国家同期的该比值，这一比值说明了海南省的外资依存度过高，不利于海南省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海南省FDI的质量相对较低，对海南的经济增长拉动效用并非所愿;再者，海南省FDI的行业分布过度集中于房地产行业，在新技术、高水平管理等方面的溢出效应非常低，对绿色GDP无直接拉动作用，且房地产的过度开发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2.海南省国际投融资“进出”失衡。由国际投资理论可知，跨国投资均是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资本才能“走出去”。海南经济水平整体较弱，改革开放以来，海南省更多的是以吸引外资来发展自己，“走出去”的能力较弱。2016年以前海南省FDI总量远高于OFDI，总体存在较大的进出失衡，如图2所示。
3.滞后的国际投融资体制已不符合当前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之初，因国内资本要素短缺，各地政府均尽其所能给予外资优惠，以吸引外资前去落户投资，海南省也是如此。这种超国民待遇的引资政策违背了内外资平等竞争市场规律，加剧了内、外投资主体利益的不平等，引致了对国内资本的挤出效应，从而降低了开放效益。现行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行政审批与外汇管理体制等存在着诸多计划成分，无法满足企业多元化和专业化需求，高质量的FDI也将避而远之。滞后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制约了企业“走出去”的步伐。风险防范及争端解决机制的缺乏增加了企业“走出去”的成本，影响了企业经营效益。
当前，海南省经济正处在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發展的转型升级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必将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海南省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时应以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为主，以体制机制引导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推动共享经济、智慧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
（一）探索引用FDI的新体制
1.营造利于引进高质量FDI的制度环境。为外资企业营造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跨国企业国际经营的制度建设水平，实现国际资本要素能够跨境自由流动，从而为引进外资营造更加有利的制度环境。营造利于引进高质量FDI制度环境可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深入推进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投资体制。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放宽放活内、外市场投资，平等对待内、外投资主体。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建立“先投建、后验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新体制。二是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外资依法平等开放投资领域，加大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力度，进一步放开垄断行业竞争性环节。三是建立健全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管理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厘清各级政府部门企业投资项目管理职权所对应的责任事项，明确责任主体，建立健全问责机制。建立健全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管理权力清单制度，规范各级政府部门职权行使，优化管理流程。四是形成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新型投资管理体制。实施“管中服、服中管”，加强过程服务，创新服务方式，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大力推进投融资“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实现信息共享、在线监管。
2.创建利于引进高质量FDI的发展空间与机遇。2016年以来，我国推行的产业层面的供给侧改革致力于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以增加有效供给;2018年9月国务院关于海南自贸区建设总体方案[2018]34号文件中明确指出，“大幅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允许在自贸试验区内设立的外商独资建筑业企业承揽区内建筑工程项目，不受项目双方投资比例限制”“取消新能源汽车制造外资准入限制”等;“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连通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命脉，成为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全球化发展的平台。海南自贸区（港）建设也应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自由贸易园区在投资、贸易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合作与功能对接，支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海南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等科技创新合作。以上这些制度安排都将为FDI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与机遇。 3.创建利于FDI的营商环境。在互联网+时代，应注重构建与完善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平台，为资本要素的多元化共享式发展提供基础保障;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制，严禁对外来资本设置附加条件;促进政府和市场联动，以政务诚信示范、引领社会诚信建设，以市场决定性作用建立征信体系，构建社会化信用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平台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建立长期的信息咨询、技术帮扶、人才交流等合作机制，同时通过充分利用现有人才引进计划等多种方式，形成利于吸引人才的分配、激励和保障机制;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监管机制。同时，加强外商直接投资的监控法治建设，推动形成高效的风险监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优化法律服务环境等，保证外资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
（二）探索OFDI的新体制
随着“一带一路”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等互利共赢的共同体打造倡议的有效推进，中国已为有一定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构建了一个广阔的空間。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经济复苏缓慢、外部投资环境不理想的情况下，为加快海南自贸区（港）建设，海南省必须要探索对外直接投资新体制，与全球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体制机制接轨。
1.推进“走出去”国家战略。推动海南省的优势产业走出去，努力提高对外投资质量和效率，开展先进技术合作，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加强对外投资合作的制度建设，与东道国共同为企业投资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2.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贯彻企业投资自主决策、自负盈亏原则，放宽境外投资限制，简化境外投资管理，除少数有特殊规定外，境外投资项目一律实行备案制;加强境外投资合作信息平台建设。
3.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允许有竞争力的企业以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联合投资等创新方式走出去;鼓励有竞争力的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境外基础设施投资和能源资源合作;提升互联网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国际化水平，推动电子商务走出去;积极稳妥推进境外热带农业投资合作等;鼓励企业开展科技创新、项目对接、信息交流、人力资源开发等多方面国际合作。
4.健全走出去服务保障体系。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提供权益保障、风险预警等投资服务，推进对外投资合作便利化;保障对外投资企业的境外人员人身和财产安全;培育一批国际化的资产评估、信用评级、法律服务等中介机构，充分发挥投资中介机构的作用。
5.引进来和走出去有机结合。海南省应在推动与各国各地区互利共赢的产业投资合作，做好引进外资、智力和技术等工作的同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推动我省的优势资本、有竞争力的智力与技术走出去。通过各类投资合作机制分享引进来的成功经验，协助东道国营造良好的投资与营商环境。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EB/OL].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16-07/08/content_1993756.htm，2016-07-08.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918/c1001-27601372-4.html，2015-09-18.
[3]国务院.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EB/OL].http：//hainan.ifeng.com/a/20181016/6950001_0.shtml，2018-10-16.
[4]沈丹阳.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J].世界经济研究，2017（12）.
[5]江小娟，杜玲.国外跨国投资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J].世界经济，2001（07）.
[6]姜巍.“互利共赢”新开放观与广东开放型经济体制创新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18（03）.
[7]杨长湧.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打造高水平开放新格局[J].中国财政，2016（01）.
[8]黄晓凤.广东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思路[N].南方日报，2014-05-26（02）.
[9]张二震，戴翔.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探讨[J].南京社会科学，2014（07）.
[10]王明严.外商直接投资对海南服务业拉动效应的研究[J].中国经贸导刊，2017（02）.
（王明严、黄景贵，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海南省 便利化 国际投融资 新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基本建成了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投融资规范的体制，该体制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度推进，原有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粗放式融资体制已无法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取有利的投融资效益，在这种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构建新的便利化国际投融资新体制势在必行。2016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已做出具体的引领和指导。
为主动适应国际贸易和投融资新惯例，就必须要全面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完善要素自由流动体制，进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本质上看，开放型经济体制是指一国或地区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促使要素、商品在全球市场范围内优化配置的制度性安排。2018年4月14日，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中央为海南提出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新举措意味着海南省应该以更全面、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模式参与国际竞争。为此，构建便利化国际投融资新体制是海南省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深刻变化的时代大背景下，站在改革开放新起点上的海南省正面临着新形势和新挑战，海南省必须要主动迎接新挑战、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在国家推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主题思路下，结合本省省情构建海南便利化国际投融资新体制。文章在跨国投资理论的基础上，分析海南省国际投融资方面的问题与挑战，进而探索构建符合海南省自贸港建设标准的便利化国际投融资新体制。
一、国际投融资相关理论与最新研究进展
（一）跨国投资相关理论
跨国投资是生产要素在不同经济体间的流动形式，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是多重、复合且可变的，由此，关于跨国投资的问题是学术界永不过时的论题，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可总括为如下几类：海默（1960）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标志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兴起，该理论认为跨国企业的垄断优势源于市场的不完全性，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跨国企业以其专有技术、高水平的管理等优势可以维持较高的垄断价格，从而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弗农（1966）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品在市场上呈现的周期性特征与企业的区位决策推动了跨国投资的发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各种区位因素是构成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巴克莱和卡森（1976）的市场内部化理论认为，因市场不完全竞争而引致的中间产品的不稳定性及由此而引发的高额成本促使厂商“绕道而行”而对外投资，建立企业间的内部市场以替代外部市场。邓宁（1977）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跨国企业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及区位优势的不同组合决定了该企业所从事的国际经济活动的方式，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只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而区位优势则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小岛清（1977）的边际产业扩张论认为，从边际产业开始国际直接投资可以使东道国因缺少资本、技术、经营管理技能等未显现或显现不充分的比较优势显现或增强，扩大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为实现数量更多、获益更大的贸易创造条件。
（二）国际投融资理论最新研究进展
目前，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出更多的新业态动向，在跨国投资的理论和实践中也出现了诸多新特征，学者们的研究视角更多地关注于FDI的效用及风险方面的实证研究，研究方法也更多地倾向于模型构建与检验的实证研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度融合，有关跨国投资问题的研究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从投资国角度看，学者们更多地关注投资的便利化及风险问题，从东道国角度看，则更多地关注吸引外资的效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虽有很多，但目前尚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或具有全新分析框架的重大理论进展。
二、海南国际投融资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海南国际投融资现状
1.海南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如表1所示，自2010年为了保证时间序列的完整性与真实性，同时也为与其他数据表保持一致性（FDI的行业分布时间序列只有2010年后的数据），特选取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时间序列。以来，海南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在不断上升，从2010年的102.36亿元上升到2017的155.7亿元，8年时间增长了52%，然而，FDI与海南省同年度GDP的比值HNWZZB（海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却持续在下降，说明了海南省的GDP增速大于FDI的增速。从另一侧面来看，HNWZZB远大于同期的GJWZZB（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HNWZZB/GJWZZB的值几近3倍左右，笔者认为，该值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海南省外资利用效益远不及国家利用外资的平均效益。
2.海南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海南省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分布较广，但主要来源于东南亚，前三名分别是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三个地区的FDI总和占63%以上，且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至2017年占99.96%，如表2所示。这种来源地高度集中的FDI不仅减弱了要素质量所致的资本效益，同时伴随着较大的来源地投资风险。
3.海南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海南省FDI在第三产业的占比较大，且呈现增长趋势。但第三产业中的FDI分布绝大多数投向房地产行业，该行业的FDI利用占比均在50%以上，且逐渐增长，至2016年达到94.2%，如表3所示。这种FDI应用只能拉动GDP的数量增长，并不能提高GDP的质量，即FDI的应用效益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
4.海南对外直接投资。自建省以来，海南省一直走在对外开放的排头阵，在引用外资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走出去”之路。201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1.43万亿美元，呈现两年连降的逆势。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虽以1582.9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三位，但首次呈现负增长，本年度中国地方企业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达862.3亿美元，海南以31.5亿美元占全国OFDI的3.6%，位列第八。
海南省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增速较快，但与上海、广东及浙江相比还存在有相当大的差距，如图1所示。笔者认为，这一差距的主要决定因素为区域经济总量、对外开放度、技术与管理水平、营商环境及人才竞争力等。
（二）海南国际投融资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1.海南省对外投融资快速增长，但数量高、质量低，且行业分布不均衡。对外开放就是要更好地利用外部市场和外部资源，以外部市场的优势带动内部市场的技术、管理及服务水平的上升。然而，海南省自建省以来吸引了大量的FDI，且FDI占同期GDP的比远高于国家同期的该比值，这一比值说明了海南省的外资依存度过高，不利于海南省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海南省FDI的质量相对较低，对海南的经济增长拉动效用并非所愿;再者，海南省FDI的行业分布过度集中于房地产行业，在新技术、高水平管理等方面的溢出效应非常低，对绿色GDP无直接拉动作用，且房地产的过度开发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2.海南省国际投融资“进出”失衡。由国际投资理论可知，跨国投资均是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资本才能“走出去”。海南经济水平整体较弱，改革开放以来，海南省更多的是以吸引外资来发展自己，“走出去”的能力较弱。2016年以前海南省FDI总量远高于OFDI，总体存在较大的进出失衡，如图2所示。
3.滞后的国际投融资体制已不符合当前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之初，因国内资本要素短缺，各地政府均尽其所能给予外资优惠，以吸引外资前去落户投资，海南省也是如此。这种超国民待遇的引资政策违背了内外资平等竞争市场规律，加剧了内、外投资主体利益的不平等，引致了对国内资本的挤出效应，从而降低了开放效益。现行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行政审批与外汇管理体制等存在着诸多计划成分，无法满足企业多元化和专业化需求，高质量的FDI也将避而远之。滞后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制约了企业“走出去”的步伐。风险防范及争端解决机制的缺乏增加了企业“走出去”的成本，影响了企业经营效益。
三、构建海南便利化国际投融资新体制对策建议
当前，海南省经济正处在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發展的转型升级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必将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海南省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时应以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为主，以体制机制引导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推动共享经济、智慧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
（一）探索引用FDI的新体制
1.营造利于引进高质量FDI的制度环境。为外资企业营造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跨国企业国际经营的制度建设水平，实现国际资本要素能够跨境自由流动，从而为引进外资营造更加有利的制度环境。营造利于引进高质量FDI制度环境可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深入推进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投资体制。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放宽放活内、外市场投资，平等对待内、外投资主体。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建立“先投建、后验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新体制。二是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外资依法平等开放投资领域，加大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力度，进一步放开垄断行业竞争性环节。三是建立健全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管理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厘清各级政府部门企业投资项目管理职权所对应的责任事项，明确责任主体，建立健全问责机制。建立健全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管理权力清单制度，规范各级政府部门职权行使，优化管理流程。四是形成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新型投资管理体制。实施“管中服、服中管”，加强过程服务，创新服务方式，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大力推进投融资“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实现信息共享、在线监管。
2.创建利于引进高质量FDI的发展空间与机遇。2016年以来，我国推行的产业层面的供给侧改革致力于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以增加有效供给;2018年9月国务院关于海南自贸区建设总体方案[2018]34号文件中明确指出，“大幅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允许在自贸试验区内设立的外商独资建筑业企业承揽区内建筑工程项目，不受项目双方投资比例限制”“取消新能源汽车制造外资准入限制”等;“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连通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命脉，成为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全球化发展的平台。海南自贸区（港）建设也应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自由贸易园区在投资、贸易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合作与功能对接，支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海南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等科技创新合作。以上这些制度安排都将为FDI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与机遇。 3.创建利于FDI的营商环境。在互联网+时代，应注重构建与完善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平台，为资本要素的多元化共享式发展提供基础保障;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制，严禁对外来资本设置附加条件;促进政府和市场联动，以政务诚信示范、引领社会诚信建设，以市场决定性作用建立征信体系，构建社会化信用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平台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建立长期的信息咨询、技术帮扶、人才交流等合作机制，同时通过充分利用现有人才引进计划等多种方式，形成利于吸引人才的分配、激励和保障机制;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监管机制。同时，加强外商直接投资的监控法治建设，推动形成高效的风险监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优化法律服务环境等，保证外资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
（二）探索OFDI的新体制
随着“一带一路”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等互利共赢的共同体打造倡议的有效推进，中国已为有一定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构建了一个广阔的空間。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经济复苏缓慢、外部投资环境不理想的情况下，为加快海南自贸区（港）建设，海南省必须要探索对外直接投资新体制，与全球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体制机制接轨。
1.推进“走出去”国家战略。推动海南省的优势产业走出去，努力提高对外投资质量和效率，开展先进技术合作，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加强对外投资合作的制度建设，与东道国共同为企业投资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2.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贯彻企业投资自主决策、自负盈亏原则，放宽境外投资限制，简化境外投资管理，除少数有特殊规定外，境外投资项目一律实行备案制;加强境外投资合作信息平台建设。
3.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允许有竞争力的企业以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联合投资等创新方式走出去;鼓励有竞争力的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境外基础设施投资和能源资源合作;提升互联网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国际化水平，推动电子商务走出去;积极稳妥推进境外热带农业投资合作等;鼓励企业开展科技创新、项目对接、信息交流、人力资源开发等多方面国际合作。
4.健全走出去服务保障体系。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提供权益保障、风险预警等投资服务，推进对外投资合作便利化;保障对外投资企业的境外人员人身和财产安全;培育一批国际化的资产评估、信用评级、法律服务等中介机构，充分发挥投资中介机构的作用。
5.引进来和走出去有机结合。海南省应在推动与各国各地区互利共赢的产业投资合作，做好引进外资、智力和技术等工作的同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推动我省的优势资本、有竞争力的智力与技术走出去。通过各类投资合作机制分享引进来的成功经验，协助东道国营造良好的投资与营商环境。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EB/OL].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16-07/08/content_1993756.htm，2016-07-08.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918/c1001-27601372-4.html，2015-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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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严、黄景贵，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