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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大还是弊大？
这是所有关于WTO争论中最激烈的話题。从媒体的反应来观察，也是最热门的话题：从对各行业的冲击，到汽车价格会否近期下降；从将会有大量的工人失业，到加入WTO以后，每年GDP增长1%……13年以来，从与WTO几次擦肩而过到最后下定决心，人们依然迷惑于这些争执之中。
持“弊大”观点者，大体是认为，随着关税的下降，国门洞开，无异于揖门迎盗。结果将会导致国内经济的大幅倒退，引发企业界（特别是国企）的冬天，进而将对国民经济、政治体制、文化教育、乃至国家安全造成全面的冲击。事莫大焉！不得不慎！持“弊大”论者的极端例子是：将中美关于开放市场的协议定义为“新时代的21条”，“谁在上面签字，谁就是千古罪人”，如此种种，显然缺乏应有的理性。
支撑“弊大”论点的，大多有狭隘的盲目情绪夹杂其中，全然不顾全球市场都在逐步放开的事实，并有意淡化开放市场是在牢牢把握主权的前提之下。当然，支持“弊大”论调者是否有特别的利益在其中，就不得而知了。只是，大家看得很明白，喊声最响的往往都是有钱的主，如电信、金融等等。以前是“叫得最响的奶喝”，现在反过来，“有奶喝的叫得最响”——不见得下岗工人们就如此叫苦连天。这的确是一个很令人琢磨的现象。
这种现象可以从某个方面为“利大弊大”之争作个注解。
“入世”消除“中国威胁论”
不妨作这样的设问：为什么13年来，中央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定不移地要把加入WTO的谈判进行下去，从不动摇，中央有哪些重要的战略考虑？
龙永图对此的解释是：加入WTO，做出遵守规则、开放市场的两个承诺有利于塑造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企业的事应该由企业来干，政府的职能就是营造环境。而政府首先要营造的是一个好的国际环境。由于中国的块头比较大，经济规模较大，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很快，今后10年、20年影响中国在国际上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消除“中国威胁论”。让全世界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感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他们不是一个威胁，而是一个重大的机遇。
怎么做到这一点？加入WTO，承诺遵守市场经济规则，承诺开放市场。为什么？按照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讲，一个国家不管多么强大，如果它是愿意遵守规则的话，这个国家不仅不会对世界造成威胁，而会成为世界发展的积极力量。如果一个国家的市场是开放的话，就不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威胁。所以，通过加入WTO做出两个承诺，对于解除或者减轻“中国威胁论”有重大影响，而解除“中国威胁论”是中国今后营造一个好的国际环境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让步”是不是太多？
提到让步，给人的感觉好像有丧权辱国的味道，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和市场中，开放的结果，只能是让一个社会和市场更加健康。
这次中美WTO协议，在电信、农业、银行等市场上的重大让步，对外国投资者来讲，是难以割舍的商机。跨国公司与中国长期合作的目的是占有部分市场，如果中国不让出部分市场，跨国公司和我们合作就没有动力。但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何尝又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种必要需求？和跨国公司的合作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目的，难道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日益封闭的社会和市场？
加入WTO以及扩大开放，正是世纪之交中国面对未来的最新部署，我们应该以进一步的改革来应对市场开放后的激烈竞争局面，而不应是单纯地一味怨天尤人。
遏制“台独”
从两岸关系来考虑，中国先行一步加入世贸组织，将是牵制台湾“独立”的一张王牌。
在两岸都成为世贸成员之后，按照世贸组织原则，通航、通邮、通商等是起码的前提。由此，台湾将没有理由再拒绝与祖国大陆实行“三通”。
并且，就市场吸引力而言，中国加入世贸以后，中国同美国欧洲的贸易关系将更加紧密，美欧国家将不会放弃自身利益去支持所谓的“台独”。失去美欧的撑腰，台湾将不得不加强同大陆的经济合作，沟通的大门将会越来越宽敞。而合作的结果将会使得两岸的差别日益缩小，从而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
从台湾方面考虑，两岸都入世以后，台湾将难以再像以前那样对台商赴大陆投资设立诸多限制、阻挠，这意味着台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势必增加。台湾当局处心积虑构筑的种种投资贸易障碍将会消失于无形。
在中美签署加入WTO的协议之后，向来强硬的李登辉1999年11月25日在台北举行的经营者大会上表示：“我们愿意依世界贸易组织的规范检讨现行两岸政策，期能更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精神。”——李登辉的态度明显软化。
无论怎么讲，台湾现时的“戒急用忍”外交指向将会随WTO的到来而全面调整，这为两岸关系调整提供了最好的机遇。在未来的岁月中实现“三通”，这是两岸人民的希望。
社会风险：最贵的“门票”
“失业者将是中国加入WTO的一张最贵的门票”，中国社科院的胡鞍钢说。在种种WTO风险之中，又数社会稳定最为人担忧。城市工人失业的可能上升，以及随着国外农产品的进入，大量的农民音乐会流入城市，这很可能加剧城市的混乱。
从决策层面考虑，加入世贸是为了给已经失去改革势头的国内改革注入新的活力。经过20年的改革，我们只能是往前走，已经没有退步的余地了，这种压力是实在的，而改革所产生的这种压力也是实在的。在没有激进改革的情况下，政府已经面临不少棘手的问题。加入世贸需要的是“激进”的改革，政府能否有效消化深层次的问题，这为世间所瞩目。
政府似乎已经意识到问题之所在，开始派官员向社会和地方解释加入世贸组织的决策动机和未来发展规划，以取得上下的共同认同。此举可以理解成是在化解风险。
开放促改革
当改革已经进入第20个年头的时候，我们直面的不再是开放与否的根本问题，而是开放不够，以及如何进一步再开放的选择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利益集团的产生已经成了阻碍我们再开放的障碍；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如何树立改革开放的新思维，已成了改革进入深层次的必然要求。
美国的中国史专家费正清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认为，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发展模式是一种“冲击——回应”的文明发展模式。即在本土文明难以完成自我蜕变，难以实现自我提升演变的时候，只是被动地接受冲击，被动地作出反应。在此过程中，外来的冲击就显得尤为紧要。在近现代史上，这种外来冲击的痕迹无时不在。
当中央作出加入WTO的重大决断时，意味着我们由原先的被动接受冲击向主动引进外力转变。变被动为主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意味深长的一幕。在引进压力来促进内部改革的背景下，“入世”便被看作是对中国改革之路的有力“锁定”。
经济调整的机会
入世意味着民族经济的重新定位，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从总的经济形势来分析，现在中国正面临调整与优化经济结构的问题。全球范围内大的经济结构调整已是惊涛拍岸，势如潮水了，对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掉以轻心。中国在这个时候加入WTO，承诺遵守规则、开放市场，是进行国内产业调整的一个重要条件。
国有企业现在的困难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国有，也是因为这些国有企业是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产业部门。现在来看，很多都属于“夕阳产业”。要想在夕阳产业里搞出最好的经济效益谈何容易？产业本身就决定了它很难走出大的一步。所以，要解决我们的国有企业问题，还必须使我们现在处于“夕阳产业”的国有企业，转变到“朝阳企业”当中去，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地位。
龙永图强调：“我们与美国谈判也好，与WTO的谈判也好，我们作出的最大最困难的决定就是从现在开始，有步骤有条件地开放中国服务产业，这是谈判的核心。服务产业，不是我们平常讲的餐馆行业，它包括电信、银行、保险、证券、商业零售、批发、旅游、海陆空运、会计、律师、咨询服务、广告、教育、文化、贸易外贸等，比我们原想的第三产业广得多。我们这次谈判的核心内容就是承诺逐步地开放这样一些产业，这是谈判最重要的内容。”
“逐步地开放这些产业是中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部分。过去我们学斯大林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大家都说，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看它工农业发展的比例，工业比例越高说明经济越发达。现在，世界上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发达，就要看它的服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中国的所有服务产业占GDP的比重只有35％，而发达国家已占到70％～80％。全世界發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包括巴西、阿根廷）为40％，我们比平均水平还低。所以，我们在产业结构上离发达国家的水平非常远。”
寻找竞争的最佳位置
在国际贸易中难免会发生摩擦，大规模地参与国际贸易，首先应该思考的是，发生纠纷时怎么办？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因为贸易的纠纷所引发的国家关系紧张屡见不鲜，贸易和投资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
从根本上讲，加入WTO是为了给中国未来的几十年营造一个好的国际环境，并在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中寻找最佳位置。此次中美签署“入世”协议，中国成功地坚持了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这无疑为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争得了更好的起跑点。一方面，中国将遵守游戏规则，另一方面，中国也将参与制定游戏规则。而在制定、解释和执行规则方面，难免还会有斗争。
“新门户”开放
我们从未曾像现在这样感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如果讲以前我们感受冲击是从进出口数字变化上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将面临一个全面洞开的世界。
有媒体称加入WTO是新时代的“新门户开放”政策。如果说以前的“改革开放”是表示打开封闭的国门的话，那么，新时代的“门户开放”是在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向世界表明全面融入世界潮流的决心。 国外有媒体评论说：毛泽东创建了中国之门，邓小平实行了开放门户，而现在，江泽民和朱●基则拆除围墙，让中国和世界融为一体！汹涌澎湃的全球化经济力量将突破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障碍，促使中国本着理性和务实的原则，把人类最优秀的文明成果运用于本国的建设中。在以WTO为纽带的世界贸易体系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在外围徘徊的话，我们丧失的不仅是平等公正贸易的机会，更为可怕的是，我们在将来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中将失去提高的机会。游离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外围，实际上等同于现代意义的闭门锁国。
“新门户开放”最引人注目的是，尊重人类共同的价值认同和文明成果，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改变。同时，从心理上来分析，我们也开始承认，并非所有的事，我们都能够自己解决，这是我们历来的一个心理障碍。而能够摆正心态本身就是一个极大进步。
中国会否改变世贸
当中国国内对加入WTO可能带来的巨大变化，大多还在观望阶段时，在国际社会，也有不少对中国这个大国身影的种种疑虑。鉴于中国所拥有的巨大市场，在发展中国家的威望和影响力，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在WTO的存在，对WTO的组织格局必然产生影响。在中国睁开双眼注视世贸的时候，世贸一些成员也用另样的眼光打量这位新的可能加入者。
在种种疑虑之中，关于遵守规则的疑虑是最大的疑团。鉴于在WTO内部经常碰到的贸易纠纷，以及相应的新的贸易障碍不断以新的名目在WTO内部出现，一个相对陌生的庞大市场的进入，给世界带来的除了惊喜之外，还有不少的疑问。
毋庸多说，中国加入WTO使得WTO的整个组织结构显得更加合理。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加入将使发展中国家在WTO中的发言权加重，将为发展中国家争得更多的权利。在WTO内部，几方势力矛盾重重。中国的加入，将使里面的力量对比发生微妙的变化。
不难看出，在将来的世界舞台上，世界贸易组织将会成为几方势力纵横捭阖的一个天地。而中国的加入，将会改变原先的平衡。这将同我们的国家战略紧密相关，亦将成为我们外交战略的重要一环。
失业问题
“加入WTO会造成2000多万人失业”——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这句关于WTO最具杀伤力的话语。但谁都不知道这个数据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这更可怕。
倒是一个加拿大的经济学教授徐滇庆，用了“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计算出的结果是：中国加入WTO所造成的失业人数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500万。
徐滇庆的结论是，由于中国城市劳动力总数大约为1.5亿，新增加的失业率不会超过4％，从整体上来讲，这种冲击是可以承受得了的。相反，中国加入WTO之后有可能使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上升近3个百分点，如果中国在整个服务产业和其他产业方面更广泛地开拓、开发的话，还会创造更多的新的就业机会。
对一些行业来讲，加入WTO可能会造成部分失业，比如汽车行业，进一步开放以后，现有的100多个汽车工厂可能要垮一批。但应当看到，即便不加入WTO，他们也得垮一批。全世界就剩下几个汽车公司了，我们却还有100多个，怎么能够形成规模经济！
此外，“入世”还将创造新的中高收入机会。
从中国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来考虑，今后我们应该更多地创造一些中高收入的就业机会。而这样的就业机会在什么地方？在电信、在银行、在保险、在会计、在一些服务中介机构。如果我们不在这些行业通过和外国的合作迅速地发展起来，我们就不可能创造更多的中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如果我们不能创造这些职位，大量优秀的人才就会跑到国外去。为什么最优秀的清华、北大的学生，一批批地跑到美国去？因为我们没有创造这样一些中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因此，必须发展我们的高技术含量、高知识含量的服务产业。这对中国来说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
这是所有关于WTO争论中最激烈的話题。从媒体的反应来观察，也是最热门的话题：从对各行业的冲击，到汽车价格会否近期下降；从将会有大量的工人失业，到加入WTO以后，每年GDP增长1%……13年以来，从与WTO几次擦肩而过到最后下定决心，人们依然迷惑于这些争执之中。
持“弊大”观点者，大体是认为，随着关税的下降，国门洞开，无异于揖门迎盗。结果将会导致国内经济的大幅倒退，引发企业界（特别是国企）的冬天，进而将对国民经济、政治体制、文化教育、乃至国家安全造成全面的冲击。事莫大焉！不得不慎！持“弊大”论者的极端例子是：将中美关于开放市场的协议定义为“新时代的21条”，“谁在上面签字，谁就是千古罪人”，如此种种，显然缺乏应有的理性。
支撑“弊大”论点的，大多有狭隘的盲目情绪夹杂其中，全然不顾全球市场都在逐步放开的事实，并有意淡化开放市场是在牢牢把握主权的前提之下。当然，支持“弊大”论调者是否有特别的利益在其中，就不得而知了。只是，大家看得很明白，喊声最响的往往都是有钱的主，如电信、金融等等。以前是“叫得最响的奶喝”，现在反过来，“有奶喝的叫得最响”——不见得下岗工人们就如此叫苦连天。这的确是一个很令人琢磨的现象。
这种现象可以从某个方面为“利大弊大”之争作个注解。
“入世”消除“中国威胁论”
不妨作这样的设问：为什么13年来，中央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定不移地要把加入WTO的谈判进行下去，从不动摇，中央有哪些重要的战略考虑？
龙永图对此的解释是：加入WTO，做出遵守规则、开放市场的两个承诺有利于塑造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企业的事应该由企业来干，政府的职能就是营造环境。而政府首先要营造的是一个好的国际环境。由于中国的块头比较大，经济规模较大，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很快，今后10年、20年影响中国在国际上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消除“中国威胁论”。让全世界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感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他们不是一个威胁，而是一个重大的机遇。
怎么做到这一点？加入WTO，承诺遵守市场经济规则，承诺开放市场。为什么？按照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讲，一个国家不管多么强大，如果它是愿意遵守规则的话，这个国家不仅不会对世界造成威胁，而会成为世界发展的积极力量。如果一个国家的市场是开放的话，就不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威胁。所以，通过加入WTO做出两个承诺，对于解除或者减轻“中国威胁论”有重大影响，而解除“中国威胁论”是中国今后营造一个好的国际环境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让步”是不是太多？
提到让步，给人的感觉好像有丧权辱国的味道，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和市场中，开放的结果，只能是让一个社会和市场更加健康。
这次中美WTO协议，在电信、农业、银行等市场上的重大让步，对外国投资者来讲，是难以割舍的商机。跨国公司与中国长期合作的目的是占有部分市场，如果中国不让出部分市场，跨国公司和我们合作就没有动力。但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何尝又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种必要需求？和跨国公司的合作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目的，难道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日益封闭的社会和市场？
加入WTO以及扩大开放，正是世纪之交中国面对未来的最新部署，我们应该以进一步的改革来应对市场开放后的激烈竞争局面，而不应是单纯地一味怨天尤人。
遏制“台独”
从两岸关系来考虑，中国先行一步加入世贸组织，将是牵制台湾“独立”的一张王牌。
在两岸都成为世贸成员之后，按照世贸组织原则，通航、通邮、通商等是起码的前提。由此，台湾将没有理由再拒绝与祖国大陆实行“三通”。
并且，就市场吸引力而言，中国加入世贸以后，中国同美国欧洲的贸易关系将更加紧密，美欧国家将不会放弃自身利益去支持所谓的“台独”。失去美欧的撑腰，台湾将不得不加强同大陆的经济合作，沟通的大门将会越来越宽敞。而合作的结果将会使得两岸的差别日益缩小，从而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
从台湾方面考虑，两岸都入世以后，台湾将难以再像以前那样对台商赴大陆投资设立诸多限制、阻挠，这意味着台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势必增加。台湾当局处心积虑构筑的种种投资贸易障碍将会消失于无形。
在中美签署加入WTO的协议之后，向来强硬的李登辉1999年11月25日在台北举行的经营者大会上表示：“我们愿意依世界贸易组织的规范检讨现行两岸政策，期能更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精神。”——李登辉的态度明显软化。
无论怎么讲，台湾现时的“戒急用忍”外交指向将会随WTO的到来而全面调整，这为两岸关系调整提供了最好的机遇。在未来的岁月中实现“三通”，这是两岸人民的希望。
社会风险：最贵的“门票”
“失业者将是中国加入WTO的一张最贵的门票”，中国社科院的胡鞍钢说。在种种WTO风险之中，又数社会稳定最为人担忧。城市工人失业的可能上升，以及随着国外农产品的进入，大量的农民音乐会流入城市，这很可能加剧城市的混乱。
从决策层面考虑，加入世贸是为了给已经失去改革势头的国内改革注入新的活力。经过20年的改革，我们只能是往前走，已经没有退步的余地了，这种压力是实在的，而改革所产生的这种压力也是实在的。在没有激进改革的情况下，政府已经面临不少棘手的问题。加入世贸需要的是“激进”的改革，政府能否有效消化深层次的问题，这为世间所瞩目。
政府似乎已经意识到问题之所在，开始派官员向社会和地方解释加入世贸组织的决策动机和未来发展规划，以取得上下的共同认同。此举可以理解成是在化解风险。
开放促改革
当改革已经进入第20个年头的时候，我们直面的不再是开放与否的根本问题，而是开放不够，以及如何进一步再开放的选择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利益集团的产生已经成了阻碍我们再开放的障碍；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如何树立改革开放的新思维，已成了改革进入深层次的必然要求。
美国的中国史专家费正清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认为，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发展模式是一种“冲击——回应”的文明发展模式。即在本土文明难以完成自我蜕变，难以实现自我提升演变的时候，只是被动地接受冲击，被动地作出反应。在此过程中，外来的冲击就显得尤为紧要。在近现代史上，这种外来冲击的痕迹无时不在。
当中央作出加入WTO的重大决断时，意味着我们由原先的被动接受冲击向主动引进外力转变。变被动为主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意味深长的一幕。在引进压力来促进内部改革的背景下，“入世”便被看作是对中国改革之路的有力“锁定”。
经济调整的机会
入世意味着民族经济的重新定位，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从总的经济形势来分析，现在中国正面临调整与优化经济结构的问题。全球范围内大的经济结构调整已是惊涛拍岸，势如潮水了，对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掉以轻心。中国在这个时候加入WTO，承诺遵守规则、开放市场，是进行国内产业调整的一个重要条件。
国有企业现在的困难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国有，也是因为这些国有企业是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产业部门。现在来看，很多都属于“夕阳产业”。要想在夕阳产业里搞出最好的经济效益谈何容易？产业本身就决定了它很难走出大的一步。所以，要解决我们的国有企业问题，还必须使我们现在处于“夕阳产业”的国有企业，转变到“朝阳企业”当中去，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地位。
龙永图强调：“我们与美国谈判也好，与WTO的谈判也好，我们作出的最大最困难的决定就是从现在开始，有步骤有条件地开放中国服务产业，这是谈判的核心。服务产业，不是我们平常讲的餐馆行业，它包括电信、银行、保险、证券、商业零售、批发、旅游、海陆空运、会计、律师、咨询服务、广告、教育、文化、贸易外贸等，比我们原想的第三产业广得多。我们这次谈判的核心内容就是承诺逐步地开放这样一些产业，这是谈判最重要的内容。”
“逐步地开放这些产业是中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部分。过去我们学斯大林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大家都说，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看它工农业发展的比例，工业比例越高说明经济越发达。现在，世界上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发达，就要看它的服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中国的所有服务产业占GDP的比重只有35％，而发达国家已占到70％～80％。全世界發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包括巴西、阿根廷）为40％，我们比平均水平还低。所以，我们在产业结构上离发达国家的水平非常远。”
寻找竞争的最佳位置
在国际贸易中难免会发生摩擦，大规模地参与国际贸易，首先应该思考的是，发生纠纷时怎么办？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因为贸易的纠纷所引发的国家关系紧张屡见不鲜，贸易和投资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
从根本上讲，加入WTO是为了给中国未来的几十年营造一个好的国际环境，并在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中寻找最佳位置。此次中美签署“入世”协议，中国成功地坚持了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这无疑为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争得了更好的起跑点。一方面，中国将遵守游戏规则，另一方面，中国也将参与制定游戏规则。而在制定、解释和执行规则方面，难免还会有斗争。
“新门户”开放
我们从未曾像现在这样感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如果讲以前我们感受冲击是从进出口数字变化上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将面临一个全面洞开的世界。
有媒体称加入WTO是新时代的“新门户开放”政策。如果说以前的“改革开放”是表示打开封闭的国门的话，那么，新时代的“门户开放”是在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向世界表明全面融入世界潮流的决心。 国外有媒体评论说：毛泽东创建了中国之门，邓小平实行了开放门户，而现在，江泽民和朱●基则拆除围墙，让中国和世界融为一体！汹涌澎湃的全球化经济力量将突破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障碍，促使中国本着理性和务实的原则，把人类最优秀的文明成果运用于本国的建设中。在以WTO为纽带的世界贸易体系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在外围徘徊的话，我们丧失的不仅是平等公正贸易的机会，更为可怕的是，我们在将来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中将失去提高的机会。游离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外围，实际上等同于现代意义的闭门锁国。
“新门户开放”最引人注目的是，尊重人类共同的价值认同和文明成果，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改变。同时，从心理上来分析，我们也开始承认，并非所有的事，我们都能够自己解决，这是我们历来的一个心理障碍。而能够摆正心态本身就是一个极大进步。
中国会否改变世贸
当中国国内对加入WTO可能带来的巨大变化，大多还在观望阶段时，在国际社会，也有不少对中国这个大国身影的种种疑虑。鉴于中国所拥有的巨大市场，在发展中国家的威望和影响力，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在WTO的存在，对WTO的组织格局必然产生影响。在中国睁开双眼注视世贸的时候，世贸一些成员也用另样的眼光打量这位新的可能加入者。
在种种疑虑之中，关于遵守规则的疑虑是最大的疑团。鉴于在WTO内部经常碰到的贸易纠纷，以及相应的新的贸易障碍不断以新的名目在WTO内部出现，一个相对陌生的庞大市场的进入，给世界带来的除了惊喜之外，还有不少的疑问。
毋庸多说，中国加入WTO使得WTO的整个组织结构显得更加合理。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加入将使发展中国家在WTO中的发言权加重，将为发展中国家争得更多的权利。在WTO内部，几方势力矛盾重重。中国的加入，将使里面的力量对比发生微妙的变化。
不难看出，在将来的世界舞台上，世界贸易组织将会成为几方势力纵横捭阖的一个天地。而中国的加入，将会改变原先的平衡。这将同我们的国家战略紧密相关，亦将成为我们外交战略的重要一环。
失业问题
“加入WTO会造成2000多万人失业”——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这句关于WTO最具杀伤力的话语。但谁都不知道这个数据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这更可怕。
倒是一个加拿大的经济学教授徐滇庆，用了“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计算出的结果是：中国加入WTO所造成的失业人数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500万。
徐滇庆的结论是，由于中国城市劳动力总数大约为1.5亿，新增加的失业率不会超过4％，从整体上来讲，这种冲击是可以承受得了的。相反，中国加入WTO之后有可能使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上升近3个百分点，如果中国在整个服务产业和其他产业方面更广泛地开拓、开发的话，还会创造更多的新的就业机会。
对一些行业来讲，加入WTO可能会造成部分失业，比如汽车行业，进一步开放以后，现有的100多个汽车工厂可能要垮一批。但应当看到，即便不加入WTO，他们也得垮一批。全世界就剩下几个汽车公司了，我们却还有100多个，怎么能够形成规模经济！
此外，“入世”还将创造新的中高收入机会。
从中国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来考虑，今后我们应该更多地创造一些中高收入的就业机会。而这样的就业机会在什么地方？在电信、在银行、在保险、在会计、在一些服务中介机构。如果我们不在这些行业通过和外国的合作迅速地发展起来，我们就不可能创造更多的中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如果我们不能创造这些职位，大量优秀的人才就会跑到国外去。为什么最优秀的清华、北大的学生，一批批地跑到美国去？因为我们没有创造这样一些中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因此，必须发展我们的高技术含量、高知识含量的服务产业。这对中国来说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