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14日至16日，由中国韵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中国宋代文学学会、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文学遗产》杂志等学术团体和单位共同发起，江苏古籍出版社协助主办，“唐圭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在南京师范大学隆重召开。来自海内外的近百名专家学者与会。在研讨会中，词学家曹济平教授作为唐老生前的助手，披露了唐老1945年被中央大学解聘的内幕。1945年秋天，毛泽东主席由延安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当时柳亚子向他“索句”。毛主席遂将写于1936年2月的《沁园春·雪》相赠。同年11月1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编辑吴祖光根据几种手抄稿首次发表此词。重庆《大公报》、《新华日报》等也予以转载，一时轰动山城。其后柳亚子等人的和韵之作也纷纷涌现。这就惊动了国民党当局，他们急于物色文人填词攻击。当时唐老正执教中央大学。有人找到唐老，要求他写一篇文章与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唱反调。唐老不愿意，遂找中文系主任陈中凡问计。陈中凡也主张他坚持不写，甚至连拖延之辞都不能有。于是，唐老回绝此事。逼唐老为“佞词”者为易君左，当时是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专员，又任《时事与政治》杂志社社长，曾相继写《沁园春》和《再谱沁园春》，来“围剿”毛泽东咏雪词。唐老谢绝易氏之命令的信函迄今仍在。据张曾泰先生所藏《名家书简》(万象图书馆民国三十八年二月版)可知此事发生于1946年6月。信中唐老写到：
　　
　　君左仁兄：
　　前在校时曾奉六月十六日手书，嘱为《中国之词》一文，本拟勉应遵命，奈系务(师范学院国文系归并中文系)及新生考试事先后萦心，遂致不获稍握管，有负雅望，慨歉奚如。今小休此间，如可宽假时日，当及此补过也。
　　匆复
　　并颂著安
　　弟唐圭璋顿首
　　八月四日
　　土桥清华中学周光年先生转，月底则返中大。〔1〕
　　
　　尽管唐老措辞委婉，但结果还是得罪了当局，旋被解聘。在此之后四五年中，唐老处于失业状态，生活拮据。然亦正是是非分明，坚持气节，遂使唐老在后来的“文革”中免遭迫害。笔者闻此“内幕”更对唐先生肃然起敬，感慨万端。
　　“气节”，何物?能使人彪炳史册；“气节”，何形?能使人起崇敬之情；“气节”，又有何价值?能使得千百年来文人视之如生命，守之如生命。回顾二十世纪学术史，气节如镜，照出了两类学者的面目：一类如唐先生者，与气节有违之事，决不姑息苟且为之；一类如周作人者，屈于利势而弃气节于身外。气节如剑，洞穿两类学者的名利观可知，一种是为“气节之名”而舍切身之利，一种是为生前之利而弃“气节之名”。气节乃人生之灵魂，有气节者，虽死犹生，永垂不朽；丢气节者，虽生犹死，即使在学术上在事业上有惊人之处，也终为人不齿。譬如，笔者在研究二十世纪词学史时，发现赵尊岳、夏敬观等人的词学成就堪与唐圭璋、夏承焘等人相埒，而其名于今不彰，何则?问诸师长，始知气节不保之故。
　　唐圭璋崇尚气节不惟拒写“佞词”一事。据曹济平先生披露，唐先生出身满族，却到老一直讳言，其中多少带点“革命”成分。再如唐先生与赵尊岳、夏敬观、龙榆生等词学家在抗战以前交游甚密，互相研讨词学，但一旦他们在“汪伪政府”中任职，唐老就毅然划明界线，尝与人相言：“某某已投敌，吾辈当群起而攻之。”王步高先生在《唐门立雪二三事》一文中写道：
　　
　　唐先生十分重视“名节”，尤重民族气节。1987年，我开始为南京大学出版社主编《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时曾多次向唐老请教，他说：“你读过夏老(承焘)主编的《金元明清词选》吗?那本书最好的就是没有收钱谦益等降清的变节分子，你编《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也决不可收钱谦益。”我完全照办了。透过唐老那弱不禁风的身躯，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气节。〔2〕
　　
　　可见，唐先生在学术研究时也是爱憎分明、崇尚气节的。由此，在学术开明的今天，如何对待中国历史上的奸佞贰臣及其在文学、事业等方面的成就，仍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近些年来不是有人在研究贰臣文学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研究它是可以的，但在研究中应当对这些奸佞贰臣的人格气节予以毫不留情的鞭挞才是，应当让这些民族的败类，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因为无论作为一个文人还是学者，如果丧失了人生的灵魂——民族气节，徒有躯壳，还有何人生价值可言?只有那些不趋炎附势、不畏惧势利的文人学者，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脊梁，才是今人与后人的人格楷模!唐老对钱谦益的憎恶与挞伐正反映了一个真正的学者应具有的民族气节。
　　唐先生的“气节”不独体现在民族危机的关头，还体现在政治风暴袭击的时刻。唐先生力荐王仲闻审订《全宋词》即是一例。据曹济平先生《怀念唐圭璋》一文所言，六十年代，由于唐老身体欠佳，患有类风湿关节炎，又得知王仲闻无正式工作，遂向中华书局推荐审稿。文中说道：
　　
　　当时(南京师范学院党委书记)俞明同志就把院党委转来的公函给我看，嘱我转告唐先生并向他了解王仲闻的政治面貌，以便早日复函。俞明同志的谈话虽然非常婉转，但我还是能够领悟其中的深层含意。因为1957年反右斗争以来，有几类人的名字是不能见诸报端的，倘若有不慎，日后会招来很大的麻烦。由于事关紧要，第二天上午，我就匆匆赶到唐先生寓所，告诉他中华书局给院党委来函的意图。唐老先生细听完后，不假思索地说：“我同意这种署名方式。”(即新版《全宋词》采用“唐圭璋编，王仲闻订补”的方式)稍停，他又接着说：“你告诉俞书记，我将另行函告中华书局。”当时我问及王仲闻先生有关政治历史情况时，唐先生一点也说不清楚。〔3〕
　　
　　于此可见，在当时“左”倾政治形势下，唐老仅凭建国前与王仲闻的学术来往，而不顾政治风暴举荐他，并同意王仲闻与己一同署名，是何等的勇毅!再回顾“反右”、“文革”等政治风暴中有多少人极尽“落井下石”之丑行，又有多少人扭曲气节，唐先生的磊落行为不是很值得我们学习么?浏览《唐圭璋先生著述年表》及其著述可发现，他几乎没有一篇阿谀当时政治势力的言论，即使当时流行的那种生搬硬套“马列主义”理论的著述也乏见。那么唐先生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否弃置一旁呢?不是的，正如陶文鹏先生在纪念会所云，唐先生著述中不用“马列主义”的字眼，却多含“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这与当时众多套用政治术语者相比较，又显出了其学术品格之纯正。当代处于和平时期，并不意味着讲气节不重要。民族气节不但还要讲，而且更重要的是讲“学术气节”。所谓“学术气节”，当指尊重人权，尊重学术规范，不急功好利，不哗众取宠，不媚世媚俗等等。凡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不仅要有一流的学问，更应当有高尚的气节。
　　早在1985年唐先生八十五寿辰庆典上，南京大学前校长匡亚明先生在即席陈词中，曾以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概括了唐先生一生的成就，又以“勇者不惧，智者不惑，仁者不忧”来称赞其精神境界，得到了与会者的赞许〔4〕。这里的“不惧”、“不惑”、“不忧”，正是对学者“气节”的具体要求。就唐先生而言，拒写“佞词”，可谓“勇者”；声讨汉奸，可谓“智者”；力荐王仲闻，可谓“仁者”。综观二十世纪学术史，具备“三者”的学者不乏其人，而未臻“三者”的也不在少数。每一个时代的每一次世变，都是对学者气节的考验，惟有处于各种诱惑面前，能捍卫自己的人格、大节的学者，方称得上“有气节”。纪念会上，周勋初先生用毛泽东之语称唐先生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并以为后一句当改为“一个雅极的人”。王水照先生认为，应当学习唐老紧守学术家园、视学术为生命的精神，又引外国名言说：“纪念一个人，纪念的那一天，读读他的书。”至此，不妨再加上一句，纪念一个学者，纪念的那一天，学学他的学术气节!行文至此，且以王季思先生于唐先生八十五寿辰时所填贺词《鹧鸪天》作结。词云：
　　
　　灵谷霜枫映碧天，秦淮烟月侑清筵。一时人物东南美，同学青衫正少年。
　　风雨过，日华鲜，白头相见各欢然。词山曲海浑闲事，乞与高风代代传。
　　
　　注释：
　　〔1〕〔2〕〔3〕〔4〕钟振振编：《词学的辉煌——文学文献学家唐圭璋》，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138、136、59、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