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北京市政协常委。
　　
　　中国经济处于双重转轨的历史时期:一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这属于生产力范畴;另一个是经济体制的转轨,从传统体制转向市场体制,这是生产关系的范畴。
　　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双重转轨非常迅速的时期,通常会出现失业与空位并存的“失业”难题,中国也不例外。
　　对于中国的失业问题,我们曾经做过一项调查,中国目前的失业,大约一半是因为结构性的原因,并非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慢导致就业岗位不足而造成的失业。
　　结构性失业问题靠需求是解决不了的。现在我们拉动内需扩大就业,实际上是解决总量问题,并不能有效解决就业者和就业岗位之间的有效衔接,也就不能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这时候需要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但这是一个中长期的问题,不是短期能奏效的。
　　另外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双重转轨的国家,就业问题突出也有体制性的原因。城乡之间不是同在一个劳动体上,比如农民工,农民工进城之后一开始就面临歧视性的体制。而同时企业已经习惯了“体制性压迫和剥削”所带来的好处,如果改变劳动者就业环境,则会加大企业成本,进而很难生存,所以企业就开始调整自己,降低各个方面的成本,提高效率,而这个博弈过程当中,可能会使失业矛盾进一步恶化。
　　一方面我们有最多的就业人口,另一方面我们的用工需求又在不断下降,怎么办呢?
　　首先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特殊就业阶段,矛盾冲突高发时,一定要特别注意不要一味追求高科技,不要抛弃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在解决就业问题上,我想重点提醒一点,中国某些地方政府不应该简单地去说扩大内需。
　　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对一个国家来说,讲扩大内需的时候一般是以“国”来看,“国内生产总值”一般是指国土管辖主权范围之内的。国家扩大内需能形成对本国产品的需要,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
　　但如果是地方政府刺激内需,效果就不一样了。比如地方政府为了扩大内需提高当地人的收入和购买力,但当地居民拿到钱之后他不一定会买当地的东西。他可能到北京或上海消费,他不一定活跃了你当地的市场需求。提高了当地人的收入,并不一定形成对当地真正市场需求的拉动和增加当地的就业机会。
　　扩大内需这个政策对地方来说,作用的空间并不是非常明确。地方政府要拉动当地、活跃当地经济增长,增加当地就业,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刺激供给方面,而不是刺激需求方面。
　　供给管理主要是提高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对企业来说降低他的成本,提高竞争力,比如加强基础设施的改造、提供更好的服务等,当然最要紧的还是减税。对消费者来说,增加他的社会福利,稳定他的社会预期,提供更美好的生活质量和劳动条件,将使他的积极性更高。
　　而由此带来的好处基本是给当地的,因为你给当地的劳动者和企业以优惠,降低成本或税收,改善环境,受益者都是当地的,不会使得效益向外流动。
　　在中国这样的情况,毫无疑问,短期内刺激需求是必要的。但对地方政府,从一般意义上刺激需求对它是有不确定性的。地方政府更多应该结合当地资源优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努力做一些适合当地的产业,从供给方面刺激经济,进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