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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求政府公开更多UFO信息的呼声并没有停止。
1958年3月8日，凯伊豪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电台采访时，宣称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涉入调查UFO现象并负责罗伯特森小组。一时间，从凯伊豪到一名化学工程师(uFO研究者里昂·大卫森博士)都收到了许多信件。他们要求公开罗伯特森小组的全部报告，并论证中央情报局是否也参与了UFO现象的调查。大卫森相信，不是空军而正是情报局主要负责UFO现象的分析工作，以及调查美国政府最近十年所有的UFO现象。的确，由于u2高空侦察机和黑鸟飞机的资料尚未公开，大卫森还不知道此时他比他自己料想的更加接近事实。然而，中央情报局仍然坚持不公开他们在UFO现象调查中的角色，也拒绝解密完整的报告。
虽然空军代表们聚会讨论如何处理以后出现的像凯伊豪和大卫森等人提出的要求，但中央情报局坚持不解密。由于罗斯科·理莫科特曾经在国家航空现象调查委员会工作，所以与会代表们讨论让情报局法律顾问劳伦斯·豪斯滕拿这份报告给理莫科特过目，认为这样可以避免麻烦。中央情报局官员弗兰克·查平也暗示大卫森可能会有其他动机，“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没有考虑到国家利益”，并提议让联邦调查局去调查。虽然并不清楚联邦调查局有没有调查大卫森和凯伊豪，也不知道豪斯腾有没有把报告拿给理莫科特看，但1962年，理莫科特的确辞职离开了国家航空现象调查委员会。
20世纪50年代，在两个非常著名的UFO案例中，大卫森和凯伊豪的行为使公众更加不信任中央情报局。一件事是无线电广播的磁带录音，另一件是一张飞碟的照片。“广播代码”事件起源于1955年，芝加哥的两个姐妹米尔德里德和玛瑞·梅尔在《航天杂志》上讲述了她们的经历，其中包括未经辨认的广播节目录音。两姐妹录下了这个节目，一些电台接线员也称他们听到了“太空信息”。此事引起了科学信息处的关注，他们要求科学联络部门去找出这份磁带录音。
联络部的官员德维尔特·沃尔克与这两姐妹取得联系，并约定了见面的时间。政府对此事的兴趣，使得两姐妹很惊讶。为了获取磁带录音，中央情报局官员谎称他们碰巧也见到过这一场景。沃尔克发电报给总部：“现在就缺用酒来庆祝了。”在检查了姐妹俩的剪贴簿后，他们得到了一份录音副本!科学情报处分析了这盘磁带，发现这不过是美国电台的莫尔斯电码。
1957年，UFO研究者里昂·大卫森在与玛瑞两姐妹的交谈中得知，她们曾见过一位自称来自空军的官员沃尔克先生。大卫森认为他是来自代顿市空军基地的情报工作人员，于是他写信给沃尔克询问空军是否已经在空军技术情报中心分析过那盘磁带。沃尔克回复说磁带已经转交到有关部门进行评定，但还没有得出结论。这让大卫森感到不满，他怀疑沃尔克是一名真正的情报人员，于是写信给国防委员会情报处的艾伦·杜莱斯，要求告知电码信息并询问沃尔克的身份。情报局想掩饰沃尔克的真实身份，回复称政府的另一个部门正在分析那盘磁带，之后空军会给大卫森回信。8月5日，空军回信给大卫森，称沃尔克“过去、现在都是空军的工作人员”，而那盘磁带是由政府的另一个机构负责分析的。空军的来信证实了录音只是美国合法电台发出的莫尔斯电码。
大卫森再次写信给杜莱斯，这次他想知道莫尔斯电码发出者的身份以及负责分析磁带的机构名称。中央情报局和空军都感到很为难，因为中央情报局之前就否认了他们正在分析那盘磁带，而且空军也否认了此事，并称沃尔克是空军的工作人员。情报局官员秘密联系了在芝加哥的大卫森并向他许诺破译磁带之后，他们会尽可能快地告知其电码的译文以及发报员的身份。
为了安抚大卫森，又有一位情报局官员穿着空军制服，在纽约联系到了大卫森。情报局官员解释说并没有上级部门卷入此事，空军的政策是不能公开谁在做什么事。而大卫森好像接受了这一说法，不过他仍要求公开录音信息的来源。情报局官员同意了他的要求。在与总部联系后，这位官员打电话给大卫森告诉他整个检查已经完成了，信号来自美国本土，而当时的磁带记录已经被销毁，保存为档案。
大卫森觉察到这只是个借口，这激怒了他。他告诉那位情报官员：“他和情报局是在销毁那些可能告发他们的记录。”联络部门认为越与大卫森接触，越会引发他的推测。于是联络部门向国防委员会、情报局、空中技术情报中心报告，建议不要再回复或联系大卫森。因此，情报处和空军联手很糟糕地处理了一个又小又奇怪的事件，但这却再次激起了人们对UFO事件神秘感的好奇心，以及人们对中央情报局在调查中所处的角色的关注。
然而，几个月后的另一件小事也使得人们不断质疑中央情报局在UFO事件调查中的真正角色。情报局的保密措施反而使事情弄巧成拙。1958年，少校凯伊豪指责情报局有意让目击者向公众隐瞒事实真相。
事件起源于1957年11月。科学情报处和联络部门向摄影师梅荷索要他于1952年在克利夫兰拍摄的UFO照片。一名联络处的官员亨瑞·瑞尔与梅荷联系并得到了几张照片去分析。1957年12月12日，另一位联络处工作人员约翰·黑森返还了五张照片，但未对照片做出任何评论。梅荷请情报处对照片加以评价，因为他开办了一个电视节目向公众简要介绍UFO。在节目中他想提到美国情报组织检查了这些照片，并且对此也很感兴趣。虽然黑森建议梅荷不要这样做，但他又声明梅荷是美国公民，他有权决定应该怎样做。
随后，凯伊豪联系到梅荷，梅荷告诉他整个关于中央情报局和照片的事。于是，凯伊豪请中央情报局用书面形式证实黑森是其成员，借此事揭露情报局在UFO调查中的角色。虽然联络处代表的态度很明显，他们刊登了证实与情报局合作的协议，但情报局还是拒绝承认。国防委员会情报处托莱斯的助手约翰·耶尔曼只是给凯伊豪寄去一封含糊的信，上面提到因为要由空军负责UFO研究，所以中央情报局已经把他的信转交到空军，希望他们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就像对大卫森的答复一样，情报局给凯伊豪的信件证明了他们参与UFO事件研究的这一推测，因此要求情报局公开UFO信息的呼声再一次响起。
尽管情报局对UFO事件的兴趣正在日益消退，但他们仍然在继续监控诸如UFO之类的现象，情报局官员感觉他们需要信息灵通。(待续)
1958年3月8日，凯伊豪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电台采访时，宣称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涉入调查UFO现象并负责罗伯特森小组。一时间，从凯伊豪到一名化学工程师(uFO研究者里昂·大卫森博士)都收到了许多信件。他们要求公开罗伯特森小组的全部报告，并论证中央情报局是否也参与了UFO现象的调查。大卫森相信，不是空军而正是情报局主要负责UFO现象的分析工作，以及调查美国政府最近十年所有的UFO现象。的确，由于u2高空侦察机和黑鸟飞机的资料尚未公开，大卫森还不知道此时他比他自己料想的更加接近事实。然而，中央情报局仍然坚持不公开他们在UFO现象调查中的角色，也拒绝解密完整的报告。
虽然空军代表们聚会讨论如何处理以后出现的像凯伊豪和大卫森等人提出的要求，但中央情报局坚持不解密。由于罗斯科·理莫科特曾经在国家航空现象调查委员会工作，所以与会代表们讨论让情报局法律顾问劳伦斯·豪斯滕拿这份报告给理莫科特过目，认为这样可以避免麻烦。中央情报局官员弗兰克·查平也暗示大卫森可能会有其他动机，“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没有考虑到国家利益”，并提议让联邦调查局去调查。虽然并不清楚联邦调查局有没有调查大卫森和凯伊豪，也不知道豪斯腾有没有把报告拿给理莫科特看，但1962年，理莫科特的确辞职离开了国家航空现象调查委员会。
20世纪50年代，在两个非常著名的UFO案例中，大卫森和凯伊豪的行为使公众更加不信任中央情报局。一件事是无线电广播的磁带录音，另一件是一张飞碟的照片。“广播代码”事件起源于1955年，芝加哥的两个姐妹米尔德里德和玛瑞·梅尔在《航天杂志》上讲述了她们的经历，其中包括未经辨认的广播节目录音。两姐妹录下了这个节目，一些电台接线员也称他们听到了“太空信息”。此事引起了科学信息处的关注，他们要求科学联络部门去找出这份磁带录音。
联络部的官员德维尔特·沃尔克与这两姐妹取得联系，并约定了见面的时间。政府对此事的兴趣，使得两姐妹很惊讶。为了获取磁带录音，中央情报局官员谎称他们碰巧也见到过这一场景。沃尔克发电报给总部：“现在就缺用酒来庆祝了。”在检查了姐妹俩的剪贴簿后，他们得到了一份录音副本!科学情报处分析了这盘磁带，发现这不过是美国电台的莫尔斯电码。
1957年，UFO研究者里昂·大卫森在与玛瑞两姐妹的交谈中得知，她们曾见过一位自称来自空军的官员沃尔克先生。大卫森认为他是来自代顿市空军基地的情报工作人员，于是他写信给沃尔克询问空军是否已经在空军技术情报中心分析过那盘磁带。沃尔克回复说磁带已经转交到有关部门进行评定，但还没有得出结论。这让大卫森感到不满，他怀疑沃尔克是一名真正的情报人员，于是写信给国防委员会情报处的艾伦·杜莱斯，要求告知电码信息并询问沃尔克的身份。情报局想掩饰沃尔克的真实身份，回复称政府的另一个部门正在分析那盘磁带，之后空军会给大卫森回信。8月5日，空军回信给大卫森，称沃尔克“过去、现在都是空军的工作人员”，而那盘磁带是由政府的另一个机构负责分析的。空军的来信证实了录音只是美国合法电台发出的莫尔斯电码。
大卫森再次写信给杜莱斯，这次他想知道莫尔斯电码发出者的身份以及负责分析磁带的机构名称。中央情报局和空军都感到很为难，因为中央情报局之前就否认了他们正在分析那盘磁带，而且空军也否认了此事，并称沃尔克是空军的工作人员。情报局官员秘密联系了在芝加哥的大卫森并向他许诺破译磁带之后，他们会尽可能快地告知其电码的译文以及发报员的身份。
为了安抚大卫森，又有一位情报局官员穿着空军制服，在纽约联系到了大卫森。情报局官员解释说并没有上级部门卷入此事，空军的政策是不能公开谁在做什么事。而大卫森好像接受了这一说法，不过他仍要求公开录音信息的来源。情报局官员同意了他的要求。在与总部联系后，这位官员打电话给大卫森告诉他整个检查已经完成了，信号来自美国本土，而当时的磁带记录已经被销毁，保存为档案。
大卫森觉察到这只是个借口，这激怒了他。他告诉那位情报官员：“他和情报局是在销毁那些可能告发他们的记录。”联络部门认为越与大卫森接触，越会引发他的推测。于是联络部门向国防委员会、情报局、空中技术情报中心报告，建议不要再回复或联系大卫森。因此，情报处和空军联手很糟糕地处理了一个又小又奇怪的事件，但这却再次激起了人们对UFO事件神秘感的好奇心，以及人们对中央情报局在调查中所处的角色的关注。
然而，几个月后的另一件小事也使得人们不断质疑中央情报局在UFO事件调查中的真正角色。情报局的保密措施反而使事情弄巧成拙。1958年，少校凯伊豪指责情报局有意让目击者向公众隐瞒事实真相。
事件起源于1957年11月。科学情报处和联络部门向摄影师梅荷索要他于1952年在克利夫兰拍摄的UFO照片。一名联络处的官员亨瑞·瑞尔与梅荷联系并得到了几张照片去分析。1957年12月12日，另一位联络处工作人员约翰·黑森返还了五张照片，但未对照片做出任何评论。梅荷请情报处对照片加以评价，因为他开办了一个电视节目向公众简要介绍UFO。在节目中他想提到美国情报组织检查了这些照片，并且对此也很感兴趣。虽然黑森建议梅荷不要这样做，但他又声明梅荷是美国公民，他有权决定应该怎样做。
随后，凯伊豪联系到梅荷，梅荷告诉他整个关于中央情报局和照片的事。于是，凯伊豪请中央情报局用书面形式证实黑森是其成员，借此事揭露情报局在UFO调查中的角色。虽然联络处代表的态度很明显，他们刊登了证实与情报局合作的协议，但情报局还是拒绝承认。国防委员会情报处托莱斯的助手约翰·耶尔曼只是给凯伊豪寄去一封含糊的信，上面提到因为要由空军负责UFO研究，所以中央情报局已经把他的信转交到空军，希望他们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就像对大卫森的答复一样，情报局给凯伊豪的信件证明了他们参与UFO事件研究的这一推测，因此要求情报局公开UFO信息的呼声再一次响起。
尽管情报局对UFO事件的兴趣正在日益消退，但他们仍然在继续监控诸如UFO之类的现象，情报局官员感觉他们需要信息灵通。(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