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下半年，我在北京十所大学巡回演讲过程中，北大和人大的学生，分别问了我一个相同的问题：为什么说规模需求理论是信息时代的新经济学?直到今天，2006年的最后一天，我还在思考这个问题。
　　规模需求理论诞生在21世纪的中国，完全起源于经济实践。作为世界经济体系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中国正在经历着千年等一回的机会，不论经验还是教训，都绝对是一座经济学研究的超级富矿。我一直认为规模需求理论，尚是一块未曾雕琢的璞玉，希望众位大师共同雕刻成一块奇石美玉。
　　


　　2005年，我的一篇题为《团购：乌托邦游戏》的文章，曾经得到了大家的肯定。文中描述了规模需求理论的微观部分，将传统经济学从资源到需求的单向配置改良为资源和需求的双向配置。
　　2006年，我续写了《换客：又一个乌托邦游戏?》。大意为：在工业社会，陌生人使用不记名的货币交换标准化的物品；在信息社会，“透明”的人用系列货币购买个性化的商品。文中提到了规模需求理论的宏观部分，即用以子币为代表的多层次货币体系替代传统的单一货币，来解决传统经济学的两个难问题。
　　也许是由于巧合，这两篇文章，分别代表我的微观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的文章，都是从网络现象说起的。所以同学们的提问完全可以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规模需求理论是信息时代的新经济学，是未来的经济学理论。
　　虽然未来学是典型的边缘学科，但决不意味着规模需求理论是边缘经济学。恰恰相反，它一直力求贴近实际。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的年代，转型的年代必然问题多多。作为一个合格的经济学者，应该及时给出答案。不仅要回答未来方向在哪里，还要具体回答明天该怎么走。
　　我这样做的理由是，传统经济学对实践不太重视。他们一向只演绎理论，不给现实答案。因此，秉承“原创性理论、建设性解决”的宗旨，规模需求理论特别注重方法论，因为它的根基就来自于实践的真知。理论来自现实问题，最后一定要回头去解决实际问题。不但解决，还要解决得宽泛。不能在某些领域有效，某些领域无效；也不能只在中国有效，在外国就无效。
　　尽管如此，仍然有不少自称规模需求理论“FANS”的朋友，给我发了很多封电子邮件，呼吁我更多地关注民生。起初我感到非常诧异，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一直在努力解决现实问题呀。比如边际效用归零论，比如有限选择论，比如契约化负效用与消费经纪中介，都是和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
　　就在2006年，我忽然间意识到，过分重视理论应用的倾向，是我的缺点和疏漏。没有站在更高的角度往更远的前方看。因此，2006年规模需求理论开始研究宏观经济学，我提出了几个元素级的概念，比如货现率，比如子币，比如货权。并且针对传统经济学顾此失彼、左右为难的问题，尝试从一到多的新思路：用以子币为代表的多层次货币体系替代单一货币；用利率和货现率的双重调节工具替代利率。这跟以前我们用资源和需求双向配置替代资源到需求的单向配置，异曲同工。
　　当然，无论我们怎样重视应用，一切都还只限于文章。虽然方法可行，也有步骤有计划，终还是纸上谈兵。所以，站在2007年的门槛上，我开始计划搞一个试验田，把规模需求理论部分地用于一个商业示范项目，用实践来实验理论。然后中试，推广。不过，微观经济学的实验比较容易操作，而宏观上的很多问题，不是靠一个企业或者某个项目能够完成实验的，必须由政府出台法规、政策和相关配套措施，才能够进行。
　　正如中央财经大学一位同学问我的，既然规模需求理论能够解决房地产、农民增收、投资过热、内需不足等那么多问题，那政府什么时候才会采纳我的建议并制定相关政策呢?那一天距离我们还有多远?
　　我记得当时我做了很长时间的回答，但显然答所非问。我不是政策制定者的智囊，我现在能想到的是做一个可广泛复制的商业模型，把它变成一架播种机，至于是从“民生”到“国计”，还是从“国计”到“民生”，我只知道这是我的新长征，我会一直向前不止步，因为方向是正确的。
　　2006年12月31日